马其芳[1]2004年在《雅安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依据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土地利用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了雅安市土地利用数量、程度变化的基本态势，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变化的时空规律，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以及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建立土地利用—驱动因子模型。最后针对土地利用中存在问题，提出实现雅安市土地持续利用的对策。 通过分析，文章得出以下有意义的结论： 1996-2002年间，雅安市土地利用在数量上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其中耕地数量在减少；园地在不断增加；林地变化总的念势是在增加；牧草地、水域变化较缓和，略有增加；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增加速度较快；末利用地在不断减少，减少幅度不大，但是由于其基数大，所以减少面积较大。其中，1996-1999年各类土地变化的幅度要比后叁年的变化幅度剧烈。 1996-2002年间雅安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R＜0，表明该区土地利用处于调整期。其中，土地利用程度变化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有雨城区、名山县、天全县、荥经县、石棉县。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最小的是宝兴县。 1996-2002年，各县(区)土地利用变化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其中，耕地相对变化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有名山县、汉源县、芦山县、宝兴县，耕地利用相对变化率大致分布的空间格局是：北部和南部相对变化大，中部相对变化小；全市的园地变化基本上集中在南部；除了石棉县，其余各地的林地相对变化率均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牧草地相对变化最大的是雨城区；全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水域相对变化率差异不大；交通用地相对变化较大的是雨城区、名山县；未利用地以荥经县、天全县、石棉县相对变化率较大。 通过定量定性分析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发现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策等因素是导致雅安市土地利用／覆盖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其中，人口是导致垦殖率发生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力；固定资产投资、退耕还林政策与粮食生产等比较经济利益驱动的作用是导致林地比例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城市化水平是导致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比例发生变化的主导因子；固定资产投资是导致未利用土地比例发生变化的主导因子。 提出实现雅安市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对策:建立土地利用的生态发展模式，建立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抓好土地环境的整治和保护，上地制度创新等，以期为西部大开发和环境保护、生态重建等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
王亮[2]2016年在《盐城海岸带土地利用及其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盐城海岸带及各县市为研究对象,以1984年、1990年、1996年、2002年、2009年和2014年六期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为主要的研究数据源,结合统计资料、实测数据、地形图等辅助资料,运用RS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全面研究了该区域在过去30年中的土地覆被(LUCC)的时空特征和生态功能的变化,运用CCA分析方法定量研究了盐城海岸带LUCC的驱动力和驱动机制。利用灾变理论与PSR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盐城海岸带近十几年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研究,利用Mann-Kendall’s检验方法研究盐城海岸带土地生态安全的变化趋势。基于GIS空间分析通过网格数据在更小空间尺度上探讨了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变趋势,利用In VEST模型下的Biodiversity模块对盐城海岸带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最后用约束条件和各种目标函数构建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综合效益为目标导向方案,对盐城海岸带及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数量优化,进行空间优化,最后提出该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建议。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研究表明盐城海岸带及各县市的LUCC的时空特征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盐蒿、芦苇等为主的自然地物的比例不断下降,而以居民工矿用地和农田为主体的人工地物的比例持续上升,到了2014年人工地物占比高达79%,反映了人类活动对盐城海岸带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结构的影响。(2)土地利用动态度方面,居民工矿用地是变化最剧烈的用地类型,其动态度高达29.59%/a,养殖池、农田与林地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也较大,分别是13.25%/a、11.37%/a和8.70%/a,进一步反映了研究时段人类活动对本区域的影响,在各县市区尺度上,盐城海岸带南部的东台、大丰人工地物的土地利用动态度较大,而北部的响水、滨海和射阳自然地物的土地利用动态度较大;研究区域内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也表现出同样的增长趋势;盐城海岸带及各县市的土地垦殖指数、土地利用开发指数和土地利用率在各研究时段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2014年土地垦殖指数按照从大到小排序为大丰>东台>滨海>响水>射阳,2014年土地利用开发指数按照从大到小排序为东台>滨海>大丰>射阳>响水,2014年土地利用率指数按照从大到小排序为响水>滨海>射阳>大丰>东台。(3)通过洛伦兹曲线图分析得出响水的土地利用集中程度在研究时段内都是最高的,滨海和东台的土地利用集中度也高于平均水平,大丰和射阳的土地利用集中度比平均水平要低。盐城海岸带围垦土地时空分析中,盐城海岸带在1984至2014年间共圈围土地61540ha,其中1996年至2002年围垦土地数量最多,为15940ha,数量最小的是在1984-1990年,仅为9330ha。从各县市看,大丰是研究区域内围垦比例最大的县市,占比为30.92%,共圈围土地19030ha,大丰在不同研究区间围垦土地的数量又有明显区别,射阳是盐城海岸带围垦比例第二大的县市,占比为30.52%,共圈围土地18780ha,其中1996年至2002年围垦土地数量最大,为5390ha,东台市2009年至2014年围垦土地数量最多,为6860ha;盐城海岸带围垦用地的主要流向是光滩为主的未利用地,养殖池、林地和农田占比例也比较大。(4)在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方面,该研究区域各县市的土地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及综合要素在研究时段内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研究起始年份2002年的压力-状态-响应及综合生态安全数值较小。在各要素中,极安全等级在研究时段内占比重较小,主要以中等安全和不安全等级为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等级有下降的趋势。在利用Mann-Kendall’s检验方法研究盐城海岸带土地生态安全的变化趋势和突变现象中发现,各海岸带的压力要素、响应值、状态值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的发展趋势和出现突变点的时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利用网格分析,在研究时段内盐城海岸带的生态承载力指数有所增加,平均稳定指数由0.575增加至0.872,各网格的生态系统稳定度指数和平均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由0.8813、0.8180下降至0.5531、0.5832。1984年至2014年盐城海岸带区域各网格土地生态系统安全指数的平均值由0.6248下降至0.5671,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北部,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与集聚性。利用In VEST模型下的Biodiversity模块对盐城海岸带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整体生境质量取值从0.69降至0.43,生境质量下降,多样性变低。随着沿海开发战略的推进,生境质量等级高的滩涂大面积被围垦成养殖农田、人工表面等低等级用地类型,生境质量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变差。同样,由于城镇化的扩张、围海港口建设、围海造田的力度加大,生境质量退化显着,沿海滩涂部分岸段的生境质量退化迅速。(5)在盐城海岸带的土地利用优化方案中,无论是经济导向还是生态效益导向,都只是注重了土地利用的经济发展或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于土地的科学利用,在综合效益下的土地优化方案是同时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土地利用模式,在此模式下,盐城海岸带及各县市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研究区域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海岸带的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也比较合理,沿海城镇、产业与港口联动的综合效益比较高,本文认为该方案可以作为盐城海岸带土地利用数量与结构优化方案。基于先前研究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进行土地利用空间优化,最后提出了盐城海岸带土地利用实现科学发展的措施。
王寒梅[3]2007年在《内江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预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之一。城市作为人类行为对自然景观影响最剧烈的区域，它的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以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区的典型代表内江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已建成的土地利用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在分析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对内江市1997～2005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探求该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规律；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探寻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利用马尔柯夫模型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该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为：(1)内江市土地利用现状以耕地和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占主导地位，其中耕地面积占全区域总面积的47.20％，土地利用率达到79.24％，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尚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达20.76％。(2)内江市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分析，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速度和转移矩阵分析。结果表明：1997～2005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较大幅度变化，总体上呈现耕地、未利用地、水域面积显着减小和园地、林地、牧草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大的趋势，其中耕地面积减幅最大，达9936.11hm~2，林地增幅最大，达7032.23 hm~2；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度依次为园地＞交通用地＞林地＞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水域，其中园地为2.67％，水域为-0.01％，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分析得出，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农业结构内部调整、“退耕还林”是导致内江市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3)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包括景观偏离度、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内江市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增长，土地利用率逐渐提高；除市中区处于调整期外，各区县及整个内江市的土地利用程度处于一种上升趋势；由于耕地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整体趋势变化幅度不大，内江市的土地利用处于一个平稳发展时期。(4)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地类东南部、北部和西南部相对变化大，中部相对变化小，隆昌县尤为突出，所有地类的相对变化率均大于整个内江市的土地利用变化率，其中水域相对变化率最大，为18.04％。(5)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差异分析，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分析、集中化分析、土地区位意义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结果表明内江市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即各种土地类型的齐全程度总体较高；土地利用集中程度较高，各地类在不同区域的分布都具有较强的区位意义，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强度进一步增强。(6) 1997～2005年间，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驱动力分析得出：人口增长、工业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是内江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的驱动因素。(7)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分析表明：内江市耕地、未利用地、园地、林地面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呈现减少的趋势，其中耕地减少幅度仍为最大；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仍呈增加状态，其中以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增长幅度最大，水域变化幅度不大。
马其芳, 邓良基, 黄贤金[4]2005年在《盆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文中提出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数量、程度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强度值指标.通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中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发展、退耕还林政策是影响雅安市耕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退耕还林政策和粮食产量是林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总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子,并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科学地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合理地调整农业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以及推进农地流转与集中等方面,就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尤其是如何有效协调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经济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张玲[5]2005年在《基于RS和GIS的雅安市雨城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是川西地区中、低山地形的代表。为研究1993年该地区土地利用现状详查以来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在RS和GIS技术支持下,对1993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01年Landsat5 TM遥感卫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ERDSA软件处理TM图像,包括进行图像投影变换、采用叁次多项式间接变换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几何纠正、通过主成分变换对图像进行增强处理、通过掩膜运算利用行政区划栅格图像文件实现TM图像的不规则裁剪、建立雨城区TM影像的遥感判读标志、采用监督分类获得2001年土地利用分类图;使用MapInfo软件和ArcGIS软件,将比例尺为1∶5万的1993年雨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地形图的栅格图像进行纠正、配准、矢量化、拓扑查错、文件转换、建立高程模型,并且进行迭加、统计等空间分析。 根据研究区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以200m为一带,将全区分为第Ⅰ带(500m～700m)、第Ⅱ带(700m～900m)、第Ⅲ带(900m～1200m)和第Ⅳ带(>1200m)四个子研究区。分别讨论各子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研究发现:(1) 从雨城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看,旱地数量随海拔高度的上升呈上升趋势,至第Ⅳ带地区急剧减少;水田数量随海拔高度的上升呈减少趋势,但在第Ⅲ带地区数量有少许增加;灌木林地和有林地的分布情况相似,数量均随海拔高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但有林地上升幅度更大;建设用地数量随海拔的升高而下降,但在其间有较小的波动。(2) 从各子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看,通过对各区域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和相对变化率的分析得知,1993年至2001年,雨城区土地利用总体的动态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向林地和建设用地转换,同时在四个子研究区中,第Ⅳ带的动态变化相对较大,而第Ⅰ带和第Ⅱ带的动态变化则相对较弱。 经过调查分析,本研究认为地形地貌、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是雨城区土地利用/覆盖的基本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以及生态退耕等社会经济因素则是该地区土地利用发生时空变化的主导影响因素。因此综合运用土地管理的各种手段进行合理的土地开发和利用,本着兼顾数量质量,保护耕地、增加林地、控制建设用地的原则,施行合理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改造中低产田等措施,是实现中低山地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陈志[6]2014年在《抚河上游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驱动力研究》文中指出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其属性包括自然和经济属性。自然属性是土地本身固有的，短时间内不轻易改变，经济属性则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土地的过程中人与土地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不断的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使土地覆被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至，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已成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驱动力，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影响人类生活。在人类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受到高度重视，其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本文选择抚河上游流域为研究区，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四期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为主要数据源，基于遥感和GIS技术方法，通过人机交互解译，获取了区域四个时相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转移矩阵等动态变化模型，揭示了抚河上游区域1995-2010年间土地利用与覆被的变化特征。并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选取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景观格局指数，通过Fragstats3.3软件计算定量地描述了研究区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同时以研究区1995-2010年十五年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在SPSS软件平台的支持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进行了驱动力分析，而后进一步总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以期为研究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和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等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其中林地是分布最广泛的土地利用类型，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0%以上；耕地面积位居其次，占总面积的21%左右。总体来看林地和耕地两者面积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而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所占比例较小，四者面积总和还不到总面积的8%。（2）抚河上游区域1995-2010年各阶段土地利用/覆被类型间转化明显。从整体上看，耕地、草地面积持续下降，转出大于转入，其中耕地主要转出方向为建设占用以及水域，面积共减少6422.5hm2，草地主要流出方向为果园的开发，面积共减少11954.47hm2；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长，转入大于转出，其中林地转入来源主要是草地，转出流向为耕地和草地，面积共增加12624.27hm2；水域面积增加1470hm2；建设用地主要转入来源为耕地，转出主要流向为耕地，面积共增加4325.86hm2，未利用土地随着区域土地开发有所减少，变化不大。（3）从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变化特征和状态指数来看，1995-2010年总体上，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0，面积递减，且递减程度越来越剧烈；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0，面积增加。土地利用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阶段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均小于0，该时段内区域土地利用处于衰退期，有待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程度，2005-2010年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大于0，土地利用处于快速发展期。（4）从抚河上游区域各个生态景观指数计算和分析的结果来看，整体上景观类型处于不稳定状态，景观生态过程较为活跃，各景观斑块间的差异较大，大斑块数有所增多，斑块数目减少，破碎化程度及景观多样性略有下降。（5）通过对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覆被驱动力定性描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在大幅度增强，人类活动对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正在加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进步，这叁个因素是促使抚河上游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
赖础天[7]2016年在《德兴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文中认为土地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土地也是漫长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进行一切生产活动的载体。因此它一般包含经济与自然两种属性。土地所固有的属性是自然属性,在一定时间内都比较稳定,不易发生变化。而人们为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需求对土地进行开拓和利用的行为则体现了其经济属性。直到现代社会,土地的经济属性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层出不穷,土地资源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反而越来越快,对本已匮乏的土地资源仍在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土地覆被变化的形势格局已然十分严峻,如不加以控制和改善,其状况势必会威胁到人类生存。认识到这个问题,自20世纪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提出,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土地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对土地现状的研究和如何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土地的问题,众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对策和意见。江西省德兴市是典型的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其土地利用情况在近几十年来也势必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获取其卫星影像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2014年),使用ENVI和ArcGIS软件对其进行后期处理,再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相关分析方法,操作运行Fragstats软件,对德兴市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计算和分析,最后结合所获取的德兴市2000年到2013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和耕地面积数据(2013年之后的数据难以获取),使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再将主成分分析后筛选出的因素结合STIRPAT耕地变化驱动力模型进行拟合处理,对造成德兴市耕地变化的驱动力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林地是德兴市占地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占德兴市总面积的80%左右。其次是耕地,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10%左右,水体、建筑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分布面积较小,叁者相加的面积才还不到总面积的10%。(2)德兴市2000-2014年间各时段各类型土地之间的相互转化比较频繁。从整个阶段来看,耕地、林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的总量都在不断下降,总的转出部分面积大于转入部分面积,流出方向大部分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总量不断增长,转入量大于转出量,2000-2014年共增长了 1725.9hm2,其来源分别为耕地和林地。(3)根据德兴市土地利用类型各种变化特征的分析与计算,2000-2014年间德兴市耕地、林地、水域和其他用地几种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计算结果小于0,表明这几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在2000-2014年内总体呈下降状态;建设用地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的计算结果大于0,表明其面积在2000-2014年内总体呈上升状态。2000-2014年阶段,德兴市的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指数和变化率指数的计算结果都大于0,说明该时段内德兴市土地利用水平始终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4)通过对德兴市各层级景观格局指数的分析和计算可知,林地占总面积的比例最大,是研究区的基础和主导景观类型,支配和控制着整个区域。2000-2014年之间,德兴市的斑块数、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总体都在降低,而聚集度和斑块结合度指数都在逐渐加大,表明该地区内各种景观类型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复杂性降低,大斑块增多,不均匀性、不稳定性增强。斑块数、斑块密度、边界密度、多样性指数、聚集度和均匀度指数表现为先减后增再减的过程,分离度、分维数与蔓延度指数变化表现为先增后减再增。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变化是最明显的,其斑块正向着规模化趋势扩张。耕地、林地与未利用地的比例在降低,与建设用地之间的转移较为频繁。(5)通过对德兴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将影响德兴市地区耕地变化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政策支持。德兴市政府对社会经济和耕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大,其中,社会经济发展对德兴市耕地面积的下降有一定推动作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遏制耕地数量的减少,同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缓解了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同时保持着经济的稳步增长。
田红霞[8]2007年在《如皋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土地利用,也就是人类的水土开发活动,引起了土地覆盖的演变,影响着地表景观格局结构与变化,从而也改变了局部的、区域的生态环境格局,甚至给大尺度范围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如皋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对如皋市1997-2004年土地利用数据加以统计分析,得出如皋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1997-2004年间如皋市居民点工矿用地与交通用地大幅增加;耕地、园地减少与建设用地扩张关系密切;未利用地大面积减少。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公式测算了如皋市土地利用速度变化,结果为:未利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动态度较大,水利设施与居民点工矿用地动态度次之,林地动态度最小。运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如皋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评价,得出如皋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水平(0.69)低于生态环境质量水平(0.76)。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主要从生态整治分区、生态网络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利用模式等方面进行调控。
刘敏红[9]2011年在《基于RS和GIS的二郎山地区土地利用动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课题。但以往多数研究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平原和丘陵地区,对欠发达的山地地区研究较少。而山地作为对全球变化最为敏感的响应区域之一,其生态环境正日益经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区地处第一、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探究其土地利用/覆被演变机制,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遥感和GIS技术为依托,提取二郎山地区1994年、2000年及2009年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以此构建土地利用/覆被演变图谱,分析其潜在的时空演替规律,探讨其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土地利用分布格局:林地广泛分布,但耕地资源匮乏,人地矛盾突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极小,反映了区内经济的欠发达;尽管其它土地面积较大,但多分布于高海拔地区,可利用程度低。(2)土地利用变化幅度:1994~2009年间,在八大土地利用类型中,园地变化幅度最大,达97.49%;其次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分别为43.04%和36.70%;耕地与其它土地在15年间持续减少,变化幅度为-28.77%和-19.72;林地与草地变化幅度极小,仅2.52%和2.1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各二级地类变化情况较为复杂。(3)土地利用变化方向:耕地主要转换为林地、园地、草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林地主要流向其它土地与草地,草地主要流向林地与其它土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主要向林地流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流向其它土地,其它土地主要流向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草地;期间,区内最主要的转换类型为:其它土地与林、草、水间的相互转换,耕地向林地、园地、草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转换。(4)土地利用变化坡向分异性:在土地利用变化速度上,东、西坡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趋势一致(草地除外),但变化速率存在一定差异,园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的变化速度东坡快于西坡,其余则较西坡慢;东、西坡主要转换类型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东坡较西坡多了耕地-草地及耕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两种转化类型,而西坡较东坡多了其它土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此外,主要转换类型的百分比排列顺序亦存在坡向分异性,东坡第一大转化类型为耕地向林地的转化,而西坡为其它土地向林地的转换,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气候条件及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在东西坡的差异。(5)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自然及人文驱动因子:气候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作用在高海拔地区极为显着:草地、裸地、灌木林地间的相互转换,以及裸地与冰川及永久积雪的相互流转面积较大;地形因素决定了土地利用分布的基本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某些地类的发展;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为土地利用/覆被带来突发性的变化;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区内建设用地增加的根本原因;政府宏观政策使大量耕地转换为林地,区内森林覆盖度增加;比较经济利益是耕地向园地转变的主要原因。(6)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应将生态建设放在首位;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机制,严格保护耕地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带动区内经济发展。
龚碧凯[10]2009年在《盆西山地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及分布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居民点分布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的综合反映,对区域发展起着宏观上的控制作用,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方向,也影响着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产力的基本分布模式。本文以四川盆地西缘山地的典型代表雅安市雨城区为研究对象,能为在不同地貌分区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川西民居林盘保护和中心村规划提供有力支撑,对提高土地节约集约程度和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选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数据作为数据源,探求雨城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动态变化规律;采用GIS与景观格局指数法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特征;利用不同地貌分区的农村居民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分述如下:(1)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动态变化规律,表明:在数量变化特征上,用地总量呈上升趋势,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呈下降趋势;雨城区各乡镇的平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PR)为0.11%,属于第四级农村人口密集区;用地幅度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不同地貌分区农村居民点变化幅度差异明显;用地变化速度呈现快速递增趋势,动态度为1.79%。在区域差异特征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河流阶地区相对变化大,中山区相对变化小;河流阶地区乡镇的区位意义最强,中山区乡镇没有区位意义;河流阶地区是农村居民点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扩展速度最快的地区。(2)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用地特征来看,用地面积和比例很小。从规模特征来看,农村居民点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平均斑块面积急剧减小,平均规模在减小。从形状特征来看,形状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从分布特征来看,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离散程度降低,呈现出相对集中、密集的趋势;而分离度指数增加,说明农村居民点之间没有形成较好的连通性,团聚程度不高。(3)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异特征,从总体用地来看,表现为:河流阶地区＜山间平坝区＜低山区＜中山区;房屋用地、林盘用地随海拔上升呈现出逐渐增大特征,林盘用地在中、低山区最大;院坝用地在河流阶地区最小。(4)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模式,房屋结构分异特征明显,表现为在河流阶地区、山间平坝区、低山区和中山区分别以砖混、砖混、砖木和木结构为主;房屋平面形态来均以“一”字形为主;从走势来看,河流阶地区和山间平坝区民居走势灵活多样,大多与河岸线平行的走势格局,低山区和中山区民居大都位于向阳坡地,走势背山面水;从空间分布模式来看,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在开阔的河流阶地区和山间平坝区农村居民点主要以团状分布,在比较狭窄的河流阶地区以带状分布,低山区和中山区农村居民点主要是分散分布。(5)农村居民点的微地形分异,从坡位分异来看,低山区表现为:山腰下部＜山脚＜山腰中部＜山腰上部,中山区表现为:山脚＜山腰下部＜山腰上部＜山腰中部;从坡形分异来看,低山区表现为:线形坡＜凸形坡＜凹形坡,中山区差异不明显;从坡向分异来看,低山区和中山区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阳坡上,在不同坡向分布以东南向和西南较多,在西向和北向分布比例较少;从朝向来看,不同地貌分区的房屋在朝向上以南向、西南向和东南向最多,而西向、北向和东向较少。
参考文献：
[1]. 雅安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研究[D]. 马其芳. 四川农业大学. 2004
[2]. 盐城海岸带土地利用及其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研究[D]. 王亮.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3]. 内江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预测研究[D]. 王寒梅. 四川农业大学. 2007
[4]. 盆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J]. 马其芳, 邓良基, 黄贤金.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5]. 基于RS和GIS的雅安市雨城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研究[D]. 张玲. 四川农业大学. 2005
[6]. 抚河上游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驱动力研究[D]. 陈志. 江西农业大学. 2014
[7]. 德兴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D]. 赖础天.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8]. 如皋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D]. 田红霞. 辽宁师范大学. 2007
[9]. 基于RS和GIS的二郎山地区土地利用动态演变研究[D]. 刘敏红. 成都理工大学. 2011
[10]. 盆西山地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及分布特征研究[D]. 龚碧凯. 四川农业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