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向阳[1]2003年在《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一文的目标是，以世界体系的变动为分析背景，以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和关联为主线，揭示国际关系视野中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实质，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分析工具，对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些历史事实和现象作出新的理性思考。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研究作出总体的学理思考。(2)对当前所知世界体系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3)以世界体系为视角，对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影响及其关联作出历史的分析和反思。(4)就国际关系视野中华侨华人发展历史的意义进行思考。与以往华侨华人研究相比，本论文的新意之处在于：(1)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扩大了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和视角。(2)强调华侨华人的主体中心观和整体形态观。
王九龙[2]2016年在《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国家为案例,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本文对东南亚排华的分析不再拘泥于个别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而是采用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架构,指出战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大的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此种社会框架和历史背景就是东南亚原住民要建构自己的支配地位,并在种族支配主义的框架下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框架中,排华是华人所面临的必然宿命。本文对于东南亚排华问题提出一个阐释逻辑,那就是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和为了洗刷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而此,也是东南亚各国排华的最大动因。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同时,战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建构统一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本身就是基于种族支配主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多数群体或支配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强制同化、排斥等政策。为此,本文也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传统模式或西方模式之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战后均沿着西方传统的路径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要实现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在此种情境之下,排华也是必然的主题,华人文化必然受到政府文化政策的压制。但是,东南亚华人的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在困境中对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家式民族国家建构。同时,种族等级制在其中起着反抗同化的机制。本文还对原住民始终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原因和排华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作了分析。
何爱国[3]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易刚明[4]2010年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基于共同的血缘与文化,部分东南亚华侨华人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对其海外生存与发展也曾予以特别关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侨虽为中国公民但常居海外,而华人则已然是外国公民,因而他们只要与中国发生关系,就必然跨越国界并受到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影响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所有国际因素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而成的国际体系至为重要,因为它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影响最深远、作用最持久。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属于体系内的单位互动,是体系内单位行为的结果。根据结构主义理论,结构是体系制约单位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国际体系对单位互动的影响是通过结构对单位行为的塑造来完成的。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要受到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共同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不是由体系本身直接施加的,而是通过体系结构对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行为的塑造来最终完成的。至于体系结构对这叁者行为的制约,则都表现为理性基础上的“结构选择”。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居住国叁者基于自身利益根据国际体系的结构逻辑而展开的理性互动结果。
陈迁达[5]2009年在《论民间外交的价值及其利用》文中研究说明民间外交,顺应社会存在的需要而产生,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民间外交在中国一出现,就承担了其应有的职能,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做出重要贡献。尽管民间外交主体(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并不具代表一国政府进行正式外交的资格,但是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政府的外交服务。民间和外交在实践上是统一的,民间力量也能发挥外交的作用。除了政府的推动以外,民间外交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他们自身性质驱动为其参与外交活动提供了动力。民间外交不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它也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内容。在全球化深入扩展的今天,民间外交有更为广泛的发展基础。公民社会的扩展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中来,扩大了民间外交主体的范围。全球化带来了通讯和交通的飞跃发展,为民间外交主体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物质条件;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在全球扩展,国家间交往反映越来越多人的利益诉求,为民间外交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新时期,民间外交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民间外交成功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民间外交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的推动。笔者的主要目的可以归结为,通过对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华人华侨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分析,研究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外交主体的作用,为国家整体外交目标服务。
孙逊[6]2007年在《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对其政策研究（1949-20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华侨华人一直是促进中美两国交流与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中国至今未实现统一以及两岸处于分裂和对峙的状态,美国华人社会内部也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外交”、侨务、经贸、“国防”和大陆政策是台湾当局“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其中侨务工作是台湾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第二管道。长期以来,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是造成美国华人社会分裂和对抗的重要因素。本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华人社会与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台湾当局对美国华人社会的策略演变为切入点,对美国华人社会内部在“合法代表”和“统独之争”两个核心政治问题上的较量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是学术界鲜有涉猎的一个课题,开阔了我国美国研究的视野;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对国家的侨务政策和对台政策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见解和建议。全文除绪论外,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对1949年至1964年美国华人社会政治分化的历史透视,这一时期华人社会内部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抗,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人社会居于支配地位。本章在深入分析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在美国华人社会的演变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华人社会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论证。第二章分析了1965年至1978年美国华人社会与台湾当局侨务策略的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华侨华人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政治上开始觉醒,台湾当局对华人社会的控制和影响逐渐减弱。本章详尽论述了60年代美国华人社会新兴力量的发展,论述了台湾当局对美国华侨华人的策略与手段,对国民党势力在美国华人社会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第叁章阐述了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8年美国华人社会与台湾当局侨务策略的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华人社会亲大陆力量迅速发展,台湾当局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处于退缩时期。本章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势力在华人社会退缩的原因。第四章对1989年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台独”路线对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反独促统”成为美国华人社会的主线,台湾当局的政策造成了华人社会新的分化。第五章是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对50多年来美国华人社会与台湾当局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进行总结,并概述了规律和特点。笔者在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几点研究发现,即我国政府对待美国华侨华人的应掌握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本人对美侨务工作的政策建言。这些建言对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制定侨务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余彬[7]2009年在《主权和移民：从“旧约”到“新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赓武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东南亚华人的身份问题,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个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身份问题领域。东南亚华人身份问题领域中存在一个东南亚华人身份政治问题。华人身份政治中包含一种基本关系：即主权和移民之间的关系。主权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包含两个视角：主权维度和移民主体维度。主权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构的政治运动过程。主权和移民之间的互构运动是一种契约性身份政治的互构过程。契约论是移民的一种政治工具。身份政治具有时态变化,其阶段分期包括事件史和观念史两个历史线索。新移民,也对应着一种新身份概念,即新全球主义身份概念。新移民的新全球主义身份仍然是一种契约性的新全球主义身份。
张涛[8]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闽籍侨胞对福建教育和科技发展的贡献》文中研究表明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腾飞的贡献方面。本文则从国际关系领域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通过深入侨乡的实地调研,分析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闽籍华侨华人在福建侨乡教育现代化及科技创新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对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推动中国当前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性思考。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概念界定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从国际关系视角出发,探讨华侨华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引出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论述主题;第叁章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闽籍华侨华人通过捐资助学及推动侨乡教育国际化对侨乡教育发展所做贡献及其原因;第四章分析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闽籍华侨华人对侨乡科技创新所做贡献及其实现条件;第五章为结语,通过总结闽籍华侨华人对福建侨乡教育现代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为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借鉴性思考。本文试图提出的新观点为:一、过往的国际关系研究多重在国家及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跨国界民间和区域的交往多不被关注。本文以闽籍侨胞与福建侨乡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从“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这一命题出发研究华侨华人如何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国际关系。二、基于以上认知,本文通过对主要侨乡的实地调研,分析探讨闽籍华侨华人在福建侨乡教育现代化及科技创新中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及具体贡献,从实证角度论证跨国的区域和民间交流的现实性和价值。
齐欢[9]2008年在《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是一切后发国家摆脱落后形成现代国家的必然进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同时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追求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从启动、发展、对模式的探索和转型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性大潮。1945年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现代化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研究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实施赶超型战略的理解,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越南的个案分析,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范式的研究,对学科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为一些后发国家探索一条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对越南1945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成就问题与经验教训、现代化水平、模式及走向进行了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讨论本论文选题及有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等。第一章讨论了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国际背景是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使许多前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内背景是法国入侵和殖民统治对越南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生分化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方向,越南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衰败化”和“边缘化”冲击下,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化”,经过义静苏维埃运动和八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越南现代化的启动以19世纪下半叶阮朝的改革为标志。①从阮朝的改革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是越南现代化低度发展阶段②。第二章探讨了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本章主要论述二战后越南分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北方和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进程。本章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5—1954年抗法时期；二是1954—-1975年抗美时期。内容包括,北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美国在南越进行移植美式模式的现代化实践。由于战争的影响,越南错过了1945—1973年世界经济黄金时代①的发展机会。而东亚一些国家则利用越战的机会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叁章阐述了越南统一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严重挫折(1975—1986年)。越南在1976年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国家分裂、南方政治衰败、和社会动乱的局面,成立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政权,提供了能进行自主型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但多年战争破坏使越南现代化起点很低,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指导思想和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越南再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时机。虽然从1979年越南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效果有限。直到实行全面革新开放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第四章讨论革新开放后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间现代化建设的情况(1986—-1996年)。越共在1986年12月召开“六大”确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成为越南现代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越南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成分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份,通过实践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七大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使越南现代化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第五章论述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进行的调整(1997—-2001年)。这时期,越南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在苏联、东欧的解体的影响下的政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影响下的社会危机。鉴于此,越南对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第六章研究了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的情况(2001-2006年)。2001年4月,越共“九大”把七大的《建设纲领》加以具体化。在九大思想指导下,越南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加速期。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大量出现。第七章论述了越共十大到十一大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情况,并分析了今后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与趋势(2006—2011年)。经过20年的探索,越南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大后越南现代化进程又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为今后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八章对1945年以来越南现代化进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对每个阶段现代化获重大进展和遭受挫折的原因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和军事以及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分析。第九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选用以中科院的两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对越南的经济、社会、综合现代化、生态、文化和国际现代化水平作了较系统的量化评价。由于政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世界上还没有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其评价限于定性方面。第十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模式①进行了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本章对越南现代化模式的分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越南早期现代化启动属于典型的挑战——回应(汤因比的说法)的模式。独立后,北方采取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南方模式则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模式。革新后,越南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与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新自由模式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为结语。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升华和提炼。
余惠芬[10]2009年在《文化外交：理论、实践与比较》文中认为在当前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外交与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相辅相成,并共同担负着实现国家利益的责任。综观世界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虽然各有特点,但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共同点:即文化外交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和世界上其他文化大国相比,中国文化外交拥有其独特优势。以“和”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文化外交将有力地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D]. 龙向阳. 暨南大学. 2003
[2]. 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D]. 王九龙. 暨南大学. 2016
[3].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4].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D]. 易刚明. 暨南大学. 2010
[5]. 论民间外交的价值及其利用[D]. 陈迁达.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6]. 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对其政策研究（1949-2002）[D]. 孙逊.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7
[7]. 主权和移民：从“旧约”到“新约”[D]. 余彬. 暨南大学. 2009
[8]. 改革开放以来闽籍侨胞对福建教育和科技发展的贡献[D]. 张涛. 华侨大学. 2016
[9]. 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 齐欢. 云南大学. 2008
[10]. 文化外交：理论、实践与比较[D]. 余惠芬. 暨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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