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雅[1]2018年在《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提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已降低到1.22,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已经降低到惊人的1.18水平。从十八届叁中全会放开单独二孩到2016年1月1日开放的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显然是迫在眉睫,但是2014年开始放宽的生育政策并没有使得生育率明显上升。中国已进入一个严重的少子化阶段,这将伴随着更为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增长。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如何影响劳动力短缺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这个问题也将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和储蓄率的变化,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表征。本文以叁期OLG模型入手,通过基本假设,代表性行为人决策,企业,市场出清,政府五个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其中基本假设参考戴蒙德两期模型的基准假设,以及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资本——技能互补”。随后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主要比较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内生最优化生育数量和储蓄率,以及技术工人占所有工人比率会如何变化,最后加入生育政策的限制,来判定内生生育数量和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比较静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模型数值求解及政策模拟,模型中存在7个外生变量,11个内生变量。7个外生变量分别是政府征税比例,照顾孩子的时间,进行学习从非技术工人变为技术工人的时间,效用函数中子女数量所带来效用的权重,生产函数中资本产出弹性,非技术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权重贡献度,全要素生产率。这7个外生变量需要引入相关数据进行校准,得到11个内生变量,分别是技术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重,从当期持有储蓄到下一期的利率因子,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内生化的子女生育数量,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家庭内生化的储蓄数量,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人均资本,人均储蓄以及人均收入。在已有数据的模型下,笔者加入生育政策的限制来模拟叁种生育政策下11个内生变量值的比较,生育政策分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以及放弃生育限制,通过11个内生变量值的比较,笔者得出结果,全面二孩政策相较于计划生育政策和放弃生育限制的政策模拟下的人均储蓄和人均收入都是最高的,而人均储蓄和人均收入是判断经济增长情况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笔者斗胆认为全面二孩更适宜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笔者研究了我国的人均资本现状,模拟了全面二孩和放弃生育限制两种生育政策,得出结果,在现有国情下,全面二孩的人均储蓄和人均收入均高于放弃生育限制的生育政策。所以笔者认为现有的全面二孩政策是适宜的。
林爱碟[2]2014年在《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显而易见的是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虽然不同机构和学者对我国基尼系数进行测算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是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针对对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一社会现象，我国政府也相应提出了多项收入调节政策，除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外，遗产税作为调节代际间收入传递的主要税种也被列入了考虑范围。据有证可考，我国在民国时期就曾经开征过遗产税，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一度尝试重新开征，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迟迟未能开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以及论据不足。国内学者在研究遗产税时大多停留在介绍国外开征遗产税的经验以及介绍国外遗产税制度上，而没有从遗赠动机、公平效率的评价等方面论证我国应该开征遗产税这一命题。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关于在我国建立的遗产税的相关制度的政策建议缺乏科学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国外的遗产税制度。为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我国遗产税的发展历史，对我国遗产税开征的背景进行研究，进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何迟迟未开征遗产税的原因，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开征遗产税的税源条件、制度条件以及文化条件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其次，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一个60期的世代交迭模型，在叁个部门中（家庭、企业、政府）综合考虑劳动技术异质性、随机死亡、叁种不同遗赠动机、资本利得税、所得类税收、养老保险等因素，特别是在政府部门本文同时考虑了我国目前的税收效率这一因素，建立大样本模拟经济体，形成适用于我国现实的遗产税政策研究体系，进而观察遗产税税率的变动对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对我国是否适宜开征遗产税进行定量研究,本文的模型同时考虑了遗产税的公平和效率，在一定的税收效率约束下讨论遗产税税率的变动对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根据本文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开征遗产税能够在一定上降低基尼系数以及提高社会总福利。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开征遗产税能够对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认为应该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的遗产税开征与否，尽管目前我国的征管水平和配套措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相关配套措施、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如果我国不开征遗产税，那么税务机关也就无法得到遗产税征管的经验，也就很难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反而是开征了遗产税能够促进我国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而且，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历史以及开征障碍的分析来看，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基本条件。再从本文的模拟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开征遗产税不仅仅有利于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本文模拟实证的结果表明当税率在10%—15%之间时，基尼系数达到最小，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变动量达到最大。
张继海[3]2006年在《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起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就开始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随着消费函数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在中国，研究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具有特殊意义。近二十多年，中国始终处于不断的制度变迁之中。对于中国城镇居民，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内考察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 理论分析部分以确定寿命典型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决策理论模型为基础，逐步放松假设条件以逼近现实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先后引入不确定寿命、流动性约束和养老社会保障。并且，采用计算机动态模拟技术将理论模型的含义直观表达出来，利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养老社会保障对居民寿命不确定性风险的完备保险功能和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通过对跨期替代弹性和利率等关键性参数分别赋予叁个不同的值以保证理论分析和计算机动态模拟对参数赋值的稳健性。 实证研究部分选取辽宁省2002年和2003年城镇3250户和3600户居民家计调查数据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分别设定全体居民户的虚拟变量模型和有社会保障居民户的社会保障养老金财富模型，以实证分析是否拥有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财富拥有量的差异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程度，并建立相应的数量关系。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和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过选取1985年至2003年中国城镇按收入等级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数据，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下分别进行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利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实证分析1992年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当期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之间的关系。
张立均[4]2013年在《中国统筹账户养老金缺口测算》文中研究表明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虽然中国在2005年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但养老金缺口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个人账户实现自我平衡,并在2005年以后开始单独做实,统筹账户的养老金缺口问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统筹账户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影响着制度的运行,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本文结合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着重研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统筹账户的养老金缺口问题。首先介绍养老基金平衡相关理论及定性分析养老金缺口影响因素；其次对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参保人口进行分类,基于生命表理论和精算方法分别建立在当前参保人口系统和扩面系统下的不同参保人口的养老金精算缺口模型；接着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当前参保人口和模拟未来养老金制度包含人口的增长路径及结构变化；在得到“养老金覆盖人口”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基本参数假定测算两种系统下统筹账户养老金缴纳现值与未来给付现值的差额及测算时点内的年度收支差额；最后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就统筹账户养老基金平衡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政策建议。模拟实证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扩面新人”影响、基金累计余额和财政补助下,当前参保系统下的社会统筹基金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年度收支差额情况呈U字型分布；统筹账户基金在2006年初存在的巨额隐性债务规模。但由于国家信用的存在,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并不需要立刻偿还；而且随着“扩面新人”的不断加入,社会统筹基金的年度收支情况在2006-2065年间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有盈余。不过这并不完全说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安全,因为未来统筹账户年度收支盈余主要靠“扩面新人”的缴费来支撑的。可以预见,随着养老体系新增人口的稳定及“扩面新人”的退休,中国统筹账户的年度收支又将面临很大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在养老金危机未真正到来之际,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加大财政补偿力度等方法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纪明[5]2012年在《中国需求结构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出,经济结构均衡是国民经济健康、平稳、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有效驱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1978-2010年,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但不可否认的是,1978年以来,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强劲增长在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出口依赖。相应地,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此外,与Chenery需求结构演进的标准模式及其它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的比较说明,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具有“高投资率、高净出口率和低消费率”特征。中国需求结构这种失衡演进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形成一定程度约束,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术界的担忧和高度重视,而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初衷。严格地说,由于目前还没有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用以解释开放条件下需求结构的形成及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因而,诸多学者对中国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的判断和分析多是基于对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比较的结果。但由于各国收入水平、资源禀赋、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和经济政策等影响需求结构演进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简单的比较对于判断中国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意义可能不大。基于上述现实及理论思考,本文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需求结构演进的-般规律?2.如何构建理论模型寻求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的理论解释及判断依据?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已经经历的变化趋势及下一步可能的变化趋势?4.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5.中国需求结构失衡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何种影响?6.在当前中国政府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攻方向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对中国失衡的需求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本文利用统计描述、理论分析、数学建模以及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分别利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指标及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指标对需求结构演进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地说,本文的主要研究观点有：第一,本文基于多国经济发展经验归纳总结了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研究结论说明,无论是以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指标衡量,还是以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指标衡量,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差异较大,并不存在适应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但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中收入水平提高,各国或各地区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均存在一般性变化规律：消费率、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经济增长率提高与消费率、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下降及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第二,针对目前尚没有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用以判断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本文基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属性差异及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对开放条件下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及影响因素提供理论解释。结论说明：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消费率、投资率、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均是稳定的,主要受个人主观时间贴现率、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折旧率和劳动增长率所决定。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论文以经济发展是否偏离均衡增长路径作为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的依据,并相应提供了两种方法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一是设计计量模型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二是利用数值模拟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这是本文理论意义之所在。第叁,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根据多国发展经验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对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已经经历的变化、目前所处的阶段及进一步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的演进正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演进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的演进正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推进至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将会迎来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将会迎来由上升转为下降的拐点。与其它国家需求结构相比,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低消费投资比现象(即高投资率、高净出率和低消费率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具有较高的资本产出弹性和较低的个人主观时间贴现率。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虽具有较强的增长效应,但在这种需求结构演进的约束下,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价格水平异常波动、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就业效应下降和国际收支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第四,中国需求结构优化重点及优化路径。依据中国需求结构演进的基本特征：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失衡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较慢。因而,中国需求结构优化的重点是：提高消费需求特别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适当控制并优化投资需求和优化净出口需求。同时,运用消费投资比和最终需求投资比指标的计量分析表明,收入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工业化进程、开放程度、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对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优化路径应具体包括：努力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人人共享、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提倡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城市化与推进农村小城镇化相结合。这是本文的现实意义及政策建议之所在。
刘斌[6]2009年在《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在具有交迭世代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Bayes技术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物价水平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协调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从稳定物价的角度,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提出改进建议。目前国际上采用Bayes方法对交迭世代形式的DSGE模型进行估计还非常少见,因此,我们采用Bayes方法对交迭世代形式的DSGE模型进行估计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尝试。
李斌[7]2013年在《预期对中国商品住宅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预期直接影响着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轨迹，能否揭示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到市场参与者投资、消费决策的成败，关系到政府住房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从预期与商品住宅价格的关系、预期与住房宏观调控效果的关系、商品住宅价格与预期回报的关系、商品住宅市场预期的形成与扩散四个方面入手，探析了预期对中国商品住宅市场的影响机理。主要的研究工作如下：1．基于预期异质性的商品住宅价格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根据市场特点和交易者行为差异，将金融市场的噪声交易模型进行了符合商品住宅市场的重新设定，首次采用世代交迭模型的跨期决策分析方法，构建了包含理性套利者、动量交易者、信息观察者、基本面分析者4类异质交易者预期的商品住宅价格模型；在考虑预期异质性情形下，采用系统仿真方法探析了异质交易者的重要行为参数对住宅价格的单独影响和迭加影响；在不考虑预期异质性情形下，将上述模型转化为一般的含有预期的住宅价格模型，并选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商品住宅市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模型建立过程中引入了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微观基础，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宏观基本面分析方法，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预期与商品住宅价格这两种随机波动序列的本质联系。2．基于环境异质性的住房宏观调控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将预期模式与城市的差异性引入了商品住宅供给和需求调控的分析框架，在住宅存量—流量模型基础上分别建立了考虑异质预期和异质城市政策实施环境的住房供给调控动态模型和住房需求调控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宏观调控的实施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比较分析和系统仿真，识别出了有效的政策工具，模拟了异质环境下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轨迹，为政府出台具有精准性、有效性的调控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3．房价与理性（适应性）预期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在房地产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评估模型基础上，首次将预期引入了房价与回报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框架，将商品住宅价格与预期回报的随机序列视为一个随机系统，利用现代随机系统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辨识，构建了可以更好地描述商品住宅市场随机机制的房价与理性（适应性）预期回报的非线性双重时序模型；首次给出了量化不可观测的预期回报的方法，并在中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预期回报评估的实证分析，识别出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城市和地区，为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消费决策提供了合理的评估方法和结论。4．商品住宅市场预期扩散模型构建与仿真研究首次将创新扩散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住宅市场预期的研究，对传染病扩散模型与Bass模型进行了符合住宅市场现状的重新设定，对仅存在口头交流等内部影响和同时存在大众传媒等外部影响两种情形下的预期扩散过程进行了理论描述、建模刻画与系统仿真，识别出了两种条件下影响预期扩散的关键因素，探析了预期的扩散规律，为预期的培养、管理活动提供了决策参考。本文的研究工作有助于深入认识商品住宅市场的运行规律，为现实中的房价波动、调控低效、需求非理性增长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解释与解决手段，为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行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一般的带预期的非线性随机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徐升艳[8]2011年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人口因素作为基础变量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人口发展预测,21世纪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它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而对于该问题,目前国内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正影响也有负影响。因此,本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前,首先在第叁章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进行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对人口老龄化的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深化人口老龄化理论,以及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论文从生育率下降的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发现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持续强化的机制。从理论上证明,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持续老龄化的社会。因此,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然后,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中,引入老龄化的变量(老年抚养比),推导出总量生产函数。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老龄化对生产函数中各个变量的影响,具体包括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老龄化引起劳动力老化,这是否影响劳动生产率是富有争议的问题。第四章,借鉴Lindh和Malmberg (1999)方法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推导计量模型,借鉴Bruno(1968)方法利用年龄组的边际生产率来反映平均生产率,利用我国2000年和2005年的城市截面数据研究了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是首次尝试利用宏观数据,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不同年龄组生产率的差异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潜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分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将降低社会中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实际生产率除了与潜在生产率有关,还与劳动力的利用机制有关。劳动力利用机制,是指资源和机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配置,包括劳动参与率、劳动力的利用导向、退休制度等。我国劳动参与的年龄结构不够合理,45岁以上年龄组的潜在生产率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因此,改善劳动参与的年龄结构和充分利用45岁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力,能够缓解老龄化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高国民储蓄率和独特的部门储蓄结构。老龄化的过程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两个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不完全相同。第五章,基于简约计量模型和VECM模型,采用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在变量筛选的基础上,研究了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和部门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这是首次关于人口老龄化对部门储蓄的研究,长期动态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具有创新意义。研究结论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和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影响时间长达20年,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大约是老年抚养比的叁倍。抚养比变化对政府储蓄影响不显着。公司储蓄对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具有短期的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是我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未来老龄化过程中,快速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降低储蓄水平,但是下降幅度小于相同的少儿抚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储蓄水平上升幅度。因此,当前人口老龄化对储蓄负影响尚不显着,未来将引起我国储蓄水平下降,但是储蓄率仍然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健康投资两部分,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和家庭。第六章,根据理论分析和国外相关经验研究,建立计量模型,利用1978-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费用支出时间系列数据,以及1995-2008年各省教育支出费面板数据,研究了全国和省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老年抚养比变化对政府和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还研究了全国的医疗费用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关于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研究,在国内也属于首次探索。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相互促进,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6。当前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但是也发现政府的医疗费用支出对教育支出具有竞争性；而当顶算受到约束时,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计渡于教育投资。因此,目前老龄化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受政府的医疗费用支与教育支出的关系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并可能由正影响转变为负影响。综合全文,目前我国国民储蓄还在因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上升,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负效应还并不显着；老年抚养比提高引起的医疗和养老费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尚未显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4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低下,高年龄组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突出。因此,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并不显着,我国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处于二者倒U型关系的左侧。
张云[9]2009年在《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的货币能量功能与政策含义》文中指出在新古典的传统经典理论——货币数量学说中,货币仅仅是交易的媒介,从长期来看它对经济过程没有影响,无论是价格决定还是利润和利息决定都与货币数量无关,它们是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等实际变量决定的,货币被视为中性的,经济学家将货币仅仅看作是交换的媒介;凯恩斯理论的诞生对货币数量理论提出了挑战,其将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相互联系起来,认为货币在实际经济的运行中发挥作用,他认为货币不仅仅是一种交易媒介,而且是价值储藏手段,是一种流动性资产,需要进入广泛的资产选择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它的多少会影响利息率,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从而影响总需求和整个经济过程;后来弗里德曼专门研究了货币存量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其通过对美国和国际历史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证明了在“一段时期”内“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这就是对货币功能理解的主流分析理论。本文认为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对货币功能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实际上就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乃至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首领弗里德曼看来,货币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一些影响,而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然而套用泰勒的说法“这与我们所处的当代经济是‘货币经济'的现实状况明显不符”。本文认为货币基础理论的困难与争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货币功能的理解。本文在梳理货币功能演变的研究文献中发现,对货币功能的强调方面实际上是随着经济运行方式以及结构的变迁而变化。故本文基于货币虚拟化和经济虚拟化的背景,突出表现为在经济虚拟化这一新经济运行状态下,提出货币嬗变为一种能量,其为经济系统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提供动能,货币能量推动着当代经济的核心——虚拟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高速运转。货币是一种经济能量,对任何经济领域,当货币大量流入的时候就繁荣(尽管这种繁荣可能完全是虚拟的),流出的时候就萧条。文章在逻辑上首先分析了货币能量功能嬗变的背景——货币虚拟化与经济虚拟化,在此部分主要是通过数据论证经济虚拟化,并不涉及经济虚拟化转变的原因和机制;进而本文在详细分析美国经济虚拟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机制基础上得出货币在当代经济中是一种能量的结论,正是美元这种国际本位货币的能量功能刺激导致了美国的经济虚拟化发展;进而文章在货币能量功能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因为阐述货币能量除了从经验角度进行分析外,还必须从理论层面上具体分析货币的能量功能,故本文从货币能量对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作用,以及货币能量支撑新经济运行方式(实质上就是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如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的简化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角度深度阐述了货币能量的功能,然后文章进一步从货币能量功能的内涵、货币能量的注入以及货币能量的流动与循环问题考察了货币能量功能,至此货币能量功能的核心理论部分基本分析完毕。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货币能量功能的理解,文章从货币能量导致美国杠杆活动泛化以及分析美国在救助危机中注入大量货币能量而没有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指出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的货币能量功能发挥与货币的正常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救助措施之所以没有作用就是因为建立在美国私营信用基础之上的货币能量运动以及收入创造基本停滞。在对货币能量功能理论分析完毕之后,文章最后从实践角度提出了货币能量功能视角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启示:第一,从当代国际本位货币配置全球资源的能量功能提出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谋求人民币的能量功能,本文具体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必要性和机遇以及面临的风险和解决途径;第二,在能量功能视角下,货币流就是经济系统中的能量流,其流向和流量决定着经济各个领域中名义经济变量的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虚拟经济的兴衰和实体经济的兴衰,所以完善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观测、监控乃至调控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以及虚拟经济各市场内部之间的货币流量和流向,揭示风险的产生、放大以及传播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具体讨论和拓展了货币流量的投入产出表分析方法以及介绍了货币流量分析方法的最终目标——建立基于交易量的“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
吉静[10]2010年在《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扩大内需的瓶颈,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为视角,通过理论推导研究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机理,并通过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实证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分别对农村消费支出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本文首先综述国内外关于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现有文献;其次分别从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效应、减少预防性储蓄效应和减少生命周期养老储蓄效应这叁方面分析其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机制;随后结合笔者调查问卷结果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该背景下农民消费现状;接着选取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现有农村社会保障长期来看对中国农民生活性消费支出产生微弱的促进作用;短期来看,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并未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反而是有所减少,并且上述长期协整关系对消费支出的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改变农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让农民早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村社会保障早日进入促进农民消费的稳定增长阶段。文章最后从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增强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和建立农保与城保衔接制度等五个方面对来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建议。
参考文献：
[1]. 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赵雪雅. 云南财经大学. 2018
[2]. 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研究[D]. 林爱碟. 浙江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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