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明[1]2003年在《带有风险回避的消费—投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消费和投资引入了金融市场的一些重要问题，金融市场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来作用宏观经济。此外，消费和投资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反馈效应。在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大多数很有影响的经验研究涉及消费和投资。 自从Arrow、Pratt等经济学家引入风险回避系数概念以来，研究带有风险回避消费-投资决策问题尚不多见，而现实中的投资者大多数为风险回避者，只是风险回避程度不同而已。因此，研究风险回避投资者的行为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研究思路：(1)首先对金融市场作总体把握，建立金融市场模型并讨论其性质；(2)其次依据投资者对消费与投资偏好的切入点不同进行分别研究，或消费最优、或投资最优、或两者皆优；(3)在消费与投资模型中引入风险回避系数，来研究带有风险回避的最优消费条件和投资公式。 研究方法：(1)主要以随机过程理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及鞅理论等近代数学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分析金融市场模型、消费-投资模型。(2)结论大多以命题、定理或推论的形式给出，来解释模型所蕴含的意义。 本文在折扣因子β(t)为有界可测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消费与投资模型，分别讨论了投资者的最优消费、最优投资以及消费和终端财富最优化，得出最优消费条件和投资公式。由于大多数投资者为风险回避者，我们需要考虑风险回避因素，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风险回避系数，建立带有风险回避的消费与投资模型，计算出依赖于风险回避系数的最优消费条件和投资公式。我们的模型和结论对于了解金融市场有重要意义，为投资者进行消费与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推广了Merton, Karatzas等人以及文献的结果，具有一般性。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简单地介绍一些常用的数学概念和重要定理。第二章建立金融市场模型，讨论了模型解的存在及其性质。后叁章为本文的重点部分，它们利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和鞅方法分别解决了投资者的最优化问题：消费最优、投资最优及消费和终端财富的最优化等。在第叁章，讨论了消费最优策略，我们通过一种方法计算出值函数的表达式，并得到消费条件和投资公式，这种算法有些复杂，但它展现更为详细的信息。在第四、五章，关于投资最优、消费和终端财富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提供一种简捷的方法得到值函数，我们把这两种方法均写到本文中。针对带有风险回避的证券决策投资问题，对原值函数进行数学变换，引入风险回避系数，推导出了变换后的值函数带有风险回避系数，并计算得出依赖于风险回避系数的消费-投资策略。
黄薇[2]2002年在《不确定下投资决策的控制优化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需要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迫使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使得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作为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面临的是如何最优地进行消费和投资的决策问题；作为企业，为了使投资得到最大收益，也需要解决诸多方面的决策问题，而且这些金融决策不可避免地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本文拟就这些决策问题运用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展开研究。关于这些决策问题的研究对于探索金融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个人的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实际上具有两部分内容：(1)消费—储蓄决策，即个人要决定多少收入和财富分配给现时消费，以及多少为将来的消费而储蓄。(2)证券组合投资决策，即个人要决定怎样在可利用的投资机会之间分配其储蓄以获得财富的增长，使将来消费更多。一般这两方面的决策是相互依赖的，不能独立做出。R．C．Merton开创了连续时间个人最优消费与证券组合投资决策问题的模型研究。目前，在完美和完全的金融市场中，对这类决策问题的基本研究已较为充分。然而，现实市场并非完美也并非完全。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开始了不完美和不完全市场中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进展较为缓慢，重要成果尚不多见，至今仍是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致力于对经典的Merton模型的推广研究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优化模型研究本文取得了如下一些进展： ——通过研究一个无穷时间限、关于常绝对风险回避效用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问题的随机最优控制模型，具体考察了消费的非负约束对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影响。使用基于鞅表示技术的Cox-Huang方法求出了模型的显式最优反馈控制策略及关键财富水平的解析表达式。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消费非负约束下的最优决策不会使投资者冒破产的风险；最优消费占财富的份额有所减少，而且投资者应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当财富变得充分大时，无约束下的最优决策是渐近有效的。 ——考虑具有常相对风险回避效用的投资者的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问题，建立了一个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有穷时间限的随机最优控制模型，并将其推广到一个不允许借的不完美金融市场中。研究发现，不论面对怎样的不变投资机会集，不允许借的限制至少对其中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人总是有约束力的。本文运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HJB方程及随机分析技术解析地得到了两种市场中消费与投资的最优反馈控制策略，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定量分析研究。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在不允许借的约束下，投资者的最大预期效用减小了。结果表明，不论是否存在不允许借的约束，证券市场的繁荣不能促进此类投资者多消费，且可能减少其现时消费，而市场风险的增大，则会刺激他们多消费。在没有约束的市场中，无风险利率的变动对此类投资者的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的影响取决于他们是借款者还是存款者；而在不允许借的市场中，只要无风险利率的变动未消除借约束，将不影响其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不允许借使此类投资者的消费倾向增大。 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把经典的Mer上on模型拓展到一个不完美也不完全的市场中。本文首次提出了在存贷利率不等且投资者具有随机跳跃收入下的最优消费与投资决策问题。导出了投资者的财富预算方程，关于较一般的效用函数和时变的投资机会集及存、贷款利率建立了问题的随机最优控制模型。运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及随机分析技术等方法对模型加以研究，借助于HJB方程得到了抽象形式的最优反馈控制策略。 — —在存贷利率不等及个人具有随机跳跃收入下，具体地研究了关于常绝对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问题的随机最优控制模型。通过对HJB方程求解基本上解析地得到了反馈形式的最优消费与投资策略。并包含了Merton的经典结果作为特殊情形。研究显示，存、贷利率的不等使最优决策分为叁种情形；存、贷款利率是否影响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有存款或贷款的需要；当前收入和未来长期收入都会影响现时消费，这与Fr i 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及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定的消费理论是一致的；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率的提高、增大收入随机跳跃的可能性以及跳跃的幅度都可以刺激现时及以后的消费。 大多数项目投资都具有不可逆性和可以推迟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与项目未来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使得立即投资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项目最优投资时点的选择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问题。传统的净现值法、Tobin q框架的投资准则和传统的Jorgenson投资准则不再适用。己有的实物期权方法与动态规划方法都对现实市场有一定的要求。本文还运用最优停止理论研究了项目最优投资时点决策问题，取得了如下进展： — —研究发现，关于一类特殊的随机最优控制问题的最优停止理论为解诀不确定下项目最优投资时点决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使用最优停止方法解决此问题无需对市场的要求。本文提出了关于项目投资时点决策的最优停止问题。分别在投资的沉淀成本固定和项目收
王敏[3]2009年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投资组合管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财富的积累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也就产生了对投资建议的需求。如何高效的管理投资组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动态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则为人们的投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研究动态投资组合问题，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诸论，第二章我们进行文献综述，总结不确定性下投资组合理论。在回顾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梳理现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资产组合管理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第叁章研究不确定性动态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在实务工作中的运用，主要讨论证券投资基金和个人理财中的投资组合管理问题。第四章我们研究随机收入对最优投资组合的影响。传统的默顿模型假定个人只有流动性强且易于交易的资产。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其主要的资产是人力资本。首先我们在随机收入可以被完全对冲的情况下，研究随机收入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其次在不完全市场下，我们研究个体的最优投资／消费问题。第五章中，我们在个体可以自由选择退休时间的情况下，研究具有常系数劳动收入率个体的最优退休和消费／投资问题。我们考虑了个体在退休前后风险偏好的变化，并假定在退休后的风险回避系数大于退休前，在CRRA效用函数假设下，我们利用鞅方法和变分不等式，获得了闭形式的最优策略，分析了时变效用函数对最优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第六章我们研究工资收入者最优保险购买、消费和投资策略。为了对冲由于死亡导致的收入损失风险，个体通过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购买保险。我们的问题是个体如何决定最优的保险、消费／投资策略，以实现一生消费和终点财富所带来的总期望效用最大化，我们还在指数效用函数情况下获得显示解。
刘仁和[4]2004年在《股权溢价与股市波动》文中提出本文源于对中国股市两个问题的观察 问题之一是 中国股市实际回报率远超过无风险实际利率 股权风险溢价非常高 在中国也可能存在 Mehra 和Prescott 1985 所称的股权溢价之谜 问题之二是中国股市的波动非常大 而且基本上不能由业绩变化 实际红利变化 无风险实际利率变化所解释 中国也可能存在 Campbell 1999 所称的股市波动之谜 本文首先以标准的资产定价框架对中国整体股市行为进行了分析 证实了作者的推测 接着 应用最新资产定价框架来探讨上述两个问题首先 使 用 标 准 消 费 资 本 定 价 框 架 分 析 了 股 权 溢 价 问 题 利用Hansen-Jagannathan 下界 发现中国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远大于 Mehra和 Prescott(1985)所认可的最高水平 中国存在股权溢价之谜 针对股权溢价之谜 Kandel 和 Stambaugh(1991)认为可以提高风险回避系数来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在中国会导致另一个困惑 无风险利率之谜 因为这意味着时间偏好率是负的 这些计算是基于幂效用模型 本文还探讨了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Epstein-Zin-Weil 效用模型在中国的应用 接着 作者使用对数线性资产定价框架来分析中国股市波动 证实了中国股市也存在股市波动之谜 消费增长率红利实际增长率 实际无风险利率 风险数量的变化无法合理的解释上海 A 股的波动 而数据显示时变风险价格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应用理性资产定价模型 从时变风险价格角度分析中国股权溢价与股市波动问题 本文探讨了代表性行为者模型 不同收入者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发现了它们在解释中国股市问题的局限性最后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股权溢价与股市波动问题 一 探讨了包含投资者非标准偏好的行为金融学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指出了其不足 二应用通货膨胀幻觉假设解释了中国股市波动 作者发现上海 A 股回报跟通货膨胀率存在负向关系 通货膨胀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存在非中介化效应 中国投资者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幻觉 通货膨胀幻觉假设有助于解释中国 1996 年-2001 年的大牛市 叁 讨论了反馈环理论对股市波动的分析与解释 通过对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标与股市波动实证分析 发现在投资者中存在反馈环现象 中国股市存在惯性现象 而这种股价模式肯定跟反馈环效应以及其他驱动股市 但独立于基本面的需求因素的结合相一致
姜贵渝[5]2012年在《金融一体化下的国际风险分担研究》文中认为金融一体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本国的金融抑制经济发展问题而纷纷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日渐紧密,在资金这一纽带的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状态和趋势。其主要表现是资产配置日益跨出国境而多样化,资金在国际上的流动所受到的限制较少,跨境金融交易总额迅速增加,以及以除美元以外的各种货币标明面值发行的债券金额大幅增加。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一方面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支持,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改善了其资金配置的效率和风险分担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起大落和“突然停止”也给原本脆弱的金融体系增添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信心危机也给各国的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尤其是在“舔舐”自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伤疤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日益显着的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到底会以什么方式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和现有金融体系呢?当前的理论通常认为,金融一体化一方面能够降低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各个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马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在构建全球资产组合的时候,只要投资组合中各项资产的相关系数不为1,那么就能达到分散投资风险的目的。但是以上分析仅仅是静态的,从动态的和国际风险分担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担功能遭到削弱,那么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就会被动摇,并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遭到系统性冲击时防御能力下降,最终可能增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强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福利损失。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摸索中走过了叁十多年,并将继续前行。在这叁十多年中,尽管我们还没有遭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但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一次次冲击无疑给我们以巨大的震撼,风险意识业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融入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风险分担功能的作用必将越来越大,本文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金融一体化的风险分担效应展开研究的。本文对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条件下金融体系风险分担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梳理,对金融一体化条件下风险分担的程度、渠道和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金融一体化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国际风险分担的演进做出了详尽的论述,对我国在融入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进行最优的风险分担结构安排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二章阐述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担功能以及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风险分担的基本模型和理论框架。本章首先分析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对风险的分担功能。风险是伴随资金在借方和贷方之间的循环过程中无法在事前予以完全消除的不确定性,是每个市场参与主体必须要面对和承受的,只不过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在对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以及面临的风险水平进行充分评价之后,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把风险控制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担功能主要就是为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失之时由谁在什么时候承担多少风险做好相应的安排和准备。其次,本文分别介绍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金融体系风险分担功能的演化。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收入较低、风险承受能力弱、信息获取成本高和产业特征等因素,银行中介的跨期风险分担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封闭经济中的银行体系很小,难以利用规模经济；加上竞争的缺乏,从而以较高的单位成本提供较少的金融服务,银行体系的跨期风险分担功能发挥得并不理想。同时,在封闭经济情况下,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市场缺乏流动性,资产价格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表现为齐涨共跌。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功能也很难发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投资者可以向国外投资,国外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内投资,这样通过金融投资,一个国家能够把某些收入风险转移至世界市场。经济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国内的稀缺资源可以从国际上获得,国内的优势产业和资源可以走向国际市场,从而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获得更大的经济福利。本文借鉴了Bailey,Millard和Wells(2001)所创立的BMW模型对开放经济的国际风险分担进行说明。最后,为了探究金融一体化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本文对BMW模型进行了简单的扩展。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和衍生金融工具可以将资产价格下跌损失分担给更多的经济主体,随着跨越国界的资金流动,可以通过股票和衍生工具将风险在国际范围内配置,由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分担。第叁章分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的涵义、特征、原因及影响,并选择了东亚十一个国家和地区1980-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金融一体化下国际风险分担的现状、渠道及其福利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0-2010年期间该地区经过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分担的风险平均值为1/3左右,约有2/3的风险未被分担。就风险分担的渠道而言,目前地区银行中介的作用明显超过了金融市场,但是有迹象显示,金融市场分担风险的作用在研究期间内有所上升。在既定的风险回避系数下,本文发现除了菲律宾和日本,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分担福利效应为正值,证明在金融一体化初级阶段,尽管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银行中介的跨期风险分担机制,但国际风险分担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第四章分析了在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和金融市场横向风险分担和银行中介跨期风险分担的演进及其潜在经济影响。金融一体化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地配置,增加了福利,原有的一些风险(如非系统性风险和国别系统性风险)下降了,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各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个别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独立性越来越小,而且个别国家的政策制定、行政执法等方面越来越向国际惯例靠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一个国家经济周期的变动或者突发事件会迅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造成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系统性冲击,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越深,这些冲击就会越多,力度会越大,直到累计成潜在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本国的银行体系将面临着来自金融市场的竞争,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功能会削弱银行中介跨期风险分担功能。在金融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一国资产价格的波动会迅速向其他国家传递,从而加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将进一步削弱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功能。由于跨期风险分担和横向风险分担先后会随金融一体化的推进而弱化,在国别系统性风险和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冲击下,一国的经济可能更加脆弱,经济波动有更加频繁,波动幅度有更大的可能性,给其国内的居民和家庭带来福利的损失。第五章从风险分担视角提出了最佳风险分担结构安排的思路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最佳风险分担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在金融一体化的冲击下,金融市场不断对银行中介进行侵蚀,更应该注意保护相对比较脆弱的商业银行体系,确保银行中介跨期风险分担在遭到金融市场横向风险分担机制侵蚀的过程中不会遭到过分削弱,只有两者的适当结合,才能保证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风险分担、资金配置等功能的高效发挥。横向风险分担虽然在金融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应该出现一种风险分担取代另一种的情况。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在风险分担上各有优劣,确保二者的良性竞争、和谐共进是摆在监管者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和挑战。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在金融结构安排和健全金融体系风险分担功能方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适度适时加强对本国银行体系的保护,确保其经营的稳健以及较强的竞争力。通过适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保障银行体系跨期风险分担作用的发挥。第二,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注意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商业银行体系聚集着一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大部分系统性风险,他们消化系统性风险的途径是通过在经济繁荣时期赚取的利润弥补经济萧条时期遭受的贷款损失,因此确保银行体系一定的盈利能力非常重要。第叁,提高一国的经济活力离不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但是在推进金融开放和鼓励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注意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教育,否则投机之风盛行的金融市场也无法发挥其金融风险分担的作用。第四,加快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风险分担机会。第五,发挥金融体系风险分担功能,防范全球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第一,较为详细和系统地阐明了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风险分担理沦,对金融体系风险分担的程度、渠道和福利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横向风险分担功能和跨期风险分担功能的运行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将Bailey, Millard和Wells(2001)模型扩展为一个动态随机模型以容纳金融一体化条件。第二,分析了金融一体化下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及对国际风险分担机制的冲击。通过对东亚十一个国家和地区1980至2010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统计分析,证明了该地区经过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分分风险的平均值为1/3左右,约有2/3的风险未被分担。就风险分担的渠道而言,目前该东亚十一国(地区)经济体中银行中介的作用明显超过了金融市场,但是有迹象显示,金融市场分担风险的作用在研究期间内有所上升。在既定的风险回避系数下,本文发现除了菲律宾和日本,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分担福利效应为正值,证明在金融一体化初级阶段,尽管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银行中介的跨期风险分担,但国际风险分担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第叁,前瞻性地分析了在未来金融一体化的较高阶段,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相关性和联动性更加强烈,有可能产生更加猛烈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在横向和跨期风险分担机制相继遭到破坏后,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一体化一方面使全球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各国金融资产价格的相关性也不断提高,这最终导致投资者通过构建全球投资组合以分散其投资风险愿望化为泡影,金融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功能可能会弱化。第四,提出了一国金融体系的最优风险分担结构安排和政策建议。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转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趋势,但是从风险分担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横向风险分担和跨期风险分担的良性竞争和和谐共进是一国经济系统保持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国在金融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中,应适时适度加强对银行系统的支持力度,保障跨期和横向风险分担功能的适度均衡。本文尚存的主要不足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有：第一,本文对BMW模型进行的扩展以容纳金融一体化条件时,只简单的考虑了两个国家证券价格的联动性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实际上金融一体化的核心涵义不仅仅是指资产价格的联动性,而是指不同国家资产的可替代性,对资产可替代性增强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本文在考虑金融一体化初级阶段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时,主要使用的是东亚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东亚十一国(地区)的金融地理系统已经达到了金融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但是,实际上对金融一体化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划分目前并没有一套科学和公认的指标体系,相关的文献基本上也仅仅是从个别指标的测度上进行推测,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对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测度上尚需较大的理论突破。第叁,本文分析了金融一体化高级阶段对国际风险分担的潜在影响,实际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资产的价格联动不可能完全一致并具有完全可替代性,定义中的金融一体化高级阶段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相关的分析更类似于“假说”的性质,本文也并没有对此展开实证分析。
林可[6]2014年在《基于信息优势的异质投资者资产配置研究》文中指出马洛维兹理论开启了学术界及金融界对资产配置的研宄。之后塞缪尔森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旨在对投资者整个生命历程效用最优的资产配置进行讨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在经典生命周期模型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变量，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但既有文献几乎从未涉及投资者职业的异质性。本文考虑这一异质性，并相应将生命周期模型中的风险资产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投资者所在行业股票，另一部分为其他行业股票，探讨投资者随着年龄增长，总财富在消费、储蓄、所在行业股票投资以及其他行业股票投资之间的配置。本文重点在于讨论投资者职业的异质性，根据申万一级行业的收益与风险特征，将投资者的职业划分为四个类别：相对高风险行业，绝对优势行业，相对低收益行业以及绝对劣势行业。而学术界己经用实证证明知情投资者能够获得超额收益，因此投资者对所在行业具有的信息优势，其投资所在行业股票时能够获取超额收益。因此投资者投资所在行业股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劳动收入与本行业股票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风险分散角度来讲，应该低配所在行业股票；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所在行业股票的信息优势能够带来超额收益，应该高配所在行业股票。通过建立模型及采用Carroll数值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投资者应该高配所在行业股票，可见信息优势带来的超额收益的作用大于分散劳动收入风险的影响；（2)信息优势溢价对相对低收益和绝对劣势行业的作用超过了相对高风险和绝对劣势行业。
徐凡[7]2009年在《基于生命周期理财理论的个人理财投资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进步,个人收入大幅提高,人们对于个人财富的态度、观念和处理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理财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个人理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个人理财者在多个投资市场中,运用多种投资理财工具进行组合投资。个人理财者面对眼花缭乱的投资市场和投资理财工具,怎样才能根据自身背景,在各自所能承受的风险下,将各种投资理财工具科学、合理地组合起来,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这就是本文所要重点分析和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对于个人理财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与国外研究相去甚远,特别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财理论的个人理财策略研究,国内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并不能提出指导性的投资策略。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采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作为工具,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人理财者的投资策略进行研究。本文在对原有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对个人理财及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回顾,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各个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风险承受能力,为了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对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进行优化,加入了交易成本及无风险资产配置,并通过专业建模软件进行运算得出每个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第二,组合投资能够有效分散风险,能够提高风险资产收益率。第叁,随着年龄的增长,无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越来越高,债券、基金等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则相应降低。第四,在既定模型下,债券在风险资产配置中占较高的比例,应成为个人理财者的主要投资工具。
龙张红[8]2010年在《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及调整研究》文中提出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2.4万亿美元。高额的外汇储备不仅带来巨额外汇占款和由此引发的冲销成本,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政治风险等。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上,对于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特别是币种结构研究)也主要以定性的经验判断为主,缺乏一些必要的定量分析工具,在广度与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外汇储备风险管理实践,运用Markowitz资产组合理论、模糊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问题,对外汇储备投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本文的思路是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配置及调整策略的一个完整流程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预备分析、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现实估计、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策略。既有规范研究,又有实证研究；既回答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是什么”的问题,又回答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制度框架与现状,总结了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主要因素,介绍了资产组合模型、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叁种传统模型。在第二部分中,首先,分析外汇储备资产币种配置与风险选择、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假设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将影响国家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选择,用叁次效用函数刻画外汇储备投资在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叁原则之间的权衡关系,建立基于效用最大化下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币种结构理论模型,并利用真实数据,构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与风险收益之间的一般线性计量模型和“多元时序和滞后协整混合模型”,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借鉴盛柳刚、赵洪岩(2007)的模型与方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拓展,并利用2000年至2009年之间的季度数据,在外汇储备包含储备货币数量不同的四种假设下,分别估计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及收益率。在第叁部分中,将模糊决策理论引入到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管理中。通过对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各种相关经济因素的分析,应用模糊规划方法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和盈利、风险因素在模型的多个约束条件和目标中加以考虑,建立一个多约束多目标最优化模型,这样既考虑了外汇储备作为一项资产的盈利性及风险性,又兼顾了外汇储备执行功能的实现,克服了回归分析方法和纯粹的资产选择方法的弊端。其次,从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已经与国际基金管理业接轨,按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国际基金管理模式运作,在资产管理上采用国际通行的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设立两个投资基准和叁种市场风险制度,构建了基于多投资基准和多风险制度的最优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分别在收益率的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固定风险厌恶度和变动风险厌恶度的假设情况下,模拟分析了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在第四部分中,根据第二部分和第叁部分中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现实估计和最优币种结果,提出怎样实现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的调整策略。外汇储备结构包括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外汇储备资产种类大体分为债权类资产和股权类资产。所以,我们从币种结构调整、债权类资产结构调整和股权类资产结构调整叁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外汇储备结构调整问题。在币种结构方面,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及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建议放弃纯粹的消极多元化调整策略,灵活运用积极多元化和稳定多元化策略对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进行调整；在债权类资产结构调整方面,由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处于历史最低位,为我们提供减持短期债券的最好时机。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处于高位,但如果在未来收益率出现下降的话,也就是我们减持长期债券的时机；在股权类资产结构调整方面,我们运用进化金融理论思想对其进行分析,建议在投资股权类资产时按其相对收益率进行比例投资,而不能看到那家公司收益好就把资金大量投入,否则会使财富遭受损失。
王宪勇[9]2009年在《DSGE框架下的中国经济波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叁十年中,中国保持了近10%的年均高速经济增长率,同时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数个大起大落。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有何特征?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何在?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的研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该框架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经济波动的研究中已取得很大成功,目前已成为研究发达国家经济波动问题的主流方法。为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本文的第2章概述了以该方法为框架所发展出经济波动理论的发展脉络及最新进展。概括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成因的前提。本文的第3章使用HP滤波、BP滤波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分解,获得序列的周期成分,然后计算这些变量的二阶矩特征,以此来反映经济波动的易变性、粘持性和共动等中国经济波动的静态特征。具体地说,这些静态特征主要包括：(1)消费的波动小于产出的波动,是产出波动的50%,这表明了中国居民平滑消费的特点。在消费的构成中,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的波动相同,都为0.04。(2)投资的波动大于产出的波动,在投资的构成中,存货投资的波动最大,是产出波动的近7倍,房地产投资的波动也很大,是产出波动的近3倍。(3)进出口的波动大于产出的波动,进口的波动和出口的波动以及净出口的波动都大于产出的波动,进口和出口的波动约为GDP波动的2倍,净出口的波动是产出波动的近5倍。(4)产出具有一定的粘持性,相邻两期的相关系数为0.58。(5)多数经济变量与产出具有高度共动性,资本、消费、投资、进出口等经济变量具有强顺周期的特点,它们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都在0.7以上。同时,本文也使用SVAR方法分解出技术冲击、货币冲击和财政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这些动态特征主要包括：(1)叁种冲击引起对产出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叁种冲击同时发生时,技术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在观察期内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其贡献一直在80%以上。技术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初期便已达到83.5%,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在第25期达到了982%。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小,货币扩张对产出的变动是中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在初期对产出的贡献率为16.4%,随后逐渐减少,在第25期已不足1%。政府支出冲击在需求冲击中对产出的影响最大,其贡献率占需求冲击总贡献率的90%以上。(2)叁种冲击引起对通胀波动的相对重要性。除了第1期外,从第2期开始,技术冲击对通胀的贡献为65.3%,虽然在第叁期略有下降,但是以后各期基本稳定在66%的水平上。需求冲击对产出变动的贡献率只有10%左右,需求冲击对通胀的贡献则大得多,贡献率在35%左右。其中,货币冲击的贡献率在20%左右,而财政冲击的贡献率则在15%左右。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分别考察了五个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力,其中前两个模型为基准DSGE模型,模型经济中没有冲击放大机制,而后叁个模型考察不同的冲击放大机制在中国经济波动的作用。基准DSGE模型包括基本实际商业周期模型(RBC model),基本货币商业周期模型(MBC model),这两个模型不带有任何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因素；后叁个DSGE模型是对基准DSGE模型的扩展,在模型中加入叁种冲击的放大机制——名义粘性、实际粘性和金融加速器。结果发现,基本RBC模型和基本MBC模型只能在复制现实经济波动的部分静态特征,二者相比,MBC模型的解释力略胜一筹。但是这两个模型在本文中却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后续叁个模型的基准模型,因此来确定不同放大机制的具体作用。在MBC模型中加入实际粘性和名义粘性后,与基本MBC模型相比,模型的解释力并无明显改进。因此,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实际粘性和名义粘性并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放大机制。而在MBC中加入金融加速器后,模型较好地复制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特征,因此金融加速器是放大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机制。金融加速器能够成为重要的放大机制的关键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根据可观察到企业净资产规模来来判断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违约风险,因此企业的外部融资升水和其净资产规模是负相关的。其中外部融资升水为企业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成本之差,而净资产规模为个体流动性资产以及非流动性资产之和减去债务得到的差值。当经济受到有利冲击,例如正向的技术冲击、扩张性的货币冲击和财政冲击等,资产价格上升,所以企业的净资产增加,外部融资升水降低,企业贷款增加。当经济受到不利冲击,例如利率增加冲击,资产价格下降,企业净资产下降,外部融资升水增加,企业贷款减少。因此,随着经济受到不同的冲击,企业净资产不断变化,进而出现了信贷波动。信贷波动通过两种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一种为投资渠道。贷款被企业直接用于投资购置新资本来扩张生产,从而形成信贷增加与净资产增加的相互加强机制,由于能力不断增加,形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期。另一种为资金配置渠道。大量的银行信贷被注入投机市场,在银行信贷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市场性企业出现融资困难,资金未得到有效配置,经济结构发生扭曲。本文的模型中主要考虑的是信贷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投资渠道。企业的净资产可以通过直接影响投资成本引起投资的波动,这一成本为企业外部融资所需成本,外部融资升水的变动就是投资成本的变动。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政策含义：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实施时,应考虑技术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特点。技术冲击带来产出的增加是倒驼峰形变化的,这就带来了经济增长由高到低,以及由低到高的不稳定变化。这就需要在下降阶段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具有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产出处于倒驼峰形的高点,出现经济过热,则需要提前配合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第二,需要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时滞不同,而且二者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二者协调使用,才不会出现有时二者之间的作用的发挥在一段时期内被抵消,而在另外一段时期内却又被过度放大的情形。第叁,金融加速器这一传导机制的存在,为我们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提供了方向。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改变银行贷款的顺周期性；另一方面,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例如加快创业板,甚至叁板、四板市场的建立,为企业开拓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可以使企业在经济衰退期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最终使企业的自主投资成为经济快速恢复的一个有力支撑。第四,总需求管理政策目前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技术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技术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要达到此目的可以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减小技术冲击的冲击源,第二是减小技术冲击的放大机制。但是这两个途径目前在中国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减小正向的技术冲击,虽然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但却要以牺牲经济高速增长为代价。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凸现的一些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巨额呆账坏账,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引起的大量下岗工人,社会保障账户的空转,都需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解决和消化,所谓的以增量消化存量。因此,采取降低技术冲击的方法平抑宏观经济波动,不但会放慢增长速度,而且可能引发其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中国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由于其巨大的复杂性,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较长时期内依然会在中国存在。因此,在主要的冲击放大机制存在、主要冲击源不能降低的情况下,中国降低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可行方式还是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郭江明[10]2007年在《创业投资项目评估与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业投资的发展完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最为关键、最难完成的一个环节，使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助推器。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建设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由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过程中的技术风险、人的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导致的高风险，使创业投资失败的几率也非常大，因此对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愈发重要。本文不仅对创业投资项目立项评估、项目综合评估方法和模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估及实施后评估、创业投资的风险特性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并用案例研究来加以实证，而且分析了创业投资涉及的诸多风险，并提出了风险控制和预警的对策。根据作者十余年来对创业投资的实践探索，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创业投资作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创业投资项目各个阶段的评估和风险管理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作者用亲历过的投资案例，验证了所建立的各个阶段的评估指标体系及引入的评估方法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从而为今后提高创业投资项目成功率、有效控制创业投资过程中的项目管理风险，提供了理论参考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导。本文主要创新点有：（1）根据创业投资理论，结合作者多年的创业投资实践经验，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面较广、可操作性较强的创业投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作者用亲历的实际投资案例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强。（2）把改进的灰关联法引入进来，使得创业投资项目立项评估方法与模型更加丰富，也给项目立项评估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3）运用供应链的思想，设计出了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创业投资项目实施过程评估及后评估指标体系，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约简的基础上，用基于中心点的叁角白化权函数评估模型对项目实施过程及实施后进行了效果评估。作者用亲历的实际投资案例分别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评估指标体系及基于中心点的叁角白化权函数评估模对创业投资项目实施过程及实施后评估是科学的、适用的。（4）作者通过对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和自身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创业投资项目投资管理中的风险预警信号判断及其防范和控制的对策，对指导创业投资机构提高投资成功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带有风险回避的消费—投资策略研究[D]. 李智明. 新疆大学. 2003
[2]. 不确定下投资决策的控制优化模型研究[D]. 黄薇. 重庆大学. 2002
[3]. 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投资组合管理研究[D]. 王敏. 复旦大学. 2009
[4]. 股权溢价与股市波动[D]. 刘仁和. 复旦大学. 2004
[5]. 金融一体化下的国际风险分担研究[D]. 姜贵渝.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6]. 基于信息优势的异质投资者资产配置研究[D]. 林可.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7]. 基于生命周期理财理论的个人理财投资策略研究[D]. 徐凡. 西安科技大学. 2009
[8]. 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估计、优化及调整研究[D]. 龙张红. 湖南大学. 2010
[9]. DSGE框架下的中国经济波动研究[D]. 王宪勇.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10]. 创业投资项目评估与风险管理研究[D]. 郭江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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