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福[1]2003年在《中国人口小城镇化道路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小城镇位于农村之首、城市之尾，与农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又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是大、中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后盾。认真研究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在新世纪中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小镇建设，都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许多地区都在加大力度，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掀起了一股城镇化建设热潮。但是，在对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各地在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盲目追求数量扩张，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严重破坏等问题；有的仅靠动员行政力量，搞小城镇经济建设，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运作，结果成效不大；有的光顾眼前利益，单纯算经济帐，忽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利益，对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小城镇的发展就要走弯路，经济建设就要遭受损失。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道路，理清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对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充分发挥小城镇在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必须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规范小城镇的内涵。小城镇问题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制定和实施科学的规划，加强管理等途径逐步解决。中国长期执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 尤其是“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忽视了大中城市的作用，这与效率优先原则背道而驰，而且对大城市的发展来说也没有兼顾公平。本文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了我国小城镇化发展状况，分析了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国外小城镇化的经验提出相应的措施。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出发，提出小城镇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多元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发挥大城市集聚—扩散效应，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另一方面有重点地选择性发展小城镇。允许大城市<WP=3>有进一步在外延上扩张和内涵上提高的权利，对小城镇也不是不加区别地鼓励积极发展，有条件的可以发展，不具备优势和潜力的小城镇应加以限制;中小城市需要及时形成一定的集聚规模，进而成为所在地域的经济辐射中心。要"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而不是重点发展小城镇。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多元化发展中，发展小城镇是推进城镇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但不是主要途径，更非唯一途径。当前我国小城镇数量增长的阶段已基本过去。如果全面发展小城镇势必造成新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只有集中力量有重点、高质量地发展，才能提高小城镇的规模效益，形成特色，辐射更大的地域空间。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共分为四部分，首先介绍了小城镇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小城镇发展状况和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接着通过分析国外小城镇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对主张我国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观点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解决我国小城镇存在的问题的相应措施。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小城镇范围和小城镇化的概念，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对小城镇范畴的界限加以界定。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小城镇的理解有一定争议，根据研究的角度不同，包括不同的部分。本文根据所研究的小城镇化及其问题的角度，指出小城镇包括叁部分：建制镇和乡集镇的建成区，城关镇（县城），和县级市。而且主要指建制镇和乡集镇。然后介绍了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国内外关于小城镇化的理论，分析了小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国外的相关理论主要介绍了着名的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推——拉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回顾了我国小城镇化为主城镇化道路的理论渊源，我国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对于我国小城镇发展曾起了重要作用，在这部分里，介绍了他的关于小城镇化的思想理论，以及其他坚持发展小城镇化为主的学者关于城镇化道路的主要观点。第二章，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从各个方面分析研究了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状况及其产生一些问题。首先回顾了我国关于小城镇发展的<WP=4>政策，这也是我国近二十年一直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关键所在。总括地分析了我国小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不同阶段的特点，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小城镇人口的发展状况。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说明了小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缓解我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问题所作出的贡献。然后又提出了目前小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并对问题所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说明小城镇化中产生一些问题，一方面和我国长期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宏观政策有关，另一方面还和我国政府国力体制落后，追求短期行为，管理者素质不高有关。第叁章，首先分析研究了国外小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我国小城镇化发展的启示。然后对中国以小城镇为主城镇化道路认真思考，分析了其所存在的一定缺陷。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要解决我国目前一些地方面临小城镇化问题，小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
廖永伦[2]2016年在《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详细分析阐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系列问题。第二,辨析了城市化、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小城镇等几组概念,并首次对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作了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分析,提出了小城镇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观点。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第叁,重点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关联和内在建构。小城镇发展与国家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关,包括与国家选择何种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在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城镇体系构建、模式形成、产业支撑和规划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内部建构问题,认为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构建起适合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体系,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层,完善小城镇的功能;选择适合不同地域小城镇发展的类型模式;建立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力度,创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模式,规划建设功能完善、产业发展、人文特色、生态和谐的美丽小城镇,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最后,提出促进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实施和小城镇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上述系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重视发展小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城镇化路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异地城镇化主导的路径模式逐渐转向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能够满足老百姓实现城镇化的愿望和需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选择。
马先睿[3]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肖万春[4]2005年在《中国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通途。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农村城镇化的实质内涵、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角度评价农村城镇化水平,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方针、战略目标、发展思路、对策建议和政策选择,以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第叁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①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③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④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⑤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⑥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在这些方法中贯穿调查研究:一是对我国几个典型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力求获得全面、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利用信息手段网上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便于比较分析;叁是召开有关专家、部门负责人座谈会,进行专家咨询。在收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通过理性分析和思考探索,努力形成比较系统的在理论上有创新性和超前性,在实践中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中国农村城镇化这一主题,从四大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述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现实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为下面对农村城镇化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平台。 第二部分:第 1 章至第 4 章。这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在详细分析农村城镇化理论研究情况的前提下,站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进一步进行基础性分析,揭示农村城镇化的内涵、特征、类型、水平度量,剖析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原理;运用这些理论和原理,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依托和机制,构造农村城镇化机制体系,揭示农村城镇化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农村城镇化机制体系运行的条件。第 1 章剖析农村城镇化内涵:一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镇聚集;二是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叁是城镇反哺农村,城镇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促使农村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四是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达到融合,实现城乡资源的高度共享。2第 2 章和第 3 章揭示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农村城镇化发展,依托结构互利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结构聚集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的强化。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的发挥,是在相应的动力机制、聚集机制和开放机制作用下实现的。比较利益驱动是城镇化的原动力机制,城镇间以及城镇与农村间的相互作用是城镇化结构互利效应强化的基本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是城镇化结构升级效应提高的主导动力机制;农村城镇化的聚集机制是由竞争利益机制、政策调控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有机结合形成的;农村城镇化开放机制主要是指产业关联机制、贸易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形成的机制体系。农村城镇化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良好的资源配置制度、有效的产业组织制度和灵活的企业制度;有效率的供求结构和科学的收入分配结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第 4 章建立农村城镇化水平度量指标体系和度量模型。单一的人口指标标准不能准确衡量农村城镇化水平。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度量指标的设置,既不能照搬单一的人口指标法,也不能面面俱到,要从城镇化数量和素质的有机结合上设置由农村城镇化基础水平指标、农村城镇化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和农村城镇化潜在动力指标等 3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根据发达国家农村城镇化基本实现的一些参考标准和我国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结合我国当前实际,设置我国农村城镇化基本实现的指标体系标准值和相应的权数,建立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模型和城镇化水平阶段标准。第叁部分:第 5 章至第 9 章。这一部分是论文的主干。从实证角度对国内外农村城镇化进行系统分析,进一步揭示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律。第 5 章比较分析美、日和印度等典型国家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城镇化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具体体现在:一是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和企业聚集为支撑;二是市场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前提;叁是大城市的超先发展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依托;四是政府的有效调控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五是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第 6 章分析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现状: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还处在初期阶段的后期。农村城镇化结构互利效应机制被扭曲,城镇化结构互利性差;创新机制乏力,城镇化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产业布局分散,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结构聚集效应弱;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城镇化开放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城镇建设政策替代城镇化政策;二是把城镇化政策等同于工业化政策;叁是缺乏区际城镇化协调政策;四是城乡政策分割。3第 7 章主要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是从全国整体而言的;二是各区域城?
何志扬[5]2009年在《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当今世界,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2008年全球人口中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联合国也预测203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然而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化过程和结果却迥然不同。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所言,“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也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①当前,个国家如何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是关系到其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探寻正确的城市化发道路,本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观点概述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集中说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介绍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安排,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对国内外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国外部分,重点概括了国外与城市化发展相关的各种理论,如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规模与城市体系理论、区位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并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研究的叁个基本发展阶段。在国内部分,侧重于从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国内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研究进行了梳理概述。通过综述发现,国外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机理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重视市场机制在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而国内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基本模式和类型的探讨,且普遍重视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中的积极作用。第叁章对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基础性的理论分析。文中探讨了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并提出了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八种方面的选择,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产业关系、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规模结构、发展协调性、动力机制、资源环境关系和社会融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城市化道路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制度体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对于城市化道路的分类,本文主张采用多层分类法,即在第一层次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化道路的差别,在第二层次上再分别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城市化道路的差别。第四章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发展速度相对平缓,并具备宽松、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从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环境由乱到治、城市人口分布先集中后分散的动态均衡的发展道路。从动力机制来看,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城市化,同时也重视政府的规划和调控功能,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城市化道路。从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导向以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并且在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因而其城市化道路也是一条健康的、比较成功的道路。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别,如以政府调控和中小城市为主要特征的西欧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以自由放任和低密度郊区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以政府调控和高度紧凑的大城市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的城市化道路。第五章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速度迅猛,城市过度膨胀,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般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失调、城市人口分布和空间布局过度集中、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市场失灵”和“政策失当”并存。发展中国家中也存在叁种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即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控制型城市化道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以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低水平型城市化道路。第六章讨论了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的启示。通过城市化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应当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国情条件、历史基础等因素决定,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过程,它一般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认识和把握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特征和问题是正确定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基础。自由放任的城市化政策会带来严重的城市问题,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与服务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就中国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城市化道路的重大转变,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显着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进一步调整,其方向在于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升型、由城市自我发展型转向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型、由二元结构型转向一元结构型、由资源浪费型转向可持续发展型、由传统管理型转向现代治理型。
韩文明[6]2007年在《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叁农”问题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成为整个中国真正实现社会发展和迈向现代化的“瓶颈”。解决“叁农”问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走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必然选择。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及其导致的社会经济现象已经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由此形成的城镇化道路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中国模式的城镇化”。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宽泛、内容复杂的课题,涉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和人口学等诸多学科。本论文运用文献法、调查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实证分析法,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农村城镇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的理性思考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课题研究在时间范围上,重点研究到2020年中国未来十几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城镇化发展。为了研究的历史延续性,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教训。空间范围上,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研究主题上,城镇化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课题着重研究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问题,包括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认识和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的支撑条件。
杨传开[7]2016年在《中国多尺度城镇化的人口集聚与动力机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大迁移的时代。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集聚,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加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然而,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农业转移人口由本地乡—城流动逐渐向跨越不同行政级别的乡—城流动转变,形成了多尺度的人口流动和多样的城镇化路径。传统的城镇化研究范式突出强调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并不太关注农村人口往哪里的城镇转移,从而忽略了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差异。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必要探究不同流动尺度人口的集聚规律和影响因素,这对于丰富城镇化理论和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论文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实和有关研究,以人口流动理论、人口城镇化理论和尺度理论为基础,将尺度概念引入城镇化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多尺度城镇化分析框架。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崛起、经济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等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设置种种制度壁垒,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民城镇化、市民化的成本产生分化,最终形成了以跨省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异地城镇化、以省内跨县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近城镇化和以县内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地城镇化。为了探究叁种城镇化的人口流动集聚特征和动力机制,论文分别从全国、省域、县域叁个尺度和微观个体层面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1)在全国尺度,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异地城镇化,促进了全国和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以31个省域为分析单元,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突出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网络化趋势突出,2000年以来新增加的迁移流主要指向长叁角、京津以及福建等地,具有突出的向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大城市集聚的倾向。空间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是促进异地城镇化形成的叁种主要力量,其中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是核心动力,已有的迁移存量维系了流动人口的持续发生,空间距离阻碍了人口的跨省流动。(2)在省域尺度,以山东省108个县市区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了就近城镇化的人口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与省外流动人口进行了对比。发现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均衡,主要向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集聚,其他地级市的市区和部分较发达的县级市也集聚较多,形成了多中心集聚格局。而省外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聚于省会城市及沿海发达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两种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其中较高的经济水平、较高的第叁产业比重、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了省内流动人口向市辖区和非省际边缘区集聚。总体来看,与异地城镇化相类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异地城镇化相比,就近城镇化除了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同时还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分布相对较均衡。(3)在县域尺度,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范围内向不同层级的城镇或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域就地城镇化。通过对诸城市的案例分析,发现县域内流动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区和中心镇集聚,同时通过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也使农民开始向中心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城-中心镇-中心社区”叁级就地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政府、企业和农民叁者共同促进了诸城市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政府通过规划、投资、产业布局以及推进土地流转和扩权强镇等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核心引导作用。企业集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其区位选择引导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同时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或农民合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形成了就地城镇化的经济动力。农民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响应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就地城镇化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4)在个体层面,利用全国性的调查问卷,以潜在的城镇化行为主体农民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其城镇化意愿和路径选择。发现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且主要选择在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定居,更加倾向于选择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就地城镇化更加符合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和地区因素的共同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较高、家庭儿童较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土地较多且与城市联系紧密、农民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有助于农民选择进城定居。而农民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则主要受到农民所在地区经济水平和区位条件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少；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距离大城市较远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到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定居,倾向于选择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促进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应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减少人口的跨省流动,同时通过加强各级政府的联动,促进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将推进县域内的就地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农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着力提高县城和中心镇的竞争力与吸引力,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后,还应从促进农民和农村发展的角度着手,改革束缚农民离乡的相关制度障碍,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步提升农民进城定居的内生动力。
罗松华[8]2014年在《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的核心。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进行了评述,然后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公平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突破了以往哲学家“抽象的人”的束缚,他以“实践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实践中,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以“物本”依赖为基础的人向更高级的“独立的人”转变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尺度与现实尺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改变城乡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工农联盟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条件,城乡融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其终极目的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帷幕。纵观6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受政治影响很大,但城镇化总体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城镇化起步和稳步发展的阶段,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1958年到1965年是城镇化发展剧烈波动时期,大跃进、叁年灾害与政策失误、国民经济调整等大事件都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甚至大跃进停止后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1966年到1977年是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等,导致中国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顺了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都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也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时期。在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突破、产业集聚能力的增强、城市群规模的出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等,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城市贫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等,城镇化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从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我们必须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智能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和部门服务的缺位,同时由于新市民的自身素质的限制和传统观念导致的文化冲突和认识偏差,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往往遭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必须同步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为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区管理,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新市民加强自我调适,增强主人翁意识。总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区、个人的共同参与,实行叁元参与模式,只有叁者各尽其责,互为补充,才能确保新市民公平的享受市民权利,实现人的城镇化。
王珊珊[9]2015年在《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的潜力也在城镇化。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农民进城后,如何保障他们在城里享受较为优质的服务,最终还是依赖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密切相关,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城镇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化不断发展。而根据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一方面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为工业和第叁产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聚集,第叁产业发展,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化转移。在产业的共同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多,实现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从2313万人增加到3316万人,城镇化率从35.5%提高到47.86%。但是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安徽城镇化建设较多采用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县改区”、“乡改镇”等行政规划的方式实现,虽然在短期能够暂时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产业基础薄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安徽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安徽纳入长叁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无疑会为安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因此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传统农业大省、产业基础薄弱的安徽为研究对象,围绕四大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的理论问题。二是归纳总结典型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演进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探讨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安徽城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叁是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叁次产业对安徽省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四是聚焦安徽省情,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目标,探索安徽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的路径选择问题。根据美国、英国、韩国等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城镇化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经济基础的体现就是产业发展。缺乏工业和经济充分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农业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中产业支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安徽叁大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别从农业、工业、第叁产业对安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状况进行剖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安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产业发展薄弱、产业支撑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农业效率低下,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第叁产业发展不平稳,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从叁大产业入手完善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一是从农业发展方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业人力资本存量；退耕还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从工业发展方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叁是从第叁产业方面,要做大做强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坚持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曾宪明[10]2005年在《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l世纪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变革。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有哪些内容和特征?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些都是贯彻落实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片面、简单,对于其中部分问题的看法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以促进中国城市化更快更好地实现。 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人们追求城市富裕文明生活的必然结果。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城市化道路,是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战略、动力、机制、速度及有关方针政策的总称。各国的城市化道路并无统一的固定模式,一般是根据本国国情慎重抉择。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及实现机制的选择、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和成败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等非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分析、比较这些国家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走好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1)滞后型城市化道路。(2)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道路。(3)城镇体系结构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4)城镇地区布局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国际经验表明。中国既不能走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滞后型城市化道路,也不能走部分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而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既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选择,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同时推进,集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口小城镇化道路与问题研究[D]. 王前福.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D]. 廖永伦. 清华大学. 2016
[3].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4]. 中国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D]. 肖万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5]. 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D]. 何志扬. 武汉大学. 2009
[6]. 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D]. 韩文明.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7]. 中国多尺度城镇化的人口集聚与动力机制[D]. 杨传开.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D]. 罗松华. 武汉大学. 2014
[9]. 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D].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15
[10].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研究[D]. 曾宪明. 武汉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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