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锋[1]2004年在《东周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周社会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经济活动的考察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兴趣,然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项研究在今天仍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为我们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但是,它仅仅是对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一般性概括,也就是说它是在排除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后概括出来的一个理论。考虑到前辈学者对生产力因素已做了深入的研究,因而我们便将注意力转向“非经济因素”这个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方面,以求推进这项研究。从文化史学的视点出发,本文通过对政治、人口与宗教叁个“非经济因素”在东周经济活动中的重大影响进行分析,说明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研究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文章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言,从分析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的论述入手,指出了以往的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对这一理论的误解,并通过对近来研究的分析,提出从非经济因素的视角来解释东周社会的经济活动。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东周经济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东周社会是一个政治全面干预和支配经济的时代。这从“重农抑商”政策与中国国家产生方式的关系、礼仪与贵族阶层的产品流通、借贷关系转化为政治权谋层面上的施舍、典范政治畸变为上行下效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其它如从经商理念出发的政治投资、在水利建设中的政治权谋、政府对市场运作的管理等方面深刻地表现出来。 第叁部分主要是对人口在经济活动中影响的分析。在东周社会巨变中,人口因素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地关系的紧张,直接影响了东周社会的土地制度、社会分工以及赋税制度。 第四部分考察了宗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我们总是一味强调经济生活对其它领域的影响,总是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从而忽视意识形态的巨大反作用。事实上,在东周社会中,藉田以供粢盛、生穜稑、祈雨、八蜡、祈年等宗教活动正是先民为了对付不可预料事情而付出的努力。
刘先锋[2]2004年在《东周经济活动中的政治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的经济研究往往只关注经济活动本身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而忽视甚至不予考虑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这样研究的结论往往失之偏颇。本文通过政治因素对东周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的分析,说明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研究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程嘉芬[3]2015年在《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有关汉代聚落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名城大邑，以致由成千上万座城市及其它各类聚落共同组成的庞大聚落体系一直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造成研究缺环。本文选取了司隶地区——两汉时期帝国最核心区域的聚落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根本目标在于探索一条考察汉代聚落体系特点和模式的可行之路，为理解汉帝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提供新材料与新认识。目前，司隶地区已经发现的城址和非城聚落遗址共有近1800处。与以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并不限于个体聚落的内部结构特征，而是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整体的空间分布规律、聚落体系特点模式与形成原因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具体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基于汉代行政区划设置所划分的五个亚区内展开，即叁辅地区、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和弘农郡。本文还尝试探索了一种以墓葬材料（墓地）为基础，模拟汉代聚落空间位置信息的方法，用以弥补由于遗址保持状况差异或考古工作开展程度不同等因素而导致的聚落材料可能的缺失，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利用考古材料为汉代聚落体系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论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绪论。梳理相关史学及考古学背景，汇总汉代聚落发现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对汉代司隶地区聚落研究的已有成果和不足之处予以认识，并概述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聚落材料的分析与预研究。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司隶地区聚落遗址年代及相关问题情况概述，以聚落遗址情况为基础，结合文献对其年代特点及相关人口变迁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明确本研究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以司隶地区汉代墓地材料的空间分布信息为基础建立聚落模拟点为（S点）。将S点与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聚落遗址材料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聚落材料可能存在的缺失所带来的干扰，从而为两汉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研究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数据基础。第叁部分以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城址、非城聚落址及S点）为基础，结合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规律，构建司隶地区聚落遗址域分布。遗址域是指聚落遗址中曾经居住的人群为了维持日常生计而进行各类活动并获取资源的一般空间范围。重建遗址域是对聚落考古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促进了相关研究更为有效的进行。第叁章，聚落选址与环境因素间相关性考察。研究中引入多种自然环境信息数据库，以地理信息系统（ArcGIS）为支持进行空间比较分析，并通过统计学定量分析手段，探讨聚落选址中所受地形、土壤和水文叁大类（包括海拔、坡度、土壤类型、土壤质地、河流及汇水累积量六项具体内容）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所得结果可以发现，汉代司隶地区聚落选址中对自然环境因素的选择，实际体现出了对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两方面因素的普遍重视。但是各亚区具体表现出的选择性特征及程度则又存在明显不同，说明上述两方面因素背后，还可能有来自帝国政府的整体布局和设计，即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章中还提出了考察各亚区聚落分布模式的差异，并且提供了城市和非城聚落分布模式差异的一些线索。第四章，聚落空间分布研究。在对城址和非城聚落址进行等级划分的基础上，结合S点，以地理信息系统（ArcGIS）为支持，考察司隶各亚区聚落的空间分布情况，以揭示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与政治等因素。经研究发现，司隶各亚区的聚落分布规律既呈现出明显差异，也存在共通因素。例如，各亚区内都可见大量聚落聚集分布而形成集中分布区（或聚落群）的现象，聚落集中分布区的组成特点与功能都存在明显区别的同时，却又多体现出对交通以及与之紧密相伴的军事防御等因素的密切关注。此外，农业因素对聚落体系形态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就整体而言，司隶地区的整体聚落体系形态则又显示出符合中央集权制帝国统一的布局和规划，即服从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五章，基于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的社会组织分析。研究中引入聚落考古研究中一些经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以之为基础加以创新，以期对汉帝国的社会组织模式及相关问题获得一定认识。通过对司隶地区各亚区城址与非城聚落址的遗址域面积进行分类统计与比较研究，可以对二者直接控制耕地的水平进行推测，从而考察农业生产与粮食供给等相关问题；通过使用等级-规模（rank-size）模型分析司隶及各亚区聚落体系的等级构成，讨论各亚区社会等级与组织模式间的差异以及司隶地区的整体特点。第六章，结语。是对以上部分的综合性总结。
李久昌[4]2005年在《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古代洛阳都城空间为核心,从“国家—空间—社会”的视角,对夏宋间的洛阳都城空间形成演变状况及其机制进行了论述。内容上没有采取面面俱到的方式,而是以历代王朝建立后所要解决的都城空间建设的四大基本共同问题(都城选址、政治中枢的建立、都城社会系统的控制、都城经济生活中心的建构)和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叁大结构单元(宫城、里坊、市场)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洛阳都城空间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之关系进行了讨论。 首先考察了古代洛阳的都城建置。在前辈学者古都定义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衡量古都的具体标准以及西周实行多都多都并存并重制、偃师商城和唐东都洛阳都级动态变化等观点,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定了洛阳在古代的具体建都朝代与年代,得出了新的结论。 在确定了本文讨论中心“洛阳都城空间”的时间界域和特征后,对古代建都洛阳的原因,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对以往认识较为粗略的周公“天下之中”说的考察,明确提出了周公“天下之中”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较系统的建都理论,其内容包括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4个方面的内容,它不仅构成了历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而且还发展引伸出“择中立宫”和“择宫之中轴线立朝”观念和制度,对后世王朝选址建都及都城空间结构形态规划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宫城的讨论,是本文着墨较多的部分,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讨论宫城的历史过程及阶段特征,以说明古代都城的核心空间是怎样形成,又是在何种背景下进行重构的。二是讨论宫城的形成与阶段性变动对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结构的影响。通过讨论,提出我国古代都城的最早形态是“非城郭形态”宫城,这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最早形态;“非城郭形态”和“城郭形态”是宫城的基本形态;宫城制度经历了多宫城制、双宫城制和单一宫城制3个发展阶段,其演变体现了古代都城核心空间建构与重构的基本过程,也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变化;宫城既是都城空间发展的起点和原型空间,也是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和定位维度。 对里坊和市场的讨论,主要围绕发展形态和形态——功能展开,内中既有对里坊和市场微观结构的考证复原,也有对其发展形态的中观分析和把握。通过讨论,认为古代洛阳都城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西周洛邑里制形成、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和隋唐洛阳城坊里制是其中的3个关节点;隋唐洛阳城里坊并非如传统认识
马方青[5]2017年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2015）东周至西汉植物考古观察》文中指出植物考古的要旨是观察植物、而研究人。在分析邾国故城2015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大遗存时,我们试图立足城市视野来解释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此时,植物的食用性不再是人类唯一或首要目的,而是将改善居住环境和观赏等文化和审美活动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人类有意识地区隔景观、选择植物,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不断丰富的动因之一。在邾城已鉴定的24科植物中,小麦、粟、黍、大豆等谷物占据了最大的数目,非农作物数量较少但种类较丰富。基于以上植物遗存特点,我们辨析了杂草所反映的农田生境和观赏植物所反映的城市生境,重点则是通过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复原城市人文景观。而在这座有着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城市遗址内部,一块与官署活动有密切相关性的区域,其植物遗存更具有特点。在城市化的复杂进程中,如邾国故城一般的东周两汉城市面貌发生巨变,而社会转型所带动的,已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器物的进步。植物现象或波动或稳定或变革,揭示了人与植物互动行为的变化其实源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宏观背景。在方法论上,我们尝试将密度的时空分析应用于植物遗存研究中,以构筑居民与植物之间、发掘区与整个遗址的相关性。此外,"谷物杂草比"提供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通过邾城与各时期大型聚落或中心城址的对比,我们发现了规律:谷物和杂草比值的高低与遗址规模大小成反比。因而仅以该指标而言,在一个统一文化区内,居住区相较行政、作坊、祭祀等区域要高,继而由于人类更有计划性的管理行为,等级高的聚落或特殊功能鲜明的城址整体高于一般农业聚落或乡村。而基于植物考古的农业和饮食研究具有显着优势,植物大遗存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最直观的谷物资料。宏观上,邾城谷物结构基本保持着稳固的姿态,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内部发生着优劣变化,比如粟麦的角力,大豆的起伏,小豆的转变,水稻近乎于消失等表现。微观上,小麦在东周至西汉保持的优势地位是最重要的发现,它可能说明了"古代小麦革命"的某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综合其他考古材料和文献典籍,才可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植物考古面对的农业和饮食问题。对谷物结构、"粟麦格局"的观察和描述还不够全面,变化的历程及其原因的解析还不够充分和深入。我们试图通过景观的概念来构建城市植物考古的阐释模式,但仅依靠邾国故城这一座城址的一处小发掘区,并不能一一说明除开遗址本身之外的太多问题。我们仅能粗浅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假设,更多结果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验证。
李华[6]2017年在《中国高投资的合约解释》文中研究指明高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现象,借助于高投资,中国在近40年里实现了GDP年均9.6%的高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高投资既是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收入分配恶化、债务负担过重等的形成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高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不仅是综合各种理论观点的有益支点,也是刻画中国经济增长本质特征的有力工具。由于高投资的发生背景是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因而通过对高投资现象及其运行机理进行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制度改革的效应纳入进来,也可以把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及需求因素考虑进来,这就使研究高投资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现有研究高投资的文献采取了多种视角。本文基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来自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起源于特定的制度安排这一逻辑,选择从合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高投资是现有合约安排的必然结果。合约的视角可以将分析具体到“个人的行为选择”,从而使高投资这一宏观现象具有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论文将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作为两类不同的微观主体,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从个人行为的角度去理解高投资的经济逻辑,为我们更好地地理解高投资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途径。本文提出了一个统一的责任合约框架,研究了两大行为主体——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行为选择,表明在责任合约的限制下,高投资是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理性选择。论文首先给出了责任合约的内涵,说明责任合约是一个涵盖了产出目标、资源使用条件和收入条件的结构;接着把责任合约具体分解为叁个子合约:官员激励合约、分权合约和政商关系合约。在已有的文献中,官员激励、财政分权和政商关系这叁类研究都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还有少量研究建立了两个因素的模型,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够将叁者统一在一个框架的理论模型,本文尝试建立了一个统一模型,并利用这一模型更全面地分析官员与企业家的行为。结果表明,责任合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仅可以解释高投资中“好”投资,还可以解释“坏”的投资。论文的一个维度是官员的激励合约。论文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在高投资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责任合约的框架下,地方官员对政治目标的追逐在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约束下简化成对高投资的追求;地方官员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则直接导致了以寻租为核心的投资活动。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许多腐败往往与投资联系在一起。论文还表明,地方官员的激励合约必须满足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而防范其道德风险。最后,作者在分析高投资形成机制的基础上,用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计量验证。通过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对投资有显着的正影响,这种影响会通过任期、投资渠道等变量发挥作用。论文的另一维度是分权合约。由于分权合约提供了制度背景,故分权合约对地方官员的竞争策略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分权程度对地方官员的激励程度不同;不同的财税体制安排导致了地方官员不同的竞争策略。在责任合约框架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官员的行为在财政包干制下表现为大力保护地方企业,尤其是大力发展地方性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结果导致了政府主导的粗放式投资和投资过热现象。在分税制下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现为官员努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和积极招商引资。这些活动诱致了民营化浪潮,带来了民营经济的崛起,以及各地的招商引资的竞争,并使土地财政日益成为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对投资的影响的基础上,论文还用地级市数据,基于官员激励合约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对投资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政商关系合约是论文的第叁个维度。本文对于政商关系的研究弥补了目前此类文献的缺憾。在考察高投资的成因时,现有文献过多偏重于地方政府与官员的行为,而对企业家的行为明显关注不够。企业家身影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已有文献的解释力。显然,企业家对于投资的作用不可或缺。不考察政商关系,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家的行为,甚至也不能完整地解释地方官员的行为。现有的政商关系成为使地方官员的意志通过各种形式强加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不仅直接导致企业家投资行为被异化,而且对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责任合约的支配下,地方官员不仅通过控制政府直接投资来实现自身的目标,而且通过政商关系的力量使企业家帮助其实现自身的目标,而企业家则通过政商关系获得更多的寻租收入,由此导致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活动,结果企业家行为被异化,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出现扭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过度投资变得常见。论文最后分析了责任合约下高投资的限度。高投资是责任合约叁大子合约的合力所致,在责任合约不变时,投资的增加取决于投资的边际效率与动员投资所导致的债务负担。但责任合约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此时高投资能否持续取决于多种因素。
夏婷婷[7]2008年在《城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及郑州市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缺水己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方面,本论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关于水资源合理配置及综合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城市水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开展了以下研究:(1)阐述了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内涵、目标与原则,介绍了水资源配置综合评价的工作步骤和主要内容。(2)探讨分析了城市水资源量分析和需水量预测的方法、可供水量的计算方法和城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的方法。(3)对城市供水工程系统进行了分析,建立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型并提出求解方法。(4)对郑州市水资源供需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并预测郑州市未来需水量,对提出的四个方案从可行性,经济型,可靠性角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并优选出最优的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本文首先从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提出背景和研究意义入手,较全面、详细地论述了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方向;城市水资源现状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对于优化配置的成功起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本文独立一章,对城市水资源进行分析,并对城市的需水趋势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从供水的经济性等因素出发,运用水资源系统优化配置理论,重点分析了城市水资源的供水系统建设的优化措施。然后结合实际情况,针对郑州市水资源系统,对提出的四个方案从可行性,经济型,可靠性角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并评优择选出最优的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
孙克进[8]2016年在《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社关系逐步调整,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日益优化。社会团体数量不断增加,服务领域日益扩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与“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类似,社会团体运行中存在的“志愿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违法或不当行为,既削弱了社会团体持续发展的基础,更损害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为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团体的规范化管理政策日趋完善,并且塑造了以管控为导向的双重监管体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在《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9)的基础上,对社会团体监管进行了系统阐述,最终形成了包括登记、税收、财务、人事、党建、评估等专项监管政策在内的监管政策体系。从监管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效果可以看出,社会团体监管政策既保障了社会团体的发展秩序,稳步推进了社会团体管理改革,也在很大成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团体的发展及其自治能力的生成。社会团体监管存在诸多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涉及概念内涵、功能意义、问题与对策等方面,为完善社会团体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已有研究缺乏对社会团体监管问题的专门研究,而且分析逻辑多从监管体制出发,没有以社会团体监管政策为分析对象,进而无法全面地理解社会团体监管的现状,更无法具体剖析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的缺陷。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志愿失灵理论和监管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为研究背景,将社会团体监管分析框架归纳为四个方面：监管理念、监管内容、监管方式、权利救济。其次,对现行社会团体监管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呈现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的基本图景,为发现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的缺陷提供前提。再次,以社会团体监管分析框架为指导,从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对社会团体监管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了社会团体监管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监管理念单一、法人条件过高、备案与直接登记不完善、事中监管缺乏重点、事后监管不力、权利救济不充分。最后,针对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的不足,基于理论分析框架和内容分析结果,从更新监管理念、完善准入监管、创新过程监管、加强事后监管、保障权利救济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社会团体监管政策的可行建议。
贾轶[9]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文中指出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都存在着一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最基本的和灵魂性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研究仅限于概括性的讨论是不够的,还要在运用中进一步深化研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达到对于这一方法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运用不是被动的,需要研究者主动设定研究范围,选择研究对象,展开自己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说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的说法是不妥的。唯物史观消除了过去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包括最为隐蔽的缺点,是最有系统说服力的科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既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研究历史的新的并且是科学的方法上,又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唯物史观具有紧密的内在统一性,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科,它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和唯物史观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就在于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既体现在动态的学科发展史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静态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各门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事后的方法,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基本形成后,人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可能运用作为事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已明显体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唯心史观的新历史观,而历史观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不从既定理论出发,是唯物史观对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唯物史观还要求经济学研究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这两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方法、历史辩证法、主体既定法、科学研究经济范畴和阶级分析法等方法。上述方法都是有联系的,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分析思路,比如我们运用从历史事实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的思路和方法来划分社会历史主体,然后对具体事物进行主体既定分析等,该思路体现在本文后两章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主要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出发和从生产实践出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思路,并不神秘深奥,事前研究不要过于强调某些人们常说的原理,这些原理正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思路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存在一般抽象思维方法以及抽象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思维方法,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等,一些方法也是人类各门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表明,衡量作为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经济学的抽象法深浅和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导致或者一些方法本身就不是或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本来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方法失去了根本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叁层,第一层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单地说即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但也包括了那些其本身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有的方法但被它科学说明了的方法,第二层是一般思维运动辩证方法,第叁层是思维辩证运动中更加具体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后者的灵魂性方法。本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运用和进一步研究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第四章基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事实,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人类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怎样生产进行历史考察,顺理成章提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诸范畴含义的探讨,而后以思想史实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说明。随后在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历史进行了一般阶段的划分,即依存关系的社会阶段、依附关系的社会阶段、资本所有的社会阶段,可分别称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古希腊罗马地区还存在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称为奴隶社会。随后本文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变迁原理,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理论说明,同时在各地区具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说明该原理和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第五章对农村公社、土地国家所有、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典型研究对象进行主体既定分析,表明和分析所选研究对象及其发展变化是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或表现,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历史主体的认识。
曾亿武[10]2018年在《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形成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产品的流通与营销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电子商务是解决产品流通与营销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各种有利条件合力作用下,中国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迎来蓬勃迅猛的发展势头。本文以农产品淘宝村集群为研究对象,以江苏沭阳为区域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访谈资料和问卷数据,利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为什么诸如沭阳县这样的地区能够形成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现象?同一地区、相同产业中具备什么样特征的农户更有可能采纳电子商务?农户的收入是否会因为电子商务的采纳而得到明显改善?这种改善是否存在群体内部差异?相应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形成建立在产业基础、电商平台、网络设施、物流条件、创业能人、政府作用和市场需求等要素条件之上,其形成过程包含“技术引进”、“技术扩散”、“质量危机”、“产业集聚”等环节,电子商务技术扩散得益于农村社会网络和模仿行为在降低技术采纳成本和风险、提高预期收益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此后的产业集聚发生动因在于分工深化和地理集聚的经济性,在集群形成的过程中,可能掺杂着一定程度的质量危机,这主要源于局部农户的竞次竞争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现象属于区域电商发展的一种特定形态,其形成过程表明区域电商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发展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电子商务对整个农业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但需要众多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构建起一个健康电商生态体系,实现线上与线下互相促进、联动发展。第二,农户的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是多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同一地区、相同产业,且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年龄、家庭总人口、农业收入比重、电商了解程度、感知竞争程度、先前工作经历、先前创业经历、先前培训经历和社会资本等变量显着影响农户的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其中先前培训经历、电商了解程度和社会资本叁个变量构成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社会资本在“先前创业经历—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和“先前培训经历—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叁,在电子商务深度采纳型的村庄情境下,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收入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并且增收的幅度较大,实证结果从侧面反映了伴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电子商务正在成为数字红利向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扩散的实现路径和重要形态,并且已经给局部地区的不少农户带来了可观的增收;此外,实证研究还证实了利润率和销量增幅的提升构成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与此同时,电子商务采纳并没有显着改变农户的工作时间和经营支出。第四,电子商务明显加剧了电商农户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资源性物质资本、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投资和企业化转型是导致电商农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即线下产业的经营管理和投资行为能力会转化成一种线上的竞争力,实证结果反映了即便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普遍性红利,但由于资本禀赋和差异化经营因素的作用,农户对于数字红利的分享不会是同质、等量的状态,农民群体内部出现电子商务采纳增收差异现象具有必然性。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首先,研究选题和内容具有新意,首次对农产品淘宝村集群所代表的以农户为电商主要采纳主体、以农产品为主营产品、实现跨村连片发展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现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其次,提出综合使用动力机制、形成要素和形成过程叁种角度研究具体类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主张,并通过构建一个整合性演化模型全面揭示了农产品淘宝村集群的形成规律,同时发掘了农产品淘宝村集群与一般产业集群的若干不同之处,拓展了产业集群领域的研究和发现;其叁,对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响因素以及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既加深了对农户采纳视角下电子商务发展特性和效应的理解,又拓展了农业与农村电子商务领域农户微观视角的定量研究,同时也是对手机和互联网使用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小农的数字红利问题提供来自中国农村地区以及电子商务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1]. 东周经济活动中的非经济因素研究[D]. 刘先锋. 陕西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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