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现代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荒诞”美学形态对人类理性提出了质疑。“大话文学”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中的文化思潮，则表现出对人类传统理性信念的彻底颠覆。本文在对“荒诞”美学范畴的特征以及荒诞派文学的理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热潮的“大话文学”的背景以及语体特征进行探求，最后得出结论，“荒诞”中依然流露出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和渴求，而“大话文学”则对传统经典构筑的理性世界进行了彻底地解构和戏谑。
【关键词】荒诞大话文学理性现代性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0）11－0022－03
【Abstract】Inthebackgroundofmodernism,theaestheticalformof‘Absurd’hastoharboursuspicionstohumanbeing’sRationality.Asatypeofpostmodernismculturalthought,‘ParodyLiterature’presentsaentirelysubvertingtohumanbeing’straditionalreason.Onthebasisofrationalanalysisonthecharactersof‘Absurdandabsurdistliterature,thisarticlewillgivesomestudiesanddiscussionsonthebackgroundandcharactersof‘ParodyLiterature’whichroseinthebeginningof1990sChina.Inconclusion,‘Absurd’alsopresentscertaintrustsanddesirestohumanbeing’srationality,ontheotherside,‘ParodyLiterature’givesaentirelydeconstructingandjocularitytothetraditionalreasonofhumanbeing.
【Keywords】AbsurdParodyLiteratureRationalityModernityPostmodernism
在人类社会整体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以来，“消费时代”“快餐文化”“图像化时代”“大话文学”等一系列与“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词成为当代社会中的关键词。特别是在当前的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这些当代社会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的内涵又呈现出了更加独特而丰富的形态。“大话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对“经典”以其独有的方式进行彻底解构和颠覆的文化心态的产物。而“荒诞”则是在现代主义背景下形成的以平面化、平板化和价值削平为显著标志的一种审美形态。
一“荒诞”和“大话”的话语追述
“荒诞”一词来自拉丁文stndus，原义为“聋的”，引申为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或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荒诞”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18世纪的西方文坛，一直被用于揭露社会状况、抨击现世政治，采用梦幻、鬼怪等非现实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表现富于理性色彩的严肃主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开始成为整个人类思想的主宰。正如海德格尔所追问的那样：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时代中，人类是否、如何还能有家园？人类在科技发展和物质丰富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战争带来的灾难，人类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精神家园之路上迷失了方向，传统西方文化所描绘的理想蓝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撕成碎片。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社会背景下，“荒诞”从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到成为以人自我价值的丧失、人与人的不沟通、人与社会和自然的不能同构为主要形态特征的审美范畴被引入到美学、文学、艺术中。
“大话文学”是后现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大众文化思潮。后现代社会又被称作后工业社会，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肇始于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便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大阔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这一差误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文化大动荡的年代，有人从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的颠覆传统、消解中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政治、文化中心的极端反叛中找到了呼应。中国在经历了对传统经典和精英文化的冲撞和新的极权主义的确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认识开始进入新的理性阶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反思过去，消退神圣，走向生活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政治、文化上开始突破禁锢，经济模式发生巨大变化。
在文化方面，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后现代思潮消解中心、提倡多元化的思想引起了人们对个体的重视，文化生产和消费从少数“精英”手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大众文化以自身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并创造出一种可资大会实现文化共享的广阔空间，它又以自身的功利性特征和世俗化倾向，冲破文化特权和文化偶像限制，使文化的发展从此转入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大众文化的流行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便形成了以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和普遍的消费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英国后现代理论家迈克·费瑟斯通指出：“因为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化消费，引起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区别的消解，既使后现代形成一个同质性、齐一性的整体，又使追求生活方式的奇异性，甚至反叛、颠覆合法化。”这种“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区别的消解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即表现为对“经典”的“快餐式”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并迅速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的“大话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以“经典”的“快餐式”消费为主要方式的大众文化类型。它以用戏拟、拼贴、混杂、并置、时空错乱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进行戏弄和颠覆为基本话语特征。
二“荒诞”中的“理性”诉求
作为美学范畴的“荒诞”是现代西方文化与现代西方社会的产物。它以形态上的平面化、平板化和价值削平以及内容上的无高潮、无中心基本美学特征。尤奈库斯说：“荒诞即指缺乏意义。”
在荒诞派戏剧家的作品中没有完全完整的情节结构和主题，人物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而是语言不清、思想混乱的“孤独人”。《秃头歌女》中的史密斯夫妇通过交谈才发现原来他们是生活在同一所房子里甚至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夫妻。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是这样可怕。人再也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失去了自己的本质所在。而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由凋敝的枯树、孤寂的乡间小路和穿着破烂、表情麻木的流浪汉的无尽头的等待展现了一幅灰暗、死寂的图景。
但“荒诞”由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发展到艺术思潮流派再上升到西方美学的重要美学范畴的过程却是西方社会对在现实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对理性的渴求之间的冲突过程。现代主义艺术家和作家们在对人的生命意义提出拷问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与世界、有限与无限、生与死之间的冲突和撕裂，而在他们的生命深处依然流露着人类对合理性的渴求和希望。在现代主义文学家所表现的没有意义的荒诞中隐藏着对荒诞的意识和反抗的意义。正如阿诺德·欣奇利夫所说：“荒诞的反面就是有意义，而荒诞性就是引起人们对缺乏意义的注意。”在一系列的看似荒诞的现象背后表现出了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把握。“局外人”莫尔索一直坚持自己极端冷漠的态度来反抗陌生的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价值观念；《犀牛》中的贝朗热也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了保持自己人的本性而与整个社会作着抗争，“要保卫自己就得对付它们全体；我就得与它们这一大群进行战斗。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了，而我将坚持到死。我将永远不投降。”
在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的西方人更多的是对理性失落的迷惘，现代主义自我表现、多元叙述、不确定性、非人格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了对传统理性观念的无法割舍和眷顾。“荒诞派”作品中的“荒诞”不仅从内容和主题上表现出了人类对理性的诉求与渴望，在选材和表现手法以及写作视角上也交织着理性的闪光。“黑色幽默”的经典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借战后生活的混乱与荒谬来说明战争的无情、揭露人性的扭曲和官僚机构的荒诞可笑、不可理喻。在一系列非常规表现手段的同时也采用了一些常规的描写手段，使正常与理性交织于小说怪异可笑的全景中。这些常规表现手法代表了小说中沉重、严肃的“黑色”的一面。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用小人物尤索林的视角直接展现了受害者眼中绝望与无奈的世界，“荒诞”“无意义”的背后流淌着人类永恒的主题。
三后现代背景下“大话文学”中的理性
1．“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继承还是决裂
“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之“后”上，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是指“非现代”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则被理解为“高度现代”，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不管“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继承还是彻底反叛，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认为，不同时期的彻底断裂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是现成大量因素的重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的必然性联系。对于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社会来说，从古希腊人思想中对理性权威地位的确立到现代主义背景下对“理性”存在的质疑，人类对理性始终持着一种信任的态度，即使是在具有反传统和反理性特征的“荒诞”范畴中也是充满了对理性的渴求。而“后现代主义”则继承了人类对“理性”的质疑，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理性”仍然处于话语系统的中心位置。从这一方面看，“后现代性”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新发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后现代”的话语体系中就会发现，“后现代”背景下人们对理性的反叛不再是建立在对理性传统的信任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表现出的特征是颠倒文化的原有定义，反对传统标准和原则，强调当下立即可以达到并直接得到验证而生效的感性活动。同时“复制”性质及其机遇性，一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费尽心思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复制的快节奏和高效率也加强和促进了“光看不想”倾向。现代人类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入了对经典和传统的“快餐式”消费时代。人类几千年来坚持的理想信念的大厦在顷刻间分崩离析。
2．“大话文化”中“经典意识”的迷失
与理性权威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并驾齐驱的是人类的经典意识。布鲁姆认为，经典化过程就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永恒的竞争。“经典”的特质就在于在不同时代的文本“竞争”中能不断地对读者开创出一个“异质性”的世界，以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和陌生性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对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进行文化道德和政治力量上的制约和规范。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对人类历史的“异质性”世界开启的过程一直是有不同时代读者的参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经典不断地经历着被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但是在如今“万物破碎、中心消解”的时代，经典的权威性和永恒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和颠覆，“大话文学”便是经典在现代消费时代所遭受的命运。
如前所述，“大话文学”中所体现的经典权威的失落，正是人类理性信念的失落。如果说在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还有人类理性对经典崇拜的残存，那么在以“无厘头”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大话文学”中看到的经典就只是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大话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
从文本内容及表现形式来看，“大话文学”对理性和权威的颠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经典中所体现出的时间和空间秩序的打破。以几年前在书店和网上均引起轰动的《Q版语文》为例，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反串情况。传统落魄文人形象的孔乙己改名为孔甲己，他所“窃”的不再是书而是盗版光盘；从贾宝玉的口中居然说出的是“我要去上网！”司马光砸缸以后流出来的是七个小矮人；中西文本中的传统时空秩序被打破，经典人物形象和场景被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进行解构。由于这种时空秩序的倒置，经典文本的传统历史感和厚重感被抽空，从读者在进行审美接受时产生同“荒诞感”相类似的平面化和虚无感。
（2）语言形式和风格上出现单纯快感化和娱乐化倾向。在语言运用上，许多通俗语言和网络语言被毫无秩序和理由地安排到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口中，如“bingo”“faint”“886”“MM”等。文学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通过经典人物口中这些通俗化、现代化的语言，经典人物形象在文本选择和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文化内涵被彻底消解。如“大话文化”的“经典”之作《大话西游》中唐僧就不再是纯厚、憨直，而是世故、圆滑的形象。“大话文学”体现出的快感化和单纯娱乐倾向还表现在其文本语言的粗鄙化和物质化。如《Q版语文》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语言：“池塘里应该有MM在洗澡吧。”（《荷塘月色》）“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我现在非常想女人。”由于这样一些物质化和肉身化的语言，经典文本所具有的诗意美和崇高美被消解，这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可能产生一种背叛权威、戏谑传统的快感。一些经典化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也仅仅成为调侃和颠覆的对象。
（3）“大话文学”提供了多元化的文本阅读和消费方式。“大话文学”的作者具有文本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对于“大话文化”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经典文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只可仰观不可靠近的最高原则。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漫，出现了网络文学的流行。文学创作不仅限于少数精英作家，而是成为一种大众文学行为。这时候人们对经典的态度就不再是单一地从其所确立的道德原则或美学原则进行接受和阐释，而是有了想冲破对经典文本的传统阅读和消费方式的要求。
虽然早已出现了电视剧和电影对经典名著的改编，但在诸如《春光灿烂猪八戒》等对经典的面目全非的改编之前，《红楼梦》、《西游记》等电视剧不仅尊重了原著中的基本精神，还把许多经典人物形象具体化在观众面前，孙悟空聪明机智、猪八戒憨厚可爱、林黛玉的骄弱孤傲都通过演员的演绎和再创造更加深入人心。但在“大话文化”背景下的经典名著改编大多是在名著所提供的故事结构下进行现代话题转换，如前面提到的《春光灿烂猪八戒》就是借《西游记》中的几个传统人物形象来表现爱情的主题。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这些被时间、传统所固定化了或力图继续加以固定的文本结构、意义模式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在“大话”背景下的经典文本以及人物就不再具有“官方化阐释符码”下的固定意义了。
由于没有下面价值和理想的支持，“大话文学”在形式和主题意义上都呈现出与“荒诞派”文学作品在对待人类传统的理性权威的不同态度。虽然以上对“大话文学”中对理性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话文化”由于其对传统道德和权威的颠覆和反抗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的有价值的“意义”造成不同程度的消解和损害，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话文学”对传统意义和符码的颠覆也体现出了其巨大的文艺创造力和对时代的适应能力。因此，对“大话文学”这种“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产生的新的文学思潮，我们应该在正确分析和客观理解的基础上对其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进行有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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