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旻[1]2004年在《基督宗教在我国彝族地区传播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表明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基督宗教的天主教、新教传教士在一个世纪里，不断渗透、扩张，力图打开在我国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教局面。 在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基督宗教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传教士企图打开传教局面的种种努力都无法成功，当地群众不止一次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但在以滇东北、滇北、黔西北为中心的云南、贵州的一些彝族聚居地，基督宗教的传播却取得了成功。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国内外学者均没有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索与分析。在全面归纳、理清了基督宗教对我国彝族百年的渗透、扩张过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基督宗教在四川凉山的受挫，是因为传统社会结构保存较完整，彝族传统文化积淀浓厚，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使彝族群众坚决地抵制了西方基督宗教企图渗透的种种努力。 而在云南和贵州，由于改土归流的完成，汉族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彝族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相对减弱，造成了基督宗教新教的循道公会、内地会传播的空隙，终于得以插入并且取得不断的发展。 不论是四川凉山彝族的抵制还是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的皈依，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物质的前提决定了人民的意向，从中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实质的经典论述。 我们应加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从四川大凉山彝族先后成功地抵制了孔孟之道、佛教及基督宗教等各种文化播散的事实，深入认识博大精深的独特的彝族传统文化，促进彝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基督宗教在云南、贵州扩展的进程中，彝族群众起到了决定性的主体作用，创建教堂与学校的人、财、物力均来自彝族，各教区与教学点的开辟、坚持均由彝族的骨干人物承担，在基本上没有政府与外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凭借当地彝族自己的力量，办起了多所实行规范的近现代初等教育的小学，为彝族培养出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把学校办到山寨、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积极性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以推行西部大开发和科教兴西富民战略。
杜丽[2]2015年在《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历史上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等原因,苗族从早期居住地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不断迁徙到中国贵州、湖南、云南等边疆省份与国外。云南苗族多于元明清时期分批渐次迁入,至今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大多居住在高寒山区,交通不便,生存与发展困难。近代以来,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与在部分汉族地区遇到的重重阻力相反,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些信教民族中就包括苗族,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引人思考。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云南苗族信仰基督宗教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呈现出云南南部(滇南)苗族主要信仰天主教,云南东北地区(滇东北)和北部(滇北)苗族主要信仰基督教的特点。相比较湖南、贵州和四川的苗族研究,云南苗族研究成果较少,且侧重对苗族传统文化和经济层面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本论文通过对云南信教苗族,特别是选取数个最具代表性苗族村落的个案进行调查研究,希望可以以点带面,全面展示当今云南苗族基督宗教的信仰图景,揭示基督宗教在苗族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进而趋利避害,引导基督宗教在苗族社会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侧重研究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中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基督宗教在云南苗族社会文化中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章的选题依据、理论方法以及前期学者们的研究情况；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云南苗族信仰基督宗教的历史,介绍所选苗族调研点的基本情况。第叁部分到第五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运用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论的理论观点,结合田野调查收集的各种资料,分析在社会变迁中基督宗教对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发展趋势。第叁部分主要运用宗教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从社会个体——苗族信徒和社会团体——教会两个方面,阐述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社会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运用宗教文化论的观点,结合田野调查,从苗族基督宗教礼俗和伦理两个方面,探讨基督宗教对云南苗族文化的影响；第五部分,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论的相关理论、方法和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世俗化等多方面变迁对云南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预测云南苗族社会文化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殷秀峰[3]2012年在《基督教与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基督教在华传播高峰作为研究的历史背景,重点考察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文化“基督化”后对其法律文化的影响。本研究将宗教信仰视为文化的最深层部分看待,就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法律心理、权利意识、习惯法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等产生的影响进行宗教社会学和法学解读。基督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是按照“信仰皈依——文化‘基督化’——法律文化变化”的顺序次第进行的。从发生意义上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大规模信仰基督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传教士们将“福音传到万邦”的宗教使命；(2)极度贫苦的生活境遇；(3)国家权力影响微弱；(4)传统文化解释力度不足。基督教影响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策略与方法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即“自下而上”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传教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采取的文字、教育、医疗、慈善传教的方法；二是内化影响,即文化“嫁接”的影响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基督教传说、神明替换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相应内容。但是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影响受到藏族的宗教势力和彝族的家支组织的抵制。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是“由里及表”地展现出来的,沿着“法律心理——法律权利观念——习惯法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的线路层层展开。前两层属于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即法律文化的观念意识层面；后两层属于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即与观念意识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层而。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心理的影响分为叁个方面。一是激发个体意识觉醒。基督教从“受造”、“原罪”、“救赎”叁个概念形成对个人的基本认识,产生破除鬼神迷信和突破社会限制的思想力量。二是推动国家观念的形成。西南信教少数民族原本国家意识淡漠,基督教“两城论”不仅划分了世俗政权与信仰团体的界限,而且赋予国家政权以神圣性。叁是基督教导致法律观念的转捩。西南信教少数民族从基督教“律法书”与“圣约”观念中形成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西方传教士们从基督教义的要求出发,采取带领群众坚决与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斗争、施医布药、开设福利机构、反对自杀、购置土地并出佃给教民、创制文字等行为,切实维护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良心自由和文化权利。通过传教士们多年的行为引领和观念倡导,西南信教少数民族逐渐实现了从“被救’到“自救”的转变,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基督教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以基督教“十诫”和本土化“十诫”为总纲,分别对宗教礼仪、婚姻家庭、政治制度的习惯法进行了重构,以戒律形式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并对公共卫生做出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教民与非教民的新“群界”,引发了社会的新矛盾；在革除社会落后习俗的同时,也对西南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造成伤害。基督教对信教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民间纠纷解决层面。在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群体内,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被教会主导的机制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教规与习惯法在程序、权威、受案范围等方面发生调适。二是国家诉讼层面。随着“保教条款’的拓展,教会在国家诉讼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在信教群体内,则形成教会权威与国家司法权威的二元张力,并最终影响西南信教少数民族诉讼观念与诉讼选择的转变。由于我国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数量较多且文化、历史背景复杂,本研究未能涵盖所有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考察,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本文尽可能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和民族,并尽量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当然,全面考察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工作绝非容易完成的,囿于时间、精力的有限,笔者不得不留下这一缺陷,期待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完善。
许蕾[4]2016年在《中国内地会在云南的传教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内地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向云南传教的最主要的基督新教团体,从1877年踏足云南至1950年离开,用四分之叁世纪的时间使云南诸多民族归信,尤其在部落民族中取得显着成果。本文从差会传教者角度入手,梳理内地会在该省详细的传教历程并稍作分析和总结。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陈述内地会的传教理念和组织架构,戴德生本人的神学和传教思想为他一手创建的内地会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他开创的深入内地的传教方向、布道为首的事工导向以及在真实传教经历中对上帝信心的践行,使得内地会成为最深入中国大众的新教团体,这也为内地会在云南的事工提供差传背景。二、叁、四章是本文的重点,以时间为线梳理该差会在云南的详细传教工作,包含传教初始、传教重镇、抗战与撤退叁个各具特色又内在联系的阶段,详细记述内地会在云南七十余年传教工作的起落,特别是在部落民族中的事工成效。初始阶段以建立区域性的传教中心为主,传教对象主要是汉族；传教重镇阶段事工拓展至诸多部落民族,发展了大量信徒,同时汉族传教工作由点到面,覆盖范围加大；第叁阶段延续上一阶段的事工模式,教会本土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亦有专门的传教士与回族群体接触,但又受时局影响,经历抗战时期的发展和被迫撤离的无奈。第五章是对该差会在云南传教活动的分析,主要从传教者和受教者两方面探究内地会在云南的传教理想和传教实践,传予万族的理想使他们不断在诸多民族中开拓事工；而在传教成果上却差异巨大,部落民族最易接受,其次是汉族,最后是回族。由此反映了传教士作为外来宗教团体与当地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碰撞,并产生有差异的传教成果。
殷秀峰, 陈小曼[5]2013年在《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权利观念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归化基督运动",对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文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人格尊严和文化权等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带有的基督教文化特征。这种变化"由里及表"推动行为规范、纠纷解决等法律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形成信教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意识与认同的重要力量。
张媚玲[6]2012年在《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力图站在“民族性”的原则立场之上,以“全球化”和“近代化”的史观,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政治关系进行梳理和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正处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向世界殖民主义扩张,从而导致西南边疆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之下。西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关系从古代向近代的延伸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随着西南边疆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民族政治关系中随之也增加了西南边疆各民族与英、法帝国主义列强为主体的中外民族之间的关系内容,以及所激发出来的国家意识和与之相伴的中华民族意识。西南边疆近代民族政治关系具有层次多而内容复杂的特点,本文拟将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以及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政治关系的框架,把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觉醒与激活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系领域问题呈现框架内的主体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在英、法殖民主义者侵略包围下,西南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形成过程。由边疆危机、民族危机所激发的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凝聚力如何形成与发展。第二,探讨近代中国在面临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之际,传统民族观、地理观转型过程中,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对矛盾对立关系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认同的激活和觉醒。另一方面,选择从联动着西南边疆上下各阶层、各民族的教案入手,从几者之间的综合关系作用于各民族有关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呈现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封建政府叁者之间又一视角下的关系。第叁,从近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探讨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关系中所激发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当西南边疆在近代凸现出其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危急时刻,清中央政府及其之后的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治边保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对川滇藏边区的改流及其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对于当地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关系的考察。第四,探讨和研究近代化条件下西南边疆民族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衰败,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权力都日渐削弱,使西南边疆民族上层有了扩张的空间,在部分地方民族上层中出现了自立倾向。一方面,考察西藏地方、中央政府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者叁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云南、广西两个产生了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地方势力集团作为重点,考察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中,又以辛亥革命以后包括西南边疆各省在内兴起的“联省自治”主张与根源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式的民族国家构建道路的博弈之争作为关注的要点,探讨两种民族国家观在不同的话语权下的出路。
赵善庆[7]2013年在《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服务运动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开展的改造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活动。边疆服务部于1939年底开始工作，并先后建立了川西、西康、云南等叁个服务区，从事文化教育、农牧生计、医疗卫生和福音传播为主等各类社会服务工作，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滇北和滇中，从1943年8月正式启动，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为止，服务对象以苗、彝边民为主。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在边疆教育、干部培训、社会服务和边疆研究等方面还是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厘清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的发展历程，重建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在云南开展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揭示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所体现的历史作用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抗战时期对云南边地社会的贡献与影响。
参考文献：
[1]. 基督宗教在我国彝族地区传播研究（1840—1949）[D]. 东旻.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2]. 基督宗教与云南苗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杜丽. 中央民族大学. 2015
[3]. 基督教与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1840-1949）[D]. 殷秀峰.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4]. 中国内地会在云南的传教活动研究[D]. 许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权利观念的影响[J]. 殷秀峰, 陈小曼.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6]. 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D]. 张媚玲. 云南大学. 2012
[7]. 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云南边疆服务运动研究[D]. 赵善庆. 云南民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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