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工作。由于语言、生计活动、季节与社区周期等因素，成功的田野工作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便深入和完整地了解当地社会。因此，田野调查是民族志收集的主要途径，是人类学面对多样性文化建立比较理论的基础。由于田野调查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又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工作所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次革命。它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观察当地发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当地社会，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田野调查被从理论上提出其重要性来[1]。
关键词人类学；田野调查；解释；他者
田野调查，顾名思义，在田野中做调查，所接触的大多是普通老百姓。我是没有真正做过田野的，对调查对象的调查也是当天开始，当天结束，至多也就在调查对象家里吃顿午餐，还没得勇气去一个异文化社区，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同吃同住同“聊天”。现在却要来谈论田野调查，着实有些班门弄斧。田野调查，英文名为Fieldwork，常被翻译为实地调查、野外调查以及现场研究等。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
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脱离了田野的基础，人类学的科学性就要受到挑战，作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我们常常拿它同社会调查做比较。从近代开始，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科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早指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2]。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英雄不问出处。好的调查报告或文章不拘泥于它是量化的还是质性的，而在于它的主旨。定量还是定性，各有千秋，针对大范围的行为研究，定量有优势；针对特定人群的态度研究，定性更胜一筹。“研究”是对“调查”而言的，通常所谓社会调查，大部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探究的。社区研究（实地研究）较之社会调查要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3]。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量化研究数据收集的主流方法所存在的方法论困境，即现有社会调查方法从社会中抓取到的数据与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是否吻合的问题，还存在问卷选项的局限性与现实情况的无限可能性的根本矛盾[4]。理想的大数据模态往往是数据在行为主体因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测，自然地做出行为而被记录下来的。而这个困境能被田野调查弥补，这就是我们为何强调做完问卷调查要对部分调查对象进行回访的原因。深度访谈可以说是对问卷的补充，对于挖掘“真相”很有帮助，笔者大三期间做过的一次社会调查便是如此，我的那位调查对象在问卷上填写的是1300元月生活费，可在我后来跟她闲聊的时候，她却说她母亲每个月给她汇款1500元，对于文字表达，我们更容易隐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语言表达上，我们更容易暴露自己。就像那些明星政客，在名主持人的追问下也不得不“吐实”。当然，那些刻意营造的场景气氛会让人有所“警惕”，不过采访者访谈技巧足够好的话，还是可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
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都是极其相似的现代人，并没有所谓的“原始人”，只有其他的人群，过着别样的生活[5]。人类学者眼中的“人”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可以作为个体的人，也可以指作为一群体的族群，还可以指涉整个人类。当我们研究群体中的社会生活时，不管这些群体是在世界的哪个偏远地方，还是就在我们自己社会附近的某个角落，我们总是能对自己思维以及为什么这样生活有所洞察。当我们认识到了他人的习俗如何影响我们的，也就变得清晰明了的[6]。人类学它不应该是一门老气横秋的学问，而是对人的生活世界有着不断探索的动态之学。不论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还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如果没有一种真实的人参与其中，那它们都只能是一种虚空，任何都不能构成“社会”，不能构成“历史。”“多元”这一属性便体现出了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文化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些民族或族群在一个固定的生态区域生活和繁衍而产生的，而人的精神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又使得人的共同体的“一体”的存在能够得以彻底的表达。如果一和多是文化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对立性结构，那么多元和一体的辩证就构成了人类学进行讨论的最为基本的一个问题意识。人类学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的这种多元和一体的辩证，使得我们不再是单向度地从方法论这一个面向上去看待人类学本身，它一定是立体和多维的，而且骨子里必定会有一种反思的能动性在不断地涌现出来，激发人类学知识的日新月异。可以这样说，没有一种多元辩证的灵活性，我们的理解就只可能是不断地去重复单单站在上观位置上做观察的那样一种文化自我中心的解释框架[7]。
人类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对异文化的整体社会生活加以描记，而且还试图对这些要件之间的互相关系给出一种理解和解释，以认识和解释文化的差异、交流和共生的逻辑规则为己任,从异邦的“野蛮人”到异邦的“文明人”,再从异邦的“文化人”到本土,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人类学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人类学对于个体与文化的研究在面临今天快速变化的世界之时，它会更加乐于去了解某一个个体文化自觉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表达的形式。而民族志书写的新形式也应该从一种笼统的所谓客观描述转换到对于个体自觉过程的文化深描上去。而人类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只可能是一个解释者，即对于这种文化自觉过程的呈现的那种解释的解释者。它的长处在于了解而非征服；在于沟通而非隔离；在于团结而非分裂；在于社会公正而非社会不公；在于友谊而非彼此仇恨；在于共存共荣而非兵戎相见；在于文化自觉而非文化愚昧[8]。如果我们确信对于世界的解释不可能只是一种，那么人类学的解释就变得异常的重要，因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学问中唯一的一门尽可能从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上去看待人及其存在的学问。
人类学需要在高位上去思考人类自身的处境，它应当是一门关乎人类整体的学问，而非单单自缚手脚的一种恶俗地称之为是田野方法的提供者而已。“人类学的味道”并不仅仅在于其对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的经典运用，还在于其所展现出的文化比较的方法和视角。因为人类学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某个地区或人群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就事论事式的描述与分析，也不满足于突出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合理性或相对价值和意义，而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对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和占世界主流的强势文化在内的全人类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9]。人类学应该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真正有他者关怀的学问[10]。没有对于“他者”本土化的理解，人类学也将失去其最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及独特性所在。人类学是一个真正把学术与生活结合起来的学科，田野作业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体现，只有真正的进入才可以进行反思，“我们”与“他们”只是缺少彼此的了解，“我们”与“他们”也仅仅是以不同的生活态度去丈量生命长度的人类[11]。人类学对人的关怀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他者”的关怀上，“他者”是对应传统主体性思想范畴内的“自我”的一种指称。从“他者”中获得对“自我”的一种反思，获得对世界及人类的新的诠释方式，最终将实现对人的最大关怀。自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不仅仅是扮演传统的观察角色，还参与到为“他者“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跟踪与持续关注,体现了更彻底的人文关怀。在对“他者”的不断探索中，寻求人类的共性，建立起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12]。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人类学家信奉的一个理想世界的交往之道，不同文化中的人要对自身文化及他者文化进行沟通与理解，这牵涉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的理解，面对“他者”时能够平等地倾听和交流的态度[14]。笔者眼前不由得浮现起魁阁中的一张老照片，年纪尚轻的费孝通先生坐在草垛上和农民兄弟促膝长谈。去田野点上建立关系，与村民的互动很重要，它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进入田野后，其前提就是调查者在被所调查地人们自然地接受前，真正的调查还不能开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入场”，有点类似运动前的“热身”。同时，在田野工作过程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如果过于亲近，就难以得出客观的观察结果。因此，这种文化距离的detachment（对象和自己分离），是产生优秀的田野报告的基本条件[15]。人类学不仅是写好民族志，更是通过人文关怀使他们确立自己社区的一种精神，确立社区的一种发展意识、保护意识和历史观念，这是人类学田野的一个价值。当代参与发展理论认为，在社区发展项目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中，当权者、投资者应充分考虑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尊重农民的“地方性知识”，赋权于当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缩小当地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从而把对“他者”的关怀落到实处。
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不仅要关注一个点，更要关注一个面，关注历史背景与事实，不只做数据的调查，而是从理解的角度去做。同时，人类学研究者还应认识自身的文化塑造，以尽量避免面对“他者”时的自我蒙蔽。不能将自己看成是一位随时要离去的过客，而要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员，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根据人类学的历史想象力与解释力，对不同时代中心与边缘之间关系的“结构”，展开具有充分时间长度的研究，同时又要保持价值中立，尽可能规避自身的熟悉感对调查研究的干扰，虽然这样看似有点“不近人情”，但对于调查本身是有利的。以他人看我们的方式看我们自己，令人开眼。将他人看作是与我们共享一种本质的人，固然是起码的礼节。不过，远为困难的是在他人中看我们己身。只有在我们充分获得有关他人如何看我们的知识，将我们自己当成是一种在我们当地采取的一种人类生活形式的例子，博大的思想才会到来。若非如此，那么客观性无非是自吹，宽容心无非是虚设。
人类学家脱离不了他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任何微观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一微观社会所处的整体背景，研究者不仅要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该关注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这也是当年费孝通先生对利奇(Edmund-Leach)质疑微型社区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有力回应。研究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诸如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等，在观察这些文化时，要注意它的内在的因素以及这些文化的内在因素之间以及这些因素与所处环境的关系；还要注意这一民族的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要考虑和思考这一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以及在现代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位置，不能孤立地去理解这一文化，正如哲学上所说，部分与整体，小中又大，大中有小，大小互见。事实上，整体观不单单是人类学的一种主体思想，它现已成为研究“人类的科学”中的重要方法论之一。自从20世纪初人类学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田野工作者便承担了抵御西方文化霸权、“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因此，中国人类学多与中国的命运相连，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事过境迁，如今这一传统在国内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感。田野工作者无法回避传统，不能以强调学科自身的建设为借口，像一个猎手那样，捕获到猎物后立即离开，从此以后与研究对象不再有任何关联。在中国，建立在社会责任感之上的田野工作研究更具有社会意义。因此，田野工作在致力于学科发展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百姓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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