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文学研究者与古典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桥梁——贺《古典文学知识》百期(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邢琪[2](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张承志[3](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陈莉[4](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杨安文[5](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梅新林[6](2019)在《“不惑”之年的回望与思考——纪念《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文中认为在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迄今的四十年间,按照其出刊期数与年限,曾分别于三十、五十、一百辑与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六个重要节点举办过相应的纪念活动。由此回望和总结四十年来的不平凡历程,《红楼梦学刊》不仅在凝聚红学研究队伍、汇集红学研究成果、引领红学研究发展、促进红学传播等方面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与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形成"三位一体"体制与机制,为推动红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红楼梦学刊》"不惑"之年的庆祝与纪念,必然再次走向对于红学本身发展的学术反思与展望,并于历史与未来的交会中获得富有意义的启示。
王文强[7](2019)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着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着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着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着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着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着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乐丽君[8](2019)在《日本琳派艺术研究》文中提出“琳派”诞生于17世纪初期、兴盛于18至19世纪,是日本江户时代具有共同倾向及表现手法的造型艺术流派。它追求日本趣味的装饰美,影响波及日本绘画和工艺美术,特别是在染织、漆器、陶瓷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琳派在实用的前提下重视工艺设计,具体形式以绘画为主,对近现代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琳派是由本阿弥光悦和俵屋宗达创始,经过尾形光琳与尾形乾山的集大成与确立,最终由伊藤若冲、酒井抱一、加山又造等的继承与发扬,成为日本美术的经典模式,对日本造型艺术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以来,无数艺术家都在借鉴、传承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研究琳派艺术产生的江户时代社会背景、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民族审美意识是研究当下“新日本风”必不可少的部分。本课题以琳派艺术为研究对象,采用日本实地田野调查、访谈、资料整理、文献研究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阅读大量日文着作和文献资料,到日本各大博物馆实地调查原作,纵向梳理日本美术演变至琳派样式的生发、发展和确立、继承与发扬的400年历程,横向分析琳派代表艺术家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民族的文化形态、社会环境、历史认知以及日本美术的艺术特征。同时,琳派作为当代日本艺术语境下依然活跃的艺术流派,运用当代艺术理论研究,与日本美术史学家、当代艺术家、教授进行深入访谈,对日本民族精神下创造出来的琳派艺术特征进行全面论述和把握,以此来深入探讨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创造能力。琳派的形成,与日本的自然风土、审美特点、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等因素密不可分。具体研究内容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纵向梳理琳派样式的生发、确立和继承的历程,结合社会文化根源与室町到江户的时代背景,分析琳派跨越400年的代表艺术家创作生平、代表作,指出其极具生命力的艺术根源在于加入各个时代的审美特征,以及艺术家的个性创作。需要指出的是,琳派艺术之所以出现在江户时代,与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有着紧密的关系,使王朝文化转向平民大众。第二,提炼琳派的艺术特征,分别从琳派艺术中体现出的华丽的装饰性、自然的世俗性、抽象的设计性、感伤与游戏性、多样化的工艺性等特征,对日本美术的发展规律进行解析,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寻找、比对和印证琳派艺术的主题表达与叙事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重点在于探讨和风审美意识的成因与特点,通过对日本的自然风土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进行剖析,基于日本特殊的岛国季风性气候,它与日本人的自然崇拜,尤其强调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本国风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日本民族“物哀”的独特情感、游戏的心灵、从大陆文化转化为日本本土艺术语言的受容过程。第三,从国际视野来讨论琳派在日本风时期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对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后期西方美术受到日本美术的广泛影响。分析琳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艺术价值。第四,以琳派四百年祭为切入点,通过琳派的创造与再生,探讨琳派艺术的当代表达以及日本当代艺术的新的可能性。通过研究认为,琳派艺术是日本民族重装饰和工艺性格的最集中体现。日本美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审美意识,它的发展确实长时期受惠于中国大陆文化,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并加入日本民族独自的审美意识,形成日本美术的典型样式。我们研究日本当代艺术现象往往忽视了日本民族的内在精神性。因此,研究琳派艺术进而对日本美术脉络和特点加以梳理,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对地域性文化和全球化叙事的理解。
谢依伦(CHIA JEE LUEN)[9](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阮氏秋姮[10](2018)在《《诗经》对越南之影响》文中指出《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因思想内容丰富,艺术手法高超,不但影响到中国后代诗坛,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越南在内。本论文选取“《诗经》对越南之影响”为题,探讨《诗经》在越南的翻译情况、越南作家诗人如何吸收《诗经》的精华进行文学创作以及《诗经》对越南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学的影响。全文共四章,第一章深入考察《诗经》在越南的传播和翻译情况。特别注重《诗经》在越南的喃字翻译和越南国语翻译情况。其中对韵译版本的探索更为突出。经研究发现,《诗经》的越南语韵译较为灵活,有的是四言、五言,有的是六八言,有的是双七六八言,也有的字数不定。但是,六八言诗和双七六八稍占上风。因为这两种体裁是越南诗歌创作中传统性最强的。在封建时代,由于越南的科举制度选择四书五经作为考核内容,《诗经》的学习与研究更受重视。《诗经》在越南的传播途径也比较多样,成为越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第二章对越南学者有关《诗经》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第三章阐明《诗经》对越南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和越南人民生活的影响。越南歌谣民歌也采用了《诗经》中的赋、比、兴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艺术手法。根据越南歌谣民歌和《诗经》的相同之处,越南学者们主张刊出《越南诗经》。这一部诗歌总集的问世是中国诗经对越南民间诗歌影响的一个标志。越南的作家和诗人在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中已经从《诗经》选择出不少言词和艺术形象作为文学典故,增强了自己作品的含蓄性,达到意外的境界效果。第四章《诗经》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越南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包括艺术上影响、思想内容影上响和在汉子对联上影响,同时考察越南文学中模拟《诗经》的现象和越南文学借用《诗经》典故现象。在当今社会,生活节奏紧张,西化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古典着作尤其是《诗经》对现代年轻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影响日益淡化。在越南,学习与研究中国经典名着的范围缩小,只限于专业性的大学和研究院。近年来,为了促进中国经典名着在国外的传播,在每年召开的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经典着作在东亚各国重点大学的教学开展情况探讨”成为重要的项目之一,越南学者代表们也踊跃参加。我们相信,越南的后代学者以及各阶层人民会珍惜《诗经》对越南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学的影响。
二、古典文学研究者与古典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桥梁——贺《古典文学知识》百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典文学研究者与古典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桥梁——贺《古典文学知识》百期(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旨趣 |
二、研究成果述评 |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四、论文架构 |
第一章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与文学生态 |
第一节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 |
一、经济的现代化 |
二、文化的现代化 |
三、教育的现代化 |
四、公共医疗卫生的现代化 |
第二节 文学现代化与青岛的文学生态 |
小结 |
第二章 逊清遗民在青岛 |
第一节 青岛:清遗民的主要聚集地 |
第二节 寓青遗民的政治复辟活动 |
一、复辟的组织和谋划 |
二、清遗民复辟活动归于失败的原因 |
三、复辟失败后青岛诸遗老的命运 |
第三节 清遗民在青岛的文化活动 |
一、尊孔文社与藏书楼的建立 |
二、“十老会”:清遗民之“真率会” |
小结 |
第三章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青岛新文学活动的中心 |
第一节 校长的现代办学理念 |
第二节 大学内的文学教育与创作 |
一、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活动 |
二、“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
第三节 大学内学生文艺社团与文学刊物 |
一、海鸥剧社与《青大海鸥社公演特刊》 |
二、征程文艺社与《征程》周刊 |
三、文刊编辑社与《文刊》 |
四、刁斗文艺社与《刁斗》季刊 |
五、国立山东大学话剧社与《山大剧社第一次公演特刊》 |
六、《中庸》周刊 |
七、国文学会 |
八、新文艺学会与《新地》周刊 |
小结 |
第四章 青岛本地文人的创作尝试——基于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一节 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二节 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青岛诗坛的繁荣:以诗歌副刊与期刊为中心 |
一、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的成立 |
二、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与青岛诗歌文艺副刊的繁荣 |
第四节 《避暑录话》:国立山东大学作家群与青岛本地文艺界的联结 |
一、《避暑录话》的创刊与由来 |
二、《避暑录话》作者与内容 |
三、《避暑录话》的地位与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儿童副刊与青岛儿童文学的萌蘖(1930~1937) |
第一节 青岛的儿童副刊 |
一、青岛儿童副刊三种 |
二、副刊编者的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
第二节 成人话语下的儿童文学 |
第三节 儿童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意识觉醒 |
一、发现自我 |
二、关注国家与社会 |
第四节 政府、社会与青岛儿童文学的繁荣 |
一、政府与初等教育的现代化 |
二、“儿童节”、“儿童年”活动与提高儿童地位 |
三、青岛现代慈幼事业的推进 |
第五节 青岛儿童文学的独特性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理由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致谢 |
(5)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2.1 柏桦生平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2.4.1 香港 |
2.4.2 台湾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3.1 译介概况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3.2 译介主体 |
3.2.1 译者背景 |
3.2.2 译者类型 |
3.2.3 翻译模式 |
3.3 文本选择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3.4 传播媒介 |
3.4.1 出版机构 |
3.4.2 网络媒介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3.5.1 早期:1988-2007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4.1.1 接受概况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4.4.3 海外评价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5.1.1 文本概述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西游记》英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3.1 本文对《西游记》英译文本性质界定 |
1.3.2 本文对《西游记》的翻译界定 |
1.3.3 英语世界的《西游记》 |
1.3.4 本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及历史阶段的划分 |
1.4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1.4.2 海外研究综述 |
1.4.3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述评 |
1.5 本研究所涉及的翻译理论 |
1.5.1 描述翻译学派 |
1.5.2 翻译史学研究 |
1.6 研究内容 |
第2章 传教士汉学家对《西游记》的译介研究(1822-1916) |
2.1 本阶段《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隐性传播”探究 |
2.1.1 开创《西游记》英译史的《华英字典》 |
2.1.2 艾约瑟对《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介绍 |
2.1.3 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中的《西游记》 |
2.1.4 明恩溥《中国人的德行》中的《西游记》 |
2.1.5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隐性传播”贡献 |
2.2 作为“显性传播”的《西游记》英译文 |
2.2.1 詹姆斯·沃尔对《西游记》的译介 |
2.2.2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翻译与改写 |
2.2.3 晚清时期其它《西游记》英译文 |
2.3 本阶段《西游记》“显性译文”的译者身份探析 |
2.4 本阶段译者的译介动机考察 |
2.5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2.5.1 李提摩太其人其译 |
2.5.2 李提摩太“援佛入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2.5.3 李提摩太翻译《西游记》动机探析 |
2.5.4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2.5.5 走向基督—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人物的“改造” |
2.5.6 李提摩太眼中的《西游记》宗教成分 |
2.6 本时期《西游记》译介之不足 |
2.7 本章小结 |
第3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启蒙期”(1917-1932) |
3.1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对《西游记》的介绍 |
3.2 文仁亭《中国神话与传奇》中的《西游记》 |
3.3 东方佛学的“西游记”——海伦·海耶斯《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3.3.1 译者海伦·海耶斯的身份探析 |
3.3.3 海耶斯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认知 |
3.3.4 海耶斯译本中孙悟空的形象建构 |
3.3.5 “东方智慧丛书”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选材 |
3.3.6 海耶斯《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与底本 |
3.3.7 本章小结 |
第4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繁荣期(1942-1968) |
4.1 倾听译者的心声——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4.1.1 阿瑟·韦利其人其译 |
4.1.2 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介绍 |
4.1.4 《猴》的译介语境与读者接受 |
4.1.5 韦利对原着创造性的裁剪与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 |
4.1.6 韦利对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及对唐僧形象的“还原” |
4.1.7 倾听译者的心声——韦利思想倾向在《猴》中的折射 |
4.1.8 译,还是不译——韦利对《西游记》诗词的删减原因探析 |
4.2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教材的《西游记》研究 |
4.2.1 梅仪慈对《西游记》的介绍 |
4.2.2 陈绶颐《中国文学史述》中的《西游记》 |
4.2.3 黎明《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 |
4.2.4 白之《中国文学选集》中的《西游记》 |
4.2.5 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中的《西游记》 |
4.2.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的《西游记》 |
4.3 作为儿童文学与幽默小说的《西游记》英译本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当代《西游记》英译的学术转向——以余国藩译本为中心 |
5.1 余国藩其人介绍 |
5.2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探析 |
5.2.1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底本选择以及对小说第九回的认识 |
5.2.2 谁是作者?余国藩对《西游记》作者的认知 |
5.2.3 余国藩对《西游记》小说中诗词的认知 |
5.2.4 《西游记》的宗教意蕴 |
5.3 坚持“可译性”——余国藩《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 |
5.3.1 余国藩对《西游记》称谓词的翻译 |
5.3.2 余国藩对《西游记》典故的翻译 |
5.3.3 余国藩对《西游记》比喻、成语的翻译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本研究的发现 |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日本琳派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 |
第一章 琳派系谱溯源 |
1.1 琳派的社会文化根源 |
1.1.1 室町时代的市民文化胎动 |
1.1.2 桃山时代与江户世风 |
1.1.3 光悦与宗达 |
1.2 尾形光琳—生活的艺术 |
1.2.1 洗练的和风趣味 |
1.2.2 承上启下的屏风画 |
1.2.3 国宝《红白梅图屏风》 |
1.2.4 匠心独运的工艺品 |
1.3 琳派的继承与发展 |
1.3.1 京都琳派的继承者们 |
1.3.2 江户琳派的绽放 |
1.3.3 近代琳派的复兴 |
第二章 琳派艺术特征研究 |
2.1 华丽的装饰性 |
2.1.1 绳纹装饰的“原始基因” |
2.1.2 平安贵族的风流 |
2.1.3 金与银的奢华 |
2.2 自然的世俗性 |
2.2.1 日本的风土与四季 |
2.2.2 王朝文学的主题运用 |
2.2.3 月次绘中的自然观 |
2.3 抽象的设计性 |
2.3.1 平面的构造 |
2.3.2 非对称与余白 |
2.3.3 纹样之美 |
2.4 感伤与游戏性 |
2.4.1 “物哀”的情感 |
2.4.2 世间的游戏 |
2.4.3 “卡哇伊”琳派 |
2.5 多样化的工艺性 |
2.5.1 工艺创意的源流 |
2.5.2 莳绘的工艺制作 |
第三章 国际视域下的琳派艺术 |
3.1 从“日本趣味”到“日本风” |
3.1.1 跨越大海的日本美术 |
3.1.2 席卷欧洲的“日本趣味” |
3.1.3 色与形的革命 |
3.2 琳派与“新艺术运动” |
3.2.1 回归自然主义 |
3.2.2 现代设计与琳派 |
第四章 琳派的创造与再生 |
4.1 传统经典与全球化 |
4.1.1 琳派四百年祭 |
4.1.2 战后琳派的创造力 |
4.2 面向21世纪的琳派 |
4.2.1 琳派与文化艺术立国的日本 |
4.2.2 琳派与“新日本风”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琳派主要人物年谱表 |
附录二 日本时代与琳派大记事年表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致谢 |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第六节 小结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诗经》对越南之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诗经》在越南的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一、十九世纪末之前 |
二、自十九世纪末期至今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范围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诗经》在越南的传播 |
第一节 《诗经》通过汉文教学及科举传播到越南 |
一、越南的汉语教学 |
二、《诗经》在汉语教学及科举中的传播 |
第二节 《诗经》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到越南 |
第三节 在越南的《诗经》读者特点 |
一、中代时期越南的《诗经》读者 |
三、结论 |
第二章 《诗经》在越南的翻译 |
第一节 越中两国的语言文字与《诗经》越译问题的关系 |
第二节 关于翻译的一些理论问题 |
第三节 《诗经》在越南的翻译 |
第三章 《诗经》对越南文化的影响 |
第一节 《诗经》与越南民族文化 |
一、《诗经》对越南民间歌谣的直接影响 |
二、《诗经》对越南民间歌谣的间接影响 |
三、越南民间作者接受汉字文学影响的一个矛盾现象 |
第二节 《诗经》对越南人民生活的影响 |
第四章 《诗经》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
第一节 《诗经》对越南文学风格的影响 |
一、在艺术上的影响 |
二、诗经对文学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
三、《诗经》对越南汉字对联的影响 |
第二节 《诗经》对越南文学思想内容的影响 |
第三节 越南文学中模拟《诗经》的现象 |
第四节 越南文学化用《诗经》典故的现象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古典文学研究者与古典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桥梁——贺《古典文学知识》百期(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4]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5]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6]“不惑”之年的回望与思考——纪念《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J]. 梅新林. 红楼梦学刊, 2019(04)
- [7]《西游记》英译史研究[D]. 王文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日本琳派艺术研究[D]. 乐丽君. 上海大学, 2019(02)
- [9]《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10]《诗经》对越南之影响[D]. 阮氏秋姮.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