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滢[1]2014年在《美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阐释》文中提出1861年2月19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改革宣言》和《农民改革法令》。法令共包括17个文件，涉及地主农民的土地、权利与义务、赎金、农村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在1861年农民改革后不久，有关俄国地方自治、军事、司法、教育、报刊、宗教、财政等改革接踵而至。了解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问题，无疑有助于了解帝俄末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美国学者对1861年农民改革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20世纪60至9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就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同时也批判了俄苏学者的不少观点，得出诸多令人信服且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美国学者对1861年农民改革问题的研究情况，也反映出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轨迹。美国学者由依靠“自由主义”研究范式和“传统史学”方法，转为采用社会学方法、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有着与俄苏学者迥然不同的研究特点。
郭响宏[2]2011年在《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60、7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大改革是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历来为中外史家关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沙皇为改变俄国在国际上被动落后的处境,启动了大改革。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标志着大改革的正式开始。农奴制废除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继进行了教育改革、地方自治改革、司法改革、财政改革和军事改革,从而开创了俄国历史上的“大改革”时代。改革标志着俄国现代化的实际开端,为俄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实施的司法改革被誉为大改革中最为成功的改革。改革创建了以欧洲司法模式为蓝本的新司法体制。司法独立、审判公开、辩诉原则、陪审团审判、律师制度等全新的制度和理念引入俄国,俄国从此有了一套可以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司法制度。但国内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缺乏专题研究,研究的论文也相当少。基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改革。这是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司法改革为俄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晚期帝俄经济及社会的转型。具体来讲：1864年司法改革之前,俄国司法中普遍存在的管理效率低下、腐败等成为沙皇政府司法管理体制中的一大弊病。实质上,如何提高俄国的司法管理水平成为历代沙皇追求的一大目标。彼得一世的司法改革、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地方管理体制变革、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法典编撰都是沙皇政府变革俄国司法制度的尝试,但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直到1864年司法改革之前仍然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之后,农奴制的废除进一步凸显出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开明官僚的推动下,决意提高俄国司法管理水平的亚历山大二世决定推行司法改革。1864年,沙皇签署法令,正式开始实施司法改革。1864年司法改革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相对分离,口头辩诉原则的引入,陪审制的建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确立,律师及律师协会的引入,审判公开的实行等。改革创建了乡——县——司法区——省——中央的五级法院建制,完善了检察制度,创立了较为完善的上诉体制,形成了司法部和参政院联合监管下的司法管理体制。但改革最大的创新在于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的创立。俄国陪审制是在吸收英、法模式的基础上创建的。陪审团主要通过简单多数原则来裁决,陪审团的裁决过程受司法宣誓、法官的问题列表制度、社会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陪审制的引入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典型体现,在俄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俄国的律师主要分为宣誓律师、实习律师和私人律师。律师是代表当事人维护个人权利的,他们享有言论自由。他们的管理由自治的律师协会负责。可以说,司法改革创建的律师制度对于维护专制制度下的个人权利有着重要的作用。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推动俄国走上法治国家的道路。但司法的独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对沙皇的专制权力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使得司法改革逐渐成为保守派攻击的对象。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俄国政治环境的变化,沙皇政府开始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措施来减低司法改革的影响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反改革措施是1881年安全法令的颁布和1889年地区长官制度的建立。改革逐渐走向了反改革。在反改革的影响之下,司法独立遭遇到专制权力强有力的挑战。直到1917年,改革者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司法改革在推动晚期帝俄社会变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司法改革加快了晚期帝俄经济及社会转型的步伐。同亚历山大二世实施的其他改革一样,司法改革的成功也有赖于沙皇专制体制的变革。但沙皇拒绝变革自己手中掌控的专制权力,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也不可能实现俄国法制的真正变革。本文从国内外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研究现状的梳理入手,洋细探讨了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具体的实施及其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儿个部分：第一章：俄国司法体制的历史沿革(9-19世纪上半期)。本章主要分析了自基辅罗斯建国以来俄国的司法改革,以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从俄国司法改革的历史来看,历代沙皇变革俄国司法体制的努力为1864年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1864年司法改革。本章重点论述了司法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准备,改革法令的颁布及改革的创新之处。改革前俄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凸显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农奴制的废除进一步促使沙皇要下定决心改革俄国的司法制度。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在开明官僚的推动下,俄国正式开始实施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司法改革。改革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司法相对独立、审判公开、口头辩诉等。第叁章：司法改革与晚期帝俄司法体制的变革。本章重点论述了改革后俄国的司法体制,包括法院组织体系的变革,检察制度的完善,上诉体制的建立及司法管理体制的创新。第四章：近代俄国陪审制的创立及实践。本章从陪审制的起源入手,详细探讨了俄国陪审制的引入,陪审团的社会构成,陪审团的裁决方式及影响陪审团裁决的主要因素,帝俄晚期对陪审制的攻击和维护以及陪审制的影响。第五章：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本章从俄国律师制度的引入开始分析,重点论述了俄国宣誓律师,实习律师及私人律师的管理。同时,律师的职业道德也是本章关注的重点。第六章：晚期帝俄司法领域的反改革。本章重点论述了司法改革的成果是如何被篡改的。沙皇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反改革措施破坏了司法改革所引入的原则和制度。关键是1881年亚历山大叁世安全法令的颁布及后来地区长官制度的建立,部分地破坏了司法改革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巩固了官僚机构的权力。19世纪80年代司法领域的一系列反改革对改革后的司法体制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改革的总体结构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第七章：1864年司法改革的影响。本章从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法治国家的建设、社会法律意识的成长叁个方面探讨了司法改革的的作用和影响。结语部分主要从现代化整体历史发展的维度分析了1864年司法改革的影响。笔者认为,对1864年司法改革的评价不仅要看改革的制度设计,更要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析司法改革的实施及其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基于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1864年司法改革的起源、发展及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研究的不足。其次,本文运用了《1864年司法改革法令》和《俄罗斯帝国法令全集》等原始文献,较为充分的史料使得本文的立论更具说服力。最后,本文不单单从法律的发展本身来探讨1864年司法改革,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整体历史发展的维度来透视司法改革。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郭响宏[3]2003年在《开明官僚与俄国的大改革》文中指出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是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历来就引起中外史家的重视。对俄国大改革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过去主要集中在对其原因、内容、作用、影响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上，而对改革具体是由谁来推动的，却很少引起注意。基于此，作者拟在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系统探讨，这是本文选题的出发点。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开明官僚具体推动了19世纪俄国的大改革。19世纪初，俄国已形成一支专业化的官僚队伍，随着官僚教育水平的大大提升，在内务部、司法部和国有财产部等重要部门出现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官僚。这些年轻官僚家庭出身虽然比较贫穷，但教育水平较高，对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最初被派往基层去详细研究俄国的实际状况，而不是一开始就被溺死在形式主义的海洋中，正是这批人构成了俄国开明官僚的主体。他们从19世纪30、40年代出现以来，经历了从熟悉俄国的社会状况，到壮大自己的势力，进行初步的改革试验，直到最后制定改革的实施方案这样的发展过程。由于他们准备充分，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改革的方案得以迅速制定，俄国从此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幸的是，开明官僚的命运也像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具有悲剧色彩，到亚历山大叁世上台时，开明官僚的政治生命彻底宣告结束。但无论如何，开明官僚们所推动的改革在俄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本文从对“官僚制”概念的辨析入手，分析了俄国开明官僚从出现、发展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过程。具体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官僚制概念辨析。通过对不同学者对官僚制的认识和分析入手，阐明官僚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俄国开明官僚出现的历史背景。研究19世纪俄国的官僚制度，可以发现，到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年)俄国官僚制度已臻完善，官僚的教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不过官僚形式主义的泛滥严重阻碍了对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必须要有一股新的力量来冲破这种束缚。 第叁部分，俄国开明官僚的早期活动。为解决俄国日渐复杂的种种问题，一批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把许多从大学毕业的优秀青年征召进内务部、司法部等重要部门，这批人构成了开明官僚的主体。他们最初去各地研究俄国基层的社会状况，如A·扎布洛茨基对俄国乡村的研究。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开明官僚已成为对俄国社会某一方面有深刻了解的专家。 第四部分，俄国开明官僚与大改革。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俄国开明官僚们已上升到决策的重要职位上，加上两个皇室成员叶莲娜·帕芙罗夫娜大公夫人和大公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支持，大改革的方案被迅速制定，井得以实施。然而开明官僚最终未能延续他们所推动的改革，悲剧性地退出了俄国的政治舞台。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国内史学界提出大改革是由开明官僚具体推动并施行的。
李振文[4]2017年在《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贵族保守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作为贵族主体的保守派贵族的思想观念、方案计划和政治活动,探寻他们所持立场的实质与变迁,分析贵族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它将俄国保守主义、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俄国贵族史、俄国农奴制四大重要问题结合起来。在1861年之前,贵族作为俄国的特权等级,对沙皇政权具有依附性,与官僚阶层既相融合又相冲突。贵族对农民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劳役制和代役制,就此形成了地主经济的主要方式。贵族出现了贫困化趋势,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导致他们面对农奴制被废除时很难团结起来。当亚历山大二世提出改革时,绝大多数贵族都持保守立场。1857年诏令是沙皇始终坚持的法令,它企图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反对。他们对诏令展开抵制,但由于贵族等级的涣散性和对沙皇政府的依附性,抵制最终失败,贵族承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保守派贵族企图在改革中尽可能地巩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58年的四月纲领即是保守派贵族诉求的代表。在亚历山大二世和罗斯托夫采夫的推动下,1858年十二月纲领出台,保守派贵族方案实际上被抛弃。1859年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保守派贵族与改革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希望维护贵族的土地财产权,保留贵族对农民的强大权力,反对编纂委员会的改革方案,但是沙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861年农民改革反映了俄国贵族等级和农奴制度的虚弱性,也是俄国土地制度转折的关键步骤。
周嘉滢[5]2018年在《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俄国“大改革”的研究》文中提出西方学者有关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研究的兴衰,是冷战以来美苏关系变化和西方史学发展的缩影。冷战的爆发,促使西方学者有关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美苏关系的改善,成为促进西方学界俄国史研究获得发展的关键因素。20世纪中期以来,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经典现代化理论、“层级官僚制”理论、“道德经济学”理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等研究方法,纷纷在西方学界兴起,并为西方学者有关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西方学者围绕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原因、动力和影响叁个问题展开大量讨论,试图考察“大改革”前后俄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和农民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1917年范式”、极权主义范式和经典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新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改变了西方学界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西方学界有关俄国历史上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
张广翔, 周嘉滢[6]2018年在《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理论、观点和趋势》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兴衰,是冷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和美苏关系变化的缩影。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为依托,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构建出有关俄国政治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揭示了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内在演进趋势,肯定"开明官僚"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对俄国官僚的派系斗争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并考察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面临挑战,"新政治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
周厚琴[7]2014年在《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专制君主制是俄罗斯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理解俄国各阶段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学界对其演变研究颇丰,但对其起源和形成追溯不足。本文力图在文明史观的视野下,将俄国专制君主制放入东方式的独裁君主制和西欧式的绝对君主制的比较研究中,以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维系、变迁理论为指导,探究俄国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制度是何时起源,为何产生和如何形成的,以期对俄国政治发展史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基辅罗斯政治制度的历史考察,批驳了伊凡四世提出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古已有之”的观点,为本文立论奠定基础。基辅罗斯是俄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以基辅为中心、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从宏观上看,9-10世纪的基辅罗斯是罗斯国家的形成期,11-13世纪初随着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壮大而形成诸多城邦,城邦制是古罗斯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从微观上看,通过利用古罗斯编年史等史料,关注古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如王公、亲兵、维彻,考察其社会构成、职能和性质,基辅罗斯政治制度是多元化的非专制政治。第二部分剖析了俄国专制君主制何时以及缘何产生。在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半世纪桎梏的大背景下,通过描述罗斯各地政治力量博弈和竞争的动态进程,探寻莫斯科政治模式取得胜利的多维度原因。金帐汗国的政治熏陶,拜占庭的东正教遗产,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东北罗斯以及莫斯科王公家族的个性与选择,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俄国专制君主制的起源。第叁部分阐释了莫斯科罗斯专制君主制雏形的权力架构。细致考察了横向权力结构如大公和沙皇、波雅尔杜马、缙绅会议、衙门体系等中央政权机构,纵向权力结构如地方长官制度和食邑制、固巴管理和地方自治、军政长官管理等地方管理体系。通过分析俄国的两个所谓“等级代表机构”——波雅尔杜马、缙绅会议的社会构成、职能和性质,它们与西欧等级代表机构存在很大不同,莫斯科罗斯政治制度的实质并未脱离专制君主制的范畴。伊凡四世的特辖制以暴力手段摧毁了国家政权,并未在俄国建立起“绝对君主制”,不过,其统治时期的政治遗产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第四部分论述了俄国专制君主制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最终形成。将17世纪的历史作为彼得一世改革的广阔背景,通过揭示大动乱年代专制君主制遭遇的严重危机和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分析俄国为何依然选择恢复和重建专制君主制的道路,又如何在传统与革新之间徘徊前行。彼得一世坚定和强有力的西化改革看似将俄国带入了与西欧相似的“绝对君主制”时代,实际不过是以“正规化国家”为依托,在新时代下将俄国长期以来君主权力的专制传统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专制君主制最终定型。本文以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变迁为视角,打破学术界使用“早期封建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等西方术语研究俄国政治制度演变的套路,梳理了专制君主制作为俄国独特历史现象在一个长时期内起源、雏形及定型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脉络,真正解决俄国政治制度“是谁”而非“像谁”的本质问题,指出其历史发展符合政治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从俄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和不同的历史际遇分析专制君主制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准确把握俄罗斯民族独有的专制君主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为深入理解俄国政治史和现实政治提供新的启示。
郭响宏[8]2010年在《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文中研究说明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宗华[9]2005年在《18世纪俄国改革与贵族》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俄国早期现代化举步维艰、冲突迭起,根植于18世纪改革运动奠定的社会基础。18世纪的改革运动分为叁个发展阶段,彼得一世的改革时期、宫廷政变时期、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时期。18世纪的改革运动仅仅是俄国封建体制内部的自我调整,旨在克服俄国封建主义上升时期社会面临的危机,强化西欧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冲击下重建的沙皇专制主义政权,而这种专制主义政权是悖论性的集合体——现代结构与中世纪结构的奇怪混合物。彼得一世的改革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物质层面的欧化改革使俄国社会分裂为贵族和农民二个等级。彼得一世的继承者从贵族等级利益出发,物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欧化改革和贵族内部的矛盾加剧了贵族等级的分裂和对抗。俄国专制主义的君主一人独裁变为君主和大贵族的联合专制,大贵族成为俄国社会进步发展的阻力;中小贵族生活贫困,某些大贵族受到旧世袭贵族的排挤,他们以退役方式逃避国家义务,脱离俄国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是18世纪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受益者,又是18世纪改革的逃避者和受害者。 基辅罗斯时期,中介流动商业贸易、“索贡巡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长幼顺序制决定了贵族的侍卫身份;蒙古罗斯时期,鞑靼人的暴力统治摧毁了俄国旧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世袭领地制度的建立,定居农业生活的开始,侍卫转变成为大公的“廷臣”;莫斯科罗斯时期,莫斯科公国疆域的不断拓展,封邑公国的相继归附,服役王公、侍卫成为莫斯科大公的“服役人员”。领地制度加强了“服役人员”对沙皇政府的经济依附,门第制又阻碍了“服役人员”之间的政治联盟和团结。18世纪俄罗斯帝国前期的改革使贵族成为统一的特权等级,但却没有建立起具有统一社会意识的政治联盟。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化,农奴制的扩大延误了俄国现代化的进程。贵族体制的矛盾发展便是改革悖论性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俄国封建主义自产生起就缺乏西欧的法制化传统和封建隶属之间的“互惠性”原则。《官秩表》把服役人员组成为统一的社会等级贵族等级。所有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做官的方式获得贵族称号,根据教育程度和任职期限晋升官职,赏赐徽章、爵位。《官秩表》取代了中世纪门第原则,打破贵族等级的封闭性,增强了俄国君主制度的生命力和弹性。18世纪中期,安娜·伊凡诺芙娜及时修正彼得一世的过激政策,减缓贵族服役义务,创办贵族学校,对贵族子弟进行定期的4次检阅。18世纪后期,叶卡特琳娜二世进一步完善了《官秩表》的任职原则,贵族铨叙局通过定期登记、鉴定、履历表、《名册》和人口普查等方式规范贵族官员的服役。重新强调任职年限、功绩和教育程度原则。尤其强调功绩原则,优胜劣汰。并把《官秩表》任职原则扩大到国家的其他行政部门。可见,《官秩表》的任职原则使俄国封建贵族等级和官僚等级有机地融为一体,俄国的服役贵族原则比普鲁士实行得更为彻底。贵族头衔的社会来源和名称来源都出自于宫廷,拥有土地和农民的贵族个人对沙皇政权的感恩程度比任何国家要大。农民一直是对抗政府的社会异己力量,贵族从未兴风作浪,职业性、永久性、无自主性的军事服役依然是贵族的主要价值取向。所以,18世纪是沙皇政府和贵族和解的时代,在社会危机面前他们同
孙兴杰[10]2011年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叁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叁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叁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迭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叁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叁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叁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叁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迭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叁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叁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叁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叁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叁个帝国边缘的迭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叁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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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J]. 郭响宏. 世界历史. 2010
[9]. 18世纪俄国改革与贵族[D]. 张宗华. 武汉大学. 2005
[10]. 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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