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读——鞭长莫及（论文文献综述）
肖红军,阳镇,凌鸿程[1]（2021）在《“鞭长莫及”还是“遥相呼应”: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文中研究说明如何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边界调节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负向影响,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呈现监管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鞭长莫及"效应;（2）边界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了显着的正向调节效应,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战略竞争价值;（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强制披露、外部治理环境较差以及轻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与高阶梯队理论的融合,能够为推进数字化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全新的视角,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陈中梅[2]（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研究说明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廖望[3]（2020）在《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时代巡检等佐杂官分防于距离州县治所较远的关隘墟市等地,实质上是皇权延伸至县以下基层社会的代表,故而分防佐杂驻地变迁、辖区划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县以下基层政区地理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依山傍海的粤西为个案,范围包括广东肇、高、雷、廉四府及罗定、钦州二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对于明清分防佐杂在粤西沿海和山地两个不同下垫面中的驻地调整与布局变迁及辖区地理范围的复原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梳理。粤西沿海的佐杂布局在明代倭患、清初迁界禁海、清中期海盗肆掠以及清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等海防背景下的调整,折射出了粤西沿海港口墟市的兴衰历程以及封建王朝在海岛开发管理的政策和意识上的转变。在山地区域中,随着明中期以后对瑶区的征服,山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剧增,分防佐杂驻地从承担治安功能的军事性质的据点开始向具有更多职能的次县级行政机构转变。最后,通过对清末粤西州县佐杂辖区地理范围的复原,明确了佐杂辖区中的治所位置、边界范围等要素,结合佐杂官在辖区管理中的职能运行,结论认为佐杂辖区不仅是一种治安防区,更是有着较为综合属性的次县级辖区。
金丹[4]（2020）在《清代盛京凤凰城地区的职官体系及其演变》文中提出凤凰城位于今辽东半岛东部,北与本溪、辽阳界相邻,西与岫岩、庄河界相邻,南临黄海,清时距奉天东南四百二十余里,位于奉省之极边,与朝鲜隔江相望,为中朝孔道,为特别区中之特别地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有清一代格外重视该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凤凰城多次调整行政建置,以促进地区稳定发展。清初,凤凰城设立城守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为城守尉,统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负责旗人事务,建立凤凰城旗人管理体系。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凤凰城旗官尤其是城守尉要负责的日常政务区别于盛京其他地区:不仅要管理本地事务,而且要负责接待朝鲜使臣、征收中江税、管理中朝漂流民等对朝事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凤凰城的民人事务在未设置民署机构之前,由相邻州县兼管。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旗民矛盾逐渐尖锐,民人管理机构由此而设。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岫岩设立岫岩理事厅,四十一年（1777）在凤凰城设立巡检,将其归入岫岩厅管辖。道光六年（1826）虽将岫岩理事厅改为岫岩凤凰城海防厅,但凤凰城仍置巡检,凤凰城民人管理体系初步创立。同治光绪年间,东边地区的社会危机严重,促成了凤凰城行政机构的改革。光绪二年（1876）,凤凰城巡检改为凤凰直隶厅,三年（1877）设立东边兵备道,均将衙署设于凤凰城,标志凤凰城民人管理体系的正式确立。民署的设立,使凤凰城职官体系由原先只管理旗人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变为旗民二元管理体制。清末,伴随着列强侵略以及东北三省的建立,东边道的驻地衙署从凤凰城迁入安东,名称变更为兴凤道。而旗官经过改革,职掌逐渐向民官转移,以致最终裁撤,凤凰城职官体系又经历了由旗民二元管理体制逐渐向民人的一元管理体制的过渡。凤凰城地区经历了八旗驻防、岫岩理事厅、岫岩凤凰城海防厅、凤凰直隶厅、东边道三种不同行政管理体系管辖。从最初的八旗驻防,即一元的行政管理体制,到逐渐设厅、设道的旗民二元行政管理体制并行的管理方式,再到清末行省建立,旗官逐渐裁撤的一元管理体制的阶段变化,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清廷“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设置管理方式的重要意义。通过重建凤凰城地区职官发展的历史,加深对凤凰城地方史的研究,并可以为今后凤凰城地区的政治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对清代的职官制度及东北的边防海防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
林炫臻[5]（2020）在《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文中认为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对疆域进行有效管理而对其进行层级划分的区域。通过设置若干层级、不同类型的政区,使国家权力在空间上实现再分配。行政区划体系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在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政区属于直接管理基层社会的基层政区,自秦“废分封,行郡县”以来,一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本文所述之桂西地区,是指今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岭南极边、荒蛮化外之地。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历代中央政府的官僚系统都难以深入进行有效管辖。中华民国建立后,广西地方实力派无论是旧桂系还是新桂系,出于扩充自身实力、加强社会治理等需要,均对广西地方政区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不仅彻底完成了改土归流,还通过厘清县界、调整基层地方归属、析置新县、迁移县治等措施,使桂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趋于合理,有效巩固了桂系对广西的统治。总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了桂西地区政区的现代化,而且奠定了当今桂西地区政区格局的基础。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桂西地区的县级政区变动频繁,既有出于政府的主观意愿因素,又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政府主导始终是民国时期桂西县级政区变动的源动力;由于县级政区直接面向基层,所以地方社会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影响政区调整的走向。总之,民国时期桂西地区县级政区的频繁变动,是当时广西当局与桂西各县地方派系势力互动交流甚至博弈妥协的结果,经过复杂的变动过程,才最终形成桂西县级政区的格局。
马孝鹏[6]（2020）在《民国时期“海南建省”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海南建省”活动贯穿始终,呈持续发展态势。这一“建省”主张与实践,一方面源于近代边疆危机特别是南海危机愈演愈烈,而加强南海防御的前提与基础是提高海南作为南海国防战略前沿的行政地位,使其充分发挥南海国防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源于近代中国省制改革的推动。实现“海南建省”,自始至终成为“缩省”与“废省”主张的重要举措与完善边疆行政建制的可贵尝试。1912年,孙中山最先系统提出“海南建省”方案,开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舆论先河,建省活动由此启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南共逢四次建省机遇:第一次是1929年,“琼崖改特”案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表决;第二次是1931年,孙科等人“琼崖改特”提案由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并决议实施;第三次是1937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划设琼崖特区之议;第四次是1945年,“海南建省”事宜获蒋介石两度批示,交中央设计局研议,并付行政院办理。同期,建省舆论更形成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讨论。但是,四次机遇或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利益争斗、或因当局不重视,或因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动,转瞬即逝,建省终致失败。尽管民国时期“海南建省”无果而终,但围绕建省展开的提议与活动,无疑是对海南国防、政治、经济地位的有益探索,深化了社会对南海边疆区域的认知,并有力助推“海南建省”的历史进程。
刘晓梅[7]（2019）在《《宝训》谚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训》是清代中期的一部农书,书中记载了许多农作物种植管理经验及相关的谚语。《宝训》中很多谚语标明了出处,这对于研究谚语的来源、意义以及演变轨迹都有参考价值。这些谚语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口语色彩,不仅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可靠语料,也是研究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农业生产情况的重要语料。因此,《宝训》对于谚语研究和农业生产研究,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缘由、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宝训》中谚语的基本情况。先对谚语进行界定,继而确定论文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宝训》中的谚语主要有四个来源:引自古代典籍、来源于历史故事、收集自当时民间口语和初见于《宝训》。第二章讨论《宝训》谚语的分类和特点。《宝训》谚语可以从内容、时间、地域和结构四个角度来进行分类。在内容上,《宝训》中的谚语不仅涉及到农业生产,还涉及到了生活常识、人生哲理以及气象物候等方面,具有丰富性的特点。谚语是人民群众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总结,往往能体现出一些生产、自然等方面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同时,由于古代科技相对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导致很多经验体现出落后甚至迷信色彩;有时人们误把偶然现象当成必然的客观规律,又具有落后性。此外,一些谚语还体现出地域性、精炼性以及深层义与浅层义并存等特点。《宝训》中还存在一部分疑难谚语,这些谚语之所以难以理解,有的是因为流传过程中某些字词产生了讹误,有的是因为不了解谚语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对这部分谚语的考释、翻译,可以解决不理解其意义的问题。第三章关于《宝训》谚语的演变,主要从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两个大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历时演变主要从形式和语义两方面进行讨论。形式上的演变分为组成成分的替换、结构的调整等五个小方面。第四章是关于《宝训》谚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包括对偶、排比、对比、借代、拟人、回环等。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对偶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宝训》谚语的表达效果,使其更形象生动、易记易诵。最后,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
许晓明[8]（2019）在《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广西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存在的,被当地民众称为“道”[te:u6]的宗教形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观察,以“少数民族道教志”或“区域道教志”的方式,依照宗教要素,描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时样态,旨在为少数民族道教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区域研究个案资料。同时,也希望透过具体的仪式个案,展现道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多样性传播及影响情况。本文还将重点讨论道教的“地方性”问题,以此回应前人研究中提出的道教对少数民族“汉化”或“中国化”的影响,以及“地方道教宫观及道教科仪,实乃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的提法。本文试图论证: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边疆民族地区,尽管道教在初传时,通过汉堂流官“以道化夷”的努力和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主动接受,在其仪式操演中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所谓“帝国的隐喻”,但是由于传播时间较短以及当地民俗对道教仪式的改造和传统原生型宗教自身的张力等原因,道教在德靖台地表现出来的“道的外壳,本土民俗的展演”和仪式中“多坛共存”“协作主持”的文化协商状态,使得“地方性”依旧是边疆少数民族道教的特征,所谓道教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只是表象,而不是内核。道教在德靖台地呈现出“外客内土”的特点,是道教文化一体多元的体现。本文共分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德靖台地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的可能,以及展示其边缘文化特征。文中首先介绍了德靖台地的地理,按时间脉络梳理了这一地方历史沿革,同时还描述了这里的族群及其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仪式专家的概况。德靖台地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看,虽然和中央王朝有过一定的接触,但长期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直至乾隆时期德靖台地文化上还处在与内地殊异的状态:“土邑与内地,向者语言不通,往来不接,山谷异习,衣食异宜。”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受外来移民文化影响,其文化又呈现多元叠加性,但其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性依旧是占主导性的。因此即便是外来文化,也容易发生本土化变迁,这也是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由“客”变“土”的原因。第二章。在本章中,笔者利用地方志、文人着述、碑刻、宗教经本、口述资料等,梳理了德靖台地道教从神仙道教到宫观道教和民俗道教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等与道教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土司的上层,他们是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对汉文化接受较早的群体,道教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土司上层对求仙的向往和正统化仪式生活的追求。以墓碑志和口述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土司上层很可能就担任道公,是道教传承发展的推动者。道教在德靖台地的发展原因,和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的推动有关,汉堂流官可能利用道教作为改土归流后王化的手段,而土司上层则把道教信仰作为其对正统文化认同的标志。改土归流后外来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道教文化,对德靖台地原有的宗教形态产生了影响,使得原有宗教形态,尤其是麽群体,发生道教化,更充实了道教群体。除了汉堂流官出于“以道化夷”的王化需要和土官们以道认同中化文化的自我王化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土司世袭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的影响,道教传播中还体现出“逆王化”的现象的存在,关于道教祖师的造反故事是这一现象的最好隐喻。第三章。本章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道公因担心祖师怪罪而“承祖学道、投师学道”,以及做道公需要的文化水平、宗教观念和家族因素。最后,本文还以详细的田野个案,描述受戒的过程,以此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公传承过程与组织方式。从田野资料来看,在道教的传承中,“承祖学道”占了主要因素。带有垄断性质的“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保证了道教的代际传递。由于道教在德靖台地的传播一开始就只在土官、官方和商人群体中传承,因此“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也使得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传播,一直保持由上层社会性的特点。上层社会本来就把持了德靖台地的神权,把持道,只是把持原来其他宗教形态的转换,这也是道公在德靖台地体现出地方性的一个表现。另外,除了承祖学道,德靖台地道教的传承还有投师学道的方式,即认可一般识字的人,或者说那些改土归流和近代学校教育推广后可以识字的土民（普通人）都可以学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的土司上层和外来商人垄断道教的局面,增加了道教的本土化进程。第四章。本章以德保县都安乡收集到的《还嗣启师科》经本和德靖台地壮族道公家庭神龛为分析对象,并以大新县下雷镇土湖社区合龙屯的安神迎花仪式为个案,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教复杂的神灵系统。从这些经本、神龛和仪式个案看,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既有道教所包括的神灵,另外还有花王圣母、土司神等本土神灵,其中花王圣母在仪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道公本身,一般人并不关注道教的神灵,最重要的还是花王圣母这样,掌握生育功能的神灵。而作为村社屯的“老彝”“阿公”等土司神,又是常祭的对象。可以说,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体现显示出“外客内土”的特征,即表面上是为对外来宗教神灵的崇拜,实际上核心的崇拜对象还是本土神灵。第五章。本章讨论的是基于信仰和对神灵崇拜基础之上的,道公们企图用来实现人和这些神灵体系通沟以祈福禳灾的手段及过程,即道教的科仪及实现方式。德靖台地壮族道教仪式是一个照本宣科的通神御鬼过程,而仪式的实现需要以阴阳交泰为理念基础的秘旨的支撑。道公的秘旨既有汉传道教的基本观念,又结合当地民俗,基于本土知识和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笔者观察到的仪式中,按照“照本宣科”的原则,德靖台地不同壮族不同支系的科仪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在具体的民俗展演过程中,又呈现也多样性的特点。道公们利用各种法器、文书等通神手段,和最高神和职能神沟通,同时也通过法术驱鬼逐役,道公在请诸神时多自称“臣”。从表面上看,是复制政府官员向朝廷汇报的模式,为“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照本宣科进行仪式的操演的背后,是本土民俗的展演过程,地方性才是其内核。第六章。本章讨论的是道教对德靖台地壮族民俗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道教与麽、末两类原生型民间宗教的关系。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逐渐成为成为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解释者,道公们具有基层管理人员和宗教仪式专家的双重身份,表现出一定的汉文化色彩,使其起到沟通地方和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通过分析道和麽、道和末在信仰观念、仪式手段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道教和本土宗地教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相互保持各自边界,又相互吸收。道在和麽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代替了麽的功能,使麽在德靖台地宗教生态中处于劣势,并有被道取代的趋势,也因为如此,道继承了麽的衣钵,使其显示出浓重的本土文化性。道和以女性仪式专家为主体的末之间,则形成相互利用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和“男尊女卑”观念相对应的“道有法而末只能言”观念的形成,使得末必须依靠道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末以其女性和口承唱词优势,充当灵媒沟通人和鬼、人和祖先、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特点,获得自身独有的宗教地位。这一独有的宗教地位包括:吸引了以女性为主的信众,迎合民众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鬼魂崇拜观念等。由此,末对道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使其不能象麽一样,被道所取代,而是维持一种即保持边界,又相互协调合作的状态,从而也使得道不能在德靖台地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上官小红[9]（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韦美兵,施铁靖[10]（2017）在《清代宜山“改土归流”简论——以宜山永定土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雍正间徐嘉宾宜山"改土归流"是成功的,受到宜山壮乡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分而治之"的改革方式,适应了清代宜山民族社会发展方向,正如他所说:"审时度势,酌古准今,盖有必如是,而民夷始可以相安者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效果,值得研究和借鉴。
二、导读——鞭长莫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导读——鞭长莫及（论文提纲范文）
（1）“鞭长莫及”还是“遥相呼应”: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
| (一)制度背景 |
| (二)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 |
| (三)监管距离、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 |
| (四)监管距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
| 三、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数据 |
| (二)主要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四、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基准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1.变量替代检验 |
| 2.内生性问题的控制 |
| 五、 进一步分析 |
| (一)边界调节机制检验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分维度检验 |
| 六、 异质性讨论 |
| (一)产权异质性 |
| (二)披露制度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 |
| (三)行业异质性 |
| 七、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及局限性 |
| (二)启示 |
（2）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译文 |
| 评论与阐发（以下简称“评论”） |
（3）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粤西州县分防佐杂的沿海布局变迁 |
| 第一节 明初粤西沿海巡检的分布 |
| 第二节 明中叶至清初沿海巡检分布格局的萎缩过程 |
| 第三节 清中期的海防重建与佐杂分防推广 |
| 第四节 清末西方瓜分狂潮下的粤西佐杂布局的变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粤西州县佐杂的山地控制——以罗定直隶州为中心 |
| 第一节 两晋至明初的罗旁山地控制 |
| 第二节 万历大征与罗定州政区新格局 |
| 第三节 清代罗定州的佐杂调整与行政治理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粤西州县佐杂辖区的复原 |
| 第一节 肇庆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二节 高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三节 罗定直隶州佐杂辖区 |
| 第四节 雷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五节 廉州府州县佐杂辖区 |
| 第六节 钦州直隶州佐杂辖区 |
| 第七节 阳江直隶厅佐杂辖区 |
| 第八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明清粤西州县分防佐杂建置演变总表 |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4）清代盛京凤凰城地区的职官体系及其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史料概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从城守官到城守尉:旗人管理体系的确立 |
| (一)建置沿革 |
| (二)建置体系 |
| 1.官员设置 |
| 2.行政关系 |
| (三)职掌 |
| 1.常规事务 |
| 2.特殊性事务 |
| 二、从岫岩厅到东边道:民人管理体系的发展 |
| (一)设置背景 |
| (二)岫岩理事厅的设置 |
| (三)岫岩凤凰城海防厅的设置 |
| (四)凤凰直隶厅的设置 |
| 1.设置背景 |
| 2.设置过程 |
| 3.建置体系 |
| (五)东边道的设置 |
| 三、清末凤凰城职官体系的进一步调整 |
| (一)清末改制 |
| (二)安东开埠与东边道改制 |
| (三)清末凤凰城旗人管理体系的变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基本框架与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1912—1921 年旧桂系时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 第一节 旧桂系时期桂西地区政区体制的变动 |
| 一、清末桂西地区的政区体制及政区设置 |
| 二、1911—1912 年广西暂行的政区体制 |
| 三、1913—1914 年广西政区体制的逐渐定型 |
|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土属政区的裁撤与改流 |
| 一、清末民初桂西地区土属政区的设置和管理 |
| 二、旧桂系执政初期对“改土归流”的初步准备 |
| 三、旧桂系“改土归流”的全面实施 |
| 第三节 旧桂系末期桂西地区的政区设置情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1925—1929 年新桂系初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 第一节 新桂系初期政区体制的变动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政区体制的规范 |
| 二、新桂系初期对桂西政区体制的改革 |
| 第二节 新桂系初期的彻底“改土归流” |
| 一、新桂系初期的“改土归流”规划 |
| 二、新桂系“改土归流”的过程 |
| 第三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地区县治的择定与迁移 |
| 一、奉议县治的迁移 |
| 二、绥渌县治的迁移 |
| 三、上金县治的选定 |
| 第四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各县的等第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1931—1949 年新桂系对桂西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
| 第一节 1931—1949年桂西县行政区域的改动 |
| 一、中央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相关举措和法令 |
| 二、“旧田南道”辖境县级政区的大范围调整 |
| 三、桂西其他各县区域的小范围改动 |
| 第二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县治的改变 |
| 一、雷平县治迁至太平 |
| 二、“田南整理县界计划”中县治的改变 |
| 第三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各县的等第变更 |
| 第四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桂西各县与准统县政区之间隶属关系的变动 |
| 一、民团区的设置与变动 |
| 二、行政监督区的设置与变动 |
| 三、行政督察区的设置与变动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趋势 |
| 二、民国时期影响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因素 |
| 三、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特点 |
| 四、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改革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民国时期“海南建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现状 |
|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研究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孙中山的“海南建省”方案(1912) |
| 一 1912年孙中山提议“海南建省” |
| (一)方案的基本内核 |
| (二)方案的补充和完善 |
| 二 孙中山因何提议“海南建省” |
| (一)紧扣省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趋势 |
| (二)海南具备建省必要条件 |
| (三)社会名士的支持与媒体舆论关注 |
| 三 孙中山“海南建省”方案的历史地位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琼崖改特”(1929-1937) |
| 一 “琼崖改特”请愿运动的兴起 |
| (一)截然对立:“琼崖改特”舆论之争 |
| (二)辗转反复:南京国民政府的处置方式 |
| 二 1931年“琼崖改特”的再提与尝试 |
| (一)另组中央:“琼崖改特”的旧案重提 |
| (二)派系争斗:“琼崖改特”的曲折推进 |
| (三)潮散政息:“琼崖改特”的黯然收场 |
| 三 1937年“琼崖改特”与开发计划 |
| (一)国防动机:“琼崖改特”与开发 |
| (二)转瞬即逝:划设特区的短暂讨论 |
|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的“海南建省”(1945-1949) |
| 一 “海南建省”社会讨论的形成 |
| (一)合力作用:社会讨论的成因 |
| (二)两种倾向:社会讨论中的倾向之争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因应策略 |
| (一)高层属意:蒋介石两度批示“海南建省” |
| (二)滞后迟疑:行政院的屡次拖沓与应付 |
| (三)功亏一篑:“海南建省”终告失败 |
| 三 社会讨论推动下的政府应对评述 |
| 第四章 近代省制改革背景下的“海南建省” |
| 一 废省论中的“海南建省” |
| 二 缩省论下的“海南建省” |
| 三 “海南建省”与近代省制改革的关系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海南建省”失败的动因及其活动影响 |
| 一 建省失败的动因 |
| 二 建省活动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宝训》谚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宝训》谚语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谚语的界定 |
| 第二节 《宝训》谚语的来源 |
| 第二章 《宝训》谚语的分类与特点 |
| 第一节 《宝训》谚语的分类 |
| 第二节 《宝训》谚语的特点 |
| 第三节 《宝训》疑难谚语例释 |
| 第三章 《宝训》谚语的演变 |
| 第一节 《宝训》谚语的共时差异 |
| 第二节 《宝训》谚语的历时演变 |
| 第四章 《宝训》谚语的修辞手法 |
| 一、对偶 |
| 二、对比 |
| 三、借代 |
| 四、排比 |
| 五、夸张 |
| 六、比喻 |
| 七、拟人 |
| 八、回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宝训》谚语分布情况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本文突破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边缘与多元——作为壮族文化单元的德靖台地 |
| 第一节 地理边缘 |
| 第二节 政治边缘 |
| 一、羁縻州县时代 |
| 二、土司统治时期 |
| 三、改土归流之后 |
| 第三节 聚峒而居 |
| 一、族群分布 |
| 二、生计方式 |
| 三、风俗习惯 |
| 第四节 多元宗教 |
| 一、末 |
| 二、麽 |
| 三、经 |
| 四、其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王化与逆王化——道教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的传播 |
| 第一节 地方史志资料中的道教 |
| 一、神仙道教 |
| 二、宫观道教 |
| 三、民俗道教 |
| 第二节 口传资料中的道教 |
| 一、黄九霄 |
| 二、李将法师 |
| 三、道公庙的传说 |
| 第三节 传播原因分析 |
| 一、改土归流后的王化措施 |
| 二、外来移民影响 |
| 三、原有宗教的道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祖学道与投师学道——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与组织 |
| 第一节 谁可以成为道公 |
| 一、为什么要做道公 |
| 二、成为道公的基本条件 |
| 三、成为道公的其他条件 |
| 第二节 如何成为道公 |
| 一、提袋徒弟 |
| 二、披服受戒 |
| 三、戒律与禁忌 |
| 四、开酒(开师酒) |
| 五、道公组织 |
| 第三节 受戒仪式个案 |
| 一、仪式相关背景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道教神与本土神——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系统 |
| 第一节 《还嗣启师科》体现道教的神灵系统 |
| 一、《还嗣启师科》中的神目 |
| 二、神灵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从道公家庭的神龛看其神灵系统 |
| 一、壮族聚居区道公家庭神龛列举 |
| 二、道公家庭神龛神灵体系分析 |
| 第三节 仪式中复杂的神目: 迎花安神个案 |
| 一、仪式相关背景 |
| 二、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官方仪式的展演和地方民俗实践——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科仪 |
| 第一节 仪式过程 |
| 一、仪式准备 |
| 二、仪式的构成与程序 |
| 第二节 仪式理论基础:秘法 |
| 一、《灵宝秘旨》个案 |
| 二、“阴阳交泰” |
| 三、秘法中的本土知识 |
| 第三节 仪式手段:法术 |
| 一、通神法 |
| 二、御鬼术 |
| 第四节 经本和文书 |
| 一、经本 |
| 二、仪式文书 |
| 第五节 做斋仪式个案 |
| 一、仪式背景 |
| 二、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协商与融合——道教与原生型民间宗教互动 |
| 第一节 道教与德靖台地壮族社会 |
| 一、以主持仪式的方式参与民俗活动 |
| 二、作为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
| 第二节 道与麽 |
| 一、德靖台地的麽 |
| 二、道经中的麽元素与麽经中的道元素 |
| 三、从道麽共坛、道兼麽到道替麽 |
| 第三节 道与末 |
| 一、德靖台地的末 |
| 二、道与末的区别 |
| 三、道与末的互动 |
| 第四节 乜娲“踢娲”[ThEK7Ve1]仪式个案 |
| 一、仪式背景 |
| 二、仪式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2007年起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田野调查记录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间科研成果表 |
|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 |
| 致谢 |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闽籍华侨数量估算与海外分布 |
| 第二节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与职业结构 |
| 第三节 闽籍华侨的文教社团及其影响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务机构设置与侨务理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福建暨南局的兴废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闽省的侨务机构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上) |
| 第一节 出入境管理与移民 |
| 第二节 争取与疏通侨汇 |
| 第三节 鼓励华侨回省投资政策 |
| 第四节 倡导侨办教育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下) |
| 第一节 侨政与福建归侨团体的兴起 |
| 第二节 福建归侨侨眷之战时救济 |
|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福建海外侨政 |
| 第一节 管理与密切联络海外闽侨社团 |
| 第二节 海外宣慰与宣传 |
| 第三节 保护海外华侨 |
| 第六章 侨政效果 |
| 第一节 侨乡施政效果 |
| 第二节 海外侨政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清代宜山“改土归流”简论——以宜山永定土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四、导读——鞭长莫及（论文参考文献）
- [1]“鞭长莫及”还是“遥相呼应”:监管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J]. 肖红军,阳镇,凌鸿程. 财贸经济, 2021(10)
- [2]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3]明清粤西州县佐杂的布局与辖区研究[D]. 廖望. 暨南大学, 2020(04)
- [4]清代盛京凤凰城地区的职官体系及其演变[D]. 金丹. 渤海大学, 2020(12)
- [5]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D]. 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6]民国时期“海南建省”研究[D]. 马孝鹏.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宝训》谚语研究[D]. 刘晓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8]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D]. 许晓明. 四川大学, 2019(07)
- [9]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10]清代宜山“改土归流”简论——以宜山永定土司为例[J]. 韦美兵,施铁靖. 中国民族博览,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