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1]2004年在《唐代贬谪文学的构成及其审美趋向》文中研究表明贬谪文学不仅反映贬谪文人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它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言说与延展。贬谪文学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丰富的审美价值，其在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性与重要性。 贬谪文学，以先秦、两汉时期为滥觞，屈原与贾谊创成了贬谪文学的整体构架。通过魏晋南北朝至唐，迎来贬谪文学的兴盛时期，尤其是中唐贬谪文学，作家众多，作品繁富，风格纷呈，此期形成了贬谪文学的高峰。因此，分析研究唐代贬谪文学，可以见出此类文学艺术的全貌，并且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其生成、迁变的深层文化动因。
石蓬勃[2]2014年在《苏门诗人贬谪诗歌研究》文中指出自古以来，贬谪即为中国古代官员之噩梦，党争剧烈之时，贬谪尤为惨痛。北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厉行新法，引发新旧党争，反对变法之旧党官员纷纷请外，且阻挠新法施行。哲宗元佑年间，太皇太后高氏辅政，迎旧党官员还朝，尽废新法。绍圣年间，哲宗亲政，力行绍述，复行新法，旧党官员尽遭贬黜。徽宗即位，改元建中靖国短暂调停，于次年又改元崇宁，党禁顿起，建“元佑党人碑”，旧党官员及不附蔡京者均列名其上，所遭贬责更甚。然元佑党人碑所列叁百九人中仅一百一十一人为熙丰间反对变法、元佑间力行“更化”、一直追随元佑重臣、附议反对变法者，且以苏轼、苏辙，及其门下文人贬责最重，创作诗歌最繁，文学影响及社会影响最着。苏门诗人1564首贬谪诗作涵盖其贬谪生活诸多方面，反映出各人不同之贬谪心态、主题取向及时空语象特征，既具有明显共性特点，又颇具文人独特性格，故为本文探讨之中心。中国古代文人虽以温柔敦厚、中庸谨重为尚，然自古有“狂”、“逸”人格萌生发展，苏门诗人贬谪诗作中亦有体现。如苏轼融合儒、释、道叁教思想，且受陶渊明影响甚重，故而初谪黄州时心怀惴惴，惟求自安，至谪居惠州时渐成淡泊自适，远贬儋州已心无挂碍、旷达自乐，最终形成狂逸融合、超然旷达之贬谪心态。苏辙简洁沉静，黄庭坚超然淡泊，加之受禅宗影响较深，二人贬谪诗作狂、逸之气均未昭彰，哀乐之情隐而不发，少有愤激之情，颇为自持平和，故而诗作冲淡超逸，心态为离狂远逸、内敛沉静。秦观于贬谪期间甚是怀念昔日翰苑生活，对困居贬地之苦痛体味颇深，故而潦倒哀毁，其诗作中之狂气跳过唐之禅悦，嵇、阮之狂逸结合，陶渊明之潇洒超逸，而远溯至屈、贾之哀伤心理，其心态由哀婉而为沉郁、凄厉，狂消逸隐，终于悲苦绝望。晁补之诗作中逸气更为明显，然狂放语汇亦不鲜见，可见其从未忘情于仕宦生涯。张耒则心性坦易，虽迭遭黜责，却能很快调整心态。二人将对叁教之圆融和会作为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之武器，两人贬谪心态虽略有不同，然均徘徊于狂逸之间，形成亦狂亦逸、坦易自持之心态特征。苏门诗人历贬边地，生活潦倒，故而诗作中多有环境苦恶之记述、生计艰难之哀叹、精神痛苦之展示与借酒遣愁之逃遁。贬地生活虽然艰苦，但苏门诗人受儒家思想熏染多年，忧民之怀未能忘却，依然关心民瘼，为生民所遭苦难心痛不已，尤以苏轼最为明显。然其诗作主题大多集中于水旱蝗灾，极少涉及农事政策，于忧民之怀中足见其唯恐招祸之惧。苏门诗人迭遭贬窜，于生计、精神遭受双重打击，无奈之下，归隐之心日益浓厚，于诗作中多有反映：或寄情于山水，或求助于佛道。然大部分苏门诗人均未能归隐山林田园，只因寻到“吏隐”这一调和途径，求得心安与心灵之解脱，既可享受隐逸之乐，又不辜负忧民之怀。苏门诗人均未曾脱离贬谪羁绊，归隐之思遂相伴始终。苏门诗人历贬边地，于生命沉沦之苦痛中日益沉静，开始思考人生命运、生存价值之最本质问题，故而诗作中多有对死亡之审视，由排斥而至接受，由接受而至超越；亦多有对生命之思考，表达对顽强坚忍、柔美娇艳物事之喜爱，并对日常生活习见之物多所吟咏，表达出对生命之欣喜。苏门诗人贬谪诗作中时空意识与语象系统亦颇引深思。苏门诗人于贬谪期间视野顿宽，时空意识涵盖全面，既有古往今来、纵横万里之宏阔，亦有注重现下、一时一地之体悟，故而其诗作既有涵盖万古之情，又重现时当下之感；既有俯瞰天地之势，又重耳闻目见之境。其物象系统亦更为完善，既有品性高洁、文人雅致之松竹等物象，亦有纤细精致、悲苦萦怀之醉酒等语象，极具含蓄浓缩之美、翻新出奇之妙、变俗为雅之奇及形象描绘之趣。苏门诗人贬谪诗作不囿于前人语象系统之限制，更注重内心感悟之表达，变前人含蓄蕴藉之审美为日常生活口语之事象，故而诗作物象种类丰富多样，其特征更符合诗人贬谪心境；事象运用变化万端，将文人雅趣与日常生活完美结合在一起。
李晓东[3]2018年在《菅原道真贬谪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最伟大的汉诗人,其两次受到贬谪,却也大大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其诗歌题材。因而其所创作的贬谪诗内容丰富,感情力量充沛,不仅反映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悟,更体现了平安时期日本的政治文化背景,具有很高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可谓日本汉诗文化中的瑰宝。本文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菅原道真汉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其生平、思想、其贬谪生涯及贬谪时期创作的研究历史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目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菅原道真之前的日本汉诗创作和发展情况。本章节将首先对贬谪诗进行一个定义,随后将从日本汉诗的诞生开始,探讨日本汉诗从稚拙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对中国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情况,以探讨菅原道真贬谪诗的创作基础。第叁部分,主要探讨两个问题。首先将分析菅原道真的两次贬谪真正的历史情况,以区分两次贬谪背景、作者心态和处境的不同。其次,将分析菅原道真诗歌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内容和思想内容,以说明菅原道真贬谪诗内容和思想的丰富性。最后一部分,主要探讨菅原道真诗歌的艺术特色,包括风格、体裁、对仗和迭字运用。这些诗歌技巧运用成熟,使得菅原道真的贬谪诗在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显得出类拔萃,富有审美价值。
聂永华[4]1996年在《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所谓的初唐,始自高祖武德元年(618),以景龙二年(711)为初盛唐交接的大致年限,共6 帝94 年。所谓宫廷诗,主要指长期以文学侍从或朝廷重臣身份密集于君主周围在宫廷范围内的诗歌活动,旁及他们在宫廷以外,但明显带有宫廷趣味与风格的诗作,以及虽不属于宫廷诗人,但受时代风气浸染而带有宫廷趣味的作品。因此,本选题是把宫廷诗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诗歌风格进行研究。诗分朝野,明辨雅体、野体,对初唐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初唐诗歌虽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但从整体上说,诗风走向仍然与魏晋南朝一脉相承,诗歌审美趣味依然为宫廷趣味所主宰,诗坛的主流在宫廷。这首先表现在宫廷诗人和作品数量占绝对优势,其次是宫廷诗人群体前后相继绵延不绝,横贯整个初唐诗史,左右一代风气。因此,通过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全面清理和深入研究,考察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及流变规律,既能获得一个完整的初唐诗史,又能使我们对盛唐诗风格生成之内在原因的研究更为科学,亦更为接近事实。从宫廷诗的角度研究初唐诗风与诗史演进,必然涉及文学史观念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变,这是本选题的重点的难点之所在;同时由于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或涉足不多,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见与误解,需要广泛地爬罗梳理,拂尘去埃,又增加本选题的难度,而这些正是本书企图有所突破与价值之所在。本课题主要采取考论结合的方式,重在清理事实,在基本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遗迹文物的走访,力避隔阂肤廓之论,始终把诗风流变的规律作为考论的核心,努力作到文学创作实际与文学史观念并重,理论与创作交叉,考据与批评互补,微观与宏观结合,审美思辨与审美体验同步,力图立体化的展示初唐近百年间宫廷诗坛的全貌;联系制度设施、文化风尚和地域文化特征,运用现代政治学、文艺学理论,重点研究初唐宫廷诗风及其流变,竭力探寻潜藏在表象之下的某种具有共性的诗史结构,以获得新的诗史认识。依据初唐宫廷诗坛的实际,参照社会文化环境、诗坛人员构成及诗美趣味、风格特征等因素,将初唐94 年间的宫廷诗风流变划分为四个阶段,本书即据此安排章节,除引论、余论及两个附录外,共4 章17 节,约22 万字。引论和余论主要介绍和论述了选题的范围、价值、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宫廷诗的渊源、程式惯例、风格特征及其得失等,主体部分4 章的题目与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贞观宫廷诗坛:理论观念的重建与文化风尚的延承。本章本分5 节,1、2 两节主要论述贞观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征与社会文化风尚,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思想的清醒与意识的模糊”。以“贞观之治”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诗人心态上形成了恢宏的气度;创业垂统的现实需要和高度的政治警觉,使贞观宫廷诗人对淫亵卑弱的“宫体诗”的反拔中致力于儒家文学观的重建。然而,贞观宫廷诗人大多来自陈、隋宫廷,自然把传统宫廷文学的审美趣味带入贞观宫廷,加之艺术言文化风尚的强固性规律,使他们在创作上表现出对南朝趣味的崇尚。这样,贞观宫廷诗坛在总体上理论观念上的反思批判与创作上延承的矛盾态势。3、4、5 节重点考察贞观宫廷诗风,认为顺应南北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在以南朝声色为基础来表现宏大整肃的
姚艾[5]2016年在《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庄子》给后世文人提供了困境中的处世智慧,而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既从思想上挹取其处世智慧,又在文学创作方面将其作为效法的典范。本论文立足接受者的生命遭际展开研究。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探讨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的文化语境,并概说其接受状况。时代文化语境对接受行为起促进作用。在唐代,道教地位上升,作为道教经典的《庄子》再次兴盛,而且《庄子》成为道举科考的必习之典。唐代儒释道叁教鼎立,并逐渐融合,这使得唐代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出现援儒入庄、援佛入庄的现象。不同时期不同遭际以及创作风格的文人和《庄子》文本产生了不同的契合点。第二章论述初盛唐隐逸文人对《庄子》的接受。庄子本人就是一位名隐者,《庄子》中也塑造了众多的隐者形象,阐发了全生保性、陆沉心隐的隐逸思想。王绩、孟浩然、王维分别代表了隐逸的主要叁种类型:激愤而隐、适性而隐、避世朝隐。处于政权交替时期的王绩,不为世用,心归《庄子》,激愤而隐,以委运随化的生存态度来平息生命的激愤。他构筑了一个超越尘俗的理想酒乡,逍遥于此,以全生保性。孟浩然拒绝了来之不易的入仕机会,因为放性求真的他不愿受到束缚。他的诗文多采撷《庄子》语词,表意上追踪《庄子》,阐释庄理,体现了多向度的接受特征。孟诗风格冲淡,接受了《庄子》保持素朴本色,以淡为美的审美情趣。王维仕宦经历坎坷,吏隐于朝,退往内心的修持。他的诗歌描写了众多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去除了自我中心点,接受了《庄子》与自然化而为一的思想。他庄禅双修,空明澄澈的诗境既有佛禅的印迹,又是接受《庄子》的结果。初盛唐时期,还有其它不少的隐逸文人,他们身隐林泉,在《庄子》中寻找慰藉心灵的智慧,并保持自我的天然本性。第叁章探讨浪漫文人李白对《庄子》的接受。李白化用了《庄子》的文学形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大鹏形象的再塑。李白笔下的大鹏具有气势雄伟、自由逍遥、志向远大的精神内涵,结合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诗文呈现出了一个自大自足的自我形象,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意识,甚至被视为狂傲,这都是李白的大鹏形象人格化精神的表现,是对《庄子》的进一步阐释。李白诗文想象奇特,夸张惊人;境界阔大,气势豪放;意接词断,跳荡奔放,其创作的审美风格与《庄子》相类。第四章探讨中唐贬谪文人对《庄子》的接受。贬谪文人面对贬谪之后的种种困境,需要适当修正自我的处世品格。他们以"愚"处世,将先前凌厉的生命锋芒潜藏起来,改以柔性隐忍、庸愚无用,并在愚中寓慎,追慕人性愚朴,疏离世俗纷争,全身远害,获得心灵的快乐,这显然来自于《庄子》。面对哀痛的情绪,贬谪文人有两种反应,其一就是排遣、淡释悲戚之情,最为典型的就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贬地山水中,他体会到了生命逍遥自由的乐趣,并进入《庄子》与"道"冥合的境界,同时又难掩悲戚的生命情绪。其二是完全挣脱贬谪之悲,最为典型的是白居易的中隐。他疏离了世俗是非,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来吟咏心灵世界的满足和精神的快适,将《庄子》的逍遥精神延伸到了日常,还赋予睡眠以心安无虑的庄学内涵。在文学创作方面,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理论和《庄子》论"情"有一定的联系,贬谪文人凄楚哀伤的生命情绪也在其创作中悲"鸣"而出,是《庄子》情论的具体例证。他们以陌生化的眼光在诗文中戏谑嘲讽,解构哀戚,在忧愤中实现一种特殊的旷达解脱,这种戏谑为文的态度和《庄子》不无关系。寓言的戏谑功能和寄意托志的灵活性,使得贬谪文人以敏感的身份选择了它,并把效仿的目光对准了大量创作寓言的《庄子》。他们采用《庄子》模式的故事框架,或者阐释庄理,并以寓言自况,其寓言的形象类型也接受了《庄子》。第五章论述鬼才文人李贺对《庄子》的接受。李贺一生都在期待和孤愤中度过,现实不能使他的心灵自由舒展,他极其需要冥想的空间。在文学世界中,他接受了《庄子》超越性的心"游"方式。"游"于鬼魅之域,他寻找生命的知音,抒忧释愤;"游"于天国世界,他寄托自己美好的理想。李贺创作心理幽凄阴冷,他在诗歌中喜欢选用冷色调的语词,和庄子的创作心理冥合一致。他也不愿意关注世俗的"真"与"假",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追求感受上的"神似",其诗歌重神略形,也走在《庄子》形神之论的延长线上。第六章探讨晚唐文人对《庄子》的接受。晚唐文人激愤于混乱的时代图景,接受了《庄子》的愤世讽刺。他们展现了唐代"天下沉浊"之乱象,讽刺残暴的君主,哀痛个人命运之"非遭时",但激烈的愤恨情绪背后却流淌着感伤的意绪。唐代末期,文人的心态呈现出脆弱敏感,隐幽细约,其创作追求一种意蕴深曲的审美风格,发展了《庄子》的言意之辩。他们主张文以意为主,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其诗歌创作上也在努力实践这一主张。李商隐诗歌经常表达一种隐幽深微的意绪,采用离形取神的写法,更深化了《庄子》的言意之辩。晚唐世风衰颓,文人们拒绝乱世中权利的追逐,也拒绝逐利漩涡的沉沦,占据其生命的是《庄子》的避世情怀。晚唐文人使其精神意趣回归自由疏散的状态,以无用来保生全性,对抗世俗。他们给日常生活赋予文人品格,使之呈现雅化的文化情趣,增添了一份《庄子》式的精神逍遥。但避世情愫的生发却是被动无奈选择的结果,与之相随的是不可避免的怨愤之情,这种复杂的感情迭加也和《庄子》相一致。
张英[6]2009年在《唐宋贬谪词研究》文中指出贬谪是中国古代文人常见的遭遇,在唐宋两代尤为突出。文人贬谪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以往的贬谪文学研究中,在年代上偏重于唐代,在文体上偏重于诗文,尚未有对唐宋贬谪词进行系统研究者。本文将对唐宋贬谪词史进行勾勒描绘,展现中唐、北宋、南宋叁个阶段贬谪词的风貌;分析唐宋贬谪词中感伤、执着、达观这叁大情感类型及文学传承;并以文人贬谪为视角探讨文人词兴起和词体诗化的原因。本文分为五章,大略内容如下:第一章在描绘中唐贬谪词风貌的同时探讨中唐文人贬谪与文人词兴起之间的关系。中唐词坛上的几位重要人物刘长卿、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都经历过贬谪,又都是在贬谪后开始从事并重视词体创作的。贬谪在客观上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的曲调,在主观上让他们的心态发生了由进取到闲隐的转变,从而促进了文人词的兴起。第二章以北宋党争中文人个体命运的升降沉浮为背景,考察北宋贬谪词的风貌。总的来看,北宋贬谪词的主题是个体生命在苦难中的感性挣扎与理性救赎。由于词人在性格上和贬谪处境上的不同,他们在贬谪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也各有特点。基于对词作数量、词史影响力以及风格的代表性等考虑,本章将选择秦观、晁补之、黄庭坚、苏轼这四位词人作为个案重点论述。第叁章将在南宋朝廷中主战主和之争的背景下介绍南宋贬谪词的风貌。南宋贬谪词人集中在高宗和孝宗两朝,高宗朝贬谪词人以南宋四名臣为中心,孝宗朝贬谪词人以张孝祥、陆游、辛弃疾这叁大词人为代表。和北宋贬谪词相比,南宋贬谪词在主题上增添了“黍离之悲”即抗金爱国情怀;在面对个体命运的坎坷时表现出更加闲适旷达的情调。第四章通过分析宋玉、屈原、陶渊明对唐宋贬谪词的影响,对唐宋贬谪词中的叁大情感类型进行归纳论析。宋、屈、陶叁人,分别代表了文人的感伤、志士的执着和达者的睿智,这叁方面都传承于唐宋贬谪词中。辛弃疾贬谪词对屈原与陶渊明的继承均具有代表性,本章将对此作专门的探讨,并以其为例观照宋代贬谪文人对屈原和陶渊明精神的扬弃与融合。第五章将论述词人贬谪与词体诗化的关系。贬谪中的畏祸心理使文人将诗文中的题材转移到词体当中,形成了词体在题材上的拓宽;词人贬谪中行遍千山万水的经历使词境由狭小变阔大,由柔媚变刚健;贬谪使词人更加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改变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写作方式;贬谪也使词体中香草美人的寄托表现得更加明朗可解,从而使词作的意蕴更加丰厚;贬谪词人们以词酬唱,表现出情感上的共鸣和志向上的共勉,提高了词体的功能。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在唐宋词的发展进程当中,文人贬谪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催进了文人词的兴起,还对词体在题材、风格、功能等各个方面向诗歌的靠拢产生了重要作用。没有文人贬谪,唐宋词史的脉络便无从谈起;没有文人贬谪,唐宋词便不会有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魅力。
吴增辉[7]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佑、绍圣至徽宗朝叁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叁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叁节从叁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叁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佑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佑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佑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叁节论述元佑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叁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叁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佑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杨文榜[8]2007年在《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柳宗元是唐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具有思想家的冷峻、文学家的热情，在他杰出的文字作品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一部分作品冷静、清醒，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另一部分作品则抑郁、愤懑，回旋着一股排遣不开的压抑之气。柳宗元的诗歌中既有甘于退隐与寂寞、风格如陶诗平淡自然的蕴藉之诗，又有孤清峭厉、锤炼精刻的精工之章，还有哀怨凄怆、胸臆直抒的酸楚之作。尽管柳诗风格多样，但它也呈现出一些相近的艺术风貌。柳宗元的诗歌表现了新的山川境界，具有忧伤、孤傲的情感特征和或隐或显的“骚怨”特色。综观柳宗元的永州诗和柳州诗，我们发现他的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在情感上是从忧伤到绝望，在意象上是从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在形式上是从以五言为主到以七言为主，以古体为主到以近体为主，在风格上是从简古疏淡到清峻冷峭，如此构成了柳宗元前后期山水诗的演变轨迹。柳宗元把广义上的“文”划分为“着述”和“比兴”两种。关于“比兴”类诗歌的特点，他指出必须“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以便更好地发挥讽谕的作用，而他“感激愤悱”的诗学观点则揭示了诗歌这一体裁的抒情性特点。柳宗元的政治抱负、生活经历与屈原极其相似，因此他的创作接受屈原的影响也最深，他的学骚也就不同于别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实实在在地学到了屈骚的真正精神。然而在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宋代苏轼关于柳诗“枯淡”的评论。在柳宗元诗歌艺术的整体构成中，一方面他努力回归清淡诗派的传统范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汇入“元和诗变”的创新意向。于是同样作为清淡诗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韦应物较多地表现为向传统的回归，柳宗元则较多地标示着新变的趋向；当然，回到元和诗风的现实来看柳宗元诗歌本身，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他的诗完全可以说是倾向复旧而非新变，他的诗作兀立于“元和诗变”中韩孟险怪、元白浅俗两大主流派系之外，在那竞相新变的时代风潮中表现为一种不协和音的变奏。也正是这样左右逢源的双重独特性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小奇[9]2016年在《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文学艺术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园林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题材,而文学又为园林披上文化绮秀之美,为物质艺术空间填充文化景观,并通过文字的记载将有限的园林生命无限延展。唐、宋两朝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园林艺术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唐宋转型的文化特点在园林艺术中也同样鲜明地呈现。中唐时期是中国园林发展的转型期,初、盛唐时期的园林特征一致,承袭魏晋南北朝造园艺术,以模山范水的自然山水园为主。园林在中唐时期趋向写意化,而宋代的园林发展正是沿着中唐园林的艺术范式衍生并走向成熟。唐宋时期的园林实体早已湮灭不闻,但唐宋时期丰富的园林散文为当时的园林留下了宝贵的底片,将园林发展的面相以文学的形式得以艺术体现。园林散文是伴随着园林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散文题材类别,它的发展与园林天然结缘。唐宋时期是园林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园记”文体产生并完成经典化的过程。本论文以唐宋时期的园林散文为研究对象,意将散文分类、分体研究细化和深化,在历时性的文本考察中梳理园林散文,凸显唐宋时期园林散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考察园记散文与园林复线发展的互动互补关系,研究其园林文献价值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研究园林散文的发展过程,对园林散文发展作出整体性的梳理。通过历时性考察,研究园林散文的文献收录情况和文体形式的演变,从而呈显唐宋园林散文在整个园林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文本分析中发掘园林散文的园林文献价值。第二章,研究园林散文中的“园记”。“园记”是园林散文中主流的文体形式。首先,从文本和文体观念两个方面来追溯园记的文体源流,循名责实,证明“园记”因文立体的自足性和必要性。结合“园记”文研究其文体流变,“园记”创作在尊体的同时不断破体、变体,冲破束缚,自由表达。进一步辨析“园记”“游园记”与“游记”“山水游记”的关系,澄清长期以来将“游园记”和“山水游记”混同的模糊认识。第叁章,探讨唐宋园林与园林散文复线发展及内在关联性。唐宋园林与园林散文之间存在复线发展关系,园林的发展变化在园林散文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反映,但是两者的发展又不完全是同步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其表现为园林散文记录的园林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并非实录式地表现园林,而是有所选择甚至有意过滤了园林空间中的某些活动。唐宋园林与园林散文间的互补关系表现为：文以园名,园以文传,“园记”为园主传意、传事,具有超越园林艺术实体的特性。第四章,研究唐宋园林散文书写的嬗变。自唐代到宋代,园林散文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形式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篇名叙事成分减弱,写意性增强；散文篇幅逐渐增长；语体逐步散体化。园林散文内容上的变化体现为：园林景观题名——由纪实性转向诗意化；描绘园林景观——由简略到详尽；园林生活——从园林雅会到世俗人情。第五章,透过唐宋园林散文研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园林散文折射出士大夫的生存境遇。通过园林散文可以了解到园林类型与士大夫生活境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建造园林有以下几类：泉石膏肓者、肥遁居贞者、放逐贬谪者、菟裘归计者、命运不济者。园林散文是对园林空间艺术的阐释,园林主人的生命和情感体验与园林实体一起共同构建起园林的文学空间,清晰地反映了唐宋时期园林隐逸观念的演变。园林依然是隐逸的理想归处,中唐确立的中隐范式对唐、宋代士大夫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确立了农隐范式,隐逸观念的变化事实上记录的是士大夫的心灵轨迹,反映的是文化心态。在园林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中的草木与大自然中自然生长的草木具有空间感情色彩的差异,园林是园居者心灵向天地宇宙开放的门户,唐宋园记散文传达出文人在园林空间中所生发的深厚的草木情怀。园林散文记录着园林的兴与衰,书写废园,抒发园林兴废迁化之叹,具有深刻的历史省思意义。
刘睿[10]2017年在《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词是生长在城市的娱乐文学这一命题出发,最迫切的问题是弄清楚词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城市的概念问题,是将城市仅仅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物质存在,还是将城市以空间的概念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是本文城市空间视角的基础。由城市空间出发,人类在构建和改造自身聚居地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空间的滋养和反馈,这一现象不仅作用于人类自身,也作用于生长于城市空间中的文化、文学等人类文明成果。由此来展开对词之运行和演进机制的观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寻找现实与文学所呈现的同中有异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条新鲜的道路。将城市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叁种,既照顾到城市空间的物质现实,也重视城市空间的精神内涵,还注意到前述两者合力的感知结果,这是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自身力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分类。同样,每个空间之下又有自成体系的同样叁个空间存在,层层分级下去,最终得到城市空间最详细完整的构建组成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宋词处于什么地位、如何与每一层级的城市空间内涵产生关系以及如何在双向互动中相互滋养共同成长,总之,通过城市空间这一视角来看宋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以及探询其中各种关系的生成原因,这是解决词是城市文学这一命题的一个新尝试。所谓叁个空间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划分,而是以这一空间的主要展现内容为考量标准,因为事实上叁个空间中都贯穿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改造成果,那么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与词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了可能。首先,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内容中,宋词虽不是以展现城市物质现实为主要目的,但作为情感表达背景而出现的城市物质空间样貌,在帮助展现其时城市以富裕繁华为主的物质空间内涵上却是功不可没。宋朝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在经济上的发展却是不可小视的。城市空间繁盛的物质现实不仅为宋词的书写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人的创作欲望。宋词中清晰展现了包括公共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公共游乐空间以及连接城市具体物质景观的街巷道路等内容,这些都是词的生存环境的物质要素,是与词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另外,宫廷空间的内容是另一个分支,在封建社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中,由从上往下的方向来了解其时城市空间中关于统治阶级、普通文人以及市井百姓等的生活,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空间物质现实的冲击下,宋词的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体制上的改革,为词更好的展现城市空间发展面貌作好了文体上的准备。宋词中关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展现由于与现实城市空间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些描写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城市精神空间的内涵以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为主,因而可以超越物质城市的界线而形成有条件的外延,相比起男女恋情这一传统主题来说,这部分更靠近“诗言志”的内容可以说是后来者。在文人加入词的创作阵营后,诗性题材也随之逐渐进入词的书写范围,包括政治情怀的表达、道德伦理的规范以及哲学命题的思考等都成为了词的书写题材,这在传统词的范围是没有的。在与政治空间有关的表达中,爱国思想、科举仕途、政治态度以及一部分有条件的外延等内容是较为突出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争斗是贯穿整个宋代的政治大事件,尤其是靖康之难和南渡将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词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是尤为珍贵的。另外,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想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文人们拥有了赴试应举的特殊经历,以及他们在入仕之后的种种政治遭遇和态度,都是组成政治空间内涵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城市空间的生存法则中道德伦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作为词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的创作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在词的雅俗之辨以及词品与人品两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表现。而文人精神世界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有如理学、宗教等精深复杂的内容,也有如时间、生命、自我等哲学本原性问题,也都影响到了词的创作。城市精神空间内涵在宋词中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词走向雅化的最主要区域,也是文人精神世界在诗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再次,城市感知空间作为物质现实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在表现人类城市生活轨迹的同时赋予了城市鲜活的生命力,包括宋词在内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有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优秀作品。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内涵,风俗、歌妓以及审美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风尚习俗又是市井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节序风俗,都为宋词书写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机会。歌妓作为宋词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和改革的参与者,其地位不言而喻,但歌妓与文人这两个不同阶层成员交往的原因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作为文学样式的宋词,其中与审美相关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尤其强烈的表现出城市感知空间的特征来。上述内容因为有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双向特质,更适宜在本身就归属于城市感知空间的宋词中来表现。最后,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既具有物质现实内容又具有精神世界内涵的综合存在,在人的参与下与自身所包含的下层级内容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表现为各城市空间内涵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参与有关,尤其是创作主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面对城市空间的现实选择,都最终决定了宋词接纳城市空间影响和回馈城市空间内涵方面的路径和结果。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照宋词,在重视人类力量重要性的前提下,揭示宋词作为城市娱乐文学的真实面貌以及在城市空间影响下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轨迹,是本文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唐代贬谪文学的构成及其审美趋向[D]. 吕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苏门诗人贬谪诗歌研究[D]. 石蓬勃. 河北大学. 2014
[3]. 菅原道真贬谪诗研究[D]. 李晓东. 青岛大学. 2018
[4]. 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D]. 聂永华. 陕西师范大学. 1996
[5]. 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研究[D]. 姚艾.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唐宋贬谪词研究[D]. 张英. 苏州大学. 2009
[7].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 吴增辉. 复旦大学. 2011
[8]. 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D]. 杨文榜.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9]. 唐宋园林散文研究[D]. 李小奇. 西北大学. 2016
[10]. 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D]. 刘睿. 浙江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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