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慕荣[1]2008年在《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文中认为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章慕荣[2]2004年在《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文中认为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杨向昆[3]2016年在《战时体制下兵工企业的秩序与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秩序是指企业通过法律条令、经济理论、文化风俗和国家政策等手段建立起来的企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一个企业为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在其近代化过程中,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其管理方法,以规章制度为纲,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汲取自身发展积累的经验,遵循经济规律和本国的文化风俗,利用国家的相关政策逐渐形成的符合自身实际的运行机制。中国的近代化起源于兵工企业,抗战时期是兵工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选取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第二十一兵工厂为对象,重点研究该厂在与军政部兵工署互动中形成的最具特点的企业秩序,希望由此以点及面,贴近当时当地的实态,动态呈现战时兵工行业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探究后发展国家军事工业的成长机制。近代兵工行业发轫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然而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兵工行业依然处于半原始的落后状态、机器设备陈旧、技术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军阀式管理、厂纪废弛、贪污贿赂成风、生产时断时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国民政府在“攘外安内”的政策之下,开始对全国的兵工企业进行“突进式”变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国民政府做出了兵工企业内迁的重大决定,并在此基础上陆续进行“渐进式”的革新和重组。国民政府的这次改革,形成了兵工行业在战时体制下的运行秩序,为持久抗战和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次改革完成了兵工行业由“军阀式”管理向“近代科学化”管理的转变。改革的推行与效果和战前的特殊局面及战争初期的战场形势紧密相关,和兵工行业的现状与国防需求供给矛盾、国共关系的风云变幻、国民政府的国防战略以及国防思想密切相关,也和战前、战争中的社会生态不无关联。以第二十一兵工厂为代表的兵工企业在两次改革中逐渐形成“近代科学化”的战时企业秩序,机构完善,权责分明,生产和生活都井然有序,使第二十一兵工厂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突破,产量不断增加,对支撑持久抗战和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都意义重大。当然这种秩序也有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效果也并非完美,但是这种运行机制依然对现代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何一民[4]2015年在《从“双枪兵”到铁血雄师: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原因》文中提出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着,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川军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巨大的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四川历史文化和川人性格,保路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川军将领的转变和表率以及川军家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析。
孙佳荀[5]2015年在《1927-1937年民国海军发展滞后问题研究》文中认为1927-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很多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民国“黄金十年”。这十年间,民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大大加快,经过30年代的发展,中国的陆军与空军基本具备了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相比之下,叁军中最先开始现代化的海军却在这一时期发展最为缓慢,不仅未能缩小与日军的差距,就是与陆军、空军同步发展也未能实现,这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格格不入。民国海军发展的滞后既有不可抗拒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也有现实当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一个经济上落后、贸易形式特殊,政治上不稳定和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不需要强大的海军；陆地上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国内战争形式又决定了海军的发展注定不能在这一时期唱主角；几千年来的重陆轻海思想、大陆军主义思想和甲午战败的痛苦记忆与一二八事变中海军的不作为则彻底断送了海军发展强大的思想基础；科技水平的落后则抽去了海军发展壮大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都是无法抗拒和短时间内不能扭转的。而海军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战略失误,并未能依据现有形势加强航空兵和鱼雷快艇的发展,而是花费巨额资金生产适合长江使用的炮舰,最终为日军的飞机所击垮由海军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许多的教训和启示。首先,军队的战略战术落后也会挨打。其次,国防战略如果不能实现均衡发展,在战争中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第叁就是军队建设思路必须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首先就是提高综合国力,其次是依据现代战争中联合作战的要求进行军队体系建设,最后就是紧跟世界军事变革大潮创新战略战术,力求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
王安中[6]200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自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内军械所以来,清廷中部分有远见的地方大员都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洋务派建立了数量不菲的兵工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汉阳兵工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都没有建成统一规划和发展的全国性军工生产体系。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的军事工业才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1928年军政部兵工署成立以后,致力于全国兵工厂的统一和现代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间战略冲突日益明显,两国领导者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有着一定的预见。尽管双方在外交领域还有一些折冲樽俎,但私下里都积极备战。在军事工业领域,国民政府进行了很多的努力,不仅积极整合原有的兵工厂资源,还大力引进德国的生产技术,购置大量先进设备,对已有兵工厂进行升级换代,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抗战爆发前,中国主要兵工厂大多已经实现了按照图纸进行生产的目标,改变了原来实物仿造的局面,在生产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民政府中央的努力和地方势力的配合下,抗战前夕基本实现了全国军事工业的统一管理与规划,为抗战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着手将军事工业迁往西南地区,并在迁徙的过程中进行了专业的调整,努力实现生产的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基地,为保障抗战时期的军工生产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产能力。抗战期间,中国的主要对外交通线相继断绝,大后方进口日益困难,尤其对严重依赖国外原材料和技术装备的军事工业来说,是极大挑战。然而大后方的军事工业在管理者和员工的努力下,寻求产品替代、进行技术创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降低产量,反而实现了出产平稳上升、生产工艺日渐精良的局面,为抗战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对自身的军事工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试图依照美国军事工业发展模式来塑造国内军事工业,不过这种努力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明智。国共内战期间,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兵工厂,却无法为国民党军提供稳定和充足的军火保障,并没有形成火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虽然仿制了不少美式的先进武器设备,却不能保障此类武器弹药需求。在生产结构上也存在问题,枪炮生产数量较多,炮弹和火药的生产量却一直不高,一定程度上导致有枪无弹的局面。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在规划时好高骛远,不能落到实处,终其失利,依然无法解决原材料的自主生产问题,不能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生产体系,成为其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应当指出的是,国民政府在军工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建立了成本会计制度和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军工生产的效率。尤其是较为系统、完善的培训体系的出现,更是为军工企业技术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福利措施的推行提高了广大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国有企业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蓝本,为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工业的进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毛光远[7]2016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孙扬[8]2009年在《200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沿循既往学理路径的基础上,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在理论与方法上,研究者关注学科对话语境下的史学研究,思考现代史史料的特殊性对治史方法的影响。民国政治史领域,随着新近重要史料的公布,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既往似有定谳的某些史实,重视考察时代变迁中政权与社会的互动。中共革命史与现代史研究者的对话领域不断扩大,双方研究理路逐渐趋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则充分注意到民国时期外交与内政的纠结互动。经济政策和体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
李小龙[9]2016年在《安徽省保安武装建设研究（1927～1945）》文中指出1927年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着社会动乱、盗匪横行和共产党武装等多种挑战,维护内部稳定成为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安徽作为当时的京辅之地,地位尤为重要,维安任务也较为迫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中央保安武装政策的指导下对安徽省原有各种民团武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其改编组建为地方保卫团归辖于地方政府,又借鉴山东等省的经验建立直属于地方政府的警察队。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安徽等省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正规军事力量难以完全剿灭时,地方保安武装成为剿匪“防共”的重要手段,安徽省于1931年将地方保卫团、警察队改编为县保安队,此外又组建了直属于省的两个保安团和一个保安营,用于剿匪“剿共”政策的施行,这样“保安团队”这一称谓正式取代团练、民团、保卫团、警察队等地方保安组织称谓。对于保安团队的编管则引入军队机制,使其成为了地方政府直管的准军事组织。安徽保安组织不仅经历了由半官方的官绅联办到官方的政府直管的过程,而且在改编为保安团队后,还经历了统一于县,统一于区,统一于省的改革过程,最后安徽各县区保安团全部改编为省直管的十二个保安团。1934年在打击了共产党武装后,保安团对于中共的“围剿”职能开始弱化,后开始进行裁团改警的工作,将保安团队由省政府管辖的军事武装改编为地方管辖的警察组织,但是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这一计划,安徽保安改警停止,并施行全面复团工作,保安武装开始承担起抵抗日军的军事作用,并且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后备军事力量,被抽调转化为正规军开赴抗日前线。保安团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武装力量,不仅被政府运用到剿匪、“剿共”、抗日等军事任务,而且还承担一定的铲除烟毒,保护水上交通,清除帮会势力,保护商业等多种与治安相关的业务。但是作为旧式民团改编而来的保安团队,官兵了保留旧有习气,素质底下,缺乏训练,欺压善良,甚至出现抢劫百姓财物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作为政府为反共而编立的武装,无论是在抗战前还是抗战后都保持着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破坏了全民族统一抗战,一定程度上阻挠了抗战的进程。
隆鸿昊[10]2014年在《抗战时期第九战区军事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区,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对日作战最重要的战略单位。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在国内成立了12个战区,以便对日作战。本文所探讨的第九战区,成立于1938年6月,作战地境大体上位于湖南省、江西西北部以及湖北南部,战区司令长官初为陈诚,后为薛岳,司令长官部常驻于长沙。第九战区成立后,经历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叁次长沙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在作战过程中,第九战区最重要的作战方法,是薛岳于1941年提出的“天炉”战术,该战术虽是抗战期间正式提出,但早在30年代“围剿”红军时期,薛岳就曾实行过类似的战法。抗战期间,薛岳曾叁次运用“天炉”战术,成功地阻止了日军对长沙的进攻,叁次长沙会战堪称“天炉”战术成功运用的经典战例,但同时必须指出,“天炉”战术并非完美无缺,在1944年同军第四次进攻长沙时,“天炉”战术就失去了作用,长沙终为日军所占,这说明该战术是存在缺陷的。由于湘北是第九战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因此对湖南兵役的研究,更能体现战时第九战区兵役运作情况。抗战期间,湖南省军政当局为推行兵役工作,建立了相应的兵役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基层展开兵役宣传及实行抽签法；优待新兵和出征军人家属；对阵亡士兵进行抚恤,对伤兵进行救济、慰问等。从总体上看,抗战期间湖南省的兵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与贵州、四川等后方省份及中共抗日根据地相比,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但是,战时湖南兵役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端,如基层保甲长利用壮丁抽签徇私舞弊、从中渔利；基层军政人员虐待壮丁等。抗战过程中,第九战区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在年龄、受教育背景以及派系方面,均存在某种趋势,与其他战区同级军官相比,第九战区高级军官还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在军官培养方面,战时,中央军校为第九战区培养了大批军官,保障了第九战区的抗战,但是,必须指出,在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端,如教授过程中有不切实,流于形式的现象。除了中央军校外,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也担负着培养本战区军官的任务,在培养破坏通敌道路交通,保障“天炉”战术实施方面,第九战区干训团对本战区军官的培养具有相当的成效。在士兵训练方面,第九战区比较重视新兵的训练,颁布新兵训练实施方案,并且在战区辖境内的刊物上登载有关新兵训练的文章,以供本战区军官参考借鉴。为了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从1938年底到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对所属部队分批进行了五期整训,第九战区的部队曾参加了1940年的第叁期整训,通过整训,第九战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次年上高会战的胜利,便是此次整训结果的良好体现。在一般状态下,第九战区针对部队的军粮,建立了完善的采购、运输、储藏机构,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本战区部队军粮的采购和储备。在战斗状态下,第九战区参战部队的后勤业务,主要由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负责。在作战中,该部能够根据战局变化,不时对各级兵站机构驻地以及补给线路进行调整,以尽力满足我军补给需要,并且能够尽可能地利用所掌握的陆运、水运力量,向我军前线部队输送粮弹,对于我军负伤的官兵,兵站总监部所辖的各卫生机构,也努力进行收容救治,可以说对我军的前线部队,给予了卓有成效的后勤支援。在武器装备上,抗战期间,第九战区所辖的部队,派系纷杂,有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滇系部队,有晋系部队,有川系部队,有湘系部队,各部装备不一,有好有差,但至少就某些部队而言,其装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绝不逊于与之对峙的F1军,甚至比日军要强,这就使得第九战区在与日军第十一军的长期作战中至少在局部上似应可以获得火力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J]. 章慕荣. 抗日战争研究. 2008
[2].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D]. 章慕荣. 南京政治学院. 2004
[3]. 战时体制下兵工企业的秩序与影响[D]. 杨向昆. 西南大学. 2016
[4]. 从“双枪兵”到铁血雄师: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原因[J]. 何一民. 天府新论. 2015
[5]. 1927-1937年民国海军发展滞后问题研究[D]. 孙佳荀. 云南大学. 2015
[6]. 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D]. 王安中. 上海大学. 2009
[7].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2008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J]. 孙扬. 民国研究. 2009
[9]. 安徽省保安武装建设研究（1927～1945）[D]. 李小龙. 安徽大学. 2016
[10]. 抗战时期第九战区军事史研究[D]. 隆鸿昊.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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