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常青[1]2003年在《我国小型软件企业的现状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如何促进我国小型软件企业的发展，以企业成长理论为基础，结合小型软件企业现状，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本文分叁部分： 一、基本情况介绍。包括绪言和企业成长理论综述。主要回顾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史，对比美国和印度的发展史，找出之间的差距，确定研究的目的。并介绍了企业成长研究的基本理论。 二、基本状况分析。包括行业竞争特性和小型软件企业的现状分析。行业竞争特性主要分析市场需求特性和行业竞争强度。并从小型软件企业内部环境分析其现状。 叁、发展研究。利用企业成长理论为基础，结合小型软件企业现状，确定现阶段的小型软件企业是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找出影响中小软件企业的决定性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提出改善的建议。
修更新[2]2008年在《长春用友政务软件公司发展战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选择“长春用友政务软件公司发展战略选择”作为研究题目。首先,对企业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其次,在对国内外软件产业的发展进行概括性介绍的基础上,对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小型软件企业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接着,对长春用友政务软件公司的发展概括进行了系统回顾。最后,利用SWOT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长春用友政务软件公司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内部的优势与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春用友政务软件公司发展战略的几种选择。通过对用友政务软件公司发展战略的分析,以期对我国其它小型软件企业的发展战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汪丽丽[3]2013年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1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 S. 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2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叁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第叁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叁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韩建昌[4]2016年在《我国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源于内心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动力。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创造,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指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以自由飞行为特征的通用航空既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是促进自由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当代通用航空事业之所以不够发达,航空文化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通用航空文化在当代中国刚刚兴起,通用航空发展正在成为热点。通用航空文化是通用航空的灵魂,与通用航空产业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软件与硬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自由飞行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愿望,不仅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重要标志。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构建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探索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规律,寻找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就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目的、内涵以及方法和途径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导论。对选题的缘起、选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创新点作了一个概要的说明。第二章,通用航空文化研究与建设的理论基础。结合通用航空文化的特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文化与实践的关系的一些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平台是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石,是本文后续理论架构形成的重要基础。第二章还界定了通用航空文化的基本概念,论述了通用航空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在表现,并从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以及价值观文化层面对通用航空文化的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第叁章,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回顾了通用航空文化的历史演进,对航空文化的起源以及通用航空文化的发展行了考察;分析了通用航空文化建设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通用航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进行了论述。第四章,通用航空文化的精神特征及价值构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绎出我国通用航空文化应该具有的精神特征,并将其概括为自由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人本精神、开放精神、服务精神、法治精神。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通用航空文化的社会价值,分析了交通变革、科技发展以及飞行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论述了自由飞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作用。考察了通用航空文化建设在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强化国民航空意识、建设航空强国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五章,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建设通用航空文化。论述了文化与产业的关系,分析了通用航空产业的文化气质、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以及文化资源对产业发展的作用,考察了通用航空制造产业和通用航空服务产业的文化建设的重点,通过产业发展促进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第六章,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多种途径。通用航空文化建设需要从政府、公民、企业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构建和系统推进。提出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强化国民的航空意识、建设先进航空文化的系列途径。构建了通过开展通用航空活动和开发航空文化产品,加强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第七章,通用航空文化建设实践研究,以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从企业文化建设和通用航空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分析了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文化建设的主要做法,考察了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以及通用航空文化建设实践的特点等。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一是初步建构起通用航空文化及其建设的基本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研究内容。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出发,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下,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域,进行通用航空文化理论体系研究和实践探索,拓展了当代先进文化的研究范围。二是提出了通用航空文化与通用航空产业及人的生活改变互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航空文化建设找到了基本的路径依据。研究通用航空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文化建设,促进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实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叁是对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从而提供了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生动案例。本文以上述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为分析框架,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总结了实践层面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通用航空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并对其进行了反馈验证。
盖兆军[5]2015年在《基于低碳经济的我国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的碳排放日益增多，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我国已经成为碳排放第一大国，电力能源是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重点行业,以碳基能源发电为主的电力能源行业的发展，给我国的能源资源与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由此，我们进行系统研究探讨我国电力能源行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探索一条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适合我国电力工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对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理论与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低碳经济下对我国电力能源行业的经济性和电力能源、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性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总结了我国电力能源行业的国内外能源、经济与环境，能源和电力能源的需求预测方法、内外部成本、可持续发展、结构优化、排污权交易等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其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不足。同时，文章依据的低碳经济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理论，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以及能源环境经济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定义和探讨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情况，我国电力行业的特征以及电力能源发电侧各类型发电电源和输配电侧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找出电力能源、社会经济与环境不协调发展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其次，基于提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对电力行业面临的能源、经济与环境的约束进行研究，对现有的电源对电力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电力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电力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预测模型，针对目前我国电源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从低碳不同的情景角度研究我国电力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通过模型预测出我国未来在低碳经济下的电力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探寻我国电力能源需求与污染物排放和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优化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基于DEA模型分析我国核电行业的投资效率的有效性，建立电力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促进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优化。最后，基于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对我国电力能源各发电链的内外部成本进行详细的分析，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发电成本对比，发现我国电力能源的发电内外部成本的差距，并依据电力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预测及发电成本情况，提出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方向和内容，建议优化我国电源结构，要大力发展核电、利用好水电、新能源的调节作用，降低碳基能源发电装机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了保障电力能源结构优化达到电力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发电权与排污权交易联动机制和电力能源与环境协调激励电价机制，从市场方面、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来加快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优化的速度，促进我国电力行业的可持续性。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既揭示了我国电力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同时又评价了发电行业短期内的碳减排政策和各发电能源的经济性和可持续对比分析。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分析出，对我国电力能源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一是通过制度建设和技术提升促进电力能源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电力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预测模型及发电链内外部成本分析，加快我国电力能源结构优化；叁是通过建立电能与环境激励电价机制，加快建立电力行业发电权与碳排放权联动交易市场，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促进我国电力能源、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倩[6]2015年在《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新媒体产业作为一种新生的产业形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一方面产业高速发展并快速向其他行业渗透；另一方面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模式下,新媒体产业被列入国家支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媒体产业自身发展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工具,其经济行为的发生多是本能、自发、尝试性的,风险极高且易出现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新媒体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和逻辑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找出指导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理论工具,并在实践层面为新媒体产业发展提供战略,策略建议。本研究选择了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理论范式——哈佛学派SCP范式和芝加哥学派PCS范式做研究工具。开创于上世纪30-50年代的SCP理论范式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美国九个主要传统产业进行深入实证研究,构建了(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半世纪以来,SCP以及相关和修正观点,一直引导着美国产业的发展并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指导。该理论及相关理论从上市80年代其进入中国后,各产业领域都曾出现一批研究成果,新媒体产业也不例外。但大部分成果并未对新媒体产业实践产生实质影响,更没有提出创新理论或方法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盲目迷信,假设西方理论先天的正确性,其研究目的看似是利用西方理论研究本国问题,实则只是变相找方法印证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本质、特点、创新、发展、趋势等预估不足,尤其考虑到新媒体产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确实有可能缺乏理论建构上的难度。鉴于此,本研究即便在确定对SCP理论使用的前提下,仍对该理论的研究适用性做了很大的保留。而研究结果证明了笔者的推断：运用哈佛SCP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PCS理论解释新媒体产业时,均出现了预热和结果不符合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笔者调整了预设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一方面积极考察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尝试对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本研究的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做资料整理收集,基本了解我国新媒体产业研究目前的现状和不足,确定本研究目标对象的范畴,研究立足点,研究成果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进而确定研究思路,框架,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等。研究的第二部分对我们新媒体产业的整体现状,其结构,行为和绩效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第叁部分则指出传统产业理论在新研究对象情况下,解释力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第四部分则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通过实际案例对范式进行推导；第五部分,用新的理论范式来检验新媒体产业的六大子行业,验证范式的合理性。在二零一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战略将新媒体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将以互联网为底层平台的新媒体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涉及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两个层面,是一种本质上的产业升级换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理论,模型了解新媒体产业,知道其在行为,绩效,产业结构甚至和其他相关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关系,并基于此为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就当务之急。本研究的建构目的正是如此。
王以梁[7]2014年在《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支撑环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创业就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可行路径。为此,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创业就业已经成为大学生自主就业的重要方式,其创业就业的成功率达到20%到30%,对比之下,我国大学生创业就业成功率仅有1%。究其原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大学生的科技创业的数量与水平明显高于我国,而制约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关键因素是环境,进一步说,我国缺乏对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支撑环境。首先,本研究运用创新哲学的分析方法,将大学生科技创业置于创新实践的概念框架之下,将科技创业理解为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谋求协同的实践过程,创业客体既包括创业的实践对象——科技创业企业、产品或服务,还包括客观的创业环境。创业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作用的,特别是构成客体之一的环境支撑因素对主体影响很大。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归纳了科技创业支撑环境的一般要素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出构成大学生科技创业支撑环境的关键要素,即创业教育资源是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智力支撑环境,影响主体实践的知识完善过程；产业环境和资源平台建设是大学生科技创业的物质支撑要素,影响实践主体创业活动的技术实施过程；政策和制度是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公共保障支撑要素,影响实践主体创业活动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是大学生科技创业发生的深层土壤,影响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动机和心态。其次,本研究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发达国家大学生科技创业成功经验的分析与综合,得出大学生科技创业成功来自于核心支撑要素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提升能力的创业教育与孕育创业的文化环境协同,其二是创业资源平台建设与创业政策要素的协同。前者,解决了大学生科技创业的智力支撑问题,后者解决了大学生科技创业的物质环境支撑问题,环境支撑要素在以上两个维度的动态协同是保障大学生科技创业更容易成功的关键。最后,本研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的典型案例分析,对比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四个方面揭示出当前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实践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即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的资源供给不丰富,科技创业缺乏公共保障,科技创业智力支持不完备,科技创业的文化建设薄弱,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环境支撑体系建构的对策与建议。
肖慧[8]2017年在《大城市中心区软件产业集群的演变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理论上产业集群是一种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企业集中分布的有效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目前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和创新中心。但众多产业集群发展实践显示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具有能形成产业集群的优势,而且集群都具有相同的有效性。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及形成各具特色的演变规律,因此产业集群的演变机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为例,探讨大城市中心区软件产业集群的演变机制。基于样本区叁次经济普查数据,从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的规模、构成、空间分布、集聚特征、集群效率等角度进行集群演变特征的分析。首先采用空间自相关与时空扫描统计量分析方法测算出产业集群的时空演变特征:(1)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和时间特征,集群主要位于天河区中南部地区的天河CBD范围内,总体集聚时段是1995—2013年;(2)集群的地域范围总体上从天河区的西南部地区往中部和东南部方向延伸,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集群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张并成连片式发展,同时集群的集聚趋势也不断增强。其次,在对集群规模、集群构成、企业密度的演变情况分析上:(1)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软件企业数量增长最快;(2)集群以软件开发行业为主,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行业的比重增长最快;集群以小微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主,其中微型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3)集群的企业密度不断提高,早期形成集群的地区年均增长率较低,而集群延伸扩张方向上的地区年均增长率较高。再者,在软件产业集群识别的基础上,利用DEA模型对集群效率进行测算,并从企业大小、所有制形式等方面引入空间回归模型对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企业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软件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效率比集群外的效率高,而且集群内外效率差距不断拉大,集群内效率存在不断提升的趋势;(2)软件产业集群的企业效率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规模是主导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企业效率的核心要素,企业大小、所有制形式与企业成立时间共同作用于企业效率。最后,在对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同时,结合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的实际发展情况总结出影响集群演变的不同因素,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两个角度具体分析影响因素对集群演变的作用机理,试图探讨出集群的演变机制。本文得出:天河区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演变是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微观机制中,市场需求是本质驱动力,技术创新是核心力量,人才要素与资金要素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宏观机制方面,专业化分工是集群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府政策为集群发展提供重要的引导作用,集群内各利益主体的协同共生是重要的支撑力量,与外部软件产业集群的协作竞争关系并存。
李德升[9]2012年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带动性、低能耗等特点,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广泛应用,软件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同时,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在各行各业不断扩散和渗透,带动了其他产业进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目前,软件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对软件产业越来越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创新和发展。经过二叁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培育出一批骨干企业和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美国、欧盟、印度等软件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软件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水平较弱。由于软件产业具有技术外溢性、高风险、高投资、产业带动性强等特点,而且与国际科技竞争和国家信息安全密切相关,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实施了各种财税支持政策。我国基本形成了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但许多政策还不够完善,需要适应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和改进。国内对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对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系统的研究也较少。本文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经验借鉴与国内实践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软件产业实际情况,分析了财税政策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依据、必要性、原理、效果和具体措施,对支持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进行研究,探讨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力图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分析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全文共8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分析本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对软件产业领域的研究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安排与介绍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软件产业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主要介绍了软件和软件产业的概念、分类和特征,从全球背景、国际竞争和国内现实等角度分析了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软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就业、国家安全等都有重要意义。第3章是软件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简述了经济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并从这些理论视角对软件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软件产业的演化机理和演化动力机制、软件产业的生命周期、集聚发展和后发优势、软件产业的技术进步机制和创新模式、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等理论性问题。第4章主要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进行分析,首先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然后重点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我国软件产业的主要发展特点是：产业生态体系逐步完善；产业增长在高位趋于平稳；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调整加快；业务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新技术新模式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企业兼并重组现象增多。同时,我国软件产业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较弱、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环境有待完善等,还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成本不断上升、行业规范管理更加复杂等挑战。第5章的主题是软件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理论基础。本章首先从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出发,分析了软件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提出了政府介入软件产业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阐述了财税政策是政府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本章分析了财税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和政策支持的主要领域。第6章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评价,主要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及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了我国现行软件产业的主要财税政策,并对其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然后对现行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整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基本体系,政策效果也比较明显,但政策间的协调性不够,优惠方式和支持对象的选择不够科学,政策对相关因素和中小企业考虑不周,政策在实际操作还存在交叉、模糊不清的问题。第7章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和梳理世界软件产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在运用财税政策促进其发展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本章主要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和财税政策进行总结,并对财税政策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国在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方面,财税政策手段工具多种多样,而且各国都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和成果转化,同时各国还异常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并以立法来保障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连贯性与协调性。这些国外经验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借鉴。第8章是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选择及相关建议。为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功能,更好地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本章首先明确了完善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支持政策体系的原则、目标与方向,认为要加强政策间的整合和统筹,支持重点转向技术研发,支持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并重,优惠对象从特定企业转向以项目和业务为主,优惠倾向从规模企业转向中小企业,并要充分发挥政策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然后,本章从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财政投融资叁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具体的财税政策建议,并初步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支持框架。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财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系列环境的配合。本章进而提出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建议,包括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完善市场环境、加强投融资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最后,本章还对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绩效管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和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绩效的建议。
田东霞[10]2005年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既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萧条时期,中小企业都活跃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中小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他们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起,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增加就业机会,活跃地区市场,方便群众生活,推动技术创新,增加出口创汇,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确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借此历史机遇,改变观念,勇于创新,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大部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与大企业相比,它们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都存在着制约和障碍,加之其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不规范,技术开发水平低,产品竞争能力弱等因素,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弱势地区的弱势群体,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共同扶持。 中小企业由于其灵活的机制,适宜的规模,较低的管理成本,较强的应变能力等特点,因而更能适应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对培育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推动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国家以及西部地区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扶持措施,以引导、鼓励、规范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这己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虽然不一定都是由法律问题引起的,也可能不是仅有法律就能解决的,但是其中确有不少法律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最终只有借助于法律才能得以解决。因此,从法律保障角度提出并研究解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本文选题最主要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过去对市场经济法制的研究,多着眼于如何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和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改组,而忽视了对中小企业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研究,一直未能借助经济立法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法律环境。本论文的选题,即是适应这种需要,定位于促进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法或小企业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我们应借鉴国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建立健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 目前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有许多视角,但大都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融资政策、技术进步、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改革和发展等方面问题,见诸报刊的文章大都强调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呼吁在某些方面对中小企业从政策措施上给予扶持;而从法律学角度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行系统研究者很少,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保障机制的系统研究,更为少见。本论文最大的特点,是从法律学角度出发,系统有机地结合国内外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来构建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期在中小企业法律保障机制这一新的经济法研究领域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并使其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法律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_本论文分别从中小企业理论概述、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借鉴、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概述、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设立法律制度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利用风险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利用二板市场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吸引外资法律问题研究,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保障等十一个方面研究了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保障问题,较全面地对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涉及到的法律方面问题及其内在关系进行了归.纳和探讨。 论文在对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现行法律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法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分别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制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文件提供借鉴和思路。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和法律学界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利用风险投资,利用二板市场,融资的信用担保,现行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热点问题作了重点分析和探讨。关键词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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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D]. 李倩. 武汉大学. 2015
[7]. 我国大学生科技创业支撑环境研究[D]. 王以梁. 东北大学. 2014
[8]. 大城市中心区软件产业集群的演变机制研究[D]. 肖慧. 广州大学. 2017
[9].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德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10].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D]. 田东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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