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日娅[1]2003年在《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援引丰富的文献资料，从儒学的传播形式、作家的文学接受方式、作品的思想内容等叁方面入手，概括论述了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就儒学在元代传播的文化背景加以历史性叙述；概括出元代儒学传播的叁种方式；探讨了元代蒙古族作家的文学接受过程以及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所体现的儒学思想。
赵延花[2]2017年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统—封建王朝,元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农耕二元文化、蒙——汉二元文化碰撞最为剧烈、交融最为深入的时代。元代诗歌作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和纽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诗史互证理论,对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诗歌作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试图梳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元代诗歌中关于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诗歌众多,除了已有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巨大。论文第一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在中原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居于核心位置,是维系政统所必需的道统。为了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蒙元统治者逐步将尊孔崇儒演变为元朝的基本国策,元代诗歌演绎了蒙古族崇尚儒家文化的历史进程:诏请汉族儒臣,学习儒家思想,祭祀孔子,建立儒学教育体系,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播迁,加强了汉族文人对蒙古族统治的认同,元代诗歌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的儒者情怀。第二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道教文化的青睐。蒙元王朝占领金宋故土的同时,也据有了金宋人民。金宋故地的道教掌教及弟子进入蒙元政权,道教文化获得蒙古族的青睐,直接推动蒙汉文化及文学的交融。元代诗歌既表现了全真、正一等道派受到蒙古族的青睐,同时也表现了蒙古族诗人对道教文化的接受。第叁章研究元代诗歌与蒙古族对汉传佛教文化的认同。蒙元政权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传佛教也优礼有加,耶律楚材作为禅宗居士,是最早将禅宗思想传播到蒙古族上层的诗人,其诗歌中对元初佛道之争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刘秉忠是忽必烈重要的谋士,也是禅宗临济宗的僧人,他在描写忽必烈征讨大理的诗歌中,书写了蒙古族对佛禅戒杀思想的接受;元代的诗僧描写了蒙古族对汉文化的重视,蒙古族诗人与诗僧多有交往,也留下诸多涉佛创作。元朝建立之后,文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参加上都巡幸。关于参加上都巡幸的诗人及其创作,自元代开始已有相关研究。论文第四章从蒙汉文学交融的视域出发,将两都巡幸制放在元代实施的“蒙汉二元”制度之下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这类诗歌新的文化内涵。主要论述了元诗对两都巡幸意义的思考、对驿路风情的描写、对巡幸期间元朝皇帝在上都举行的皇家宴会的吟咏等。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民族群体中产生、发展和演变,是规范一个地域生活群体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蒙元政权的建立,尤其是两都巡幸制度的实施,蒙古族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了前台,草原民俗文化也开始受到诗人的关注。论文第五章通过研究元代诗歌对草原民俗的书写、草原民俗诗内容上的新变以及草原民俗诗中的蒙古语等内容,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在近百年的岁月里,蒙古族统治集团通过战争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大江南北,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期。宋金元文人目睹了蒙元政权通过战争结束分裂,统一大江南北的史实,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丧乱诗。论文第六章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关注由金入元和由南宋入元的众多文人,以他们记录兵连祸结的时代、记录文人充满创伤和矛盾的心灵的丧乱诗为对象,研究这些诗作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研究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参战各方的褒贬,对蒙古族统治者接受仁民思想的称颂以及慷慨悲怆的风格。中华多民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诗歌在这部历史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等交流手段不能比拟的。研究蒙汉诗歌交融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能为研究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交流提供范式。
陆有富[3]2016年在《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述论》文中指出文章对近叁十年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包括对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价值评价,以及对叁十多年研究历程的综合性论述,最后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叁十多年来,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在文献整理、研究空间拓展、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的研究现状与其诗歌成就相比,还很不相称,这就需要我们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诗歌文献整理、编订古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者年谱、探索多样有效的研究方法、推进蒙古族汉文文论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的价值。
尹晓琳[4]2010年在《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研究》文中认为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继建立政权,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与互动,其汉文创作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不可分割而又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加之这一时期的文献散佚较多等原因,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并且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文化,不断吸引着周边民族向其靠拢,对边缘文化予以冲击和触动,建构起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点的网络体系。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的生成正是在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交往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以经济、政治、文化、血缘四个方面为联结的纽带关系,从而为其创作的生成提供了合理的空间。诚然,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都会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语境有着一定的联系,不同时期的社会属性会对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符合自身政治利益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但在给其带来一定束缚的同时也会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视域。辽金元时期,随着统治阶层政权话语的演变、地域文化的变迁、教育科举的建立以及哲学、宗教的介入都会对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引导着它的发展流向。正是在这样的间接与直接相交织的文化背景下,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得以发展和延续,虽然作品散佚过多,但仍可从现今留存的诗词创作中,大致看出契丹、女真、蒙古族各个历史时期汉文创作的概貌,其中不乏一批经典之作和颇具代表性的文人。这些作品不仅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标志,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汉文水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朝代的更迭,无论是在创作主体、体裁、题材还是审美意识、文学接受等方面均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与发展正好填补了北方民族文学系统的空白,建构起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口传文学／书面文学、民族文字创作／汉文创作的多元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写实以及娱乐功能。不仅扩充了文学圈的范围,使得一向冷寂的北部外圈的文学得到长足发展,而且北方民族充满淳朴豪迈气质的文学创作也为主流文坛予以强有力的冲击,增添了清新与朝气,并对后世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既融合了汉语言文学的表达形式又内蕴着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风格气质,体现了北方游牧、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互补与融合的演变历程。故而在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文化传播学等方面的内容,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对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进行整体观照,通过对民族文化融合下的文化空间的建构的阐释,剖析影响其文学发展的多元因素,统览汉文创作概貌,探寻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规律,从而多角度、多层面揭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所展现的文化特性。不仅有着学术史的意义,同时也可以更好的诠释与把握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整体性构成及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由此证明民族文化之间的丰富和发展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
吴悠[5]2015年在《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考述》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为考察、研究对象。本文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考索,检得在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共计43人,撰有诗文集《崞山诗集》、《伊东拙稿》、《雁门集》、《顾北集》、《鳖海诗文集》等,这些诗文集或失传,或散佚,流传至今的也多非原貌。本文的目标是对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挖掘,以期能够尽量多地发现元代蒙古族的汉诗作家、作品,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整理完善现存的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群体。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数量不多,为了便于叙述和说明,本文大致以社会地位分章,在每章内又根据时间先后对汉诗作家进行排列,希望籍此展现不同阶层蒙古族汉诗作家的总体特征与个体特点。论文共有七章,分别是:第一章绪论,是关于本课题的若干说明;第二章是对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的综合论述,主要介绍蒙古族汉诗作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队伍的构成;第叁章是对元代蒙古帝王汉诗作家的考述;第四章是对元代蒙古贵胄世家汉诗作家的考述;第五章是对元代科举出身的蒙古族汉诗作家的考述;第六章是对元末蒙古族遗民汉诗作家考述;第七章是结语。对作家的生平、着述考证将是本论文的重点所在。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研究在学界是一个没有充分被开掘的课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对几位着名文人的研究,目前尚无人将作家、作品进行统一的整理和考证。本文基于大量有关资料的收集,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对43位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的族属、生平事迹、文集、遗存诗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考察和论述,尤其对一些待考证或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试图展现元代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填补古代少数民族进行非母语创作的研究空白,希望为古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胡淑慧[6]2005年在《辽金元文学构成的新主体》文中研究说明目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于辽、金、元时期的文学研究,较之于其他时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颇嫌不足。事实上,这同辽、金、元叁代的文学发展情况极不相称。辽、金、元、叁朝均由生活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所创立,他们相继而起,其历时之长、地域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更重要的是,在这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坛的主体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族文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非汉族文人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他们在中国文学的格局拓展、发展方向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专门研究辽、金、元叁代非汉族文人的着作迄今未见。《辽、金、元文学构成的新主体——非汉族文人群体研究》这一课题则主要致力于此,力图描绘出当时真实的文学风貌,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全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非汉族文人的文学成就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从总的方面通过详细的论证确定非汉族文人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叁、四章分别论述辽、金、元叁代非汉族文人的文学发展情况。笔者认为,仅仅说明现象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才能展示出立体、生动的事物面貌。本文对非汉族文人成为文学主体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对与文学密不可分的文化制度做了详细研究。 辽、金、元叁代非汉族文人在打破汉族文人占据文坛主体地位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却不能等量齐观。笔者在论述叁代非汉族文人的成就时,注意区分同与不同,既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分析,又注意区分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价值、地位。这是贯串全文的一个总的思想,旨在对文学现象有全面而深刻的阐释。 本文也运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避免了以往着重于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批评的文学研究方法,而主要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来关照文学,以期辽、金、元非汉族文人研究是一个立体的、客观的研究。
朱军[7]2015年在《元代理学与社会》文中认为肇起于北宋的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会通精神。延至元代,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延续宋代特色的基础之上,因其独特的社会构成,产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内容与新特点。元朝建立以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少数民族取代汉族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先进的汉族文化激发了蒙古帝王对汉文化学习的渴望,认识到理学维护统治的作用之后,蒙元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理学。同时,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并存于元代,在此社会结构下,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理学家们针对种种矛盾,对理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在底层知识分子当中,无法进入政治统治中心的乡绅和士人,将理学应用于社会实践,将理学融入社会生活之中。通过各种力量的合力,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和社会化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后续发展。因此,以元代社会与理学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既阐述理学在元代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又说明元代社会影响理学的发展的原因,最终揭示元代社会与理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基于上述原因,文章的结构与内容如下。第一章从宋、金、元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着手,考察元代理学产生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为元代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寻得社会历史层面的依据。进而从元代社会相较于宋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考察元代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特别是蒙元统治者在民族文化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逐渐意识到汉文化的重要性,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蒙元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完成了从成吉思汗朝的“排斥、冷漠”,到忽必烈朝的“思考、接纳”,再到仁宗朝的“支持、崇尚”的转变,最后,理学随着科举的复兴而成为元代的官方学术。第二章论述了元代朱熹后学的发展。以赵复、姚枢、许衡、刘因、北山学派以及新安学派的众多理学家为例,着重考察了元代朱子后学在道统论、本体论、心性论等方面的论述,分析其的创新之处,旨在说明朱子后学在元代理学传播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第叁章论述了元代陆学的延续以及朱陆和会思想的概况。元代朱学兴盛,陆学却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在陆学传人的努力下艰难传承。与此同时,部分朱陆两家的学者,通过反思朱陆异同,主张打破朱学与陆学的门户之见,提出了朱陆和会的会通思想,这是元代理学发展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也代表了理学在元代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第四章考察了元代的少数民族理学家。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量的少数民族士人接受到汉族文化教育,在理学与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中,他们被理学所吸引,众多蒙古族、回族、西域的学者接受了理学思想,并在心性义理上有独到的见解,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实践中对理学思想进行传播,使理学在内容与发展上具有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最终又融入到元代的民族融合之中。在元代,理学已经不再是汉族士人的专利,体现了由民族融合而文化认同、文化融合的特点。第五章论述了元代理学对底层社会的影响。就社会层面而言,理学在宋、元两代的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元代理学的世俗化：理学不再只是士大夫们的心性玄谈,而是以生活化的方式渗透到元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乡村社会的士绅以及无法晋身仕途的儒生,在社会底层寻找实现理学理想的途径。乡村自治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一大特点,元代的乡绅们通过收摄宗族、制定乡约的方式,以此来收摄人心,试图建立稳定的以血缘为纽带,却又处处体现“礼”的社会秩序,这正好符合宋代理学家们所构想的社会秩序。在士人群体当中,儒生们或选择着述立说,将理学的观念渗透到文学、史学等领域；或者从事教育,讲学于书院,在大众中传播；再或者转向杂剧创作,在作品中实践理学。这些行为,都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发展。理学在元代社会特殊的环境影响下表现出独特的特色,正如元代是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段一样,元代理学也是理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朝乐蒙其其格[8]2005年在《论蒙汉文化交流与元散曲的繁荣兴盛》文中提出本文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为写作基本准则,主要运用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知识,在总结和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蒙汉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蒙古族文化对元散曲繁荣兴盛所起的影响及作用进行探析。 本文由绪论、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散曲繁荣兴盛的影响、蒙古族散曲作家和结语四部分组成。 绪论中笔者介绍了元散曲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从少数民族文化角度着手研究的相关着作和论文,同时也交待了笔者选题的初衷。曲学研究在上世纪二、叁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随后,散曲研究也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纵观近百年的元散曲研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对元散曲繁荣兴盛的影响角度所作的研究却寥若晨星。散曲繁荣于有元一代,虽然不能把散曲的繁荣完全归因于元代特殊的时代文化特色,但是在元散曲研究中却不能忽略这一点。笔者在本学位论文中极力避免散曲研究者多从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角度研究散曲这一习惯思维定式,以蒙汉文化交流与元散曲的繁荣兴盛为题,着重探讨了蒙古族文化对元散曲繁荣的影响。谨希望为散曲研究增添自己绵薄之力。 第一章中主要探讨了蒙汉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蒙古文化对元散曲繁荣兴盛的影响。其中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蒙汉文化交流产生的历史背景,分别从蒙古族本身文化传统、蒙古族历史地位的变化、蒙汉人民的交流叁个方面加以分析、阐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蒙古文化对元散曲繁荣兴盛的影响。分别以音乐文化的影响,蒙古族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影响,语言方面的影响,蒙古族叙事诗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对元代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对元散曲的繁荣的影响做了力所能及的论述。 第二章中着重介绍了伯颜、不忽木、阿鲁威、字罗、童童、杨景贤等六位蒙古族散曲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其作品。他们的散曲创作在题材内容上与传统的诗文创作无太大的区别,大致都是归隐、叹世、山水寄情、咏史怀古和相思闺怨之类;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在传统的题材、主题中注入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风格和品性。蒙古族作家的散曲作品在元代曲坛上独放异彩,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汉语言文字创作的散曲作品一起为汉语言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艺术养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 结语部分主要总结全文,同时指明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关键词:元散曲,蒙汉文化,交流影响,蒙古族散曲家
葛琦[9]2013年在《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元杂剧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种成熟完善的戏剧形式,引领了中国文学及其审美取向由雅向俗的转变。近年来的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中,多元文化背景已经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宏观把握杂剧中的人物形象,发掘其中与民族文化交融相关的形象进行分析,探寻其中的关联与意义。本文第一章概述元杂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即对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社会状况的介绍。涉及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第一节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包括叁个方面：一是疆域阔大,人口众多,多民族杂居共处,为杂剧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二是城市经济的兴起为杂剧的接受提供了物质基础,享乐之风的盛行成为杂剧流行的思想准备,市民阶层崛起则为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群众基础；叁是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虽然元代科举的时断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却使他们摆脱了政治束缚而从事更纯粹的文学创作,同时元代对知识分子有许多优待政策,文化环境也较为宽松,成为元杂剧创作发展的有利因素。第二节思想文化背景,包括叁个方面：第一是儒家思想与少数民族思想的互相影响。儒家思想注重等级观念,北方游牧民族则没有形成严格的礼法制度,无森严的等级之分；儒家注重乐舞的政治教化功能,游牧民族更重视其娱乐功能；儒家强调温和中庸之美,游牧民族则率性直爽,喜欢直露的表达。儒家思想与戏剧的特性颇多龃龉,而游牧文化与杂剧则契合较多,并多方促其发展。第二是宗教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元代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尤其是道教和佛教大行其道,直接影响了杂剧的创作。第叁是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语言文字以及婚姻习俗等对杂剧创作产生了影响。第二章主要探讨杂剧中的女性形象。涉及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和元杂剧中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的闺秀形象冲破了礼教的束缚,比以往的同类形象更加泼辣大胆,她们在剧中是“一号人物”,在爱情中居于主导地位,自己决定命运,体现了元代少数民族文化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影响。元杂剧中新女性形象之一是妓女,她们从良之前大多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表现出美丽、坚强、聪敏、有胆有识的品质；从良之后,她们或贪婪狠毒,或懦弱无助,是杂剧作家对重色轻德社会现象的反思,也体现了对传统礼教的大胆反叛,挑战了婚姻中男性的地位。元杂剧中新女性形象的另一类包括贤妻良母和地位卑贱者。贤妻良母形象遵循着封建礼教规范却大多遭到恶势力的迫害,再次证实了封建礼教的欺骗性,体现了元代女性对传统的反动和少数民族文化对其的影响。地位卑贱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奋起抗争,帮助自己甚至帮助他人争取更大的自由。第叁章主要探讨杂剧中的书生、商人形象。杂剧中的书生形象分为才子佳人剧中的书生和其他杂剧中的书生形象两类。才子佳人剧中的书生形象以张生为代表,重感情而轻礼教、轻功名,对待爱情则重貌重情重欲不重贞节,带有了现代性爱的意味,体现了少数民族审美观和婚恋观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士妓爱情剧中的书生常常成为妓女保护的对象,反映出他们失去心理优越感之后的彷徨和对自我价值的迷茫。而在面对父权的暴力时,也出现了勇于反抗的书生形象,某些方面显示了游牧文化影响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另外,受到少数民族重视武勇习惯的影响,杂剧中还出现了文武兼备的书生形象。杂剧中对负心人的批判展示了对爱情中男女平等地位的要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商人形象在元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为单薄,而在杂剧中渐渐丰满。杂剧中既有德才兼备的儒商,乐于助人的义商,饱尝行商艰难、祸起萧墙的商人,令人耳目一新的女商人等正面商人形象,也有破坏士妓爱情的庸俗商人和悭吝商人等反面商人形象。这是元代商业发达赋予杂剧作家的灵感,也受到元代重商观念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杂剧中的僧道官吏等人物形象。杂剧中的官吏形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包拯,他的形象与正史中的记载不同,他幽默、机智、人情练达,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的清官形象。杂剧中还刻画了一些贪官污吏的形象,甚至出现了直斥官府的作品,说明当时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文网松弛。杂剧中的宗教人物形象,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不论是宗教偶像还是其信徒,在尘世间的酒色财气面前大多难以自持,这与元代享乐之风盛行、宗教门禁不严有关,同时,也是元代对于人性的认识更加成熟的结果,是作家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杂剧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将领、官吏,他们既保留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又表现出汉族文化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社会现实。
任红敏[10]2010年在《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文中认为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思“大有为于天下”,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的,特殊的文人群体,即所谓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他们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和北方文坛,影响着一个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对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乃至后来缔造大元帝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一个由政治因素促成的特殊文人群体,其成员大多为旧金士大夫和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名士,代表了由金入元(蒙)文士的精英。根据其来源地和学术渊源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怀卫理学家群,(二)邢州学派,(叁)由东平、真定、顺天叁个汉族世侯幕府延纳的文士及其余金源文士,(四)藩府侍从中的文士,包括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和有着一定汉文化修养的非汉族侍卫。他们无论是在忽必烈为藩王时供职藩府,还是在忽必烈即位后为朝臣,都处于蒙古政权的中心。他们鼓吹名教,向忽必烈及其他蒙古贵族灌输中原传统的伦理教化观念,提倡汉法,促进儒治,努力恢复中原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恢复和重建中原文化,从而也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进而影响了有元一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金莲川藩府文人多经济之士、义理之士,但他们大多又是诗文作家,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创造了北方文坛的繁荣。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都深深地影响了元初以及整个元代的诗文发展。在金莲川藩府之中,集中了当时北方一些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如郝经,堪称金末元初北方文坛影响一代的名家,其文大气包举,苍浑绮丽,条理清晰,雄奇奔放、汪洋恣肆,为“元文中之杰然者”。诗歌风格多样,或慷慨悲怆,或含蓄苍凉,或清新绮丽,或明秀清雅,亦或豪迈奇崛,清代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充分肯定了郝经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刘秉忠也是元初重要的诗人,诗章乐府“皆脍炙人口”,其诗清雅而明洁,雄浑而质直,淳厚而和平,具有鲜明的特色。许衡虽不以文章名世,其诗也雅洁深稳而又质实,其文亦如其人,质朴温醇,富有学者气息,代表了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色。王磐主盟文坛二十馀年,言论清简,义理精谙,其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不取尖新以为奇,不尚隐僻以为高。诗则述事遣情,闲逸豪迈,不拘一律。他们是蒙古政权中较早的一批文学家,也是元代文学的主要奠基者,并以富有时代特色的诗文风格和文学主张,对元代文学的开局及其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这一群体及其创作,对于认识元代文学,具有特别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儒学对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影响[D]. 娜日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2]. 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D]. 赵延花. 内蒙古大学. 2017
[3]. 古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述论[J]. 陆有富. 民族文学研究. 2016
[4].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研究[D]. 尹晓琳.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5]. 元代蒙古族汉诗作家考述[D]. 吴悠.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6]. 辽金元文学构成的新主体[D]. 胡淑慧. 浙江大学. 2005
[7]. 元代理学与社会[D]. 朱军. 西北大学. 2015
[8]. 论蒙汉文化交流与元散曲的繁荣兴盛[D]. 朝乐蒙其其格.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9]. 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D]. 葛琦.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10].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D]. 任红敏. 南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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