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祥[1]2004年在《汉语语境下批评言语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布朗和莱文森提出面子理论后，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用面子理论研究具体言语行为的热潮。尽管相关性言语行为研究很多，但是关于批评言语行为的研究极为短缺。本研究是在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框架之下，采用Blum-Kulka的言语序列分析模式，围绕地位变量，对汉语批评言语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有着填空补缺的意义。 批评是一个威胁面子的行为，具体地说，威胁受话者积极面子的行为。因此，发话者在实施批评时往往会采用一些策略。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发话者采用哪些策略。在现实生活中，发话者和受话者必定存在一种地位对比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划分为四种：发话者地位高于受话者，低于受话者，等同于受话者或与受话者关系不明。第二个问题是当面对不同地位的受话者时，发话者采用的策略是否会发生变化。本研究的受试是非语言专业的大学生，男女各30人，采用语篇补全测试收集语料。通过对语料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取得了如下发现： 1．礼貌在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礼貌、面子、策略叁者不是一回事。礼貌是一种社会规约，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包括语言行为。面子是个人的公众形象。采用策略并不意味着礼貌，因为有些策略是进一步威胁面子的。 2．为了强化或者弱化批评力度，发话者常使用语义策略，句法策略和词汇策略。语义策略包括：a．给出原因b．建议别的办法c．提出必须遵守的原则d．进行威胁e．侮辱对方f．提醒对方g．追究对方以往的过失h．质问i．指出所犯错误带来的后果j．反语k．惩罚对方l．提出要求m．表扬n．睿智俗语L各种策略的合用。句法策略涉及陈述句式，省略句式，疑问句式，感叹句式和祈使句式的运用。词汇策略包括使用强化和弱化批评力度的词语。质问是发话者实施批评时使用最频繁的语义策略。然而在面对不同地位的受话者，发话者使用的策略又有所不同。当受话者的地位高于自己时，给出原因是最常用的策略:当受话者的地位低于自己时，提醒策略是发话者的第一选择:当地位平等或者地位关系不明时，质问变成了最常见的策略。4.受话者的地位越高，人们越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而当受话者的地位关系不明时，人们更愿意保持沉默。此外，作者还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建设性视
李玉[2]2018年在《英汉学术期刊中应用语言学书评比较研究：语类与元话语》文中指出学术书评是对新出版学术着作的介绍和评价,主要发挥信息性和评价性功能,是各个学科话语社团的成员了解所在研究领域发展前沿的重要手段,为知识构建和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但它在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被视为学术文献的“二等公民”,这在学术语类系统中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学术书评写作视为社交活动和基于期待的实践,具有对话性和互动性。书评作者需要妥善处理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需要将自身投射到书评语篇中,依据在相关学科领域的经验对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信息的需求等方面进行预测,并通过对修辞手段的策略运用构建和维护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说服读者接受其论断的交际目标;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恰当处理与学术话语社团中其他成员的关系,通过文本间性与同行协商,将自己所做论断置于整个学科领域中,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基于对学术书评的这种认识,本研究以调整过的Motta-Roth(1995)的书评语步结构模式和Hyland(2005a)的元话语分类模式为分析框架,对英汉学术期刊中应用语言学书评语篇的语类结构以及元话语资源的各个项目在各个语步及其步骤中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并分别从思维视角、文化视角和语用视角对分析结果进行多维解读。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1)在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规约中,英语国家的写作者如何在国际语境下处理学术书评的修辞框架并使用元话语资源?(2)在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规约中,中国的写作者如何在国内语境下处理学术书评的修辞框架并使用元话语资源?(3)在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应用语言学学术书评的修辞框架结构和元话语资源的分布有何异同?(4)如何对同一学科社团、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这些异同进行多维度解读?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我们从国际和国内权威的学术期刊中选取100篇应用语言学学术书评语篇(50篇为英语语境下撰写的发表在国际期刊的书评,50篇为汉语语境下撰写的发表在国内期刊的书评),对语料中的语步、步骤和元话语项目进行人工的和基于功能的识别与标注,并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呈现英汉语书评语篇的“语步-步骤”结构和元话语项目的分布特点,并统计分析语步和步骤在英汉书评语篇中的出现频率以及元话语项目在不同语步和步骤中的使用频率。英汉语书评语篇在语类结构和元话语资源的使用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两者的共性为:(1)书评语篇修辞结构的构建方面:英汉学术书评语篇都以语步1开始,其中以步骤4开头的语篇均占较大比例;语步结构都涉及语步的逆序、循环、套嵌等现象;语篇的发展趋势均为“整体”(语步1)-“局部”(语步2和语步3)-“整体”(语步4);对英汉语书评中各个步骤出现频率的统计发现,步骤1、步骤4、步骤5、步骤7、步骤8、步骤10和步骤12为英汉语书评的必选步骤,步骤11为英汉书评的可选步骤。(2)元话语项目在书评语步和步骤中的分布方面:英汉学术书评中都使用了丰富的元话语资源;引导式元话语的使用均多于互动式元话语;消息来源标记语均是引导式元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元话语类别,态度标记语均是互动式元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元话语类别;元话语项目多集中在语步1的步骤4、语步2的步骤8、语步3的步骤10和语步4的步骤12;元话语项目都多集中在作为书评主体部分的语步2和语步3。两者的差异表现在:(1)书评语篇修辞结构的构建方面:对四个语步在英汉书评语篇中出现频率的统计发现,英语书评中的四个语步均为必选语步,在汉语书评中,语步1、语步2为必选语步,语步3为常规语步,语步4为可选语步;对语步结构的呈现方式和语步在书评语篇中出现频次的统计表明,英语书评的语步结构比汉语书评的语步结构复杂,英语作者在书评结构的构建中更具灵活性;英汉书评语篇在必选步骤和可选步骤的选项方面也存在差异,步骤3和步骤6在英语书评中为可选步骤,在汉语书评中为必选步骤,步骤2和步骤9在汉语书评中为可选步骤,在英语书评中则为必选步骤;步骤3在英汉语书评语篇中的使用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它在实施介绍作者信息的修辞功能时,所评着作作者的所属单位这项信息在汉语书评语篇中出现较多,英语书评语篇则较少涉及。(2)元话语项目在书评语步和步骤中的分布方面:总体说来,根据标准化处理过的使用频数,英汉语书评具有不同的修辞倾向,英语书评使用的元话语资源远远多于汉语书评,每一种元话语类别在英语书评中的使用也都多于汉语书评;在自我提及语的使用方面,英语作者多使用单数第一人称代词“I”,用于凸显作者的论断和对学科社团所做的贡献。而汉语作者即使在单一作者的情况下也倾向于使用排他性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强调对集体的融入。英汉语书评语篇在语类结构和元话语资源使用方面的相似之处表明,学术写作是一项基于话语社团的行为,同属于应用语言学学术书评语类话语社团的英汉语作者在书评语篇的撰写中遵循了相同的学科规约和语类规约,通过对书评语篇中人际关系的考察恰当地呈现修辞结构,并运用元话语手段在“语步-步骤”结构中实现交际意图,反映了英汉作者作为书评语类内部成员的身份,他们以这种群体内身份构建与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表明,思维模式、文化、语用等因素在语类强加的规约外也会对学术书评写作带来影响,来自英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以及处在国际、国内不同发表语境的书评作者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对潜在的读者需求产生不同预期、对交际目标产生不同期待、对自身与学术话语社团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定位,并通过对语类结构和元话语资源的策略运用构建不同的人际关系,实现特定交际功能。本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为Motta-Roth(1995)书评语类理论的普适性提供了证据;研究对元话语项目在书评这个学界较少关注的语类中使用情况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元话语分类模式的应用范围,加深了人们对学术书评特征的了解;标识特定交际意图的元话语资源与实施特定交际功能的“语步-步骤”的结合,能更全面深入地展现学术书评语篇的互动性和策略性,为其他语篇类型的研究提供借鉴;对研究结果从中西方的思维模式、文化和语用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将语类结构理论和元话语理论置于跨文化和多学科的语境下考察,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维视角。在实践方面,本研究有助于培养学术写作新手的语类能力,掌握特定话语社团的语类规约;有助于培养学术写作新手的元话语意识,帮助他们发展读者意识、掌握与读者建立关系的恰当手段、获取表达与协商态度的资源,并最终参与到特定社团的对话中;有助于培养学术写作新手的跨文化意识,帮助其发展更具批判性和更有效的学术阅读和写作能力;在英语已成为世界“学术通用语”的语境下,本研究有助于学术写作新手了解国际学术领域的写作规约,迎合新的文化语境期待,有利于提升学术观点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达到传播学术思想、进行学术交流的目的。
龙翔[3]2010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文中提出语用失误由来已久,它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之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但真正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提出来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自从英国学者Jenny Thomas1982年在她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一概念以来至今也只有28年的时间。从此,语用失误这一语言现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更是热衷非凡。诚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常常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有的语用失误不伤大雅,有的破坏性极大,有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此对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研究无论要求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标题里含有“语用失误”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且据我们研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至今仍没有哪位学者的博士论文对语用失误进行专题研究。以上便是本文选题的主要缘由。本文试图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框架由五部分组成:首先对本研究主题“是语言交际中语用失误还是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界定。通过研究我们认为verbal communication与“言语交际”应该更对应、更合理,从而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第二,对语用失误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重点讨论了与语用失误研究最密切相关的叁个跨学科内容: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第叁,对国内外语用失误的专门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比了一些跟语用失误十分相关的概念,比如误解、偏误、误导、口误、歧义、语用模糊等等;第四,对六个不同层次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展开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何自然、阎庄于1986年所作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第五,根据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严重性,我们总结了语用失误的10大成因,并对各种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课题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率仍然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本课题的研究发现简单归纳如下:第一、通过对语用失误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了Thomas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四大成就与八个不足,并归纳了国内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叁个阶段中的11个方面的特点。具体参见第4.2.节;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存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特征,即(1)低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率一般都要比高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要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不大,不显着;(2)语言语用失误率总是比社交语用失误率要高;(3)单选题语用失误率总是比多选题语用失误率要低。后两个结果的发现不但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发现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具体参见第5.5节。尽管本文的定位是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对象上,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也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韩海燕[4]2013年在《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跨文化交际的本土化研究特别是文化身份的本土化研究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以本土化研究为视角，以EFL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中西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问题。通过研究，旨在揭示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及其成因，期望引起外语教学对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以增强EFL学习者中国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认同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Collier和Thomas的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Ting－Toomey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Theory）解读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对EFL学习者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现状、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在四个不同文化维度及人口变量上的差异、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以及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学的情况等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文化的总体认同上看，EFL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大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但差别不大。从具体文化维度上看，文化认同的程度有所不同：在中国文化认同上，“语言”的认同度最高，其次是“价值观”。在西方文化认同上，“社会规范”的认同度最高，其次是“文化行为”。第二，文化认同程度在性别、来源地等人口变量上存在差异。如：对于中国文化认同，农村学生高于城市学生，男生高于女生。对于西方文化认同，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女生高与男生。第叁，从文化身份焦虑来看，EFL学习者存在文化身份焦虑，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化的赞赏、认可、接受，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怀疑、担忧、排斥、反感等焦虑心理。总体焦虑情况接近中等水平。在具体文化维度上，焦虑主要体现在“社会规范”和“文化行为”上。第四、文化身份焦虑程度在性别、来源地等人口变量上存在差异。如：城市学生的焦虑大于农村学生，女生的焦虑程度显着大于男生。第五、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焦虑之间具有相关性：中国文化认同度与文化身份焦虑呈负相关，即对中国文化认同度越高，文化身份焦虑越小。西方文化认同度与文化身份焦虑呈正相关，即对西方文化认同度越高，文化身份焦虑越大。但在具体文化维度上存在差异：在对中国文化认同上，“社会规范”与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最高，在对西方文化认同上，“文化行为”与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最高，相应地对文化身份焦虑的影响程度也最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的成因：第一，从社会心理来看，社会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化使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了社会心理失衡、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危机感，这对EFL学习者的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从语境来看，受全球化特别是网络影响的当今中国语境下，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刺激性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中国文化， EFL学习者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诉求和认同，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现象。第叁，从语言学习来看，语言是文化身份的符号。由于目的语文化的单向输入、母语文化的缺失以及学习者缺乏对包含在语言之中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分辨能力和批判性的接受能力，EFL学习者出现对自身文化认同感不强及文化身份的焦虑。第四，从价值观来看，由于EFL学习者在思想认知、情感认识、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缺乏理性思考，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生活方式和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随后，具体分析了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特别是中国文化教学的缺失现象。指出，在外语教学中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单一文化主导模式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教材和评价体系等都是由英语主导。提出，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实现双重文化介入（dual cultural involvement）,增强EFL学习者中国文化意识，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入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最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外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输入、应对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的对策。宏观的对策主要是提出修订国家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以改变现行大纲对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忽视，包括：修订大纲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设定；修订大纲中关于教学目的的设定；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上，明确设定关于文化教育教学的内容，特别是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教育的目标、内容。微观的对策即具体的教学环境的改革，包括：一是途径：调整课程设置，增设中国文化类英语课程；二是载体：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增加“中国英语”的输入；叁是工具：选编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四是方法：改革教学方法，体验中国文化的情境；五是保障：增加“中国英语”的测试内容。本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本土化研究，研究视角比较新颖。本研究拓展了EFL学习者研究空间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研究的空间，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对外语教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研究有所贡献。因此，本研究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春艳[5]2013年在《间接式批评的语用功能研究》文中指出批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现象，是批评者对对方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的言语行为。根据塞尔（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标准可知，批评属于表达类言语行为。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批评分为不同的类型，间接式批评就是其中的一种，是根据说话人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是否一致划分的，是相对直接式批评而言的。间接式批评是指批评者通过一定的表达手段，间接地指出对方在思想、言行上的缺点或错误的言语行为，也是言语交际的一种策略。间接式批评是具有间接性的言语行为，可以通过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和关联理论等方面对其生成过程进行语用角度的阐释。间接式批评具有人际功能和交际功能两种语用功能，前者包括保全面子功能和稳定听话人情绪功能，后者包括引导被批评者应答和顺应语境两方面。结合间接式批评的表达手段和语用功能，批评者通过采取一定的语用策略能够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进而达到交际目的。间接式批评作为具有威胁性的言语行为，说话人要考虑如何有效地传递批评信息，进而使被批评者容易接受。间接式批评的研究不仅反映了语言的复杂性，也为研究其他语言现象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玲玫[6]2014年在《汉语批评言语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Austin作为言语行为的开拓者，提出了“说话即做事”。这一论断纠正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使得对语言的研究从静态发展到了动态。Searle继承和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最着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当人们在说A的时候，意图是在做B。作为社会的一员，在人际交流中，人们必须遵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语言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言语行为是人际交往的最小单位。批评作为言语行为之一，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做了以下研究：（1）批评言语行为的实施具有方向性，即从说话者到听话者。说话者实施一个批评言语行为，他所表达的情感是对听话者的不满意（负面评价）。（2）整合了前人对批评言语行为语用策略的分类，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分类。并且从词和句子的层面分析了批评言语行为实施的语言手段。（3）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在批评言语行为中，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直接策略的使用频率；在间接策略中，质问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策略。（4）社会因素中，性别、相对年龄大小、社会距离和批评言语行为的话题强加度都对批评言语行为语用策略的实施具有显着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批评言语行为的话题强加度，影响最小的因素是社会距离。同时针对每个社会因素的影响做了研究，并解释了原因。
孙炳文[7]2017年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文中认为机构话语研究通过描写和分析特定工作场所中的话语来了解话语在机构中的呈现方式及话语与机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机构成员在机构语境制约下进行互动时所遵循的话语机制,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将机构话语和语用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学科之间融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理据是翻译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应该废黜原语中心的翻译等值论对译者的束缚,译者不应该优先考虑对等原则而是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翻译行为不仅关涉语言问题,还关涉文化、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的评价态度体系,所以翻译并非只是语言转换活动。翻译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有目的,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必须确定翻译目的。传统翻译对等理论界定对等为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Nida所谓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指的是原语和译语对于它们各自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效果。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译文不是由原文决定的,而是由译文自身的预期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发起者和译者根据目的语接受者的需求来确定的,完全不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口译活动的及时性不同于笔译活动的历时性,口译活动中的译员绝不能完全忽略原语发出者的交际目的。对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图的忽视削弱了翻译目的论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对于口译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范畴认为,为实施不同的功能,达到不同目的,原语可以不同方式翻译。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许多在对等范畴中被忽略的目的因素被整合进了这个延伸的,更有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中。本文选题目的旨在构建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验证目的等效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话语翻译中和微观层面上译员处理机构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描述和解释法庭口译中话语标记语生成、理解、转换过程中的目的要素的作用机制。国内外语言学界近年来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这一“语言学的新兴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哲学和社会学早已把目的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重要途径。目的是决定相同的话语标记语语言表象表现不同的话语意义的内在动因。译文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目的因素表现出来。法庭问答互动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体现不同的目的等效维度。机构话语及其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贯穿了目的关系和目的互动。话语参与人由于目的关系不同,常需要借助话语标记语这一语用单位作为话语策略实现话语目的。话语标记语没有命题内容,重在刻画说话者意图,增加语调和语力。本文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是检验语言学理论的有力工具。交际目的是目的等效范畴的关键。机构话语中目的关系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复杂性。法庭话语中话语标记语被用作辩论和对抗的手段,主要是在交叉询问中引起反对或挑战,在直接询问中用作控制信息流和标示故事进展的手段。每一次翻译行为的主导因素不外乎是目的,法庭口译员每一次处理话语标记语其实就是在不同目的要素间选择。本文借鉴法庭话语分析“目的原则”、功能主义目的论、认知语用理论、传统翻译对等理论,试图以宏观层面的机构话语翻译和微观层面的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与传统翻译对等理论不一样的“目的等效”(Goal Equivalence)翻译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的支配话语行为,也是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要素统率翻译行为中译员的选择。基于目的等效分析框架的四个理论渊源,本文选择使用“Goal Equivalence”的作为“目的等效”的英语对等术语,以保持学理的承继性。本文认为,宏观上影响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要素可划分为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和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叁大类,分别在本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加以阐述。微观上机构话语翻译中经常被忽略的话语标记语按照其语用功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和八小类。本文第七章集中探讨了第一大类即语篇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其中包括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和重述标记语四个子范畴。本文第八章集中探讨了第二大类即人际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人际功能标记语四个子范畴包括含糊表达标记语、明确表达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在目的参数影响机构话语译员处理话语标记语的作用机制中,目的等效分析框架认为译员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桥梁,为了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各种机构角色的话语目的达到一种“目的等效”,即交际目的在同一频率上清晰准确、充分必要地完成信息处理和语码转换,作为“桥梁”专家和责任人的译员,需要处理好“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这叁个桥梁系统目的参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机构话语尤其是其中的话语标记语目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附属于叁个“桥梁”下的各层次目的因素或参数也相应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给译者具体处理带来许多挑战和变化。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笔者近些年一直在建设的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其中大部分为法庭口译子语料库。该语料库目前包括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国内外机构话语翻译语料,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录音录像或记录中转写语料100余万字,与研究目的关联性不强的部分就没有全部转写。语料库的建设流程主要是:收集尽量多的机构话语翻译录音录像一手资料→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转写和标注→语料库容量定期扩展。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九章,各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选题背景,分析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性,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语用学和口译研究之间的共性,以及机构话语口译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语料来源和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机构话语中的话语标记语、语用翻译研究、机构话语翻译中的语用目的和等效进行了概述,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叁章,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的理论构建——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本章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从传统翻译对等范畴到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范畴的范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对目的等效理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性进行了探讨。基于几种翻译范式的相似性以及互补性,本章对目的等效翻译框架进行了理论构建,并对目的等效理论框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语言文化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语言文化角度对机构话语口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词法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和语用层面等语言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其次,从文化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第五章,社会机构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究。在社会机构体系中,机构话语主要受社会规则和机构规则中叁个向度隐形规则制约:社会量度、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社会量度包括年龄、性别、教育、阶层、经济状况和民族等叁级参数。意识形态包括信仰、价值观和感知等叁级参数。权力受外部与内部两种权力的制约。外部权力制约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内部权力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明确追求和译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叁个向度之间的参数和变量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呈现交叉包含关系。第六章,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机构话语使用者的角度对法官和律师的态度系统、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和法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分析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1)—以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注释说明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八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2)—以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含糊表达话语标记语、明确表达话语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交际主体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九章,结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反思了本文的局限与不足,并对后续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翻译原则和标准、语用目的和等效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机构话语尤其是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为例,用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来检验和评估译员的翻译质量。其次,本文将法庭话语分析中的“目的原则”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以及翻译中的对等原则和等效原则相结合,提出了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及其叁桥模型,设置了机构话语翻译质量评估的具体参数,克服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性局限。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从语言世界引向到了人文世界。目的等效通过吸收融通相关学科理论,形成了以语言为本体,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语用翻译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第叁,本文为了检验目的等效翻译理论对于机构话语及其中话语标记语翻译的解释力,花费了大量时间构建了“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该语料库为目的等效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翻译语料,为语言学、法学和翻译学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由于水平有限,本文所构建的目的等效翻译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语料还有待丰富,研究方法还不够全面,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文兵[8]2010年在《汉英维护言语行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以语力行为理论为框架,对汉、英维护言语行为进行的语用对比研究。我们以7部汉、英现代戏剧中的1167个维护言语行为的实例为语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汉、英维护言语行为的实施进行了对比,对其异同进行了描述,并从认知角度综合了社会心理学、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对维护言语行为的发生进行了解释,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的分析与发现。首先,我们对Searle的语力行为理论进行了整合,将3种言语行为分类的理论体系进行归并,并对归并后的8要素进行分级,整合后的语力行为理论为维护言语行为的惟一认定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其次,我们运用整合后的语力行为理论对维护言语行为进行了定性研究,包括:1)对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的区分。2)提出了一个言语行为认定模式,并对维护言语行为进行了认定。3)提出了DSA的定义。4)归纳并举例说明了DSA语义上的依赖性、语用上的间接性和句法上的多样性叁大特点。5)分别从话轮结构、指向中心、实施方式叁个方面对DSA的形式、功能和策略进行了分类。再次,我们通过基于翻译对等语料和语域对等语料两个层面的对比,对汉英维护言语行为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除习语修辞格以外,汉、英戏剧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其它层面差异不显着。2)DSA的实施序列的3个步骤中,英语比汉语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起始行为语。序列类型上,目标语跟源语基本一致。3)对维护言语行为语用策略强度实施的影响因素按影响显着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汉语为:社会距离>性别>相对权势>TD指向>年龄,英语为:社会距离>性别>年龄>相对权势>话题强加度。我们还通过曲线图对维护言语行为实施的语用策略强度与对其有影响的因素之间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描述。4)汉、英戏剧间维护言语行为的实施手段中只有明喻修辞格的差异具有显着性。5)汉、英维护言语行为的实施在词汇、句法层面的各个手段使用比例排序相同;在修辞格层面汉英使用比例最高的4个修辞格都是反语、反复、暗喻和习语,但排序有差异;在语用策略层面使用比例最高的3个均为实施反驳、解释说明、打断威胁,排序也相同;在间接言语行为层面使用比例最高的前4个同为抱怨、揭露、断言、质疑,差别较大的有汉语中的批评和英语中的诅咒、许诺和说笑。6)汉、英维护言语行为实施序列的3个步骤都占有一定比例,具有普遍特征,中心行为语是最常用的步骤,却不是强制出现的步骤;从绝对频数来看,中心行为语和辅助行为语比例相当的情况下,英语比汉语更常使用起始行为语。关于DSA实施序列的类型,两种语言最常用的序列都是单独使用中心行为语和中心行为语+辅助行为语这两种序列类型,而且单独使用中心行为语的比例占绝对优势;从相对频数来看,双方都较多使用中心行为语的同时,英语比汉语更多地使用起始行为语,而汉语比英语更多地使用辅助行为语。最后,我们综合了叁个社会心理学理论—人际关系状态、群体和态度理论以及一个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提出了DSA实施的认知模式,并归纳了DSA的4个语用功能。
高小丽[9]2013年在《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作为言语交际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转述言语在新闻语篇中大量存在,是新闻话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然而,学界鲜有对汉英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研究从转述类型、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3个方面对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比较分析,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具体如下：第一,汉英报纸中转述类型的比较。经过对标注后汉英报纸中的各转述形式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发现,在汉英报纸中,间接转述的出现频率均为最高,其次是直接转述,而其他3类,即自由间接转述、自由直接转述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都相对较少。但是,在间接转述的使用上,汉语报纸中所占的百分比远远高于英语报纸,而直接转述却在英语中占很大比例,这与英语报纸的资本主义商业化运作模式有关。而且,英语报纸还使用了数量不少的自由直接转述。另外,汉语中警示引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远远多于英语报纸。间接言语是汉语和英语报纸标题中最常使用的转述形式,但是汉语标题中使用的间接言语似乎都是“统一模式”,几乎都是主语+转述动词+被转述句形式,连文字编排都一致,即引导句和被转述句列成两行放在标题位置。汉语标题中频繁使用警示引语,数量最多。虽然自由间接言语、自由直接言语更具表达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们很少出现在汉语政治新闻报道中,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在汉英报纸中仅有少量使用。在对汉英消息体裁的对比中,我们发现,英语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直接言语和自由直接言语；而汉语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然后是警示引语。通过对汉英特写体裁的对比发现,在间接言语的使用上,汉语和英语均为最多。不同的是英语特写中使用第二多的是直接言语,第叁多是自由直接言语；而汉语特写中使用第二多的是警示引语,第叁多是直接言语。对于汉英评论体裁的对比,通过分析数据,英语评论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警示引语,然后是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接着是直接言语：而汉语评论中使用最多的是警示引语,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他转述形式则很少使用。第二,汉英报纸中转述动词的比较。新闻语篇中的转述动词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经过对成对汉英语料库中的转述动词进行识别和人工标注,然后进行词频统计,发现从总体上英语报纸中出现的转述动词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二者存在显着性差异。数据显示,英汉语报纸中的中性转述动词、心理转述动词和言语行为转述动词均存在显着差异,也就是说,英语报纸中这3类转述动词的出现频率均高于汉语。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言语行为转述动词更为丰富多样,而汉语较单一。心理转述动词在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数均最少,这与其自身的主观性、认知本质及新闻追求真实性的特点相关,英语报纸中使用最多的是中性转述动词,而汉语中使用最多的是言语行为转述动词.研究发现,转述动词“say”是英语中最常用的无标记转述动词,且"I think"词块凸显程度高。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心理转述动词是“认为”,它表达对人或事物的某种看法,这种判断是经过分析思考后的认识和肯定性的主张。汉语报纸的另一特点是大量使用言语行为转述动词。除去少数几个中性和心理转述动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言语行为转述动词,如“表示”、“强调”、“指出”、“提出”、“要求”等。我们发现,汉语标题中偏爱使用“强调”这个词,并且这个转述动词的逻辑主语几乎都指称国家领导人,这使本来非常普通的一个转述动词具有了“权力”的特性。第叁,汉英报纸中转述来源的比较。我们尝试把转述来源分为党政机关、记者媒体、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企业、一般民众6类。研究发现,仅有记者媒体和社会团体消息来源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余四类,即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商业、普通民众,均存在显着性差异。除政府消息来源,使用频率第二多的是专家学者。但是,与英语相比,汉语报纸中使用的专家学者消息来源并不是很多。英语报纸中对专家学者消息来源的引用都非常明确。商业性质的消息来源一般很少作为主要消息来源使用。但是我们发现,倘若商业消息来源与政治产生了某种联系,那么它很容易变成主要消息来源。根据消息来源的明确度,消息来源还可以分为明确的、非明确的和不能辨明出处的3类。经过对这3类消息来源进行语料标注和统计分析后,我们发现明确的和非明确的消息来源在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对于无法辨明出处的消息来源,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少,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本研究认为,对于新闻报道中较为重要的转述言语,应该尽量提供其具体的、明确的消息来源,少用模糊性的表达方式。最后,我们力图回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汉英报纸中由消息来源建构的不同对话模式。我们发现,汉语较多使用竹型对话模式,而英语较多使用网型对话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增强新闻语篇的对话性与提高新闻报道的实际效果上各有所长,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本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均有一定的启示。在理论上,本研究将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传播学等理论应用于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转述言语的认识,而且可以拓宽英汉对比研究领域,体现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间的跨学科融合趋势。在方法上,本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均来自于真实的报纸新闻,并将语料库技术运用到汉英报纸中转述言语的对比分析。我们分别针对不同的章节自建汉英报纸的成对语料库,从转述形式、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3个维度进行了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这一方法丰富了转述言语的研究视角,同时拓展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空间。在实践上,本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美新闻话语的特点及其社会语用功能,而且对广大英语和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也有参考作用。同时,本研究对于增强我国媒体运用话语策略的能力与提高对外宣传的有效性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苏章海[10]2014年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叁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叁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叁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叁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着,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着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着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汉语语境下批评言语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研究[D]. 陈建祥.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英汉学术期刊中应用语言学书评比较研究：语类与元话语[D]. 李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3]. 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D]. 龙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4]. 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 韩海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间接式批评的语用功能研究[D]. 刘春艳. 渤海大学. 2013
[6]. 汉语批评言语行为研究[D]. 王玲玫.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7]. 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D]. 孙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8]. 汉英维护言语行为[D]. 文兵.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9]. 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研究[D]. 高小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10].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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