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丽[1]2004年在《宋诗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通过对宋诗作者队伍的地域分布、及第年龄及年寿结构、时代分布和作品量分布进行定量分析，从数量的角度考察宋诗的发展状况和演变历程。数据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全宋诗》(72册)，将宋代诗人的生平资料编制成《宋代诗人检索软件》，从姓名、生卒年、享年、字、号、籍贯、是否进士(年限)、及第年龄、诗集、诗歌题数等方面进行统计，共统计宋代诗人9179名。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将精密确凿的计量学理论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等结合起来，在纵横比较的动态系统中对宋诗进行多方面的细致评估，同时还在数据统计方面将唐诗和宋诗，宋词和宋诗进行比较，从而观察唐宋这两大诗歌昌盛朝代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唐宋诗歌、宋诗宋词相同或相异的发展路径，希望为后来人研究宋诗领域提供详尽确凿的背景分析和数据参考。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宋诗作者队伍进行定量分析。第一部分考察宋诗作者的地域分布状况，从数据对比看宋诗作者的地域分布与经济、人口、文化背景的关系，从数据变化看北宋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同时分析宋诗作者队伍中进士人数的地域差别；第二部分考察宋诗作者的及第年龄及年寿结构，从及第年龄结构看宋代进士对宋诗发展的贡献，通过分析宋诗作者年寿结构来对其创作生涯进行界定并计算出宋诗作者的平均创作寿命，同时从宋诗作者和宋词作者的及第年龄及年寿结构的对比中归纳出宋代文人创作时段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第叁部分考察宋诗作者的时代分布，以创作风格、生活年代和继承关系为依据，将宋诗作者队伍划分为七个代群，考察其内部构成和前后更迭的特点，并将之与唐诗和宋词作者代群分布做比较，找出其中继承更迭的规律，同时具体分析宋诗七大代群的时代背景和创作风格，对宋诗的发展和流变做全景式描述；第四部分考察宋诗作者的作品量分布，以创作量为基准，将宋诗作者分为高产层、多产层、中产层和低产层四个部分，分析着名诗人作品量的分布情况及其规律，并将宋诗作者作品量分布与唐诗和宋词作者作品量分布做比较，归纳出作者的文学地位与作品量有何关联。 通过对宋诗作者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文学发展的几个规律性认识:一、文学的兴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文学的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跌宕起伏，有高潮有低谷;叁、同一文学体裁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成就和代表人物，创作风格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四、作品的数量虽然对整个文学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衡量作者知名度的重要标准。
黄盼[2]2017年在《新世纪以来宋代文学定量研究述论》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以王兆鹏、刘尊明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广泛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宋代文学,其成果主要以专着以及期刊、报刊和学位论文的形式呈现,涉及宋代文学定量分析方法论的研究、宋代文学计量学术史的研究、宋代地域文学定量分析的研究和宋代文学定量分析中的文体研究四个方面。其研究内容包括宋代文学研究队伍及作品、唐宋古文、唐宋词人词作、宋诗题材、宋人笔记等多个领域。通过梳理宋代文学定量分析的研究现状,不仅可以总结已有的成果,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指明方向,更能够对定量分析方法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现状有清晰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
王兆鹏, 刘学, 付正刚[3]2002年在《1997-1999年宋代文学研究论着及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选题分布、作者的创作量分布等角度对1997-1999年间的宋代文学研究论着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这叁年间的宋代文学研究选题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宋词研究;虽然论着作者多达1181人,但作品量较高的活跃作者只有109人。
张福清[4]2012年在《从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看宋人对唐宋诗人诗歌的接受》文中研究指明《江湖小集》之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共7卷,376首,大量采集唐宋诗人诗句,采用唐代诗人方干89句、郑谷87句、杜荀鹤78句、贾岛70句等,采用宋代诗人杨万里189句、晓莹136句、翁元广87句、陈与义75句、林逋71句等等。其中集唐具有明显的晚唐体倾向;集宋从诗人地域分布、进士人数、文集存佚等方面保持了与《全宋诗》惊人的相似性,留存了大量的中小诗人诗句,可以看出对唐宋诗人诗歌的接受态度。
侯海荣[5]2013年在《生态隐喻下的姜夔诗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生态隐喻”的思维范式，将姜夔其人其作置于文学生态的原点，围绕时空生态与心灵生态两个向度，着重以时间、地域、心态构成自足性的阐释叁角，在整体的、有机的、系统的生态观照下，给予姜夔诗词全面的历史文化考察。基于文学具有类生命的特征，“隐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论文沿着隐喻路向展开。主体部分共上、下两编，计十章。上编“时空生态”，对姜夔诗词进行文化版图重组与时空环境复位。论文坚持问题意识，撰写目的并非在于陈述固有的人物、历史掌故，旨在抉示某些细节背后的人文真相。第一章通过诗、史互证，再现姜夔动态履历中的生命写真。论文对文学史上姜夔人生情态“不算阔气，却很安适”的描述提出献疑，与某些论者姜夔“艺术化人生”予以商榷，对姜夔诗词历史价值加以重新衡定。作者认为：姜夔弱冠早孤、中年飘蓬、草莱终老，其梦想、追求已被命运渐次粉碎，人生内核是悲剧性的。其诗词题材的狭深，正标示作家视角“内倾”的逐步深化。作者心灵内宇宙的真实呈现，烛照着赖以生存的外宇宙的社会图景，其中的绵软与酸辛，暮气与衰兆，是南宋历史的折光。第二章将姜夔文学创作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地缘、人文、基因叁重维度考察姜夔文学创造力的最后生成。环太湖文化生态圈是姜夔秉承的得天独厚的“地气”优势，萧德藻、杨万里、辛弃疾、尤袤、陆游及姜夔朋辈好友，组成了一个文学主体生态链，转益多师与诗化交往给姜夔创作带来濯鳞振翼、连辔并驱的文脉支持，先天禀才哺育了姜夔艺术生命的灵性之根。第叁章从“江湖”词义溯源，首先梳理姜夔一生行迹，然后考察姜夔诗词呈示的江南民俗，最后对姜夔曳裾豪门之“清客”形态加以辨正。针对姜夔的合肥情事，论文提出：姜夔不是“风月闲人”；姜夔科考铩羽，遂被抛向仕隐夹层之中，此乃江湖沦落的政治-文化主因。清客乃复数概念，历史上是一个边界甚不清晰的庞大群体，具有多重指称的文化规定性。政治、伦理判断虽为人文判断的重要前提，但从关注作家个人的人文品格出发，更接近复杂的人性与史实。第四章从姜夔杭州诗词入手，聚焦京都临安的政治生态。通过对比姜夔与遗民词人作品迥异的杭州气象，见证杭州在政治位移中的兴衰变迁。第五章文学生态，重在阐释姜夔诗词在南宋文坛的断代坐标及历史流变。姜夔众艺兼擅，尤精斠律，论文剖析了白石词“精品现象”的成因。白石词剞劂付梓，至清代定鼎词坛，建国后訾詈蜂起，论文描述了白石词美学接受历程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轨迹。下编立足主体向度，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管窥作家私密的思想奥区及心理空间，在人文精神的辉映之下寻求与社会历史本质意义的组接。第六、七章从儒道两端考察姜夔的淑世情怀、隐逸心理兼及佛禅意趣。待沽之志、抱璞之悲、烟霞之念、自适之需，诸种情绪胶结缠绕姜夔的一生。总体以观，淑世思想是姜夔核心的精神姿态，作为江湖中人，姜夔践行的是“似狷实狂”的人生范型。儒释道叁者融汇，架设了士人心理的稳定结构，成为姜夔边缘化求存的生命“抗体”。在“隐逸心态”一节，作者提出：姜夔作品展露的“陆龟蒙情结”，是一种伟大的“龙蛇之趣”。一方面反映出陆龟蒙作为岩穴之士的“偶像效应”在姜夔身上得到了“隔代还魂”，另一方面也是姜夔衰世浮生思想困局的有力注脚，其实质不啻封建时代落魄士人精神枯萎之后心灵的短暂放生与痛苦自慰。至于《自题画像》一诗的学界争议，作者考释后提出：《自题画像》的诗歌内涵与范成大形象无法契合。它是姜夔人生哲学、生存境界、文化性格的浓缩概括，是肖像之外的另一种写意。在“淑世心态”一节指出：姜夔在“社会政治行为”中没有践行“臣妾式”的卑顺，在“文学创作行为”里疏泄出政治渴求的“臣妾心态”。此种心态是传统儒家人格中负向人格的内质，源于社会、伦理、历史、个体等多重因素的合力建构。针对历史上张鉴捐官一事，论文认为：“梁溪拒赠”具有极大的可信度。第八、九、十章，运用角色分析法，探讨姜夔客居背景下的流寓心态、向光心态以及“职业文人”的创作心态。在“流寓心态”一节，论文提出：姜夔与谢灵运山水诗情感流向不同，二者一为布衣，一为贵族，姜夔词中的山水是旅途中的山水，大谢诗中的山水是旅游中的山水。纵情山水是大谢赍志不伸政治愤懑的排解方式，也是山水诗发生的精神源头之一。姜夔山程水驿，乡关之思、羁旅之恨、稻粱之谋、行谒之苦在山水触媒下激发与扩张，作品涂上了浓郁的感怀伤人的现实色彩。在“向光心态”一节，作者指出：姜夔喜聚不喜散、求稳亦求安的文化心理，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欲望与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姜夔用艺术熨帖着自己的孱弱生命，对待生命的终极关怀，才是浮家泛宅的“行者”心底秘藏的一帧圣符。
彭继媛[6]2012年在《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旧体诗话作为与中国现代文论着作并存于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单线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弊端备受冷落。目前近两百本的民国旧体诗话只有少许的诗话纳入了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八十年代以来“重建文学史”的呼声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成为可能。鉴于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将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研究视野,力图对产生于新旧杂糅社会中民国旧体诗话作一宏观的、整体的观照,以还原民国旧体诗话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体系建构中的应有地位及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民国旧体诗话作大致的体制分类。本章分类沿用了古代诗话体制分类的方法,即“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及“论评、记事”兼重的叁大分类。然诗话作为传统的诗学书写方式,其发展到民国时期虽然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传承性,但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民国旧体诗话新旧并存、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的特性得以彰显。第二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主体的现代转型。民国旧体诗话作者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而大都是旧士大夫出身,曾以科举入仕,科举废除不再依附朝廷生活,诗学活动横跨晚清民国两时期。另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民初,早年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旧式教育,稍后接受新式教育(包括出洋留学),其诗学活动主要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在晚清民初时期以其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思想文化的变化实现了向新型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型。第叁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中的“西学”和“新学”。本章主要从诗话批评对象的角度来探讨民国旧体诗话在西学东渐中的变化。与历代诗话批评的范围和对象局限于中国古典诗歌相异的是民国旧体诗话把批评的对象指向蕴含着新理想、新理念的新派诗、外国诗和外国诗人以及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倡导人等呈现出新质。第四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内容的现代质素。本章主要从民国旧体诗话所体现出来的淑世情怀、世俗关怀、中西比较角度以及从诗话诗论、批评话语、批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质素来探究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第(一)民国旧体诗话产生于经历了辛亥余绪、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国内民族战争烟火四起的多事之秋,其时代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二)民国旧体诗话不同程度地关注词曲、小说等俗文学,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关注俗文学的情绪,同时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平民化关注视野的体现和产物,这与历代传统诗话指向正统文学的诗文也呈现出新质。第(叁)民国旧体诗话中出现了少许的中西诗学比较的例子,此处的比较虽为较为粗浅的诗学比较,但其中彰显出来的比较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第(四)民国旧体诗话中少量诗论在现代时代境遇被赋予了现代色彩,数量不多,且仅点到为止,阐述不足,但新的诗论在民国旧体诗话中的出现,毕竟体现了传统诗学领域在发展方向上向现代理论品质的趋近,意义不可低估。第(五)民国旧体诗话在西方诗学话语形式大行其道、新的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成功夺取诗坛霸主位置之时,旧体诗话虽然仍以温和但不失韧性的方式构筑着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也以其不同开放的姿态接受西方诗学话语、现代诗学话语因而呈现出现代性。第(六)民国旧体诗话不少作品不同程度地打破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惯性,开始重视逻辑推理、综合分析、专题分类等强调理性的方法的运用。第五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除却少部分诗话作者以遗民身份自居,大部分旧体诗话作者不再仰赖清廷而生活,他们成为职业作家、批评家或者报人等靠固定的职业收入或稿费而生活,独立的生活来源使他们在进行诗学批评之时,不用刻意地获取统治者的欢心而维护所谓的“道统”、“文统”,民国旧体诗话表现出凸显批评主体精神个性的诗学批评,从而彰显了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本章主要从批评主体热情的肯定批评、直言不讳的否定批判和客观平实的印象式点评,严肃、冷静的分析和总结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通过阐述同光派与民国旧体诗话的关系以还原同光派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建构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同光派向来被目为“落后、顽固”的传统诗学流派,然其于民国时期积极建构古典诗学、与南社政治上的对垒和诗学上的对接、其他民国旧体诗话中频繁出现的“同光派”话语以及新文学诗学观念中“以文为诗”、“主知尚理”作诗主张与同光派所张扬的宋诗传统的契合都极好地说明了同光派对于突破单一的研究视野从而克服中国现代批评极其西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
王靖懿[7]2015年在《明词特色及其历史生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明词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基础却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必然会被触及,比如,明词到底有没有形成上不同于唐宋、下不同于清代的特色?假如这种特色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明词特色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又因何形成了这样一些特色?通过对明词词调选择、题材表现以及追和词创作叁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明词特色的确是存在的。弘治至嘉靖时期,是明词特色的滥觞与形成期,而隆庆至崇祯的晚明时期,才是明词特色集中展现的时期。首先,在选声择调上,明人不再满足于唐宋词已有调式,自创调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受诗文复古运动向词学延伸的影响,即使是沿用唐宋词调,也显现出新变的迹象;同时,一些带有古调、民歌色彩的短章小令,或顺应明代文学世俗化、通俗化的整体文化环境的“俗调”备受青睐。其次,在题材内容上,明代尤其是晚明“主情”词论的张扬,使爱情词继南宋、金元词之后出现“回潮”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世俗化、民歌化的全新面貌;“玩赏”、“隔离”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方式,以及“艳逸”的词体定位与审美追求,改变着晚明咏物词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使其整体上呈现出艳情化、闲逸化的风格取向以及浅媚轻绮的特异情调;晚明山林隐逸风气的煽动,加之江南造园之风成为一种时尚,造就了文人闲逸化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令晚明写景词更多地融入反映文人日常生活情趣的俗景、乐景,显示出情感缺失的倾向;浸润于晚明“山人”氛围中的闲适词,受制于山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追求,呈现娱乐化、世俗化的特点,进而突破了传统词作幽婉感伤、意在言外等美感特质,表现出鄙俚、纤佻、儇薄等异质元素以及逸乐化的审美追求。最后,在追和词创作上,明代后期的追和词较之前期,相对数量有所减少,这也是晚明词人自足自立意识的具体表现;同时,在追和对象的选择上,更多的作家选择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词作为学习或模仿的对象,从而突破了视北宋词为正则的词史观,呈现多元化的审美追求。明词特色的生成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制约。内部因素是词体演进的需要。一方面,词体作为文学之一体,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另一方面,词体为避免或延缓自身走向衰亡的趋势所进行的自我调节,从而为自身注入新的动力,引发其局部特质的改变。外部因素又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词人主观的审美理想,通过明代词学理论中的词史观、词体观以及词体雅俗观加以体现。二是明代社会文化环境对词体创作潜移默化的渗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主要有叁种:一是明代词人主体人格及创作心态的变迁对明词创作的影响;二是明代后期主情、好色、尚俗的风俗人情对明词的浸染与薰陶;叁是明代诗文、小说、戏曲、民歌等文体样式与明词的互动及对明词的挤压与重塑。
付正刚, 刘学, 王兆鹏[8]2002年在《2000-2001年宋代文学研究论着的定量分析》文中指出大陆地区在宋代文学研究方面,2000-2001年较之前3年,作者数及论着总量均已接近持平,且活跃作者与一般作者的分界线还有所提高;不同文体的论着量互有消长;一般说来,活跃作者的论着量与其知名度大体成正比例关系。
苗贵松[9]2015年在《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传播的定量分析——论王兆鹏等着《宋词排行榜》的四维空间》文中指出用量化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由来已久,王兆鹏等着《宋词排行榜》以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所指导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将当代读者和"互联网页"纳入分析范围,其价值有计量历史学、文学文献学、文艺鉴赏学和网络传播学的四维空间,是回应国民阅读转型的学术关怀,既有信度和高度,又不失温度。但因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等限制,对于揭示宋词名篇在不同时代的嬗变过程和定量研究的学理基础尚需给予更多阐释。
张兴茂[10]2013年在《梅尧臣送别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杰出诗人梅尧臣一生作诗二千八百多首,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历来梅诗研究者不绝,然而学界多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梅尧臣的唱和诗、悯农诗、咏物诗等题材的研究上,却忽略他的送别诗。据笔者统计,梅尧臣送别诗共587首,占梅诗总数五分之一之多。本文试图着手分析梅尧臣送别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并初步研究梅尧臣送别诗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总体上分引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引论部分对梅尧臣生平作简要介绍,并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对送别诗的发展进行概述。第二章对梅尧臣送别诗创作的基本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第叁章以送别的原因作为分类依据,将梅尧臣送别诗分为送人赴任诗、送人使辽诗、送人下第诗、送僧游历诗四类,并分别对其思想内涵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梅尧臣送别诗与前代送别诗的对比,对梅尧臣送别诗的艺术特色进行研究。第五章则是探讨梅尧臣送别诗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的影响。第六章探讨梅尧臣送别诗在艺术方面的局限性。结语部分对梅尧臣送别诗的地位作总结。
参考文献：
[1]. 宋诗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D]. 刘俊丽. 武汉大学. 2004
[2]. 新世纪以来宋代文学定量研究述论[J]. 黄盼. 天中学刊. 2017
[3]. 1997-1999年宋代文学研究论着及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J]. 王兆鹏, 刘学, 付正刚. 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2
[4]. 从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看宋人对唐宋诗人诗歌的接受[J]. 张福清. 中国韵文学刊. 2012
[5]. 生态隐喻下的姜夔诗词研究[D]. 侯海荣. 吉林大学. 2013
[6]. 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D]. 彭继媛.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7]. 明词特色及其历史生成研究[D]. 王靖懿. 苏州大学. 2015
[8]. 2000-2001年宋代文学研究论着的定量分析[J]. 付正刚, 刘学, 王兆鹏. 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9].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传播的定量分析——论王兆鹏等着《宋词排行榜》的四维空间[J]. 苗贵松.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5
[10]. 梅尧臣送别诗研究[D]. 张兴茂. 广西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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