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川[1]2016年在《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改革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全国政、学、商各界的普遍关注,形成了大批学术及实践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当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互动的研究视角,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的构建及演变过程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是传统公文制度向现代公文体制快速转型的阶段。通过移植、借鉴欧美政治制度元素,并结合中国民主共和体制的特色,中国传统公文制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产生裂变与重组,“改题为奏”体现的是效率至上的公文理念,“副署诏旨之制”则诠释了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为现代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石,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公文体例则昭示着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北京政府在公文制度化及公文处理程序化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法定公文程式的颁布与修订,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公文制度建设的外在表征。公文程式所规定公文的文种、署名盖印、记时编号和公布制度等,综合起来构成了国家政务运行的基本规范。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政权先后叁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并先后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公文程式》和《蒙藏公文程式》,初步建立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党政公文制度体系,通过公文符号所体现出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形式上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中国各省包括蒙藏在内的行政区域的统治。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家层面的《公文程式条例》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修订。公文程式作为民国时期法律规范,社会各界纷纷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解读,客观上推动了公文程式的现代化进程。公文程式变迁的背后,总是与政治制度的更迭关联。省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裁局设科”、“区署”制度的施行,以及战时党、政、军行政运作机制的调整,均带来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范围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各级行政机关问行文程式频繁变动。党政、军政、平行机构间常常因为行文秩序紊乱而发生争端,人民团体特别是商会,也时常因行文程式问题与行政机关产生论争。以程式确立规范、因程式而引发论争进而触发程式调整机制,几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程式演化的基本模式。公文用语、结构、分段标点等形式方面的转型,即创建新式公文,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提升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在公文制度建设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央院部先后颁布《暂行公文革新办法》(1928年)《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1930年)《各部、会关于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案审查总报告》(1933年)等公文改革文件,国民政府推进新式公文力度日渐加大,公文套语、称谓语所隐含的尊卑等级秩序意义逐步弱化,公文结构逐步规范、简化,标点符号在公文领域逐步推广,由此,公文的平等、效率等现代工具价值开始彰显。秩序与效率在公文处理当中常常难以兼顾。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从技术、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加以解决。技术层面的措施包括：确定公文处理的等级次序、制定“不复文”标准、整理甄别调查统计表册、施行文书档案连锁法等。制度层面主要是推进分层负责制,强化“分层授权”,加快公文处理速度。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长期的努力与实践,建立比较完备的涵盖党、政、军、人民团体等多层体系的公文程式,尤其通过倡导语体文、使用标点符号、简化公文结构等措施,使得公文在形式呈现平民化、效率化等特点,与旧式公文有了“质”的区别。因此,从制度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建成了符合适应现代行政运作制度的新型公文体系。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公文运作过程中的非现代性因素,制度的科学与处理方式的守旧并存似乎是当时公文运作的普遍状态,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没有达成其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使命。这既与长期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官僚政治文化传统有关,更与该时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周俊红[2]2004年在《近代中国行政公文的演变及其规律》文中提出文章共分叁部分：一、晚清的行政公文概况及其变化。首先简要叙述了鸦片战争前清朝行政公文的情况，包括文种、行政公文机构及其处理程序、以及公文的递送方式等等。然后着重叙述了鸦片战争后行政公文的变化及其形成的原因，从而论证了国家政体决定行政公文内容这一规律；二、民国时期的行政公文概况。从晚清到民国，由于国家政体的变更，社会的各个角落或多或少的都发生了变化，在这部分中，文章分别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公文情况进行了比较和论述，并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公文进行了总体评价；叁、近代行政公文演变的规律。在以上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之上，分析并总结了近代行政公文演变的规律，同时指出：行政公文作为统治者行政管理的手段，它与国家政体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国家政体决定行政公文的内容，同时行政公文又影响并服务于国家政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1、全面叙述并阐明了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公文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2、在叙述近代行政公文的基础上，第一次对行政公文演变的规律进行了总结；3、对近代以来行政公文的传递渠道和方式进行了勾勒，并分别对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4、第一次考证了近代中国官方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利用邮局这一渠道传递官方公文的时间，宽泛意义上是从1866年海关利用邮务处传递其本身的公文开始的，严格意义上则是从1878年4月至12月间开始的，虽然由于材料的限制，没有确切的指明日期，但是毕竟缩小了其范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便；5、在叙述各个时期的行政公文概况时，文章基本上都是从文种、公文机构及其处理程序、书写格式及要求、公文的稽察制度和保密制度、递送公文的方式等几方面来论述的，这种叙述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各个时期的行政公文概况，同时还为各个时期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方便。
胡明波[3]2014年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20-4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文书工作的历史上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书工作。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出现标志着公文由为剥削阶级少数人服务到为工农多数人服务的根本转变,在中国文书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十月革命”把马列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传到了中国,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反复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书中找到这个过程的演变轨迹,集中反映这一认识过程的文书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为了提高文书处理的质量与效率,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和根据地政府还建立健全了包括文书保密制度、文书审核签署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和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文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中国文书工作从古代系统、近代系统向现代系统的转型。本文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梳理,对中共中央机关和根据地政府使用的文书种类进行了整理,对这一时期文书工作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考查,对具体的文书体式、文书语用等进行了分析。试图在揭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全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绪论部分概述了前辈学者对于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本文认为,把握一段历史进程,学术研究大体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一是还原,一是阐释。论文从档案文献出发,还原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变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还原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力图能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和层面作出学理性的阐释。顺着这一思路,本文分为六章予以具体探讨：第一章探讨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的历史地位。本文指出,现代化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1840年以来,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所引起的强大生存压力下,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通过体制创新来改造中国,并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历史出路。自此,中国历史摆脱了两千年治乱相替的“朝代循环”,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发展走向。本文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现代化的旗手、设计者和领导者。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书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它全程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与中国的现代化密不可分。本文还指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还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步阶段,过分地拔高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不科学的。第二章呈现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的历程。本文认为,探讨文书工作的现代化历程,应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进行观照。一方面要在静态视角下将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在动态视角下关注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层面。本文紧扣文书“为谁写”(对象)、“为什么写(或为什么内容写、为什么工作写、为什么事写)”的根本问题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叁阶段划分,即：1921-1937年是第一阶段,回答了文书“为谁写——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劳苦大众”、“为什么写一一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根本问题；1937～1945年是第二阶段,回答了文书“为谁写——为中华民族”、“为什么写——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1945-1949年是第叁阶段,回答了文书“为谁写——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什么写——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的根本问题。在分阶段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每个阶段文书工作的面貌进行了梳理,对文书工作所体现的现代化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本文指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观念现代化、手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组织现代化的进程。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除了上述四个层面外,还有一个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探讨文书工作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就是要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中文书种类、文书体式、文书语用的现代化问题。第叁章探讨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中文书种类的现代化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机关系统和根据地政府系统文种使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的文种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总结：首先,社会的实际需要是文种产生、发展、消亡的根本动力；其次,生命力强的文种使用时间久、政务适应能力强；第叁,这一时期的文种呈现出分工逐步明确、功能日趋明晰、数量逐渐简化的特点。此外,本文还对中国共产党机关和根据地政府文种使用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指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机关和根据地政府两个系统中相同的文种有二十种,不相同的有九种,这说明党、政机关的文种多是互通互用的,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党政机关公文一体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还对中国共产党机关文种的使用规律进行了分析总结：首先,文书种类广泛、多样、创新,是近代后期文书所未曾有过的；其次,文种按照行文走向和实际工作需要设置,废除了封建等级尊卑；第叁,文种的使用频率不平衡,呈现两极趋势；第四,一些文种的功能相互交叉,使用范围无严格的界定,文种出现同名实异与异名同实的现象。第四章从文书载体规格的现代化、文书文面款式的现代化和文书结构程式的现代化叁个方面探讨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中文书体式的现代化。本文认为,在封建社会,公文程式被纳入封建礼制的轨道后,公文不仅是处理政务的工具,还维系着礼仪背后的权力秩序。民国时期,公文的缮写程式,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抬写格式逐渐被隐退,缮写字体也趋于一致,其一体化的趋势显而易见。公文缮写程式在不同的行文方向中不再各不相同,公文程式对礼仪权力秩序的维系功能逐渐消弭。本文指出,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书在文书载体规格、文书文面款式和文书结构程式叁个方面较之于这一时间段的民国公文,又有了进步与发展,这些进步与发展使得文书处理政务的工具性能被凸显出来,文书程式日益简单、明了,文书处理更加迅速有效,文书效率开始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第五章分“文书语言的白话问题研究”和“文书语言的套语问题研究”两个专题探讨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中文书语用的现代化。本文指出,中国古代公文一直是官僚士大夫们的专属。晦涩的文言词汇、不加标点和分段的文面、带有强烈尊卑色彩的套语、无用费解的冗词赘语等等如同是一道道无形的屏障,制造出种种符号的区隔,将官僚士大夫与普通民众隔开,于是公文高高在上,更与平民大众无缘。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革除“一切旧政权那一套”为手段,以完成“革命职务”为出发点：文书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书写文书一律使用标点符号；反对旧文书的繁文缛节、陈词滥调和等级观念；文书套语的使用更加简化。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文书语用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文书祛魅化、去神圣化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本文也注意到了在文书语用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文书中部分字句的使用不符合现代的规范标准。本文认为,规范是动态的,它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规范苛求过去的语言运用,这种由不规范向规范的发展过程也正是文书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第六章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化精神进行了探究。本文认为,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文书经过近30年的渐进发展,从格式到结构,从用语到文腔,都有了显着的变化：程式趋于简化,形式逐渐统一,意义趋于明确,白话终于推广,套语只留必要。封建文书的影子已不多见,现代文书的精神终于确立。本文指出,纵观近3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文书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呈现一种“简化”的趋势：文种的简化、句读行款的简化、结构程式的简化和文书用语的简化。中国共产党文书的简化趋势体现的是世俗化、平等化与大众化、工具化与效率化的现代化精神。“民主”与“科学”贯穿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现代化进程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也正是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过程。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对本课题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姚诗琪[4]2015年在《建国十七年通用公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这十七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全面转型的重要阶段。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巩固、健全社会主义政权,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资源整合。伴随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社会转型不断深化,这一时期国家公文领域的改革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着,公文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公文逐步完成了由为剥削统治阶级少数人服务到为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服务的根本转变,在中国公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国十七年期间,国家形势和政务需要的变化,对国家通用公文的演变与革新产生深刻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文出现新的蜕变,除了一般公文所具有的的特征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在文种设立、公文体式、公文文风、流转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清除旧体公文的封建色彩和残余影响,一系列新兴的行文规则、运作流程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文风得以推广,并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公文体系。中国现代公文的新格局由此打开,这不仅是公文自身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也与社会时代剧变、政治文化氛围、领导人的公文示范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国家公文的演变轨迹,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公文现代化转型的过渡进程。一系列公文制度和经验为建国十七年后的文书工作的科学、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也加快了中国公文从近代系统向现代系统转变的节奏。尽管十七年公文体系的演进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和政治痼疾,但其发展进程对于新中国公文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过渡意义和奠基价值,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公文全新的现代化发展走向。
王舒雅[5]2014年在《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太平天国公文是我们研究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旨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通过梳理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归纳每一个阶段的公文在文种、文书机构人员、文书制度、文风面貌等方面所呈现的变化及特点。其次,以太平天国公文的革除与创新为中心,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众不同的特色。同时,将太平天国公文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廷公文的区别与联系。从“比较”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本质及其发展的局限。立足于文化阐释的视角,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宏观分析,阐述太平天国公文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中国民间礼俗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此为坐标,挖掘太平天国公文演变过程给近代公文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认识太平天国公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等以喊令与诗歌创作等宣传方式代替纸质文书为革命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早期文书中公文意识已经萌芽。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通过发布公文规范军队纪律,管理社会秩序。格式的规范、制度的初建标志着公文的定型。定都天京以后,大批江南文士加入到文书工作队伍中。文书机构的分工日趋合理,根据政务需要新的文种不断产生,公文撰写和处理制度日趋完备。公文发展较为成熟,处理效率极高。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封建公文的特征。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和文书工作以沉重的打击,文书机构在几经波折后才得以重建。一方面对公文制度进行创新,在公文办理和传递方面采用了不少积极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进行文风改革,进一步革除浮文巧言,提倡晓畅务实的文风。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在清廷和洋人的双重打击下日趋颓败。终日忙于宗教事务的天王在公文中也表现出对宗教的依赖与迷信。公文的权威性被削弱,文书处理效率大幅降低,封建性质的文书不断涌现,太平天国公文随着革命逐渐走向衰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使得太平天国公文呈现出新的特点。太平天国独创了诸多公文文种。公文语言独树一帜,交叉融合了诗歌语言、宗教语、方言口语和革命隐语。公文内容丰富,不仅传承了以往农民起义公文的革命性,还深入关注民风教化、妇女权益、农业生产、工商发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农民领袖利用公文积极外交,促进了所辖区的贸易发展与宗教传播。总之,太平天国在文种的数量、分工的细致、内容的多元、特性的丰富等方面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失败的农民革命政权难以企及的。与清廷公文相比,太平天国公文虽在公文撰写规范性方面有所不及,然而相较于清朝冗长晦涩的公文引起的“案牍积压”,太平天国简明晓畅的通俗文风却加速了公文的流转,提高了行政效率,对近代公文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太平天国虽然在公文的内容与形式上大胆革新,但依旧对清代公文为代表的封建文书有着一定程度地承袭,主要表现在文种、撰写技巧、文书制度等方面。在撰写技巧上,太平天国运用古代公文常用的技法,针对敌方的弱点以援引史实、数据佐证、心理分析等技巧进行笔伐。在公文的内容上,仍然充斥维护封建特权思想。在文书制度方面,抬头制度、避讳制度都较为常见,封建痕迹更为明显。因此从本质上讲,太平天国公文并未能脱离封建性质。公文指导思想不科学、人才水平有限、人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也限制了太平天国公文的发展。太平天国不仅有完备的组织机构还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出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文化阐释是很有必要的。传统与西学相互碰撞的文化背景之下,太平天国公文反映出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体现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民间礼俗的特征。公文不仅折射出这一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与文书人员的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这种变化并不无规律可循。文种的演进经历了由简入繁,从少到多的趋势；公文处理制度方面也因分工的明确和政务需求日趋细化。公文的效力随着革命形势的衰败由强到弱。这些演变规律揭示了古代公文的发展趋势。太平天国政权的历史跨度虽仅有十余年,但这场革命对近代中国影响至深。公文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反清斗争中,虽然出色地完成了革命宣传工作,却也成为清政府破解太平天国军事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平天国公文在古代公文发展史上属于承前启后的阶段,给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公文中所体现的革命性和文化观引发了近代人对救国救民道路以及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太平天国文风改革精神开启了近代公文写作的新风气,提倡简洁晓畅的文风至今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胡元德[6]2018年在《近代公文研究述评》文中认为近代公文处于公文由"古代系统"向"现代系统"转变的过渡地带,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原始档案、文献汇编为近代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晚清、民国、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要历史阶段的公文研究,太平天国运动、行政效率改革、洋务运动等"热点事件"相关公文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近代公文研究既具有多学科交叉、学术布点的阶段性等重要特点,也具有系统性不强、深度不够等缺点。该领域的研究正朝着逐步系统化和多学科联合的趋势走向深入。
傅荣校[7]2004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年）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年)的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为研究主题,文章的基本论证是呈现以下的推进思路,并以此划分章节,分成六章:第一章,从中国传统行政入手,分析二千多年来的传统性对于民国以来的政府行政的影响,而且说明中国的行政从清末的“新政”到民国政府,是一个现代性不断增强,现代化色彩越来越重的历史进程。但直接在封建王朝的“废墟”上仓促构建起来民主共和政体,仍然带有不可湮灭的传统性不良因素。这些不良方面之表现在北洋政府时期表现为甚,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方面,并力图改变之,从而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运行的政治学理论基础与政体方案。第二章,从政治决定着行政的角度出发,论述孙中山对于美式政体的引入与改造,五权分立、权能分治,以权制能,以党制政,成为国民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环境;然而,由于孙中山政体方案存在理想化的色彩,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事实权力运行,是建立在胡汉民的训政时期政体方案之上,权力制约体制失衡,均权制的模糊解释,为后来诸多争端埋下伏笔。第叁章,从行政层级上,分别阐述国民政府的五级行政模式,分别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省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以及县以下政权。这种行政层级,既根据了孙中山的设计,又有新的演进。作为行政权总汇的行政院,其权力运行以及各部会设置特点,既受国民党内部胡、汪、蒋等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影响,又有现代行政不断扩张的影响,而在省政府行政中,则更有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省政府权力的定位不清,及变化频繁,导致均权制差不多是一种中央与地方争端中的合法武器,因而,省政改革,并作如何改革,一直困扰着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本不在孙中山设计的地方行政层级之中,然而“事实之需要”,不得不让国民党突破孙中山规定的界限,普遍设置了这一级行政层次。县是本是孙中山最为注重的一级自治兼行政单位,它被视为直接民权的起点,因而县政基础太差,以至于在叁十年代,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展“县政建设运动”。“皇权止于县政”是封建家--国二元结构的政权特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情况得到改变,国家权力越过原有底线;政府通过县自治法、及后来的保甲制度,力图把国家行政权力延伸到农村基层,以提升了国家整合、控制农村的能力以及汲取农村社会资源的能力。第四章,从人事行政上,论述“为政之要,首在择人”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落实。叁十年代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生活中采用专家政治、精英治国之策略,组织“专家内阁”,它与面向事务官的公务员制度构成一种人事行政的双轨运行模式。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在孙中山的五权制政府中有预先明确的设定。训政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行建立起以考试院、监察院、司法院惩戒委员会、行政院内政部以及各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机构体系,对政务官员的任用,以及事务官员的铨选、任用、考核、考绩、奖罚、升迁等,进行全面规定,冀以此整顿吏治、提高公务员素质,推行人事制度的现代化,进而消除国家行政权力运行不足的弊端。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行政上,不缺少制度,而是缺乏落实制度的基础,有许多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导致了人事行政现代化基本上只能停留在制度上,纸面上,难有实质性的变革。 第五章,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叁十年代调整基本完成,格局确定,但经过几年的行政运行,难以达到蒋介石设想的行政高效率,为此,国民政府在“新政”名义下,进行行政改革,开展了行政效率运动。这种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素。有这几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为在所谓的“剿匪”区内采取一些特殊行政措施,如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政府合署办公、县政府裁局改科以及县以下的基层保甲制度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以此向全国其他省份推广;其二是调整孙中山的政体方案与国民政府现实执行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实行均权制,以及地方行政的省、县两级制等方面,在南京政府行政中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其叁,国外行政学理论的影响,使一些研究政治学的技术官僚把行政改革作为改进组织系统,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同时,行政院成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后为行政效率促进会),作为研究行政管理原理和提高行政效率的主体机构,研究会把文书档案改革作为行政改革的突破口,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文处理迟滞、行政积压之弊端,同时也催生了我国行政学与档案学的产生、成熟和发展。 第六章,20世纪叁十年代前期,国民党在政治与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上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表现出力图向上的一面;它与军阀混战、政权迭更的北洋时期相比,甚至与这一政权后期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其更具变革性。然而,从总体上评价,南京国民政府自始至终是一个无法有效实行政府能力、推行行政功能的政府,“软政权”色彩十分浓重,因为这个政府有着许多内在的缺陷,而且它也有着自身无法扭转的不良外部环境。国民政府的政府能力与行政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是一致的。 文章以前五章为基本史实描述,支持最后一章的历史评价,构成一个大因果关系。但在前五章的事实描述,也有一定的结果评价,分别?
赵宏林[8]2010年在《晚清地方外交研究》文中提出地方外交在国家外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晚清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它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外交行政体制,由南、北洋大臣体制和省外交体制叁个分体制构成。该体制的各组成要素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担负着处理地方外交事务的重要职责,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地方外交发展的顶峰。它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与晚清政府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具有深刻的内、外部原因。本文旨在从整体上描绘晚清地方外交的大致轮廓，揭示促其发展的内、外原因,探讨它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它在晚清外交和近代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包括绪论和结语在内,本文共分为10个部分。绪论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回顾和分析了目前史学界对晚清地方外交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不足之处。该部分还对地方外交的概念作了针对性的解释和说明。主体部分由8章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章探讨了地方外交权的演变,重点阐述了鸦片战争后地方外交权的发展情况。从外交权限、授权范围、权力适用事务及中央的监督和控制四个方面陈述了鸦片战争后地方外交权的扩张。从中央采取的各种措施和产生的影响阐述了清末新政后地方外交权受到的限制,由于地方的抵制和清王朝的迅速灭亡,这些措施收效不大。本章还从条约制度、华夷观念等四个主要方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地方外交权扩张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地方外交行政体制。该体制由南、北洋大臣体制和省外交体制叁个分体制构成,以南、北洋大臣和洋务局的演化为主线分别考察了该叁个分体制的演变过程。从内、外部关系两个方面考察了各要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促成该体制运作的。第叁章重点探讨了督抚衙门、关道、洋务局和交涉使司等主要的地方外交机关的设置、权限、职责或经费等情况,对处于政权最基层的县的外交权责也作了简单介绍。第四章考察了清政府对地方外交官的培养、选用和管理举措,以量化分析法探讨了他们的综合素质。第五章阐述和分析了各主要省份的交涉费情况。第六章对中外约章关于地方外交礼仪的有关规定作了归纳和分析,指出专门的地方外交礼仪的制定既是晚清地方外交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晚清外交近代化趋势发展的标志。中外双方经常在地方外交礼仪问题上产生争论或争执,但彼此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不同。地方官十分重视外交礼仪的作用,把其作为抵制列强索取约外外交特权,发展中外关系的重要辅助手段。第七章结合地理因素、民众观念和地方官的对外态度叁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地方外交各地差异的主要外在表现。第八章对庞杂的地方交涉事件作了归类,分析了地方官处理各类交涉事件的态度和方式等。在对晚清地方外交进行了上述考察后,对其在晚清外交和近代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作了分析,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杨卫东[9]2010年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后,鉴于革命后全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紊乱状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于1913年初颁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拉开了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序幕。在这种背景下,东北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设计框架开始构建东北地方的行政制度。本文在积极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论文资料和一些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对1912至1928年“东北易帜”前后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本文首先以省为单位对东北叁省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道、县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作了具体的阐述,总结了东北叁省行政区划变迁的特点及原因。然后着重从组织结构、职权划分及运行机制等叁个方面探讨了省、道、县叁级公署的行政体制及其特点,考察了各级行政机构职官的选任与管理情况,并对这一时期东北地方发展中的区乡行政制度也进行了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北地方行政制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变迁的历史动因,总结了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与作用。最后总结出了研究本课题的几点认识。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具体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迁、全国以及东北地方政治局势、中央与地方关系调适、传统与现代政治模式蘖合、中西方文化碰撞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还适应了当时东北地区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东北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与保证。与此同时,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实践也为我们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王雅慧[10]2014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研究（1933-1949）》文中认为本文以国民政府初期文书档案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为背景，对20世纪30年代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展开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以及国民政府在文书档案工作中采取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改革进行深入探究。在探究过程中，以“文书档案连锁制度”和“省府合署办公制度”中的文书档案体制改革为重点，围绕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推行的过程、遇到的阻碍展开论述，进一步分析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民政府时期文书档案工作在近代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进一步展开评述。详细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国民政府时期开展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背景。首先对清末民初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概况进行简单概要的梳理，重点论述国民政府文书档案管理体制的初建和国民政府文书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挑战，进一步阐释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二部分将分为叁小节来详细阐述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实践活动。第一节“文书档案连锁制度”开启了文书档案改革之旅，主要分析了“文书档案连锁制度”实施之必要性、实施的过程。第二节主要论述省政府合署办公制度的开展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文书档案工作体制提供了改革契机，简略地介绍了合署经过后，深入分析了合署办公中文书档案工作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合署前后文书档案工作体制所发生的变化。第叁节着笔于文书简化运动和文书档案工作竞赛活动的开展，从国民政府所颁行的系列文书简化处理办法和工作竞赛工作开展的纲要入手，深入分析了国民政府为简化文书提高文书档案工作效率展开积极探索的工作内容。第叁部分则在前一部分基础上，对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价。先对第二部分中开展的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深入分析，接着从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理论因素叁个层面分析改革失利的原因。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未如期提高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改善国民政府行政活动中面临的困顿局面。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为近代文书档案事业提供了发展的环境，优化和升级了文书档案工作的客观条件，改进和完善了文书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在近代化文书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开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最后部分从文书档案工作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和行政主体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量大方面得出一些原则观念上的启示，以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政治秩序与行政效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制度研究[D]. 袁晓川. 山东大学. 2016
[2]. 近代中国行政公文的演变及其规律[D]. 周俊红. 河北师范大学. 2004
[3].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D]. 胡明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4]. 建国十七年通用公文研究[D]. 姚诗琪.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5]. 太平天国公文研究[D]. 王舒雅.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近代公文研究述评[J]. 胡元德. 秘书. 2018
[7].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年）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研究[D]. 傅荣校. 浙江大学. 2004
[8]. 晚清地方外交研究[D]. 赵宏林.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9].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D]. 杨卫东. 吉林大学. 2010
[10].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研究（1933-1949）[D]. 王雅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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