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挺[1]2004年在《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国经济的“外部平衡”被重新定义,即又回到了强调经常账户平衡的目标上来。外部平衡可以简单定义为“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经常账户余额”。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不平衡是全球经济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作者通过引入跨期模型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进行分析,跨期模型把经常账户的均衡看作是前瞻性的储蓄和投资最优决策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有以下特征: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经常账户及其次级账户流量超常规增长。 那么,中国经常账户结构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如何? 作者对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及其子账户流量与平衡关系的持续性作了细致的分析,主要涉及货物收支顺差与服务收支逆差的平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投资收益流出的平衡关系、投资收益差额变化。作者认为在今后的5—10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仍将持续,货物收支顺差与服务收支逆差的平衡关系将依然存在,投资收益逆差有可能趋于缩小,这样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仍有持续性,因而也不会产生国际收支危机问题。 在第五章,作者提出了一些经常账户管理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定和实施促进对外投资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吸收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继续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
邹妍萍[2]2009年在《中国的新债权国地位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常账户连续顺差,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使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经常账户以及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问题和外商直接投资利弊等问题,而忽略了双顺差背后的基本事实:事实上,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积累了对外债权,进入了新债权国行列。本文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中国新债权国成因、性质,并重点从国际收支结构可持续性及国外资产净额有效性方面,对中国新债权国地位进行深刻剖析。本文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处于新债权国地位的现状,探讨新债权国地位的可持续性,透过现状分析其本质,角度新颖。文章首先对国际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明确了研究意义。其次,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和进行相关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新债权国转型。而这种债权国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对外债权更多地表现为官方债权,即中国的债权国性质为官方债权国。通过比较中、日、新加坡叁国国际收支结构发现,我国净债权国地位并未带来投资收益盈余,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形成的是官方债权国。接着本文从分析国际收支结构可持续性方面着重分析了中国债权国地位能否持续的问题。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虽然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表现出持续性,但在长期内我国债权国地位是不可持续的。在以往文献中,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未被用来分析中国债权国持续性,因此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创新。再次,本文又从国外投资净额有效性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新债权国地位的可持续性。文中借鉴国外文献中相关模型对中国应有的国际投资头寸进行估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按照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外投资头寸应当为负而不是出现大额正值。中国大额国外资产净头寸与经济发展状况不相符合,而且中国对外债权主要以储备资产的形式出现,从而存在许多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说明,中国新债权国地位是非有效的。最后综合文中对债权国相关分析,从完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发展对外投资等方面对我国完成向私人债权国转型提出了建议并点明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丁骋骋[3]2007年在《金融体系的结构差异与国际收支失衡》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这一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在分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中，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多种不同视角。本文的研究框架建立在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基础上，认为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失衡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因此，本文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差异研究外部失衡问题。具体而言，一国资本市场发达与否关系到一国能否通过国际证券投资(FPI)吸引到足够的国外资本，最终导致一国资本账户是否为顺差(或逆差)。而资本市场与一国金融体系有关，在市场主导型的英美国家，资本市场比较发达，国外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渠道大量内流，从而引起国际收支资本账户顺差。在银行主导型的德日国家，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相对落后，国外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渠道流入较少，相反国内资金通过FDI大量外流，引起资本账户逆差。一国国际收支的两个账户又存在相互促进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运用18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与一国证券资本流动显着正相关，而与滞后一期的经常账户显着负相关。因此一国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证券投资这一经济变量影响资本账户，它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金融结构问题。金融体系的不同又可以上溯到法律制度的差异。根据LLSV“法与金融”理论我们知道，普通法系国家由于较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金融市场十分发达，进而形成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而诸如大陆法系国家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不及普通法系国家，往往形成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因此，国际收支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法律制度有关。法律制度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光体现在资本市场，也体现在对银行业的发展。另外更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影响资本流动的独立的影响因素，如果一国有较好的法律，将吸引国外资金大量流入，引起资本账户顺差。因此，国际收支失衡又与法律制度存在很大关联。本文在LLSV基础上，对48个国家(地区)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收支表现上存在显着差异。因此，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国际收支的不同表现。金融体系影响一国国际收支，主要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证券投资)这个渠道实现的。但一国利用外资除了外国证券投资(FPI)，还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此，本文专门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进行比较，论证了FDI与FPI作为一国利用外资的两种形式，应该均衡发展，合理利用，两者一样都能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中国和印度的横向比较，我们更能理解对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金融市场的极端重要性。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仅将结构性因素分析经常账户的失衡，本文将它进一步扩展到资本账户，并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外部失衡是结果，内部失衡是原因。从单个国家来讲，一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之所以出现不平衡，分别可以从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找到原因。从短期来看，无论用支出增减型还是支出转换型政策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失衡，也只能从长期入手运用供给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本文最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1)在外部失衡调整的问题上，我们除了运用需求调节政策增加内需外，更多地应该运用供给政策，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如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而金融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2)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无论是调整中美的贸易逆差，还是改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作用都不会太大。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将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国内消费主导型”，其意义并不仅仅为了消除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3)在金融体系的发展问题上，我国发展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的争论是没有价值的，无论以哪一种体系为主，发展资本市场意义却是极其重要的。其意义不光为企业融资和完善公司治理，同时也关系到一国能否比较合理地吸收到外资。(4)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利用外资方面占据了绝对地位。从长远发展看，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并通过“外国证券投资”(FPI)这一渠道积极利用外资。(5)在我国法制建设的问题上，我国从根本上讲还是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在民商法的立法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借鉴和吸收英美法中的积极因素。(6)在改革我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只有健全银行的信贷机制，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才能消除我国的“资本流动怪圈”。
唐红[4]2012年在《FDI对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截至到2011年，我国吸引FDI的规模已经连续1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就总量而言也位居世界前列。我国FDI存量的GDP占比连续多年超过20%，在2011年达到25%②，长期以来作为我国融资的主要形式，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FDI通过资本形成、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推动了就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实现内部均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贸易占到了我国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对我国贸易账户的顺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金缺口的缩窄，利用FDI缓解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意义逐渐降低，而长年累积的FDI存量不仅成为我国负债的主体，还构成了经常账户下收入项目的主要支出。传统理论普遍将FDI视为长期投资，认为其较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当国际环境逆转，东道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发生短期波动的时候，FDI不容易撤出东道国，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影响较小。但是，近年来，我国FDI无论从流入的规模还是从结构上都发生了显着的改变。欧美国家对我国大幅减投、投资来源地向香港等亚洲地区的进一步倾斜，资金流入领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乃至危机背景下，FDI利润的加速汇回和撤资规模的大幅提升，加之，伴随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和引资政策优惠力度的降低，FDI呈现出高于以往的波动性，对我国经济和国际收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历年累计在中国的未分配利润，形成了庞大的存量，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不稳定因素。这部分利润若集中汇出境内，将会对我国经常账户，乃至国际收支带来较大的逆差压力。本文重点研究FDI影响国际收支的叁类渠道，即FDI流入规模及行为变迁对国际收支资本金融账户稳定性的影响，FDI通过自身进出口和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对国际收支经常项下贸易账户的影响和FDI利润处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收益账户的影响。并将这叁大类影响统一放在一个综合动态分析框架下，分析了FDI对国际收支的净影响。本文将FDI利润的处置情况分为叁类，即FDI利润汇回、FDI利润再投资和FDI的留置利润，其中FDI留置利润包括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回利润，而其中又以未分配利润为主。为了准确测量FDI利润，本文根据Lane etal(2001,2007b)对资产负债进行估值效应测度的方法重新估算了FDI存量，对FDI存量进行了汇率调整并扣除了通胀因素，同时将低估或未估算的留置利润纳入到FDI存量中，并考虑了留置利润再投资对FDI存量的扩大作用。根据各年汇率对每一年的FDI留置利润进行换算，截至2011年累计额达69700亿元人民币，再将这一数值以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价6.45的汇率进行折算，得到10791.7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底全国外汇储备（32558亿美元）的33.15%、全年外贸顺差（1883亿美元）的近6倍。从FDI存量数据来看，2011年总规模达到21617.6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外汇储备的66.4%，全年贸易顺差的11.5倍。如果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逆转，历年累积的FDI留置利润极有可能成为资本大规模撤出的“领头羊”，进而对国际收支造成潜在的威胁。此外，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利润转移和加速折旧等现象，FDI在我国实际的留置利润规模可能比本文估算的更大，即便是这些资金一部分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其集中流出的风险和冲击依然不可低估。因此，及时调整FDI政策，加强对FDI留置利润的监测监管是我国刻不容缓的任务。此外，本文在研究FDI对贸易的净影响的时候，不仅考虑了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对设备、原材料等的进口、制成品的出口和进口替代效应，还考虑了FDI对内资企业带来的外溢效应。FDI可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信息外部性等渠道对内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带来影响。本文运用动态面板两步法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 SYS-GMM)模型对内资企业进口和出口的FDI弹性系数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FDI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有显着的正面影响，对内资企业的进口贸易有显着的负面影响。这从侧面反映出FDI有利于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增强当地出口部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FDI的流入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并促进了当地进口替代部门的增长，进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进口水平。最后，本文综合上述叁类途径，在卡莱斯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的动态分析框架，结果表明FDI对国际收支的净影响不可能持续为正，除非FDI能够保持每年高速增长。但是，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FDI的投资行为（包括FDI投资方式，FDI投资领域，FDI投资来源国分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加上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流动规模和流向的调整，我国FDI已经从快速增长进入稳步增长的调整阶段。如果每年的投资利润全部汇回，除非资本流入的速度大于或者等于净利润率，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润汇出的规模会超过新增资本流入的规模。但是，在实际情况中，FDI或许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维持高速增长，且增长的速度超过投资利润率，进而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顺差。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新增资本流入缺乏动力，FDI对国际收支的正效应就会减弱，逐渐形成国际收支的逆差。另一种情况，即便FDI利润全部用于再投资，即没有利润汇回，也没有留置利润集中汇出的风险，只要撤资规模占FDI存量的比例保持稳定或不断增大，经过一定的时点，资本也将表现为净流出（新增资本流入小于撤资的规模），对国际收支形成逆差压力。当对FDI利润进行一般化处置的时候，即一部分用于汇回，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留置在境内，在经济、政治形势逆转的时候，企业经营风险上行、或者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会选择将留置利润汇回，此时，新增资本流入的速度高于或等于净利润率（投资利润率减去投资损失率）将变成对国际收支净效应为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即便资本流入的速度超过了净利润率，也不能必然满足利润汇出的规模低于资本净流入，只有超出的部分还能够弥补留置利润汇出部分占FDI存量的比例和一定的增量，才能满足对国际收支的净效应为正。否则，必然会存在一个时刻，使得利润的汇出超过资本净流入。即便经济、政治形势良好、企业盈利，外商投资企业会选择将大部分利润留置在境内，FDI对国际收支的净效应也未必总是正的。当新增资本流入速度高于或者等于净利润率时，国际收支顺差会不断增大。当新增资本流入速度低于净利润率时，FDI新增资本流入扣除撤资会在某个时点小于利润汇出。可见，无论FDI利润如何处置，对国际收支的净效应都不必然为正。
焦武[5]2009年在《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反映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国际收支账户呈现出愈发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国际收支两大基本账户：经常帐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同时、长期、持续出现顺差，即，所谓的“双顺差”，尤其是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常帐户的顺差规模更是快速飙升，成为对中国这一问题最集中、真实的写照。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大额“双顺差”，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加深的。因为，有着特定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和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这种“双顺差”现象的产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暴露出中国经济“内部”所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对这种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问题，如果我们不加以关注、调控的话，事情的发展就可能走向其对立面。本论文，紧密联系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现实问题，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历史数据进行仔细的梳理与剖析，以期找出这种失衡的内在原因。我们的分析、研究是建立在主要针对中国这一现实问题的国际收支相关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采用多种时间序列计量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对影响中国经常帐户收支中长期变动的宏观经济变量因素；中国经常帐户收支的长期可维持性；中国经常帐户及其主要子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相关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冲击响应关系；中国经常帐户收支在不同经济变量冲击下，向不同顺差状态转换的概率大小；中国经常帐户收支动态模型在可变参数不同设定状态下的变动路径、合意的逆转路径等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实证研究。最后，在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内在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总结，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控建议。为了具体化我们的政策调控设想，便于其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我们构建了一个建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综合IS-LM-BP模型和Swan模型特点的政策调控与搭配模型。通过该模型，我们阐释了化解当前中国“内”、“外”经济失衡问题的政策解决方案。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外”经济结构失序、失调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当然，“外生”因素也很重要，它们对这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交互放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应。因此，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失衡，带有较明显的阶段性。我们认为并相信，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得到逐步缓解直至解决的。当然，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自身的积极应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某种程度的国际协调与配合无疑会加速这种纠偏的进程。
王必锋[6]2013年在《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底中国开始渐进式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78年到2012年，在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GDP年均达到了9.8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的亮点。虽然1978年之后历经了多年的逆差，但自199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连年盈余，到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643.4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为2954.6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这一数值下降为1960.6亿美元，2010和2011年进一步收窄为1815.1亿美元和1551.4亿美元。2012年货物贸易差额重新上升为2311.1亿美元。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已日益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以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开出了各种“药方”，中国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但成效不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它的趋势将会如何？本文认为中国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市场）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要素市场扭曲始于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革存在非对称性，产品市场基本市场化，要素市场化进程则显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是因为影响要素价格扭曲的各种体制性因素依旧存在并持续发挥惯性作用。这些体制性因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密切结合的财税制度以及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等）最终“锁定”了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因此，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就是基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和要素市场扭曲的特征事实来分析、建立两者间的理论传导机制并进行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失衡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为了探讨两者间的传导机制，理论方面建立了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微观和宏观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内部失衡也纳入分析框架。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相关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及风险分析。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中国自2004年后表现出越来越凸出的外部失衡问题，即经常账户顺差和金融资本账户顺差的“双顺差”外部失衡格局。在分析经常账户和金融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形成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长期外部失衡的风险。第3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本章首先对扭曲及要素扭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扭曲及要素扭曲的涵义。然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分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现状描述，认为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机制做了分析，认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第4章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机理分析。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扭曲降低了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因此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居民无法实现消费的跨期选择，因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内需不足。要素价格的扭曲降低了生产的成本，相当于是给企业补贴，使得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产能；也正是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现象，FDI持续流入中国进行投资逐利，国内产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加而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内部结构性失衡。由于中国要素价格低，生产成本低，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外国需求增加，企业通过出口解决剩余产能，最终导致贸易顺差过大。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带来结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投机资本趁机流入，加上持续流入的FDI共同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第5章为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采用了C-D生产函数测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2000-2011年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要素扭曲、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之间的传导效应。最后，研究结论表明要素扭曲对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显着负向边际效应；而在资本项目顺差方程中，资本扭曲也对资本项目顺差产生显着负向作用力，但劳动力扭曲产生正向效应统计上是非显着的；相对于外部失衡而言，内部失衡对要素扭曲效应相对较强。资本项目顺差对要素扭曲影响统计上非显着，而经常项目顺差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要素扭曲产生统计上显着的正向效应。中国日益严峻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要素扭曲之间的恶性循环致使中国经济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表明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第6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调整策略，认为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内外经济均衡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绩观才能为继续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提供政策和体制环境；而改革户籍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推进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实行绿色发展及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则是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从而调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可行途径。
杨珩[7]2017年在《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失衡国家贸易差额的加大,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和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涉及到美国、中国、石油出口国等失衡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潜在风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全球经济失衡为题,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资本流动领域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叁个维度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形成的原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东亚国家以及石油出口国的之间的贸易失衡,失衡主要国家储蓄投资的长期不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以及失衡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利益而实行的外贸政策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表现为资本从中国、石油出口国等贸易顺差国流向贸易逆差国,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中,全球金融一体化为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贸易逆差国美国与顺差国之间较大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资金更多地投向更加广阔、便利、安全的美国金融市场。第叁,全球经济失衡由来已久,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改革,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安排对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地位的显着提升,以及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使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处于优势地位、享受特权待遇并攫取巨大的利益,使其他国家对美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另一方面,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决定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不断输出货币以满足世界各国发展对货币媒介的需求,而货币的输出在国际贸易领域必然形成持续的贸易逆差。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存在的原因。首先,在贸易领域,投资储蓄不平衡以及国际比较优势差异形成了贸易不平衡。其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资本在全球的非均衡流动,使全球经济失衡得以积累和持续。最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和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和形成原因后,本文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叁个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从短期看,受中美贸易互补性强、各国调整资本流向成本较高以及各国对美元为中心的货币制存在度依赖性等原因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存在。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储蓄投资转化能力的增强、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以及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各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意愿的增强和特里芬两难对美元地位的削弱,都将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最后得出了通过失衡国家内部调整、国际经济协调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来缓解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第叁章,是从国际贸易失衡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四章,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五章,是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和可持续性。第七章,提出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
李锋[8]2010年在《中国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及其调节问题历来是研究国际收支的中心问题,但以贸易(有时扩展到经常帐户)的不平衡及其调节为主的各种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并没能有效地指导各国的实践。主要原因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现实中国际经济交易已经出现了金融主导的趋势。本文从国际收支结构出发,首先建立国际收支结构的理论体系,结合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对比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主要账户间和次级账户内现实结构的特点。其次,运用国际收支理论建立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间均衡关系的理论模型,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间均衡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并分析我国经济内外失衡关系的形成条件。最后,本文以外部均衡为前提,运用增长模型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净资本流入和净贸易差额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阶段的货物贸易差额和直接投资差额变化特征及其影响,揭示我国双顺差对经济持续发展的意义。通过分析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演变规律,研究国民经济内外平衡间的关系及形成条件,发现我国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失衡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掌握国际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而采取多种手段调整,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健康持续发展服务。
李新[9]2014年在《关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1年的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开始出现大幅的顺差,并在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以及近年来我国与其他国家对外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外贸大国。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上各方面的热议。对中国来说,经常项目差额的持续大幅盈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内的就业岗位,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一直高度重视这一情况,并出台过多种措施来调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调节自身经济结构,发展安全高效的外向型经济,完善外汇管理和创新机制,主动地促使我国对外经济趋于平衡,而非被动地调整。有鉴于此,我们开展对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研究,除了经济学本身的意义之外,更多的是能够契合现实意义,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进行研究,不仅描述和总结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数据的变化情况,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些数据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够较为准确和全面地解释自1982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把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作为核心内容的研究较少,大多文献是从我国经常项目不平衡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失衡的背景、原因,并辅以计量手段进行实证研究,测度其不平衡的程度。从根本上说,本文的研究内容也属于对经常项目差额的探讨,但并不将“失衡”这一准则施予整篇文章。本文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具体数字出发,探讨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变化规律及可持续性。此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目前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分别是较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法和上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的经常项目的跨期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更加清晰和简明地将一国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联系起来,而后者有着严格的数学推导过程,更具微观基础。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我们分别对每一种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从这两个理论中得出的推论,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这两种方法并不冲突,跨期方法的有效性恰好弥补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法的微观基础,也有助于说明宏观经济分析法推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实际情况看,与1982～2001年相比,2002-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大幅增加,这就产生了叁个层面的思考：首先,是哪些因素引起了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化呢?于是通过借助经济学理论模型,我们分析并分解了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其次我们会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然而,我国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以上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可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结合结构性变化这一特点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正是由于这一明显的结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经常项目的差额是否可持续的问题,特别是针对2002年以后经常项目大幅盈余的情形作了说明。因而,本文遵循如下的写作思路：首先,通过对外管局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统计平衡表的分析,我们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历史数据进行细致的描述和总结。只有清楚地认识到经常账户变动的具体过程,我们才能在计量分析中捕捉和把握这种结构变化的特征,从而对变动作出较为准确解释。其次,我们还需要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虽然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数据是由国际收支平衡表核算出来的,然而这变动背后蕴含的经济意义更加值得我们探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模型将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和模型,我们不仅厘清了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也从理论上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作出预测。最后,我们还要采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技术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以及可维持性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构建相关的数理模型和实证模型,运用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数据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结构变化和可持续性做了计量分析,并对相关结果进行比较和解释,从而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本文的章节安排和上述写作思路也是完全吻合的。其中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了问题提出的背景、选题意义,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同时也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所在。在第二章,我们首先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形成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评述,随后重点回顾了目前国内外关于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和可持续性方面的相关的文献。通过回顾和评述前人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来明确本文的研究重点、具体内容,并借鉴某些好的方法。第叁章中我们对中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历史数据变化情况进行了描述。梳理数据的同时,我们结合当时的政策背景和经济环境,总结其变动规律。第四章首先介绍了经常项目的跨期方法和双缺口模型,之后通过对跨期方法的推导得出了长期中影响一国经常项目差额的理论模型,又通过对双缺口模型的两度分拆得到了经常项目差额影响因素。并根据经济学理论和主流的实证结果,给出诸多影响因素的理论预期,留待后文的实证检验。第五章则是建立在第四章理论模型和影响因素分解之上的实证部分。在这一章里,我们从分析经常项目差额的时序数据开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手段对前一章的两个主要模型进行实证考察。我们首先从长期视角对诸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互相作用程度、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等特性进行了考察,之后引入了结构性变化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切换成短期动态视角对诸影响因素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后给出实证结果并分析其经济意义,重点解释了各影响因素与理论预期不相符的地方以及其在不同区制下的变化。第六章则在第四、第五章的基础上,通过逻辑上的扩展,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经常账户差额的可持续性问题。除了综合运用相关的判定方法,我们还充分考虑了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可持续问题。第七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一方面针对之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评述了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因素、结构变化和可持续性这叁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通过对经常项目差额的跨期方法的理论推演,得到了关于一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长期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经常项目差额的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吻合。这就证实了关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动最终会导致该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也为后续的双缺口模型的分析奠定了微观基础。第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说明了我国的人均GDP、政府的储蓄投资缺口、对私人部门投放的信贷余额、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以及人口的抚养比率与我国的经常项目差额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诸影响因素对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确实存在着影响。VAR系统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各因素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程度和方差贡献大小,而FMOLS的回归结果则证实了在长期中,各因素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符合前文的理论预期。第叁,门限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数据存在着结构性变化。因而我们采用非线性建模的计量方法,去捕捉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在结构变化前和变化后的特点。以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的门限值则确立了结构转换的状态,其中低盈余状态所对应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2002年以前的年份,而高盈余状态所对应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2002年以后,即我国加入WTO以后的年份。第四,多元门限回归的结果则揭示了五个解释变量在不同区制的情形下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人均GDP、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差额在不同区制下的符号变化分别可以由发展阶段假说、居民对财政支出的反映模式不同加以解释。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投放占GDP的比率、实际有效汇率、总抚养比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间的相关关系则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然而其系数的变化幅度较大,分别反映了自我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人民币购买力和居民用汇便利程度、年龄介于14～65岁之间人群的储蓄行为发生的变化。第五,基于我国经常项目贷方余额和借方余额的回归方程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满足Hakkio和Rush(1991)、 Husted(2002)提出的协整标准,说明我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是可持续的。但与2002年以前相比,我国从2002年至今的经常项目盈余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其可持续性也由2002年以前的可持续变为2002年之后的弱可持续。对经常项目失衡的研究已经有诸多成果,而本文将研究重点转为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探讨,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把经常项目的跨期方法和双缺口理论衔接起来。在分析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情况时,既采用了已经成为当今主流分析范式的经常项目跨期模型,又采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的双缺口模型。前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指出了一国的经常项目差额与该国代表性主体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特定关系,而后者则为我们寻求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是如何通过对个体的储蓄投资行为进行影响,从而进一步地去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传导渠道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框架。第二,对双缺口模型进行再度拆分,探索宏观经济因素通过影响私人部门的储蓄进而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传导渠道。在以双缺口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时,根据从内部不平衡到外部不平衡这一分析思路,不仅将双缺口模型按部门进行拆分,更进一步地细分出影响我国储蓄特别是私人部门储蓄的宏观经济因素,再去探究这些因素与经常项目差额变动之间的关系。第叁,引入结构性变化的因素。由于结构性变化是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如果忽略这一影响,得出的结论将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情况。故在研究影响因素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程度时,需要采用未知断点检测、设置虚拟变量以及构建多元门限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捕捉这种结构变化的特点,以期更加准确地解释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情况。第四,加入了可持续性的系数判定标准。在考虑到存在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但运用含内生突变的单位根及协整检验方法以反映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系数判定标准,对于2002年以前和以后我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问题做了探讨,并通过采用系数显着性检验的方法,指出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从可持续到弱可持续的变化。由于本身水平所限,本文亦有以下不足：第一,在运用经常项目跨期方法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决定进行分析时,没有讨论更为复杂的动态情况下的相关结论,包括涉及参数校准的实证：第二,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用到的相关数据样本的容量有限,这就可能造成相应的计量结果在稳健性或可靠度方面带有瑕疵。对此,我们一方面加强了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以此弥补小样本计量检验结果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每一步计量检验时,力求计量过程完备,以增加计量结果的可靠程度。
孙海莉[10]2011年在《中国国际收支现状及均衡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双顺差,不仅使我国非自愿增加外汇储备,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迫使人民币遭遇升值压力,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还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恶化国际经济关系。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所引发的问题,已备受学术界和我国政策决策层的关注。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收支可持续均衡问题的研究,既具有理论上的价值也具有现实应用价值。本文先理顺了国际收支均衡理论的演变,将国际收支可持续均衡界定为在符合该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大环境前提下,既适合本国国情,又能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在长期可维持的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这种均衡是受该国的发展政策、资源禀赋以及国际环境制约的。在此理论基础上本论文详细分析了我国从1982年-2009年28年间国际收支账户历史数据的变动情况,认为我国国际收支处于一种较长期的失衡状态,并深入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认为我国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积极完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来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可持续均衡。针对山西省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的具体省情,本论文认为山西省的国际收支总体顺差,但顺差占比小于全国。山西省的国际收支情况主要是和山西省的经济结构及资源优势密切有关。本论文结合山西省省委书记提出的跨越转型发展思路,提出山西省应改善引资结构,政府、企业应转变思想,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把山西省的资源优势变为真正的优势,以此来促进山西省国际收支可持续均衡的发展。本论文以期丰富我国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促进山西省以及我国国际收支的可持续均衡。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可持续性研究[D]. 许建挺. 浙江大学. 2004
[2]. 中国的新债权国地位及其可持续性研究[D]. 邹妍萍. 浙江大学. 2009
[3]. 金融体系的结构差异与国际收支失衡[D]. 丁骋骋. 复旦大学. 2007
[4].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分析[D]. 唐红. 南开大学. 2012
[5].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D]. 焦武. 复旦大学. 2009
[6].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D]. 王必锋. 辽宁大学. 2013
[7]. 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D]. 杨珩. 吉林大学. 2017
[8]. 中国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 李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9]. 关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研究[D]. 李新.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10]. 中国国际收支现状及均衡对策研究[D]. 孙海莉. 山西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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