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祥[1]2003年在《论劳动力市场与政府就业政策选择》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使我国第一次尝到了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就业问题”的甜头(八十年代)。然而，当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时，正值世界经济走入低谷。因此，不仅有国内本身改革的因素，也有入世、国际影响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使得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逐年攀升的“失业率”，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均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不仅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小康社会建成与否的重要标志。所以，无论是从政治高度，还是从全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解决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都刻不容缓。 借助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论、均衡论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是高效的”的结论；同时又指出：这种制度的执行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即它会引起失业、贫富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劳动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能自由流动、工资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要有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等。由于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长，为从中吸取经验，本文对西方自古至今各经典流派的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都作了简要的叙述。 其次，本文指出，中国从建国初期直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曾多次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解决了不同时期的“失业”问题。但效果总不甚理想，或说，“较为充分的就业”持续的时间太短。这里当然有着许多复杂、综合的原因，但在笔者看来，没有处理好劳动力市场和政府就业政策之间的辨证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第叁，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走过了一段艰难曲直的历程。由于时间短，经验少，目前还存在着诸如：供求缺口太大、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市场分割、工资扭曲、社会保障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信息化服务不到位等多多问题。在对我国现存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做了详细分析过后，本文指出：仅靠“市场”那只“无形之手”去解决我国目前严重的失业问题是不行的，我们还必须依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弥补市场机制运行中的太多不足。即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努力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以提高经济效率；又要高度重视政府的宏观就业政策的制定——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化解劳动力供需总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以维护社会“公平”。 最后，针对当前和长远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本文提出了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具体措施。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始终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就业问题，从寻求劳动力市场与政府就业政策之间的辨证关系的过程中，得出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具体措施。
张迪[2]2010年在《促进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府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中国正进入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劳动力市场变化巨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逐年严峻。在此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研究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对于不断完善政策,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促进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府政策为对象。通过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历史演变、价值分析及政策体系等问题的综述,以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和需求、供给与供求匹配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近年来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和就业政策发展情况为现实背景,利用政策分析模型将上海市政府近年出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梳理和归类,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和访谈法,分析这些政策实施的情况,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叁个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归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提供参考。研究认为,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可分为需求促进政策、供给促进政策和供求匹配促进政策叁类。需求促进政策核心在于拓宽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并积极鼓励大学生从事特定的职业；供给促进政策核心在于改进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供求匹配促进政策致力于解决大学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匹配程度,促进劳动力市场高效运行。研究发现,叁大类型的就业政策在促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究其原因,在政策制定层面,存在着政策内容含糊不清、措施不配套和调节不力等政策本身的缺陷；在政策实施层面,存在着政策执行机构间分工不明,职责不清、政策执行人员素质不高和高校主导作用未能发挥等执行主体上的障碍；在政策监督层面,存在着政策执行过程缺乏完整的监督体系、政策监督缺乏法制保障和考核结果缺乏赏罚措施等漏洞。针对这些政策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叁个层面分别提出了诸如建立政策问题的搜寻系统、加强各执行机构间的沟通与协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完善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相关建议。
杨胜利[3]2014年在《转型期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文中指出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早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这种优势正在淡化,中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消减期,经济增长必须向提高质量转变。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为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方面,已经日益提上日程。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之一,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上海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加快,劳动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就业结构的合理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性以及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论文以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结构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概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统计分析技术与方法、GIS绘图、综合评价、国内外比较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转型期劳动力资源的阶段性特征、优化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优化配置的目标和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全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介绍,并对研究范围和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部分,主要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规律与阶段性特征。第叁部分,为全文的理论框架部分,主要构建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框架,对就业政策以及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主要对转型期人口结构变动下上海劳动力市场现状进行了研究,主要从产业、空间、总量以及国际比较四个方面对上海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定‘量角度对上海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合理性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上海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需求趋势进行了研究。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人口流迁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人口流动机制变迁、劳动力供需平衡、外来劳动力需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服务进行了研究。第七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从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以及上海的人才政策、人才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第八部分,主要研究了转型期综合评价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主要是解决谁来配置、效果如何以及如何改进的问题。通过构建基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理论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资源优化配置情况、政府和市场职能角色演变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九部分,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上海劳动力资源面临着进一步优化配置。推进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和升级、加快人才资源集聚,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2.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同于其他资源配置,它是人的配置与生产要素配置的双向结合体,是生活层面与生产层面的统一。劳动者既有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再生产的需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求,更有对科技创新、改革开放、自由流动的需求。3.上海劳动力资源集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才资源已经成为上海发展的优势所在。虽然,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技能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长叁角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产业结构日益优化、产业布局日益合理、区域分工日益清晰,为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力的内外部环境。4.推进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应该坚持,“产业先行、职责明确、合理分工”的原则。首先,要打破地域限制,本着立足上海、带动长叁角、服务全国的思想,做好整体规划,实现产业链的合理衔接。其次,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府需要提供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强行调控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5.要在转型期提高上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要提升劳动力资源开发服务水平、优化劳动力资源成长环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解决人才发展中所面临的创业平台、薪酬待遇、管理体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问题。6.外来劳动力资源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大对外来劳动力资源的就业服务和管理,营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上海户籍劳动力供给存在明显不足,未来一段时间内上海外来劳动力资源总量会以结构优化的方式继续增加,以满足上海经济发展的需求。7.转型期上海经济增长不仅需要保证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供给,还要保证劳动力资源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才资源较普通劳动力资源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劳动力资源总量在产业间的分布存在一个适度的规模,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海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水平会出现上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就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规模水平、环境水平以及配置效率短期内会有所下降。8.转型期经济发展中对不同职业劳动力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专业技术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远大于普通劳动力,第叁产业就业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关联度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海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呈增大趋势,而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国比较优势呈变小趋势。按照市场规律,企业追逐利润,产业偏好低成本,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进一步从上海向外转移,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会进一步增大。这说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人口调控的目标。9.转型期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即配置目标是多层次的、劳动力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配置方式是多层次的。在配置目标上要努力实现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供需平衡、合理流动、充分就业等；在劳动力需求上要保障经济发展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要兼顾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服务需求与高新技术产业人才需求；在配置方式上要通过积极有效而差别化的配置方式来实现对外来劳动力、本地户籍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和稀缺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1.本文构建了开放区域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框架,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迁、人力资本提升、综合评价、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转型期劳动力优化配置的目标与路径。2.本文在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指标体系对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情况进行了评价与测度,探寻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各主体角色演变及配置效应变动,得出在转型期政府的配置效应呈逐渐增大趋势,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会出现拐点,向提升质量转变。3.本文以转型期所面临的“新常态”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总量供需平衡、素质提升和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以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迁、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要途径,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相关检验模型对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趋势进行了分析。
吕红[4]2008年在《转型期中国灵活就业及其制度创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就业问题是转型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党的十七大又重申了“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传统就业空间的相对缩小,企业内部再就业的安置能力已经十分微弱,社会就业与再就业必须开拓新的模式,寻找新的就业空间。灵活就业作为现代社会就业的新取向,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灵活就业的发展状况是与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对传统就业模式的一次深层次变革,也是我国就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发展程度综合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市场化程度、企业管理思想和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政府就业政策的导向及人们的择业取向、生活方式的转变等诸多因素。本文全方位、多层次地论述了转型期中国的灵活就业问题,并注重从制度的角度对这一新事物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绪论与第一章,问题的提出及灵活就业的理论综述。灵活就业是一种适应性强、发展空间广阔的就业形式,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其发展壮大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为世界所关注。本部分主要是对灵活就业发展的世界背景、理论来源、灵活就业在转型期中国的提出、界定和发展演变及相关概念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即第二、叁章,是对转型期中国灵活就业的现状分析。灵活就业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缓解我国严峻就业形势的重要渠道。本部分先对灵活就业的发展意义、发展的可行性分析、灵活就业人员的分布特点及部分省市的政策予以分析论述。然后对中国灵活就业进行深层次地剖析,灵活就业是转型期各种因素和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第叁章对转型期中国灵活就业的形成原因和作用机制、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灵活就业中雇佣关系外部化及灵活就业与市场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予以论述。第叁部分,即第四章,是对灵活就业的实证分析部分。灵活就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初具规模,但其实证研究和统计环节一直非常薄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部分力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从灵活就业的群体构成入手,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并对近年我国灵活就业的规模进行估算,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与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最后提出了灵活就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统计指标体系的统计内容、统计方法、统计途径。第四部分,即第五章和第六章,问题与对策部分。尽管根植于市场竞争,灵活就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就单个部门和个人而言,其边缘性和脆弱性特征使其易受其它因素影响而遭受打击。转型期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各项制度处于过渡转变之中,而灵活就业的发展又受到整个制度体系的影响。本文第五章从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论述了现行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教育制度对我国灵活就业发展的制约。最后,针对灵活就业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发展灵活就业的政策体系。本文第六章分别从灵活就业发展的理论导向、战略上的重要转变、促进灵活就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及具体政策措施上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灵活就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徐长玉[5]2008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育起来,但由于受观念、体制等诸多因素的束缚,与其他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发挥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如何加大培育力度,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以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理论基础、传统体制下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历程、成就与问题、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目标、路径与对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章是导论。除了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以外,重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理论基础所作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劳动力市场的一般理论、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和西方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培育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科学看待西方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第叁章是对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所作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演变、特征、作用与缺陷,从而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第四章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历程、成就与问题所作的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培育历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但还存在着市场化水平低、发育不平衡、机制不健全、规则不完善、关系不和谐等一系列问题。第五章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主要从量的方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绩效进行了评估,认为200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指标为56.6%,达到了转轨后期市场经济的水平。第六章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目标与路径所作的分析。一方面,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一般特征,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目标模式进行了定位;另一方面,认为经济发展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根本动力,社会稳定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基本前提,政府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能动主体。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所作的研究。其中,第七章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探讨了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认为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力个人产权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减少劳动力市场歧视。第八章从劳动就业体制改革角度探讨了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认为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必须加快国有部门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以规范和保护为前提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充分发挥政府促进就业的作用。第九章从劳动力市场建设角度探讨了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认为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第十章从劳动关系重建角度探讨了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认为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必须提高劳动关系规范化水平,必须在加快工会改革和雇主组织建设步伐的基础上,加快协调劳动关系叁方机制建设进程。第十一章从劳动力市场调控角度探讨了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认为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必须加强劳动力市场供求调控,建立健全工资调控体系和失业调控体系,实行更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第十二章是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第一次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与阐述,并就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和新建议;二是对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的功能和缺陷作了较新颖的分析;叁是第一个把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历程划分为初始孕育阶段、逐步发育阶段、基本形成阶段和全面完善阶段等四个阶段;四是在重新设计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行了量的测度,并得出了2006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56.6%的结论;五是提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目标的“五化”模式;六是对劳动力市场培育与经济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作了较新颖的阐述,并特别强调在劳动力市场培育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七是从劳动力流动、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建设、劳动关系重建和劳动力市场调控等方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的对策作了较系统的探索,并围绕上述五个方面,为国家培育劳动力市场提出了诸多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统一的新对策、新举措和新建议。
徐林清[6]2004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无序和冲突，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短缺问题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本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分割的程度也远大于这些国家。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产品市场的特征有关，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于以户籍制度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改革开放之后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和多变的产品市场正在造就一个庞大的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分化日益明显。在中国，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在二级市场上，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是缺乏回报的，这降低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就是说，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劳动者完全没有可能进入自己期望的部门并获得期望的收入，则他会降低试图通过改善个人素质而进入这些部门的努力。二级市场上的劳动者由于缺乏进入一级市场的通道，因而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正规部门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而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相对绩效比绝对绩效更加重要，如果缺乏必要的淘汰机制，将使部分劳动者仅保持最低的努力水平。分割使劳动力在行业、职业、地区之间流动呈现出巨大的惰性。而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动总是活跃的，一旦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严重脱节，便会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者。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及城市部门分割有关。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诸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修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取缔带有明显歧视色彩和以身份甄别为特征的户籍管理和相关的劳动制度，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渠道，逐步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更加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张福明[7]2009年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文中提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经济现代化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也是当前困扰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在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变迁机制、变迁过程、已经取得的进展、仍然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成因及应对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涉及的叁个基本概念是:劳动力市场、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劳动力市场机制构成。其中,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劳动力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制度保障,它在劳动力市场中起决定作用,决定着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从理论上讲,统一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状态。但在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就是劳动力市场由分割趋向统一的过程。在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制度性分割。这决定了我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首先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包括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一体化变迁和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一体化变迁两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传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配置格局为出发点。传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是城镇偏向、城乡隔离的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机制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理解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使政府形成了建立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的设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矛盾使政府最初的设想发生扭曲,最终形成了城镇偏向、城乡隔离的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该制度由四部分构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城乡完全隔离的就业制度、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和城乡反差巨大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由于这一制度,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城乡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大幅度背离;全国劳动效率低下、隐性失业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一体化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非户籍自由流动,进而形成了由农村传统产业部门、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城镇非正规部门和城镇正规部门构成的四元就业格局。除了农村传统产业部门外,其他各部门都确立了带有典型市场经济性质的自主就业制度、工资个体协商制度。另外,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开始了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了各自的最低生活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然而,直到目前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仍未形成。在就业制度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质量不高、劳动关系不稳定、劳动力的流动率高。在工资制度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收益权没有保障,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很严重。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农村传统产业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致使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项目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非正规部门,政府颁布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户籍制度方面,由于大中型城市入户门槛过高,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多为非户籍暂时性迁移;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大部分在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被排除在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之外。在不同部门,城乡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实质和形成原因不同。在农村传统产业部门,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平等的实质是某些劳动力市场制度供给缺位,原因有叁: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使政府相信,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应该实行城镇偏向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原有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的城乡分割没有完全消除;城镇阶层对政府决策有更强的影响力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颁发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仍带有一定的城镇偏向性。在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城镇非正规部门,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平等的实质是政府颁发的某些劳动力市场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原因在于: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城镇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落实是地方政府与用人单位间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地方政府与用人单位的风险偏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履行监督职能的惩罚力度、地方政府对用人单位不落实劳动力市场制度行为的惩罚力度和用人单位落实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成本等,都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落实。就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一体化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领域不断融合;农村劳动力在一次产业就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城乡就业结构的扭曲程度有所缓和。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城乡分割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相对于产值结构,城乡就业结构依然存在很大的偏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因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城乡流动而缩小;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多是暂时性非户籍城乡迁移。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城乡分割得以长期维系的制度性根源仍在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平等。另外,调查显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受到一些除劳动力市场制度之外的其他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农村耕地过于分散带来的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定居意愿不强;外出务工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两地分居;进城就业渠道的社会化程度低,等等。当前的劳动力资源秉赋和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决定了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应有的特点:保持充分竞争性以开发劳动力资源;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激发劳动者就业的积极性;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需要改革现行的城乡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农村传统产业部门,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水平。在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城镇非正规部门,改革的重点在于落实政府颁布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制度。为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的风险偏好。包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监督行为惩罚的力度;创新就业制度以降低用人单位执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对用人单位不执行行为惩罚的力度;把农村劳动者组织起来以提高他们对就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消除城镇的户籍歧视。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既定的条件下,扩大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规模可以进一步推进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当前,促进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可采取的措施有:农村耕地适度集中以保证农村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充分就业;为农村劳动力举家迁移创造条件;提高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渠道的社会化程度;降低农村劳动者在城镇生活的成本以提高他们的城镇定居意愿,等等。
赖作莲[8]2009年在《城乡就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城乡就业差异是城乡差别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这不仅意味着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不平等,而且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缩小城乡就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城乡就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城乡就业差异的演变历程与差异程度,探讨了就业岗位创造、劳动力市场发育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城乡就业差异的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从而从一个侧面为促进城乡就业差异收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政策思路。在借鉴与吸收现有城乡就业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点采用了层次分析法、泰尔指数计算法和回归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城乡就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与相关概念界定。本文所指的城乡就业差异是从城镇劳动者与农村劳动者两大群体的视角,以比较劳动生产率为标准,在就业机会、就业过程及就业结果等叁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重点关注就业岗位创造、劳动力市场发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叁方面的因素对城乡就业差异的影响。2、城乡就业差异演变与程度分析。改革开放前,在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的约束下,城乡就业差异具有分割性、悬殊性、凝固性和非平等性等特征。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就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就业差异有了很大的变动。总体而言,当前地域差异渐趋缩小,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仍处劣势;职业差异趋于缩小,但农村劳动力仍主要在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就业;制度性差异趋于减弱,但市场性差异逐渐凸显。依据层次分析法,城乡就业差异程度较高,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权利的实现程度尚不及城镇劳动力的一半。以2004年为例,城乡就业差异程度为0.6075。依据泰尔指数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就业机会差异泰尔指数与城乡就业收入差异泰尔指数均大于0,且农村劳动力处于不利的地位。3、就业岗位创造对城乡就业差异的影响分析。从总体上看,有效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有利于城乡就业差异的缩小,其中对城乡就业机会差异缩小的促进作用表现得更为显着,而对城乡就业收入差异缩小的促进作用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城镇非国有单位就业岗位增加对城乡就业收入差异的缩小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发展是就业岗位创造的主要宏观途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创造的主要微观途径。经济增长(以GDP、人均GDP为指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为指标)、城镇化发展(以城镇化率为指标)等就业岗位创造途径,有利于就业机会差异的缩小,但对就业收入差异的缩小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4、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城乡就业差异的影响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现不同的轨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已成为劳动力资源配套的重要手段;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断提高,但未达到完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劳动力市场发育一方面对城乡就业机会差异缩小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城乡就业收入差异的缩小却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或者作用方向不确定。表明劳动力市场发育是实现城乡就业平等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总体上还无助于城乡就业收入差距的缩小。5、人力资本积累对城乡就业差异的影响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非农就业岗位的获取和就业收入的提高。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在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投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城乡人力资本及其投资差距又影响着城乡就业差异。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的缩小有利于城乡就业机会差异的缩小,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与城乡就业机会差异的关系呈“倒U”型,在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城乡就业机会差异随着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扩大而扩大,而在保证一定程度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的扩大,对城乡就业机会差异加剧的作用变得不明显。另外,城乡人力资本及其投资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城乡就业收入差异的缩小,但这种促进作用将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干扰。研究的主要结论:构建城乡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缩小基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城乡就业差异。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是实现城乡就业差异收敛的重要途径。同时,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要努力实现就业岗位数量与质量的最优均衡点;积极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与监管。
纪春梅[9]2006年在《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业是民生之本,它关系到一国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对高等教育而言,随着教育的发展及高校的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而就业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多,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教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观念陈旧等。 本文以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为基础,从叁个方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分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产生及其表现。就业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如找不到工作,即失业;寻找工作周期长;找不到对口专业;找不到理想工作;工作搜寻成本高等。第二部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有城乡分割,即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所有制分割,即体制内分割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分割;东西部地区分割,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第叁部分提出了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对策思路。如加大对户籍制度及其配套措施的改革,使户籍真正成为一种户口登记制度而不是身份识别制度;实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政策,创造新兴产业从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真正成为我国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途径,实现就业多元化。
张玉凤[10]2007年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模式创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理论最早由克拉克·科尔(Kell.C)于1954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迈克尔·皮雷奥(M.J.Piore)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中,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模型,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非竞争性的部门:主要部门(Primary segments)和从属部门(Secondary segments)。该模型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典型代表。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性的分割,城乡分割和体制性分割现象最为突出,同时也存在地区分割、行业分割与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制约人力资本投资,降低经济效率,减少就业和阻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还对劳动者个人的发展和企业的用工制度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就业模式的经验,改革用工体制,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市场调节劳动力供求制度、用工制度与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的创新来突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综述和简要的评论;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特征和影响;第叁章首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比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种典型就业模式,说明了这两种就业模式的经验对我国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和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借鉴意义,最后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突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就业模式需要的创新。最后的结论部分对文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参考文献：
[1]. 论劳动力市场与政府就业政策选择[D]. 陆宗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促进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府政策分析[D]. 张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转型期上海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 杨胜利.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4]. 转型期中国灵活就业及其制度创新问题研究[D]. 吕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5]. 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研究[D]. 徐长玉. 西北大学. 2008
[6].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D]. 徐林清. 暨南大学. 2004
[7].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D]. 张福明. 山东农业大学. 2009
[8]. 城乡就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赖作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9]. 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D]. 纪春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模式创新问题研究[D]. 张玉凤. 厦门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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