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颂华[1]2004年在《青少年压力应对的维度、结构及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应对作为应激与心理调节和心理病理学症状的中介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成人应对的研究日趋发展和成熟，尤其是在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方面。然而，众多成熟的成人研究并不适合青少年，尽管自90年代初以来，国外对儿童青少年应对的研究趋势迅速增长，但国内关于青少年应对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因此，本研究拟在青少年应对理论与开放式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预试和专家评定等多种方式，编制一个适合中国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测评量表，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青少年压力应对的维度与结构，弥补国内这一领域的不足。并同时采用该量表考察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发现： 1、当前青少年压力应对主要有17种方式：非自主与冲动行为、问题解决与行动、寻求社会支持、幽默、幻想、否认、自责、分心、回避／麻木、容忍／接受、保持平静、压抑、自我放松、认知重建、侵入性思想、情绪困扰、生理唤起。 2、青少年压力应对结构具有一定的等级性。17种应对方式可归属于4个二级维度，分别为：积极的问题关注应对、积极的情绪关注应对、消极的问题关注应对和消极的情绪关注应对；以及2个叁级维度：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 3、本研究检测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以及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会聚效度和区分效度，数据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 4、青少年应对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年级、性别、成绩和对压力可控性与否的认知都会导致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5、积极的应对方式，尤其是积极的问题关注应对方式有利于主观幸福感和良好心理健康的发展，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尤其是消极的情绪关注应对方式，则不利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
赵小云[2]2011年在《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被视为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涯成功的关键能力,是国外近年来生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理论生长点。本研究首先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涯适应力的缘起、概念内涵、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以便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然后,针对当前生涯适应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立足于当代大学生的生涯发展现状以及生涯心理学的研究新进展,采用特质研究、相关研究、实验研究等不同研究取向,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围绕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这一主题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探索。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已有关于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大学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应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编制了一个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且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然后,运用此问卷,系统地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水平与特点；紧接着,引入生涯心理学中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即生涯阻碍知觉与生活满意度,探讨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与生涯阻碍知觉、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初步建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效应模型；最后,结合认知信息加工理论,探索不同生涯适应力水平的大学生在生涯相关事件上的认知加工特点。综上,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期望通过上述系统的研究来推动我国大学生生涯心理的心理学研究,并为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培养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围绕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结构模型、发展特点、相关因素及不同生涯适应力水平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加工特点等问题进行了8项研究。综合这些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是由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生涯调适和生涯人际六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系统；据此所编制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以作为评估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工具。2.我国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总体上居中等偏上程度,但仍不容乐观,表现为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和生涯好奇叁因子上得分较低。同时,在性别、年级、家庭背景、学校因素及参加社会实践数量上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性别上,男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明显优于女生。在年级上,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会随年级升高而有所下降,大叁时会略有回升,大四则又会下降。在家庭背景上,首先在家庭社经地位上,表现为来自高、低家庭社经地位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都表现的相对较好,而来自家庭社经地位居中的大学生则表现的较差；在城乡上,大学生在生涯适应力总均分上并不存在显着的城乡差异；在教养方式上,整体上看,父母教养方式为民主型的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最佳,专制型的次之,溺爱型和放任型的表现最差。在学校因素上,首先在学校类型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最好,211的和独立的相对较差；在专业上,整体上看,艺术类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明显高于文科类的和理工类的。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数量上,表现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越多的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也越高。3.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与生涯阻碍知觉之间存在非常显着的负相关；典型相关分析后可知,生涯适应力可能是影响生涯阻碍知觉的原因之一,同时还发现,生涯阻碍知觉越高的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越低,说明生涯阻碍知觉对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的提升有制约作用。而对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的调查发现,整体而言,多数大学生感知到的生涯阻碍程度并不是太高,不过,在阻碍知觉来源上将高校教育的不足视为制约他们生涯顺利发展的首要因素；同时,大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专业类型上存在显着的差异,但在家庭社经地位和城乡上并不存在显着的差异。4.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典型相关分析后可知,生活满意度可能是影响生涯适应力的原因之一,同时还发现,生涯适应力越高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也越高,说明生涯适应力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整体来讲,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并不是很乐观,同时在性别、学校类型、专业类型、家庭社经地位以及城乡上不存在显着的差异,但在年级上存在显着差异。5.大学生的生涯阻碍知觉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制约性,而生涯适应力则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提升作用。另外,生涯适应力在生涯阻碍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生涯适应力对生涯阻碍知觉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生涯阻碍知觉对生活满意度的抑制作用在低生涯适应力组中比在高生涯适应力组中体现地更为明显。6.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大学生在对生涯信息的编码和回忆上均存在着相应的认知加工偏向,不同的生涯适应力图式组织和引导着个体对相应生涯信息的认知加工。
艾自琼[3]2014年在《青少年自我分化及其与亲子叁角关系的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我分化和亲子叁角关系是鲍文家庭系统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自我分化有两个过程，一是把自我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另一种是指分辨理智过程和感受过程。一个高度分化者能很好地觉察自己的观点，有自我感。在家庭中，能分化情绪和理智的人能坚持自己而不会被别人的感受所统治。“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而在家庭系统中，个体与父、母间的关系常常以亲子叁角关系的面目出现。它是指当父母关系发生冲突时，子女介入其中，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紧张状态和使家庭系统恢复平衡。鲍文在其理论研究中指出，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越易涉入亲子叁角关系；国外其他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国内在此方面鲜少有相关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青少年进行自我分化及其与亲子叁角关系的相关研究，从各人口变量学上探讨青少年自我分化及其亲子叁角关系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从性别、年级、年龄多方面详细分析青少年在自我分化及其与亲子叁角关系的相关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吴煜辉（2008）修订的自我分化量表为测量青少年自我分化水平的研究工具，该量表包含4个维度，分别是情绪反应性、自我位置、情感断绝和与他人融合；以朱臻雯（2004）编制的叁角关系问卷为测量青少年亲子叁角关系的研究工具，该问卷包含3个维度，维度一描述的是当夫妻之间发生关系冲突时,父母通过把孩子拉近关系中缓解压力的各种表现；维度二描述的是孩子间接或者直接干预解决父母关系的种种表现；维度叁描述的是孩子涉入父母关系冲突时的体验以及态度,比如伤心、烦恼、自责感等等。随机选取上海市初、高中阶段学生，发放问卷1000份，得有效问卷为694份，数据处理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等相关统计方法。研究的结论如下：(1)青少年自我分化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与他人融合度中等偏上，有较好的自我感，在人际中的情感断绝度较低。（2）青少年自我分化在情绪反应性维度和与他人融合维度以及自我分化总分上存在显着性别差异；在情绪反应性维度和自我位置维度上存在显着年级差异。在情绪反应性维度上存在显着年龄差异。(3)青少年介入亲子叁角关系总体程度不深，尤其是在维度一上的介入程度最低。（4）青少年亲子叁角关系在各维度及亲子叁角关系总分上存在显着性别差异；在维度二、维度叁以及亲子叁角关系总分上存在显着年级差异；在维度二及亲子叁角关系总分上存在显着年龄差异。(5)青少年自我分化及其与亲子叁角关系呈显着负相关。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其越不易涉入亲子叁角关系当中。（6）青少年亲子叁角关系状况可以显着负向预测其自我分化水平，卷入叁角关系程度越深的青少年，其自我分化水平越低。
吴煜辉[4]2008年在《大学生自我分化与压力知觉、心理健康的关系》文中指出自我分化是指个体能够将理智与情感区分开来的能力,是个体在原生家庭中开始形成并逐渐稳定的一种行为反应倾向,能够在广泛的情境中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预测,并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目的是:1.修订适用我国大学生被试的自我分化量表,为后期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2.考察我国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发展的群体特征,为后期的研究提供基础信息;3.考察大学生自我分化与压力知觉、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分析大学生自我分化能力在促进心理健康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寻找新的思路。量表的预测部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选取叁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抽取大学生400名,有效被试为348名。正式施测部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湖北省武汉市及荆州市共六所大学进行随机分层整群抽样,选取被试987名,其中女性617名,男性370名。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修订的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共由27个条目组成,分别测量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四个维度,量表的信效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2.从整体水平看,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较高,但仍有28.1%的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偏低。具体来讲,大学生自我位置、情感断绝和与人融合程度较高,情绪反应程度偏低。3.性别差异比较显示,男生在“情绪反应性”、“自我位置”、“与人融合”分量表上得分及自我分化总量表上得分均显着高于女生。专业差异比较显示,文科大学生在“情感断绝”分量表上的得分显着高于理科大学生,其它各分量表及量表总分两者差异不显着。恋爱经历差异比较显示,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在“情感断绝”分量表上的得分显着高于没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4.不同自我分化水平的大学生在压力知觉及心理健康状况上的差异比较显示,高自我分化组的大学生在压力知觉及其两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显着低于低自我分化组大学生;高自我分化组的大学生在焦虑、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以及总体心理健康因子上均显着低于低自我分化组的大学生。5.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和压力知觉对心理健康均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同时自我分化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
许志红[5]2010年在《大学生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的心理社会机制及认知干预》文中认为对压力与应对策略的内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评定手段、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回顾与分析后,确定了大学生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的理论结构,并且编制了问卷,用编制的问卷分析了大学生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的发展特征；分析了人际归因、领悟社会支持、负性自动思维、情绪调节对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的影响；探讨了人际困扰、影响因素、应对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1)大学生人际困扰问卷与人际困扰应对策略问卷符合心理学测量标准；(2)大学生人际困扰与人际困扰应对策略在在某些人口学变量上存显着差异；(3)大学生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存在显着的相关,并且人际困扰对应对策略有预测作用；(4)作为认知因素的人际归因、领悟社会支持、负性自动思维和情感因素的情绪调节对大学生人际困扰与应对策略存在影响；(5)人际困扰、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应对策略对心理健康有预测作用；(6)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改变大学生的人际认知和行为,减少人际困扰程度,提高应对策略水平。
王绍瑜[6]2009年在《中学生社会比较与体像烦恼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体像烦恼作为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它是由于个体自我审美观或审美能力偏差导致自我体像失望而引起的心理烦恼。其特征为:过分关注自己的体像,有强烈的改变自身某方面体像的欲望,同时伴随着一些消极情绪。中学生中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个体存在体像烦恼,体像烦恼一旦发生,对其社交、学习、应对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消极影响。社会比较是个体将自己的个性品质、观点和行为与他人进行比较,它使个体产生新的自我知觉、自身处境知觉及生活质量知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自我概念、情绪状态和对未来的期望,从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研究在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在国内外社会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访谈、开放式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初步编制了中学生社会比较问卷,提出并验证了中学生社会比较的六维度结构模型。本文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法对人口统计学变量在社会比较各维度上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对社会比较各维度与体像烦恼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探讨了社会比较对各维度对体像烦恼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编制的中学生社会比较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评定中学生的社会比较特点。因素分析得到中学生社会比较特点的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上比倾向、易比性、下比倾向、体验性、参照性和控制感。第二,性别与年级在中学生社会比较上比倾向、控制感维度上交互作用显着;从社会比较的年级因素单纯主效应检验和性别因素单纯主效应检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年级或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在社会比较不同维度上存在显着差异。第叁,中学生社会比较与体像烦恼存在显着相关,社会比较的不同维度对中学生体像烦恼具有相对的重要价值。
李凤兰[7]2015年在《中国公众的心理疾病观：内容、结构及测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的高流行率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公众关于心理疾病知识的缺乏,观念的误区以及污名态度,不仅极大地阻碍了心理疾病患者的专业求助,也直接影响了心理疾病患者的生存环境和疾病康复,甚至阻碍了国家和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事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公众心理疾病观研究,寻找减少公众对心理疾病及其患者污名的有效途径,成为心理健康服务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目前心理疾病观的许多研究都来自西方文化背景。首先,研究问题过于零散,未能深入地分析公众对心理疾病和心理疾病患者的观念二者的结构关系。其次,公众的观念必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这导致西方以个人主义文化为特征的社会背景下的心理疾病观,可能不适宜于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基于以上两点,本研究提出了心理疾病观的层级结构系统假设：心理疾病观包含知识性内容、评价性内容和对患者态度叁个部分,叁个部分是一个存在层级结构的系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描述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的内容以及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探寻并验证影响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态度的核心维度。研究一采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公众心理疾病观在知识性内容、评价性内容和对患者态度叁个部分上的具体内容。共有183名超过18周岁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被试参与了调查。主要研究发现如下,在公众眼里心理疾病与身体疾病不同,其症状可以自愈；“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类别；对心理疾病的表征以传统的“精神病”为原型；心理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可怕,因为心理疾病被视为难以掌控的极端异常,会导致患者不可恢复的彻底损伤和被社会抛弃的悲惨命运；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态度表现出包含不同程度的消极的社会拒绝和积极的社会接纳的多种成分并存的状况。研究二采用自编的《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问卷》探索并验证心理疾病观知识性内容、评价性内容和患者态度叁部分各自的维度结构。共有来自全国27个省市、不同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1375名被试参与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知识性内容中,对心理疾病患者表现的认识包含社会破坏行为、言语表现异常、人际关系异常、外表神情异常、思想观念异常、情绪异常、思维特点异常,共七个维度；关于心理疾病的原因认识包含社会风气及环境、挫折打击及生活压力、情绪因素、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大脑及身体缺陷,共六个维度；关于心理疾病后果的认识包括家庭负担及影响、社会隔离、自我伤害、事业及生活受挫、情绪痛苦、失去生命安全及意义、危害社会,共七个维度；关于心理疾病处理方法的认识包括亲友帮助、医学治疗、心理治疗、社会帮助、自身活动调节、自身心理调节、自身情绪调节、社会管制,共八个维度。(2)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评价包含整体糟糕、社会危害严重、行为怪异难预测、原因难理解、难治疗、个体影响严重、原因复杂和原因个人可控,共八个维度。(3)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情绪感受包含尴尬无奈、压抑恼火、同情惋惜、紧张害怕,共四个维度；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行为倾向包含拒绝回避、歧视嘲笑和理解帮助,共叁个维度。研究叁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心理疾病观知识性内容、评价性内容和患者态度叁个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工具为自编的《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问卷》,研究对象为18周岁以上成年人,共有来自23个省、4个直辖市的695人参与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叁成分各维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其中知识性内容中关于心理疾病原因的认识对评价性内容的影响较少,而关于疾病后果和处理方法的认识对评价性内容的影响更大。心理疾病的整体糟糕性评价主要针对的是疾病对患者自身的影响；而社会危害性评价主要针对的是症状表现异常程度高的严重的“精神病”。认为心理疾病症状表现异常程度高、社会危害严重、需要社会管制和医学治疗的观念可以正向预测对患者的消极态度；认为心理疾病异常程度低、以情绪因素为主要原因、需要心理治疗、自身调节和社会帮助的观念可以正向预测对患者的积极情绪。研究四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法探索影响公众对心理疾病评价的核心维度。根据疾病诊断标准编写20种常见心理疾病的案例情景描述材料,将心理疾病评价的9个指标设计为9个评估问题,被试对每个案例的9个问题进行评估。总共有156个被试,平均年龄35.14岁(SD=12.78)分析结果发现,心理疾病评价的核心维度是心理疾病的严重性和原因个人可控性,其中严重性包含患者行为不可预测性、患者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疾病对个体影响的严重性和疾病难处理的程度及整体糟糕性。研究五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行为学实验检验心理疾病评价核心维度对心理疾病内隐态度和对患者帮助行为的作用。195名被试参与了实验研究,平均年龄28.92岁(SD=11.67)。结果显示,疾病的整体糟糕性评价越高对患者的内隐评价越消极；对心理疾病原因个人可控性评价越高,对患者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对心理疾病个体影响严重性评价越高,对患者的内隐态度越消极。对心理疾病的整体糟糕性评价会提升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面对面帮助的意愿,但是会降低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面对面帮助的时间长度。对心理疾病患者行为难预测的评价会降低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面对面帮助的意愿。在前期五个研究基础上,研究六编制了简化的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调查问卷,以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共2222名成年人为样本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整体评价和态度,并以常见的六种心理疾病类型为例,分析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的知识性内容。结果发现,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评价是患者表现怪异、行为难预测、整体糟糕、原因复杂、个体影响严重、处理困难、社会危害严重。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情绪感受中同情惋惜的成分最为突出,同时也包括歧视、理解帮助和回避拒绝等态度和行为倾向。公众认为心理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最突出的后果是个人情绪痛苦、家庭负担及影响、伤害自我及造成个体事业及生活的失败。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医学治疗和社会管制的用处不大。研究结论：(1)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的内容包含知识性内容、评价性内容和患者态度叁个部分。知识性内容包含患者表现、疾病原因、后果和处理方法方面的认知,中国公众对这些方面的认知表征以严重的“精神病”为原型,但存在“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的区分；中国公众从整体糟糕、社会危害严重、个体影响严重、患者行为怪异难预测、难治疗、原因复杂、原因难理解和原因个人可控八个方面对心理疾病进行评价,存在对心理疾病的消极评价；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情绪感受包含尴尬无奈、压抑恼火、同情惋惜和紧张害怕四个主要成分,同情惋惜最为突出,对患者的行为倾向包含歧视嘲笑、理解帮助和拒绝回避。(2)心理疾病观内部各成分之间关系密切,疾病后果的认知是心理疾病评价的主要依据,也是影响患者态度最主要的因素。(3)心理疾病观的核心维度是心理疾病的严重性和原因个人可控性评价两个方面,其中严重性评价以疾病对患者及社会利益的损害程度为主要依据。这两个方面与公众对心理疾病的内隐态度相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帮助行为。
勾柏频[8]2011年在《聋中学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研究采用问卷测试法,在调查聋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前提下,探索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应激源,验证了《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与《应付方式问卷》在聋中学生群体中使用的结构维度,使用修订的量表与问卷建立的影响聋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应激模型,增加了应激研究样本。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或观点是：1.重新构建的《生活事件量表》(聋中学生版)与《应付方式问卷》(聋中学生版)维度结构适合于聋中学生群体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在聋中学生群体中使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聋中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且分布有一定倾向性,有年级差异,高中阶段是心理问题的敏感期；聋中学生心理问题的性别差异较小,男生与女生仅在恐怖倾向上表现不同；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对人焦虑与自责倾向成为困扰聋中学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聋中学生缺乏自我疏导的能力,焦虑难以有效发泄,容易产生害怕、不安、将问题归罪于生理缺陷等消极情感。3.聋中学生的生活事件应激量主要集中于中等水平,他们很少受恋爱、厌学等问题的困扰,与人际关系、丧失、家庭经济情况相关的生活事件是困扰聋中学生主要心理因素,生活习惯的变化、意外惊吓与事故发生等让聋中学生感到压力较大；不同年级、不同性别聋中学生之间的丧失因子差异显着,女生体验较男生深刻,初叁与高叁年级的学生对丧失的体验较其它年级深刻。4.聋中学生在面临压力源时,倾向于积极的应付方式。他们的应付方式具有整齐划一,无性别差异特点；初中与高中学生仅存在解决问题方式不同,二级听力损失学生应付水平较低。5.聋中学生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应付方式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在各变量的得分上均比易出现心理问题学生和无心理问题学生高；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聋中学生对生活事件体验不同。6.生活事件对聋中学生的心理影响最大,其次是消极应付方式与社会支持。在聋中学生群体中,积极的应付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着,消极的应付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影响作用,聋中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量愈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差。7.社会支持的缓冲器理论,在聋中学生群体中得到验证的同时,应付方式的缓冲理论也在模型中得到证实,同时也验证了应激缓冲理论具有的跨文化一致性。它应引起健听人群的高度关注,提示了我们在引导聋中学生正确认识残障同时,对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障碍不必过多地采取帮助与迁就,适当的生活磨砺能促进他们的成长。
张钘铭[9]2012年在《外语焦虑与压力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985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课题成果之一。外语焦虑植根于临床心理研究,是在归纳外语学习者心理症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对外语焦虑的研究却呈现出语言学领域繁盛而心理学领域微弱的不均衡现象,研究结果更多服务于外语学习活动中教和学的环节,而很少能够为外语学习者构建有效的心理调节机制提供服务。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着眼于外语焦虑和压力应对现象,选取中国青年学习日语和日本青年学习汉语为对照组,探讨外语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的外语焦虑、外语学习动机、非意愿交流和压力应对四个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共分为叁个步骤,第一步,编制适用于本研究情境的问卷,并对其适切性进行检验,包括研究一和研究二；第二步,了解中日青年的外语焦虑特征、探讨外语焦虑及其相关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叁、研究四和研究五；第叁步,依托质的研究深入细致的了解中日青年的外语焦虑、外语学习压力体验,以及压力应对策略,具体为第六部分质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青年的汉语焦虑程度明显高于中国青年的日语焦虑程度。中国青年日语焦虑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对日语课程形式与自我的态度焦虑,女性的焦虑程度明显高于男性；日本青年汉语焦虑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汉语课堂情境焦虑,男性的焦虑程度明显高于女性。中日青年在外语压力的应对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别,中国青年存在应对方式上的性别差异,日本青年不存在。已经学习外语时间的长、短,对中国青年的日语焦虑和压力应对不具有差异性影响,但是对日本青年的汉语焦虑和压力应对具有差异性影响,说明中国青年学习日语时的心理稳定性更强,而日本青年学习汉语时的心理稳定性相对较弱。非意愿交流和外语焦虑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外语学习动机和非意愿交流对外语焦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外语焦虑和压力应对的相互影响关系在中国青年中不存在,但是在日本青年中存在。非意愿交流和外语焦虑对压力应对具有预测作用,这种预测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青年中,中国青年中只表现为非意愿交流对压力应对的预测。研究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中日两国外语学习者各自所适用的心理调节策略,并为临床心理咨询工作中建构外语焦虑问题有效自我调节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张凤娟[10]2014年在《朋友网络背景中的同伴乐观发展：童年中晚期追踪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乐观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与良好心情、坚持、成就、身体健康等一系列良性发展结果存在关联。乐观的稳定性已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在大学生、中老年群体中乐观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近年来特定领域中的乐观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针对儿童乐观的研究却较少得到关注。童年中晚期是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快速发展的阶段,此阶段的同伴交往构成儿童发展的重要背景。所谓的同伴乐观是指儿童对未来良好同伴关系的总体期望。探究童年中晚期儿童同伴乐观的基本状况、发展特点及朋友网络的作用等,对童年期乐观的发展与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多群组追踪研究设计,在检验同伴乐观测量工具信效度的基础上,对1014名小学叁年级儿童进行历时叁年的四次追踪测试,探析了童年中晚期同伴乐观的基本状况,一般发展趋势和亚组发展轨迹。研究从两个方面分析同伴乐观水平与儿童朋友特征的关系：一、深入分析了朋友之间同伴乐观水平具有同质性的形成机制,二、考察了同伴乐观水平对童年中晚期朋友数量发展趋势的影响。本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同伴乐观测量工具的适用性检验了Deptula等(2006)编制的同伴乐观测量工具——同伴生活定向测验在中国儿童样本中的适应性,原量表由10个项目构成。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同伴生活定向测验-中文版由5个项目构成,2个正向计分项目,3个反向计分项目。该量表为单维度结构,信效度指标良好,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2.童年中晚期同伴乐观的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势3～6年级儿童的同伴乐观水平均较高,并且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女生的平均乐观水平在四年中均显着高于男生。同伴乐观逐年两两相关系数表明随年级增长,乐观水平越来越稳定。整体而言,3-6年级儿童的同伴乐观呈线性增长趋势；起始水平及发展速度均存在显着的个体差异。具体而言,童年中晚期儿童同伴乐观呈现四类不同的发展轨迹,即：高同伴乐观-稳定轨迹、中等同伴乐观-稳定轨迹、低同伴乐观-上升轨迹和低同伴乐观-下降轨迹,各发展轨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1.4%、14.4%、8.9%和5.3%。低同伴乐观-下降轨迹组在童年晚期逐渐表现出一些社会适应不良；高同伴乐观-稳定轨迹组一直表现出社会适应良好。此外,女生在高同伴乐观-稳定轨迹组的比例远高于男生(78.6%,65.4%),其他叁类发展轨迹中女生的人数比例均显着低于男生(中稳组：10.5%,17.6%：低升组：6.8%,10.6%；低降组：4.2%,6.3%)。3.朋友的同伴乐观同质性形成机制采用随机行动者模型,对两个班级(139人)叁年间的朋友网络和同伴乐观水平共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该模型能够对观测间可能发生的变化予以建模,避免违反观测数据在统计上是独立的假设,对社会选择与社会影响的机制分别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儿童更倾向于选择与同伴乐观水平相似的同伴建立友谊(社会选择),朋友的同伴乐观水平对彼此的同伴乐观水平的影响不显着(社会影响)。4.同伴乐观对童年中晚期朋友数量的影响整体而言,3-6年级儿童的叁类朋友(被提名朋友、自提名朋友和互选朋友)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但具体增长模式存在差异。被提名朋友数量表现线性递增趋势,自提名朋友数量和互选朋友数量呈现曲线递增趋势,递增速度逐渐加快,起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存在显着的个体差异。叁年级时较高的同伴乐观对儿童自提名朋友数量和互选朋友数量的增长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但对被提名朋友数量的增长无显着影响。
参考文献：
[1]. 青少年压力应对的维度、结构及相关研究[D]. 岳颂华.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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