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尊贤[1]2003年在《高等教育的成长轨迹与高校规模适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招，各高校纷纷建设新校区，教育的规模与日俱增。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产业受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高等院校自身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如何利用各方面的条件，确定一个适合的发展速度，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在研究高等教育适度发展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高等教育学生规模、职工队伍建设、经费收支以及办学条件的成长发展轨迹，构建高等教育适度发展的模式，分析目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误区，并提出高等教育适度发展的战略措施和建议，以期为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利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高等教育适度发展的全面理解，进一步认识高等教育的成长发展轨迹及一般规律，并通过对比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发展模式和战略等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罗琴[2]2007年在《高等教育质量观下的高校规模适度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推进,原有的统一的精英质量观不能适应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及各高校的适度发展规模成为教育管理者研究的焦点。无论是对教育规模的研究还是对教育质量观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保证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有科学的质量观作指导;要保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构建和谐的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作者在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突出了如下叁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质量观转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适应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质量观;第二,通过对高等教育供需能力及高等教育供需关系研究,提出高等教育适度发展是构建和谐供求关系的客观要求;第叁,通过对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和高等教育供需关系失衡的现状分析,提出了一些适合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我国高校规模适度发展策略。
苗耀祥[3]2014年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质量是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构建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后实行宏观管理的迫切需要。本文在梳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教育评价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形成背景与变迁过程。文章认为,建国65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演变既是从质量建设到质量保证的过程,又是不断变迁中发展的过程。文章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上述研究,有利于丰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理论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文章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做了深入探讨,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进行了反思和合理重构,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的对策。
牛梦虎[4]2016年在《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博士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在经历了波动发展和积极发展阶段之后,进入长达十多年的稳定发展与控制规模阶段。然而,当前的博士生教育规模供给已经难以满足培养单位日益增长的科研项目需求,招生指标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问题。为了更为全面和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本文从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即博士生教育培养什么人出发,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回顾和分析博士生教育目标的演变与分化趋势,澄清我国博士生教育目标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结合宏观历史数据和对研究生院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博士需求和支撑博士教育规模发展的条件,重新理解规模扩张中的博士质量问题,并对我国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和博士毕业生就业多元化,各国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不再限于为学术界培养教学和研究人员,也为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专业人员,博士生教育越来越指向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需求,这种趋势在我国也已初现端倪。在这种目标定位下,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速度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层次人才需求,既无法满足学术界的普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办学层次和科研项目进展的需求,也无法满足产业界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层次研发人才的需求。由于博士人才资源储备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当前的培养规模还无法满足国际人才竞争的需求。经过了十多年的稳定发展阶段,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支撑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生源状况和研究经费投入水平等决定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几个关键性指标都处于历史较好水平,为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和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多元化,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博士质量观,但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学术成果导向的质量观依然占主导地位。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博士生导师认为所在学科近五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模扩张过程中我国博士质量总体是有保障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重新迈入适度发展阶段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必要适当放松管控和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本文结合我国博士生规模的学科结构变化趋势、前期问卷调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数据,探析了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的学科结构调整方向,提出可适度扩大医学、经济学和文学博士生规模,适度控制法学、理学和农学博士生规模。
吴庆华[5]2013年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青年教师是高校重要的学术人力资源，他们在工作中能否较好地承担起职业所赋予的责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师已成为学校师资队伍的主力军，如何在师资竞争愈益激烈、教师流动日益频繁的高等教育环境中，通过青年教师的发展保留和壮大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地方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论文以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的现实状况为逻辑起点，通过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呈现出他们在就职时的职业选择，在任职初期遭遇的现实问题，他们在教学、专业、组织、个人四个方面的发展需求以及他们的行为策略。对于处于适应转型过程中的地方高校青年教师而言，他们在任职初期怀揣的教育理想与严峻的教育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现实的冲击。这种现实困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身任职初期的经验境况；二是地方高校提供的制度环境。学校作为青年教师工作生活依托的组织，提供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与青年教师的发展需求并非总是一致。当青年教师由于所处地方高校场域下的不利位置而感到有难度实现或者无法去实现自己预期目标和价值时，他们往往依据对学校组织目标的顺应程度分别采取“积极”、“消极”和“徘徊”的行动策略。接下来本论文对地方高校青年教师获得的政策、组织和制度支持进行了剖析。在政府政策层面，对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和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叁个：高校教师培训政策、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和各类人才支持激励政策。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但整齐划一、缺乏分类以及高端化的支持政策也深深影响着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发展。在地方高校层面，地方高校正处于从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开发转型的阶段，尽管提供了一系列制度支持，但是在指导理念和管理上还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没有从为青年教师发展服务和潜能开发的角度进行统筹考量。而且，地方高校在青年教师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路径依赖，同时学校正在推行的效率取向的管理制度与青年教师的内在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成为地方高校在青年教师发展上的制约因素。在借鉴美国高校新教师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论文分别从地方高校教师管理制度的深层变革和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的实施策略两个维度提出了促进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的对策。
张静[6]2007年在《大城市理性扩张中的新城成长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实质性的飞跃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大城市发展势头尤为强劲。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部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慢慢驶离了理性扩张的轨道，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导致过度城市化，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孕育了严重的城市病。因此，要改善大城市的布局和空间结构，必须由单一中心城市转变为多中心的组团城市或城镇群。不论采取何种成长模式，都需要理性扩张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全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指出大城市理性扩张的实质，就是要使大城市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的有机疏散以避免严重城市病的产生，可以通过周边新城的超前发展并产生反磁力，以吸引大城市人口向新城转移，从而实现大城市理性扩张。第二章是新城成长相关理论研究综述部分，分别就新城成长动力相关理论、新城空间成长相关理论、新城规划开发相关理论、新城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和新城管理变革相关理论五大方面，对新城成长的相关理论研究背景进行全面梳理和综述。第叁章是新城成长各国实践研究综述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新城成长概况进行总结，并着重对国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新城成长历程进行总结；其次对国外新城成长实践进行整理和归纳；最后汇总出国际经验给予中国新城成长模式的启示。第四章是新城成长动力研究部分，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应确立均衡发展模式，但要特别关注大城市的城市化问题，大城市为获得新的成长空间，可通过新城成长模式，使之成为大城市从聚集不经济到聚集经济的转变契机。第五章是新城空间成长研究部分，在区位竞争机制、空间扩展机制、要素组合机制、城市自组织机制、产业驱动机制和规划保障机制的协同作用下，中国新城空间组织实现了初期成长，新城空间成长的扩展形式上应力求与主城空间组织演进形式相统一。第六章是新城建设发展研究部分，指出新城规划是实现新城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是新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可借助新城市主义和理性增长理论指导新城规划，处理好新城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交通系统规划问题和人居环境规划问题。第七章是新城产业发展研究部分，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的产业集群可促进新城发展，但新城产业发展必须理性面对两大现实问题：其一是区域城际产业同构问题，其二是主一新城产业发展之间的竞合问题。第八章是新城管理变革研究部分，指出大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体系引发的城市发展双重突破，既直接引发了大量新城的出现，又将新城管理推向了变革前沿。第九章是杭州下沙新城成长模式个案研究部分，分别结合其成长概况、空间成长、建设发展、产业发展和管理变革五大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论证由“建区”到“造城”是中国新城成长的有效路径。第十章是全篇论文研究的延展部分，即由新城成长模式引发的以城带乡效应分析，通过分析新城成长模式引发以城带乡效应的耦合性，客观认识现阶段新城成长模式引发以城带乡效应的局域性，但伴随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可实现从局域性以城带乡转向一定区域内联动下的以城带乡。第十一章是结语部分，主要就本文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整理，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并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魏玉梅[7]2016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文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社会公平的风向标,高等教育肩负了调节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教育小康”,也就难有“社会小康”,没有“西部小康”,更难有“全国小康”。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及价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与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体现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与标志。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充分程度是反映社会公平和“五位一体”建设水平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在西部高等教育公平的动力驱动下,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为红线,以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视角,采取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协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我国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状与问题、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主要包括六章内容。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重点、创新点以及拟解决的问题等逐一做了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其后各篇章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第一章是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视角叁方面进行了阐述。包括界定核心概念、明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衡量指标、介绍本研究选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种资本视角的缘由、明确每种资本视角的考察维度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本章同时还继承和扬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了较有代表性、解释力和适切性的相关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观与教育观、正义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能够为本研究能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每种理论基础来源、对本研究的启示以及与本研究的契合性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脉络。本章从教育公平理念的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公平观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继承与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最后立足于教育公平理念的最新理论平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阐述了新时期教育公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规定。第叁章阐述了我国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本章对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中部、东北部叁个区域以及西部地区内部叁方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同时,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小康社会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经济与教育发展差距两大方面着手,揭示了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认为西部地区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要明确西部高等教育公平之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当代价值。第四章是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揭示部分。本章为论文的主干环节,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进行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详细考察,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现状,揭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问题之所在。首先,分别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校在校生人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高校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高校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水平等几个维度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总体现状,揭示了西部与东部发达省区之间存在的公平差距事实。其次,分别从不同家庭子女在各类高校中的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专业选择的差异状况叁个主要方面,揭示了占有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第五章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之一。本章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总结和归纳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模型。分别从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宏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教育政策与管理体制之弊为直接性原因;招考制度“城市化倾向”之偏为主导性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困为发展性原因。微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经济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客观限制;社会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潜在压力;文化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干预。在归因分析基础上,本章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确定为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两大方面。第六章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对策体系构建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和重点。基于所揭示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性原则、公益性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对策体系,试图通过政府引领、社会应和、高教主导、家庭跟进以及技术推进五个方面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一是政府引领,创建“教育小康”与“社会小康”和谐共荣局面,具体策略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健立健全法律法规建立统筹机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增投基础教育,适度弱势文化补偿;合理规划布局,实施教育资源共享;建设“教育小康”,促进“社会小康”。二是社会积极应和,创建“社会文化繁荣”与“城乡资本均衡”的新生态,具体策略为:加强家校广泛联系,促进学社密切合作;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缩小文化资本差距;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完善贫困生资助措施;叁是高等教育主导,秉持“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机会公平理念,具体策略为: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缩小家庭社会资本差距;构筑信息援助网络,提供全方位择校信息;加强城乡校际互动,实施教育文化交流共享。四是家庭积极跟进,形成“资本数量”与“家教质量”互补共生的新格局,具体策略为: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数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转变传统教育思想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努力提升家长文化素养,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切实增强家长信息意识,提高家庭文化资本总量。五是技术推进,促进“信息技术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深度融合,具体策略为:借鉴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突出教育信息化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现实价值;以教育信息化促进西部教育公平。文章最后指出,教育非均衡发展无益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公平的语境中才能最终达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系统中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投射和体现,随着人们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公平及正义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相信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将日趋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终将会实现。
柳友荣[8]2011年在《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自1998年来,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专科学校自主申办,教育部批准升格的本科院校。由于此类院校大都在办学定位上为“应用型”,因此,通常称之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一种全新类型的高等教育,作为“新大学”,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不过短短的12年历史。此类院校究竟如何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截止2009年共240所“新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本研究围绕“新大学”如何界定、“新大学”产生和崛起的原因、“应用型本科教育”概念内涵和特征、发展良好的“新大学”所具备的特征等问题,通过文献分析、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探讨中国“新大学”持续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框架。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双能型教师”等一系列指称模糊、内涵混乱的概念。并把“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或曰新大学)界定为：1998年至今,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设置的,以本科教育为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新型的院校。这些升格的本科院校主要由单科性或职业性高等专科学校升格、师范类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以及前两种合并升格等叁种类型。如此定义“新大学”基于叁点考虑：其一,1998年,我国在国家层面上开始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教育运动,而不是试验；其二,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都是经过教育部正式批准,并获得“准入资格”的本科大学；其叁,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区域,以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区别于传统精英教育大学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应用型人才。然后,从与英国新大学及美国赠地学院的比较,以及对合肥学院、行知联盟的个案分析中得出：其一,“新大学”与英国新大学及美国赠地学院的共同特点是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背景下生发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其办学主体都是城市,服务面向都是地方,人才培养规格都是应用型。但是,中国“新大学”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它是在政府政策导向下“自上而下”设置,是对原有较低层次教育资源的提升,因而,中国“新大学”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上,先天具有了在教育模式、师资队伍等方面的“排异反映”。其二,建立应用型高校联盟是应用型高校走出暂时困境的有效战略,联盟的生命力取决于政府政策层面上的支持；“新大学”应走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之路；“新大学”区别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的根本所在是改变学科导向型的课程设置为专业导向型,课程建设应以模块化为目标；“新大学”必须高度重视“双能型”的师资队伍建设。真正的“新大学”还要求办学定位地方化,培养目标应用型,课程设置职业化,课程组织模块化等等。本研究还采用自编“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状况调查问卷”,选取120所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负责人实施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发展良好的“新大学”具备的主要特点是：(1)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院校；(2)服务面向定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3)办学规模、学科与专业发展适度；(4)人才培养定位和方案、课程结构和内容应充分体现“应用型”这一类型上的差异。研究还显示,发展良好的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既有宏观政策层面上的,也有具体人才培养策略上的。最后,本研究提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策略框架,并将此归纳为宏观战略、中观方略、微观策略叁个层面。宏观策略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中观策略层面包括内涵式发展方略和生态学发展方略；微观策略层面是由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学科与专业、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机制与体制、社会支持等七个方面共同构成。“新大学”应坚持对外“联盟”,对内推进管理机构“扁平化”,藉以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加强专业的柔性机制,减少核心课程设置；增加课程教学的“职业元素”,采取模块化教学；扩大“双能型”教师队伍比例。
方林佑[9]2013年在《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呈现“叁元结构”,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新协调叁角”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具有基础性。市场机制关注供求、选择、价格、竞争与风险,是集体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根基,是被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历史变迁,显示了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顽强生命力,也证明了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寓于市场主体、政府和中介组织“叁个关键点”之中,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是“后发外生型”,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的“叁个关键点”,实质上就是叁个“建设点”：一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身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用人单位、科技服务需求者等,其中,高等学校是特殊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应该具有“灵敏性”,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对供求、价格等信号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缺失,高等教育出资人产权虚化,高等教育捐赠者动力不足,学生及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大,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成本“软约束”,科技服务需求者合作机制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已经“身份迷失”。二是高等教育市场的政府角色。政府既是市场的外部调控者,又是市场的特殊参与者。好的政府既要守住“高等教育市场化底线”,又要避免大学的“两类行政化”,确保高等教育的必要投入,维护高等教育的“公正性”。政府应该充当高等教育产品的“精明买主”,成为高等教育“战略性产品”的提供者,并与高等教育的主要生产者(高等学校)科学分权,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保障。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政府已经“角色错位”。叁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中介组织地位。高等教育中介是为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这种非营利、非政府的专业化组织,与政府、市场形成“叁边制衡”,共同维护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稳定性”。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中介组织已经“两极分化”,具有“官方性”和“边缘性”双重特征,“缓冲器”功能残缺,重大决策“不在场”。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已经“地位缺席”,其根本出路是“民营化”。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叁大问题”,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一是通过管、办、投分离,促进政府机制的再造；二是通过权、责、利结合,实现市场主体的解放；叁是通过转、扶、改配套,加强市场中介的中立。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志愿者力量不是处于同一个维度,能级差异也很大,任其自由发展势必窒息学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自觉向社会分权,以培育完善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营造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环境,并利用市场机制的张力,让高等学校从“二元结构”走向“叁元结构”社会。这样,“叁类组织”(政府、市场、第叁部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博弈与制衡,“叁种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政府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冲突与互补,可以矫正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失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便建立一个公正、有效、自由的高等教育体系。
马燕[10]2015年在《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当前这个阶段,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调查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以终身教育理论、需求决定论、CAS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围绕当前我国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现状,借鉴国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尝试制定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明确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并搭建外部保障体系,以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中等、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基础上的本科教育,以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学校职业教育,它与本科层次普通教育有着质的区别,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有着等级上的区分,它的发展有利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实现,能够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第二,基于我国国情,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坚持“纵向单轨,横向双元”的发展方式。“纵向单轨”是指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在同一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对应的层次结构,主要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类型的高校与主要实施高等普通教育类型的高校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地位、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二者只有类型区分,没有等级之分;“横向双元”是指立足高等教育资源,在同一办学层次中高校要有适度、合理的分工,有趋向于举办职业教育的高等院校,也有趋向于举办普通教育的高等院校,引导高等院校的合理定位,促进高校的特色化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既弱化了职业院校的标签,又强化了职业教育特色。第叁,提出叁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依托本科教育资源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路径;整合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优势资源,逐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利用新兴产业优势资源,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大学,实施本科层次职业资格教育,弥补学历职业教育的不足。第四,从法律法规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政府管理效率、社会舆论引导四个方面搭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保障体系,优化它的外部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高等教育的成长轨迹与高校规模适度发展研究[D]. 谢尊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3
[2]. 高等教育质量观下的高校规模适度发展研究[D]. 罗琴.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3].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研究[D]. 苗耀祥. 东北大学. 2014
[4]. 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研究[D]. 牛梦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地方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研究[D]. 吴庆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6]. 大城市理性扩张中的新城成长模式研究[D]. 张静. 浙江大学. 2007
[7].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D]. 魏玉梅. 兰州大学. 2016
[8]. 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D]. 柳友荣. 南京大学. 2011
[9]. 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D]. 方林佑.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10]. 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 马燕. 天津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