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1]2004年在《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驿运》文中提出云南地处祖国西南，由于山高谷深而路桥难通、河流湍急而不利水运的地理环境，使马帮驿运成为民国时期云南的主要运输方式。由“马锅头”和“马脚子”组成的马帮在长期的营运过程中，逐渐确立了相对固定的运输线路，几乎涵盖了云南全省和与云南有经济交往的内地各省区及周边国家，并形成了自身特定的马帮文化，包括马帮的组织形式、不成文的行规等。在特殊的地理、历史、经济条件下，民国时期以回族和纳西族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商帮的兴起、发展、繁荣及其聚居区经济的发展与马帮驿运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少数民族商帮就是靠着马帮运输发展起来的，同时少数民族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马帮驿运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云南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进出口的交通要道，在机力运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驿运日益显示其“持续不断”的运输效能。在国民政府的倡导和云南地方政府的主持下，云南官办驿运得以恢复，与其他现代运输方式一起承担国际援华战略物资和省内省际客货运输的重任，发挥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民国时期云南马帮驿运的发展还带动了养马、马栈、马具制造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马帮通行各地，不仅转运各类货物，而且为落后的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区送去了商品和市场观念。同时由于沿线要经过彝、白、纳西、藏、哈尼、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特别是沿茶马古道展开的，以马帮贩运为主的滇藏贸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藏区人民对普洱茶及其他生活用品的需要，而且维系了民国年间内地与西藏之间为数不多的经济联系。
李城葆[2]2014年在《近代云南回族马帮商人与回族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西南边疆区域民族社会史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代云南回族马帮商人研究是近代云南回族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近代回族乡村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商人群体，马帮商人对近代云南回族乡村社会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云南回族马帮商人对其乡村社会中的家庭、社区、阶层所产生的影响来研究近代云南回族乡村社会变迁，阐述其与区域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的无法舍弃的互动与整合关系，探讨其如何深刻影响了近代云南回族乡村社会的变迁。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构成。绪论对本选题的选题缘由、意义及研究综述、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云南回族的源流，马帮商人的形成及在近代云南的分布与具体情况。第二部分论述了近代回族马帮商人对乡村回族家庭关系、家庭经济功能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第叁部分论述了近代回族马帮商人对回族乡村社区农商文化传统、社区教育、社区公共建设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论述了近代回族马帮商人阶层的形成与壮大、乡绅群体势力的成形及因马帮商人经商而形成的留寓海外的侨胞。
廖乐焕[3]2010年在《论云南马帮运输货物的历史变迁》文中认为马帮是云南自古以来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各民族商品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云南马帮所运输的货物经历了由贵重物品为主向以日常必需品为主的转变。秦汉时期,主要以贵重物品或奢侈品为主;唐宋以来,由贵重物品为主向以日常必需品和盐、茶、铜等大宗物品为主转变。近代民国时期,云南马帮积极参与走私物品、军用物资的运输。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马帮参与过建设物资、救灾物资的运输。
黄春飞[4]2017年在《云南大理巍山东莲花村回族马帮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民族共同体的标识,是民族的根和魂。本文从云南大理巍山东莲花村回族马帮产生、发展的背景出发,联系民族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运用举例、说明、比较的方法,围绕大理巍山东莲花回族马帮的组织结构、运输路线、习俗与禁忌、贸易物品、民族特色等马帮文化内容,对大理巍山东莲花村回族马帮这一特定社会历史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研究,分析和总结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历史作用及马帮文化的现实意义与启示。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民族文化的范式,以期挖掘大理巍山东莲花回族马帮文化的深刻内涵,彰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人文关怀。本文由五部分内容构成,具体为:第一部分巍山东莲花村及其马帮文化调查印象。介绍了东莲花村的情况和东莲花回族马帮文化的调查印象;第二部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兴起与发展。简述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兴起的背景,梳理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历史环境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第叁部分东莲花马帮文化内容详述。阐述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组织结构、运输工具、运输路线、习俗与禁忌等方面的制度习俗,这是东莲花回族马帮文化的核心部分;第四部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历史作用与贡献。首先分析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社会分工、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探究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文化的现实意义。最后总结了马帮文化对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借鉴马帮文化中积极的经验教训。本文亮点有四个方面,一是论文主题上把东莲花村回族马帮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学术界在马帮文化方面的研究;二是在研究角度上从微观视阈切入,是针对特定民族的商业运输从业者的个案研究;叁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田野调查法,通过多次实地走访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四是在研究内容上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东莲花回族马帮的发展历程及其马帮文化内容,总结了东莲花村回族马帮的历史价值、马帮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柳江峰[5]2017年在《抗战时期陕西省办驿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驿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通讯和运输方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被称之为“国之血脉”,中国古代发达的驿运系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且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官办的驿运系统逐渐被取代,至民国初年全部裁撤。抗战期间,国家迫于交通运输的困窘,恢复传统的驿运制度,驿运运输在战时焕发新春,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强大军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国民政府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对日策略,依托西南、西北进行长期抗战。在此策略的主导下,陕西的战略地位便十分重要,陕西省举办战时驿运,在业务上军需民用并举,且根据战情与省情适时调整,既供给前方军队,阻击日寇;又调剂后方民众生活,使其安心生产,为稳定陕西局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办驿运的开展和运输情况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陕西省办驿运兴起的背景。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驿运系统以及战前陕西的交通情况的阐述,来论述陕西战时驿运兴起的物质基础;其次,从国民政府通过恢复驿运以摆脱战时交通困境的具体情况,来论述陕西举办驿运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陕西省办驿运的开展的情况。从陕西省驿运机构的设置及沿革、驿线的开辟及驿站的设置、驿运人员的培训、运力与运具的征雇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陕西省办驿运的运输情况。驿运因战时运输困境而兴起,实际的运输情况是衡量其成效的主要指标,以战时陕西驿运开展的业务为线索,分别从军事物资的运输、民用物资的运输、济豫盐运、客运等四个方面来论述了战时陕西驿运的实际运输情况。第四部分主要对战时陕西省办驿运做出评价,主要从绩效与不足两方面来分析和论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驿运事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驿运在战时发挥的巨大运输能量,归根结底来源于普通的民众,他们的功绩不容抹杀,更不能忘记。本文的研究将关注的视线放在直接参与驿运工作的民众身上,探讨他们在远离战场的情形下,如何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奉献自己的力量,从而能够比较全面的展现陕西抗战的全貌,及陕西在抗战大局中的历史作用。
王文成[6]2009年在《清末民初的云南驿路、铁路与马帮》文中指出清末民初,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的修建,导致云南传统交通运输格局的重大变化。但值得重视的是,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通车后,云南传统的陆上驿运、局部水运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近代化铁路机车运输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人力畜力运输,特别是马帮运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清末民初的云南交通运输格局,出现了人力畜力与机械动力并举的时代特征,构成云南交通运输史上重要而独特的一环。
肖雄[7]2007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功能就是运输，或称驿运，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成为国民政府解决交通运输困难的有效手段。可喻为华夏文明体系之经络的中国传统驿传系统，萌芽于先秦，成形于秦汉，于隋唐两宋趋于完备，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此传统官办驿传系统最终于民国初年全部裁撤。纵观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发展历程，其功能主要有二：信息传递功能和人员物资运输功能，据传统习惯上的用法，即为“驿运”。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因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滞后与自身缺陷，敌人对华交通运输设施的大肆侵占，以及敌人对华所采取的战略封锁政策，致使中国抗战后方与前线陷入交通运输力量不足的战略性困境。国民政府为摆脱此困境，“回归传统”，“恢复”传统“驿运制度”，大规模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力量以补战时交通运输力之不足。其实质即为继承传统驿传系统的人员物资运输功能，充分运用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大批量承担军需民用之战时交通运输任务，名其曰“战时驿运”。1940年9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负责全国战时驿运的兴办与管理；各省则纷纷成立该省驿运管理处，由其主持各该省战时驿运工作。在此大背景下，四川省办驿运工作迅即展开。1940年10月1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在成都成立，全面主持四川省办驿运营运与管理工作。其发动民众参与战时驿运，开辟战时驿运路线，承担军公商各类物资运输，甚得政府与社会人士赞许。据其举办期间下属驿运机构设立与经营政策的变化，大致分为叁个时期：一为驿运支线总段时期，从1940年10月1日至1942年5月底，此为四川省办驿运前期，总共先后开辟驿运路线五条，分别为奉建支线、新渝支线、渝广水陆联运线、渠万支线、川西支线，并相应成立驿运支线总段之驿运机构，从事驿运营运与管理工作；二为驿运区时期，从1942年6月至1945年3月底，此为四川省办驿运中期，因四川省办驿运营运路线之规模扩大，四川省办驿运划分为两个驿运区：川西驿运区和川东驿运区，并相应成立驿运区之驿运机构；叁为四川省办驿运后期，以1945年3月底川西驿运区解散为标志。四川省办驿运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以后，随着战事的好转，驿运营运业务的大量减少而渐入衰落，因抗战胜利而失去“战时驿运”存在的时间依据。1946年5月，四川省驿运管理处解散，四川省办之战时驿运至此结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史学界关注得十分不够，至今尚无研究专着产生，仅有两篇专题论文，所论亦尚为浮浅，完全可做具体而又深入的探讨。本文即在上述所分叁个阶段陈述四川省办战时驿运之经营概况的基础上，对四川省办驿运制度与设施建设，驿运营运与管理以及民间力量参与四川省办战时驿运予以史实陈述与具体分析，以期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这段历史。就四川省办驿运制度与设施建设而言，本文首先探讨驿运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情形，再就驿运经费的筹措与收支状况，驿运干部的培训与管理，驿运运夫的征雇，民间传统工具与兽力的征集予以陈述与分析。举办战时驿运，为驿运“立法”则为其展开经营提供制度保障，中央与四川省两级驿运机构就其驿运机构组织、驿运运输以及驿运基本法等方面制订大批驿运法规，基本建立较为完善的驿运法规体系，从制度上保证四川省办驿运的顺利展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驿运经费的筹措亦至为重要。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为四川省办战时驿运筹措经费可谓费尽了心机，近似“乞求”，尽历艰难。然而从四川省办驿运经费的收入与支出状况而论，虽时有亏损，但其毕竟能勉强保证四川省办驿运的营运和机构运转。四川省办驿运承担军公商各类物资运输，大规模开展驿运营运业务，则需要大批驿运业务人才与驿运管理人才，即驿运干部，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及下属驿运机构接连举办各类驿运干部人才训练班，为四川省办驿运培训大批驿运干部，并在实际营运中对其施以适当的管理。举办战时驿运，驿运工具与动力是战时驿运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因四川省办驿运机构自身驿运工具与动力的严重不足，征雇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乃必然之举措。五年多的四川省办驿运，采取诸多方式，共征雇大批驿运运夫，征集大量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兽力，参与战时驿运。四川省驿运管理处，顾其名，思其义，一为运输，一为管理。就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经营状况而论，其则包括驿运营运状况、驿运营运管理及民间传统运输之管制。驿运营运状况，首先对四川省办驿运的主要运输予以概略性陈述，对其历年运输量予以统计分析，再就四川省办驿运的运输形式，驿运物品结构及其流向，驿运运价及其与物价的关系给予较为翔实的陈述与分析。四川省办驿运，其承担的各类军公商物品运输，包括第六战区的军运、田赋征实之粮运、特种工程工粮工料运输、成都市特约食米之运输及马车客运等等，虽在各类物品运输中存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但其承运任务之繁重，运输量之庞大，却能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因而获得国民政府各级机构的赞许与嘉奖。据最初设想，四川省办驿运采用传统驿运方式之“分站递运”的运输形式，然在经营过程中，分站递运已与战时驿运实际不甚适宜，因而在运用分站递运运输形式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发明“分段接运”的运输形式，以与战时驿运之需要相适应。四川省办驿运运输之物品，种类繁多，因粮运为其主要运输，所以遵循其时习惯把粮食运输单独开列，从粮运和其它军运、公运、商运四个方面分析其所运物品结构比例与特点。对驿运物品的结构分析，此为对四川省办驿运之物品的静态分析；而分析驿运物品的流向，则是对驿运物品试作一动态的考察，以期获得四川省办驿运物品运输更全面的认识。四川省办驿运物品流动特性主要表现为单向性明显，粮食流动最大，物品流动中的线性运动和向心运动突出。四川省办驿运甫一开运，即为驿运运价所困扰。战时驿运能持续经营，运价合理则为基础，而官办驿运之运价，不是由市场决定其运价，而是根据各地运输成本、所运物品之品类及自然条件，不考虑营运利润，由政府人为制定各地基本运价。然而，在实际营运中，基本运价虽做定期调整，但军运运价一直远低于基本运价，而其它公商运输在征雇民间运输工具与动力之时又必得遵循市场原则，按市场价格定价。由于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政府主观上认为运价为物价之一方面，抑制运价上涨，则可控制物价上涨速度，因而对运价采取限价手段，但物价并不能因此而控制，运价虽做定期调整，但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此已严重影响四川省办驿运的经营。运输不景气，物品流动不畅通，反而更刺激物价之上涨。四川省办驿运之管理包括驿运营运管理和民间运输管制。驿运营运管理则包括对驿运运夫的管理和对驿运工具与兽力的管理。针对驿运运夫，四川省办驿运采取诸多措施，对运夫进行日常管理与“精神训导”。驿运工具与兽力是四川省办驿运业务开展的根本，在营运中，四川省办驿运尽力对其加以保养与适当管理。四川省办驿运顺利开展，必得依靠巨大的民间传统运输力量则不为功，因而对民间传统运输力量实行相应管制，使其能尽量参与战时驿运。但最初实行的强迫性管制则影响民间传统运输力量参与战时驿运的积极性，与大量发动民众参与驿运之方针相违背，政府因此改变强迫性管制政策，转为鼓励与扶助民间传统运输力量的驿运管制政策。就民间力量参与四川省办战时驿运而言，在发动全国抗战总动员的背景下，民间大量民众参与驿运，既体现了全国总动员的精神，又为全国总动员的一种表现。除了大量普通民众参与其间之外，民间运输组织与民间有威望人士亦参与驿运工作，一同促进四川省办驿运业务顺利开展。然而，由于政府举办战时驿运，已触动民间传统运输业的利益，政府与民间围绕“战时驿运”而展开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总之，四川省办战时驿运，虽在实际经营中并不十分理想，但其毕竟在抗战面临交通运输困难之际，承担大批军需民用运输任务，毫无疑义地成为摆脱此困境的有效手段，四川省办驿运在战时驿运中的特点与意义，值得深入思考。
廖乐焕[8]2011年在《马帮对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文中认为"山间铃响马帮来"。马帮是云南自古以来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前各民族商品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在云南,马帮的发展演化过程,其实也是云南社会和商品经济得到不断开发与发展的过程。通过阐述云南马帮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试图论证马帮是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进而探讨以马帮为推动力的云南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民族经济特征。
李佳佳[9]2017年在《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文中指出抗战时期,落后的交通现状与抗战对运输需求的矛盾突出。国民政府为摆脱交通面临的困境,实施"战时驿运"制度。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设立中央驿运干线与地方支线,充分运用民间运力,担负军公商运输。战时西北驿运由此发轫,有力地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为及时补给前方军公物资和调剂后方民用必需品做出重要贡献。但实行过程中,驿运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各驿运机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能。对战时西北驿运的研究,可窥探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中传统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与调适,以及政府与民众在驿运运行机制中的行为选择,认识到传统运输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李宝德[10]2006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简介》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驿运
参考文献：
[1]. 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驿运[D]. 杜鹃. 四川大学. 2004
[2]. 近代云南回族马帮商人与回族乡村社会变迁研究[D]. 李城葆. 云南师范大学. 2014
[3]. 论云南马帮运输货物的历史变迁[J]. 廖乐焕.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
[4]. 云南大理巍山东莲花村回族马帮文化研究[D]. 黄春飞. 大理大学. 2017
[5]. 抗战时期陕西省办驿运研究[D]. 柳江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6]. 清末民初的云南驿路、铁路与马帮[J]. 王文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7].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研究[D]. 肖雄. 四川大学. 2007
[8]. 马帮对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J]. 廖乐焕.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1
[9]. 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J]. 李佳佳. 抗日战争研究. 2017
[1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简介[J]. 李宝德. 东南亚纵横.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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