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市明令接收毕业生不收费（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柳丽娜[2]（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认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梁景熙[3]（2019）在《制度与社会：近代青岛警察研究（1898-1949）》文中提出本文以解放前（1898-1949）的青岛警察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微观的制度层面对近代青岛警察的历史沿革与对青岛近代法制建设的贡献进行探讨,本文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主要梳理近代青岛警察的建制及沿革,从1897年年末德国借口“巨野教案”登陆青岛开始,对不同时期青岛警察机构的建制沿革进行详尽的介绍。第二章主要探讨近代青岛警察的职权及其行使,主要从侦查破案,禁毒,禁娼,管理舞场区域,统一指挥交通,管理户籍几个方面阐述近代青岛警察在稳定青岛城市秩序的过程中所出台的具体规定及实施情况。第三章主要介绍青岛警察的任用与教育情况,由于历史资料匮乏的原因,本章节重点介绍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任用规则,以此方式从用人的角度对解放前的青岛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行一个宏观上的阐述。而对于教育培训制度,主要通过对警察学校,学校培训,常年教育三种方式发展沿革的介绍,对近代青岛警察的教育培训制度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同时对1929-1937年之间南京国民政府对青岛市的警察教育进行的各项革新措施进行研究,通过研究表明,青岛警察的教育培训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之所以青岛在此时期能够在经济人口社会秩序等方面达到如此繁荣的水平,与警察教育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通过完善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的警察自然能够很好的行使其职权,从而使得当时的青岛警察在维护地区稳定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四章主要介绍青岛警察的日常待遇,主要梳理1937年之前青岛市公安局的一系列措施,诸如组建医务处,警察共济社,家属住舍区,警察公墓,从而阐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治者对于青岛警察待遇的重视。同时结合相关档案资料介绍日占时期青岛市警察局对于警察待遇的忽视从而引发的人员流失。第五章主要围绕前几章的叙述并结合青岛地区特有的历史特点对近代青岛的警察制度进行综合评价,结合传统的维安机制,诸如保甲制度与衙役制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阐明近代青岛警察的近代性与产生的必然性,并且结合上海警察制度的发展状况对青岛警察这一区域个案发展模式的特色进行论述。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近代青岛警察制度的构建以德占时期构建“模范殖民地”过程中引进先进制度为起点,经过后面几个时期的发展与完善,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达到顶峰,并在后来的二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略显衰退。综合各时期的制度沿革,本文认为近代青岛警察制度充分吸收了西方警察制度的先进经验,并充分结合了青岛地区的特殊性,通过几代警察机构人员的共同努力构建起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警察制度,作为中国警察的发展史以及青岛地区法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青岛警察制度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作为一个区域个案,其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其建设成果在青岛乃至全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司文晶[4]（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指出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刘艳春[5]（2018）在《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起源于民国时期,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职业教育经费政策体系,它涵盖了学生资助政策、教师薪酬政策、职业教育“专税”政策和社会捐助政策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演变与发展经历了初期的萌芽阶段、抗战时期的成型阶段以及抗战后的成熟阶段,不同阶段的政策内容各具特色并存在效果差异。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演变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动存在同构性;在国家意志与社会需求的驱动下,政策经历了从断续到连续、从零碎到系统、从需求诱致到强制主导的变迁过程。民国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社会合法性源于“合文化传统”与“合利益性”;与“三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契合为其谋求了政治合法性;“官僚体制的助力和‘行政符号’的借用”是其行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民国职业教育经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合法性的拷问与危机,主要表现为:在追求效率而导致公平正义的旁落、由低就业率和高辍学率折射出的政策效果低下、政策过程与政策实施中的程序性危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在经费来源、调拨、筹措、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如何提升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意愿、拓宽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实现职业教育投入的法治化、完善职业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创新“发展型资助体系”等方面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借鉴与参考。
汪为[6]（2017）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近代警察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近代天津警察既是清政府新政的实践产物,也是天津租界区各国警察体制移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近代天津社会发展对于制度变革的需要。1902年,联军在归还天津时,以清军只能在距津20里外驻兵为条件,如何在不驻军的情况下维护天津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成为关系到津埠乃至京都安危的重要问题,近代天津警察制度即在此契机下被创建。在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建设下,天津警察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上很快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清政府将之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直接推动了全国警政建设的步伐。进入民国以后,受时代影响,天津警察对全国警政的影响不如清末时期那么鲜明、深刻,但历任政府及警察当局并未停止对警察制度的完善,警察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警察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现有关于近代天津警察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建警时期,对北洋政府时期关注不足,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民国时期四大报刊之一的《益世报》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更加注重非官方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相互印证。该《益世报》虽有宗教背景,却非宗教性刊物,创办人雷鸣远及其他核心报人始终立场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当局不公正的政治行径,《益世报》也因之声名鹊起,成为与《大公报》比肩的津门大报。该报对天津警察的记述内容丰富、立场客观,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基于该主要史料,本文把近代天津警察还原至当时的历史境况中,试图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一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对天津警察自身建设、多重职能及其社会作用进行剖析,以了解其发展脉络,分析其时代特征,明晰其社会角色,并探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在近代天津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相较于清末初创期的辉煌,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发展虽稍显逊色,亦因时局动荡遭遇了发展的黯淡期,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全国依然处于较先进的水平。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承担着多重职责,不仅通过打击违法犯罪、维持经济秩序、控制民众政治自由等方式加强了社会控制,亦将市容、路政、卫生等市政管理及整肃社会风气、发展慈善等社会改良纳入了职责范围。究其原因,既是政治生态影响使然,亦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首先,天津警察当局通过完善组织机构设置、转变执法理念、加大法治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等举措提升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天津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警察市政管理职能的行使进一步改变了天津地方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职能相统一的局面,警察当局的警区设置及其对城市的多方位管理为之后天津市政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再次,无论是天津警察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对改变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民众公共意识、改善社会风气皆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在近代天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正项效应。
陈永华（Chan Wing Wah）[7]（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丁伟[8]（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江林泽[9]（2015）在《青岛工人状况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指明1897年,德国租借青岛,随即开始进行城市与工业建设。此后40年间,近代青岛工业在中外资本的介入下,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式的发展。工人作为随工业产生而出现的一个新兴群体,在近代青岛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早期青岛工人的最初来源大多是周边郊区以及整个山东地区的农民,并有少量本地居民及外地熟练技工存在。而随着青岛工业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工人所从事的行业也逐渐由原先的筑港、修路发展为纺织、机械和港口等。同时,出于降低成本和加强管理的考虑,女工和童工日益取代成年男工,成为近代青岛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较之农民,近代青岛工人确实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其工作环境与条件大多较为恶劣,不仅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管理制度严格,而且在工伤与失业等方面也缺乏足够保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工人通常采取怠工、罢工和偷窃物资等手段与资本家对抗,并形成了以籍贯、行业等为划分依据的工人团体,虽然这种斗争往往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待遇与处境,而这些逐渐发展为工会的工人团体,则日益成为国共两党为实现各自政治目的而彼此斗争的舞台。在工作之余的家庭生活中,虽然相对较高的收入使青岛工人在衣、食、住等日常方面得以维持不低的生活水平,但依旧难以承受电影、跳舞等新型娱乐的昂贵花销,偶尔的听书、看戏、逛公园仍然是工人习以为常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对节庆、仪式等传统习俗的慢慢淡化以及对教育、金融等新鲜事物的日益重视,标志着工人及其家庭在不断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在近代中国,工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青岛工人也自不例外。在近代青岛这座新兴城市中,工人这一群体为城市发展与工业进步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李艳莉[10]（2015）在《崇高与平凡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人类必须能够生活,才得以具备“创造历史”的前提。人类的日常生活是他们能动性、创造性激发的基础,离开日常生活空谈人类发展无疑是空中楼阁。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日常生活的论述入手,加之运用日常生活哲学相关理论,试图走入关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研究之中,找寻到鲜活的教育史研究对象的真实存在和生活,改变之前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取向。在此思路的指导下,本文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1912-1937年）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并按照大学教师的日常文化生活、日常经济生活、日常消费生活、日常交往生活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模块进行了研究。通过围绕前述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一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图景,并对此作出思考和评价,最终为我国当前大学教师的不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导论主要从“方鸿渐们”的日常生活切入,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资料说明、概念界定、理论参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路径以及分析问题的理论支撑。第一章大学教师：一个新群体的崛起清末民初之际,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终于在时代背景下应运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教师作为新群体出现并不断壮大。本章首先论述了大学教师作为新群体依托大学为生存环境,因履行大学的职能、根据社会要求等而肩负教学、研究和推广责任；同时,又进一步对这一新群体的空间分布、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称分布及籍贯、性别、年龄等方面具备的特点进行了剖析；此外,对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开展的前提活动及促使大学教师群体特点形成的聘任活动、大学教师入职后的职称评定活动进行了相应论述。第二章文化生活：高深学问终为伴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职责为教学、研究、推广,而三项职责也成为大学教师日常文化生活的核心。本章以三项职责作为三小节,依次介绍了大学教师的教学、研究以及推广生活。其中,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既遵守校历、课时数等规范,也为了传授新知而编写讲义,琢磨教学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在研究中,他们于课余闲暇时抽时间“泡图书馆”,出入新旧书店之间搜罗各种书籍,有些则钻入了大学的实验室之中或奔赴野外调查求证。此外,学校给予大学教师的留学和学术休假权利,更促使大学教师在研究中吸收异域空气,扩大和更新学术视野；大学教师不仅活动于象牙塔中,还在社会空间中通过农业、教育等推广活动,服务大众。这三项活动,构成了大学教师的日常文化生活内容,也使大学教师区别于其他群体。第三章经济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本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指出民国政府专门出台了大学教师薪俸规范,规定其收入主要为月俸,且各类各级大学教师收入有异。同时,各大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融合,亦有调整,且制定了本校的薪酬规范。大学教师除享有月俸外,还享有养老金、恤金、差旅费等福利。总体来看,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属于中上层,但是民国时期军阀统治下教育经费时常被挪用,欠薪时有发生,大学教师的经济生活中又增加了为维护生存权、经济权等观念指导下的索薪生活,有些则自谋出路过上了“跑街式生活”。第四章食衣住行：消费生活的运转事物总是在对立和统一中发展,大学教师有经济收入就有消费。在第三章主要对经济收入等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模块进行论述基础之上,本章则主要对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进行了研究,通过选取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消费生活中最重要的四大块——食衣住行进行分析,展现了大学教师以学校、校外为空间展开的食、住,中西结合的服装以及交通工具的不断丰富,反映了他们从日常消费来看,亦属于中上层。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中还渗透了本群体的选择、消费能力和具备的特色,且家庭内部恩格尔系数较低。以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加以经济收入,进一步论证了大学教师处于中上层群体。第五章 日常交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本章主要从大学教师的交往空间入手,辅以交往对象、形式等对大学教师日常交往进行了研究。首先再现了以家庭为场域与朋友间的闲聊式交往,或足不出户通过信件、电话等实现的文字式交往,紧接着将空间放置于社会之中,展现了大学教师结伴而行,以旅行的形式进行交往；其次,以学校为空间展现了大学教师间的工作交往、游戏交往,以及借助教员休息室进行的交往；最后,以大学教师和学生入手,描述了师生联谊会、导师制等平台下二者的交往。总体来看,大学教师的日常交往是在固定圈子和固定群体中进行的。第六章爱情、婚姻、家庭：叫我如何不想他民国时期,国人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已经发生了变革,大学教师作为最先接受新观念洗礼的群体,其婚恋、家庭生活亦有所变化。本章首先对大学教师的爱情、婚姻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对待旧式爱情、婚姻,有固守也有反抗,更多则走上了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的道路上,有些还和学生共谱恋曲；在大学教师家庭生活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大学教师的家庭模式以核心式家庭为主,但与其他群体的家庭亦有相似之处,如赡养父母、抚育后代等,进而又阐述了大学教师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经营之道,主要对夫妻、父子关系更为平等、夫妻相处之道以及家庭教育、家庭成员之间的闲暇生活等进行了研究。可以说,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是大学教师日常生活中心灵和情感停泊的港湾,维持和激发大学教师的鲜活性和情感性。第七章思考与评价：特点、与社会变迁及启示本章主要在史实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点、与社会变迁的接受和推动进行了分析,指出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具备了日常生活的一般特点,即基础性、重复性、规范性、情境性、情感性,但其日常生活同样因构成以及日常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消费生活、特定交往圈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等而具备特殊性;同时,大学教师日常生活深受时代影响而兼具中西古今特色,作为主体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推动社会变迁；据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点、与社会变迁而形成借鉴,主张当前需要关注大学教师日常生活,明确“生活人”角色,继而改进其日常文化、经济、交往、婚恋以及家庭生活。结语在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传统的追求中,指出要关注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促进大学教师持续长久发展的最基础支撑,否则只能是空谈心性。
二、青岛市明令接收毕业生不收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岛市明令接收毕业生不收费（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制度与社会：近代青岛警察研究（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主旨、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青岛警察的建制及沿革 |
| (一)德占时期 |
| 1.青岛巡捕局 |
| 2.德占时期的法治状况 |
| (二)日本第一次占领 |
| (三)北洋政府时期 |
| 1.商埠的性质 |
| 2.胶澳商埠警察厅 |
| 3.军警督察处 |
| 4.警察厅的腐败 |
| 5.日本遗留势力的侵犯 |
| (四)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 |
| 1.社会背景 |
| 2.机构的重组与构建 |
| 3.马路派出所 |
| 4.甄别委员会的设立 |
| (五)日本第二次占领时期 |
| 1.青岛特别市警察局 |
| 2.侦缉队 |
| 3.特高科 |
| 4.甄别委员会制度的沿用 |
| (六)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时期 |
| 第二章 青岛警察的职权及其行使 |
| (一)侦察破案 |
| 1.机构的演变概述 |
| 2.指纹术的推广 |
| (二)禁毒 |
| 1.毒品的盛行过程 |
| 2.禁毒工作的发展历程 |
| 3.对于复吸的防控 |
| 4.1937 年后禁毒工作概况 |
| (三)划定舞场区域 |
| (四)管理娼妓 |
| 1.暗娼的取缔 |
| 2.花柳病的预防 |
| 3.中俄娼妓的管理 |
| 4.娼妓与乐户关系的规范 |
| (五)统一指挥交通 |
| (六)管理户籍 |
| 第三章 青岛警察的任用与教育培训制度沿革 |
| (一)警员的招募制度 |
| 1.巡警招募 |
| 2.北平募警 |
| (二)近代青岛警察的教育培训 |
| 1.警察学校 |
| 2.学校培训 |
| 3.常年教育 |
| 4.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革新 |
| 5.抗战后的复原 |
| 第四章 青岛警察的日常待遇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新 |
| 1.添设医务处 |
| 2.创立警察共济社 |
| 3.筹建警察家属住舍 |
| 4.创设警察公墓 |
| (二)日占时期警察待遇制度的不完善 |
| 第五章 作为现代性的制度个案——近代青岛警察的历史共性与区域个性 |
| (一)传统治安机制与近代警察 |
| 1.宗族 |
| 2.保甲制度及其不足 |
| 3.衙役 |
| 4.从青岛看近代警察制度的社会基础 |
| 5.近代青岛警察的二重文化属性:从殖民统治工具到近代城市管理手段 |
| (二)青岛警察的区域个性——与上海警察的对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科教兴国,中国智造：职业教育经费却捉襟见肘 |
| 1.1.2 萧然独立,清雅千秋：那些民国才子的情怀往事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现代国内外职业教育经费的研究 |
| 1.2.2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制度分析法 |
| 1.4.2 历史文献法 |
| 1.4.3 比较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演变历程 |
| 2.1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萌芽阶段(1912年—1937年) |
| 2.1.1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 |
| 2.1.2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教师薪酬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专税”政策 |
| 2.1.4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社会捐助政策 |
| 2.2 民国中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成型阶段(1938年—1945年) |
| 2.2.1 民国中期职业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 |
| 2.2.2 民国中期职业教育教师薪酬政策 |
| 2.2.3 民国中期职业教育“专税”政策 |
| 2.2.4 民国中期职业教育的社会捐助政策 |
| 2.3 民国后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成熟阶段(1946年—1949年) |
| 2.3.1 民国后期职业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 |
| 2.3.2 民国后期职业教育的教师薪酬政策 |
| 2.3.3 民国后期职业教育的“专税”政策 |
| 3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流变的内在机理 |
| 3.1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演变的多源流分析 |
| 3.1.1 多源流分析策略的架构 |
| 3.1.2 问题源流：经济转型与实业人才短缺的双重压力 |
| 3.1.3 政策源流：职业教育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
| 3.1.4 政治源流：重塑职业教育的民主性与公平性 |
| 3.1.5 “教师索薪运动”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多源流汇合开启“政策之窗” |
| 3.2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
| 3.2.1 外生性动力：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 |
| 3.2.2 内生性动力：自下而上的需求诱导 |
| 3.3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演变的特点 |
| 3.3.1 经费政策变迁的路径：断续(零碎)——连续(系统) |
| 3.3.2 经费政策变迁的动力：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的统一 |
| 3.3.3 经费政策变迁的方式：由需求诱致型变迁到强制主导型变迁 |
| 4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实践基础及其反思 |
| 4.1 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界说 |
| 4.1.1 合法性的内涵 |
| 4.1.2 教育政策的合法性 |
| 4.2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合法性的实践基础 |
| 4.2.1 社会合法性：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经济价值观的共融 |
| 4.2.2 政治合法性：民主价值、经济目标和政治统一的契合 |
| 4.2.3 行政合法性：官僚体制的助力和“行政符号”的借用 |
| 4.3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反思 |
| 4.3.1 价值选择危机：效率的追求与公平正义的旁落 |
| 4.3.2 公共性危机：低就业率和高辍学率背后的质量隐忧 |
| 4.3.3 程序性危机：行政意志的张扬与民主意识的缺失 |
| 5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的当代价值 |
| 5.1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意愿：从被动到主动 |
| 5.2 职业教育经费筹措渠道：从单一到多元 |
| 5.3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从行政化到法治化 |
| 5.4 职业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从随意性、封闭化到科学化、民主化 |
| 5.5 职业教育资助类型：从救助型到发展型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6）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2 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警察”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
| 1.3 既往研究回顾 |
| 1.3.1 20 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概况 |
| 1.3.2 20 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概况 |
| 1.4 研究资料概况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研究难点 |
| 1.6.2 创新点 |
| 2 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发端 |
| 2.1 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渐趋失灵 |
| 2.1.1 清前中期天津社会管理与控制概况 |
| 2.1.2 开埠后的城市发展与减趋失控的社会 |
| 2.2 都统衙门的管理与租界巡捕的示范效应 |
| 2.2.1 都统衙门的划区而治 |
| 2.2.2 都统衙门的城市管理及巡捕的示范效应 |
| 2.3 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与巡警的创立 |
| 2.3.1 扩充警力 |
| 2.3.2 拓展警察职能 |
| 2.4 小结 |
| 3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制度的发展 |
| 3.1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发展状况 |
| 3.1.1 政局动荡与专制统治的加强 |
| 3.1.2 风气丕变与社会改良的推进 |
| 3.2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制度的发展 |
| 3.2.1 完善组织机构设置 |
| 3.2.2 加强警察教育与培训 |
| 3.2.3 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执法实效 |
| 3.3 小结 |
| 4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控制 |
| 4.1 治安管理：维护公共安全秩序 |
| 4.1.1 缉捕弹压、清除“匪患” |
| 4.1.2 户籍管理与人口控制 |
| 4.1.3 规范交通管理 |
| 4.1.4 清除火患与火灾救助 |
| 4.2 整顿商业、金融市场：稳定经济秩序 |
| 4.2.1 调控物价 |
| 4.2.2 保护商民营业 |
| 4.2.3 整顿金融市场 |
| 4.3 监管社会舆论与集会结社：限制政治自由 |
| 4.3.1 禁“谣言”、控舆论 |
| 4.3.2 弹压学生与工人运动 |
| 4.4 小结 |
| 5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市政建设 |
| 5.1 市容建设：规整城市布局 |
| 5.1.1 管理游动摊贩 |
| 5.1.2 整肃沿街商铺 |
| 5.1.3 规范房屋建筑 |
| 5.2 卫生治理：提升公共卫生水平 |
| 5.2.1 普及卫生观念 |
| 5.2.2 维护公共场所卫生 |
| 5.2.3 时疫防治 |
| 5.2.4 食品与饮品管理 |
| 5.2.5 医疗卫生管理 |
| 5.3 路政建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
| 5.3.1 兴修道路、沟渠 |
| 5.3.2 疏通河道 |
| 5.3.3 保护道路与植被 |
| 5.4 小结 |
| 6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改良 |
| 6.1 革除陋俗陋习：训导社会风气 |
| 6.1.1 革除传统陋习 |
| 6.1.2 取缔不良书画、影剧 |
| 6.1.3 管控娼妓业 |
| 6.1.4 禁毒禁赌 |
| 6.2 助力社会慈善：保障基本生活 |
| 6.2.1 贫民的收容与教化 |
| 6.2.2 灾害赈济与难民救助 |
| 6.3 小结 |
| 7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评价 |
| 7.1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特征 |
| 7.1.1 警察职能的多向度延伸 |
| 7.1.2 半殖民地城市警政的租界因子 |
| 7.2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7.2.1 促进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 |
| 7.2.2 促动了近代城市管理机构的产生 |
| 7.2.3 增进了近代天津的社会文明程度 |
| 7.3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局限性分析 |
| 7.3.1 社会失序、政治职能强化 |
| 7.3.2 经费支绌、素质提升受限 |
| 7.3.3 战争频发、军队扰乱执法 |
| 7.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大事记 |
| 附录B 巡官长警赏罚章程 |
| 附录C 地方警察局编队规则 |
| 附录D 警察厅整顿警察规则 |
| 附录E 警厅调查户籍章程 |
| 附录F 工程科之新定规章 |
| 附录G 警厅防疫之条例 |
| 附录H 警察厅取缔灾民规则 |
| 附录I 天津警察厅取缔客店章程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8）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青岛工人状况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概念、方法与史料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青岛工业发展概况 |
| 一、前工业化时代：青岛建置 |
| 二、开埠十七年：青岛工业基础的建立 |
| 三、台前与幕后：日资主导下青岛工业格局的形成 |
| 四、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青岛工业发展 |
| 第二章 、工人的来源、行业与特殊群体 |
| 一、移民城市：青岛工人的来源 |
| 二、从事的主要行业 |
| 三、特殊群体：学徒、童工和女工 |
| 第三章 、工人的劳动状况 |
| 一、工作日 |
| 二、工人的工资收入 |
| 三、帮会、团体与党派 |
| 四、劳资斗争 |
| 第四章 、工人的家庭生活 |
| 一、家庭组成与情况 |
| 二、食、衣、住为代表的日常生活 |
| 三、节庆与仪式 |
| 四、休闲与娱乐 |
| 五、生活的其他侧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10）崇高与平凡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方鸿渐们”的日常生活 |
| 二 研究缘起 |
| 三 研究价值 |
| 四 研究现状述评 |
| 五 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六 概念界定与理论参照 |
| 第一章 大学教师：一个新群体的崛起 |
| 第一节 时局变幻中的大学教师角色 |
| 一 生存环境变迁：从大学堂到大学 |
| 二 学者探寻：从教学 研究者到推广者 |
| 第二节 大学教师的群体概况综览 |
| 一 大学发展与大学教师群体壮大 |
| 二 校际、地区、院际分布 |
| 三 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称分布 |
| 四 籍贯、性别和年龄分布 |
| 五 专、兼任分布 |
| 第三节 大学教师的聘任及升级活动 |
| 一 由松到紧：宏观层面的聘任规范 |
| 二 各自为政：中观层面的校别调整 |
| 三 授予聘书：微观层面的聘任活动 |
| 四 循序渐进：大学教师的职称进级 |
| 第二章 文化生活：高深学问终为伴 |
| 第一节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 |
| 一 规矩方圆：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 |
| 二 教室之内：“黑白生活”拉开帷幕 |
| 三 赴外考察：深入实践的参观教学 |
| 四 择师运动：正常教学生活的挑战 |
| 第二节 学术研究：高深学问的追寻 |
| 一 依托书籍：相忘于理论之内研究 |
| 二 实验室：动手操作之中求真知 |
| 三 调查实证：读书不实践,仿佛昙花现 |
| 四 留学休假：远离于本土之外拓展 |
| 第三节 社会推广：致力于改善民智和民力 |
| 一 拥抱社会：大学教师社会推广现场还原 |
| 二 多重获利：大学教师社会推广的意义 |
| 第三章 经济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 |
| 第一节 收入情况：大学教师经济生活的维系 |
| 一 薪酬：各级各类教师所得有异 |
| 二 福利：薪酬之外的间接性回报 |
| 三 纵横比较：大学教师收入水平考量 |
| 第二节 索不完的薪饷：艰难时局下的奋力争取 |
| 一 集体行动：索薪正在进行时 |
| 二 对于索薪：大家有话说 |
| 三 点面关系：索薪不仅是索薪 |
| 第三节 “跑街式生活”：第二生存空间的拓展 |
| 一 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教师“跑街”的态度 |
| 二 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的群像素描 |
| 三 大学教师“跑街式生活”之针砭 |
| 第四章 食衣住行：消费生活的基本运转 |
| 第一节 食：张先豆腐马先汤 |
| 一 食在学校：学校提供的饮食服务 |
| 二 学校外围的居家饮食或“下馆子” |
| 三 大学教师中的美食家和招牌菜 |
| 第二节 衣：蓝布衫故事和马夹教授 |
| 一 大学男教师：中西服饰杂糅 |
| 二 大学女教师：旗袍一枝独秀 |
| 第三节 住：安得广厦千万间,教师俱欢颜 |
| 一 校内：大学教职员住宅和宿舍 |
| 二 校外：租赁住宅呈集聚分布 |
| 第四节 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
| 一 黄包车：人力助力下的便捷 |
| 二 校车：学校配备的出行工具 |
| 三 汽车：便捷和身份的双重象征 |
| 四 火车 轮船 飞机上的长途跋涉 |
| 第五章 日常交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
| 第一节 基于校外空间的私人交往 |
| 一 制度——非制度：家庭空间内的交往 |
| 二 鸿雁传书：文字 声音符号的互动 |
| 三 结伴出行：交往和领略美景并行 |
| 第二节 基于学校空间的同事交往 |
| 一 共同体：校务会议平台的工作交往 |
| 二 运动 聚餐 俱乐部：健身联谊两不误 |
| 三 教员休息室：教学空隙的闲聊 交往 |
| 第三节 学术 精神坐标：与大学生的交往 |
| 一 课余交往：解决学生困惑的良方 |
| 二 联谊活动：师生情谊融合的纽带 |
| 三 导师制：学业 生活交往的平台 |
| 第六章 爱情、婚姻、家庭：叫我如何不想他 |
| 第一节 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爱情和婚姻 |
| 一 遵循传统,旧式婚姻的守弃 |
| 二 爱神眷顾,渐生情愫相结合 |
| 三 昔日师生,芙蓉帐里成夫妻 |
| 第二节 近代大学教师的家庭生活 |
| 一 大学教师家庭结构的静态呈现 |
| 二 大学教师家庭生活的动态图景 |
| 三 与家人共享其乐融融休闲时光 |
| 第七章 思考与评价：特点、与社会变迁及启示 |
| 第一节 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点 |
| 一 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一般性 |
| 二 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 |
| 一 社会变迁推动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微适 |
| 二 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反作用社会变迁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启示 |
| 一 关注日常生活,明确大学教师“生活人”角色 |
| 二 秉持教—研—推,提升文化生活的基线 |
| 三 调整薪酬津贴,保障经济生活良性稳健运行 |
| 四 肯定主体间性,深化日常交往形式及共同体 |
| 五 积极调节和理解,提升婚姻 家庭生活质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四、青岛市明令接收毕业生不收费（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3]制度与社会：近代青岛警察研究（1898-1949）[D]. 梁景熙. 青岛大学, 2019(02)
- [4]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5]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研究[D]. 刘艳春. 南京邮电大学, 2018(02)
- [6]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D]. 汪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7(02)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9]青岛工人状况研究（1897-1937）[D]. 江林泽. 山东大学, 2015(02)
- [10]崇高与平凡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1912-1937）[D]. 李艳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