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羽, 常延岭[1]2004年在《对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几点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大也做出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就我国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入剖析 ,指出其根源 ,并就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提出思路和设想。
朱庆跃[2]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常延岭[3]2004年在《对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几点思考》文中指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但是它仍未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力、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本文从国有资产的概念入手，对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布局不当、结构不优等弊端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根源，说明其成因，并就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提出思路和对策。
朱孔生[4]2002年在《国有资本运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实践和理论 研究现状，创立可以称之为“国有资本运营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以 此为依据对我国国有资本运营进行系统研究。 通过回顾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和总结国外市场经济国 家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经验,结合理论分析，找出我国现行国有资本运 营体制从观念、运营的主体、客体及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效益低下的根源是：国有资产管理权能被分 割，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相当一部分国有 资产处于失控状态，“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 现象严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有资本将面临着世界范围的 激烈竞争，目前我国的资本运营状态远远不能适应来自国际资本市场强有 力的竞争。将“国有资本”从“国有资产”的大范畴中独立出来，还原国 有资本作为资本的天然属性，从中央到地方构造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纽带的 独立运营体系，重构国有资本的运营主体、客体。为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 的积极性，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 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塑造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本运营的新型关系，进行制度创 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以解目前决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所引起的 效益低下的问题。 本文根据功能定位和行为取向分析，设计出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运营 主体明确、客体范围清晰、目标层次分明的国有资本运营的叁层次模式。 第一层国有资本运营部，即在中央设立以国有资本运营为专职的管理机 构，以实现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本所有者职能相分离；第二层国有 控股集团公司，国有资本运营部拥有所有权,但他不应成为直接运营国有资 本的经济实体，必须通过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进行资本运营，以维护国有资 产的独特性、更好地发挥它的特殊功能；第叁层占有国有资本法人化实体 公司，对企业投资,在基层形成占有国有资产自主经营的法人化实体公司。 这个叁层次模式能够解决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问题，使国有资本运营 2
廖添土[5]2010年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历史考察与制度建构》文中指出随着2007年9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之后,中央层面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一个新的阶段。随后,地方层面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也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然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国外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在我国也还仅仅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试点探索中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论,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指导实践工作。本论文研究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从建国初的统收统支,到改革初期的税利合一,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立后的税利分流,再到目前税利分流框架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有着其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本论文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探索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构提供历史经验。之后,本论文考察了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发展的历程及资本预算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借鉴了国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经验,在纵向上建构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级所有”的产权关系,横向上处理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互补与衔接。最后,在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历史分析、国外经验借鉴、横向和纵向关系理清的基础上,本论文构建一个包含了预算内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决算和预算监督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并为这一制度框架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赵赞扬[6]2007年在《对构建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制度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产权是包括所有权的一系列权利的总称,而所有权是产权的核心,只有所有权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国有产权的界定、约束、激励功能;国有资产划分为中央和地方分级所有,有利于明晰产权,形成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多元投资主体,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林宏伟[7]2008年在《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探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院校兴办科技企业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弥补学校经费短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高校科技型企业中普遍存在产权不明晰、管理体制不顺、管理方式落后、监管体制缺失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高校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给学校和企业均带来极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因此,校办企业改制势在必行。产权清晰是校办企业改制的首要目标,建立高校科技企业产权制度也是高校企发展壮大的关键之所在。本文运用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回顾了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轨迹,针对高校科技企业经营特点,对构建以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共同作用为基础的企业联合产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我国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与发展。本文第2、3章,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叙述了我国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归纳总结了产权制度在各历史阶段的特点,找到了当前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研究表明,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的产生与演进,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缺陷。本文第4章,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和总结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的突出特点和缺陷,包括终极产权模糊化、企业产权结构单一、人力资本产权意识不强、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企业产权激励机制不规范等。研究表明,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的分割和归属,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产权界定较困难。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案例分析。本文第5章,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探索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改革的有效路径。研究表明,建立学校与校办企业之间的“防火墙”,即国有独资的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对校办全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较好结合。进一步深化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本文第6章,通过上述分析,针对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缺陷,提出创新的对策,包括应采取企业联合产权制度,即实行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科技发明等均可入股的股份制,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重构新型的校企关系等。
张轶[8]2007年在《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体系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国有经济也一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与运营体制也一直处于不停的探索中。成都市作为全国的一个副省级市,在2005年就成立了国资委对市属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成都市的国有资产包括金融、文化、公共事业单位的资产全部归国资委管理,经营性资产与公益性资产管理不分;国资委直接管理国有企业,造成新的政企不分等等。本文试图探索成都国有资产的监管与运营模式,主要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和组建综合性资产运营公司的方式来建立一种适合成都市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全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序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第二章,国内外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模式的概述。首先介绍国外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这里主要选取了新加坡、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四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对这四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几点启示:根据国有资产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明确监督分工;设置中介性的资产经营公司来监管国有经营性资产;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办法。然后分别对国内的“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优缺点以及相关的启示意义。第叁章,成都市属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情况分析。首先对成都市属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运营情况进行了分析。主要从成都市国有资产的盈利能力、营运绩效和偿债能力这叁方面进行分析。然后对成都市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进行分析,主要从成都市国资委的职能和成都市属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链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具体分析了目前成都市国有资产在监管与运营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构建成都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模式的初步构想。在本章里主要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成都市属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模式。首先对国有资产中的经营性资产和公益类资产进行分类管理。主要是指在国资委统一管理下,对这两类资产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其次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归并整合,组建大型的企业集团。然后借鉴淡马锡的经验组建资产运营公司。这是主要针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营而设计,通过资产运营公司来界定清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本章最后论述了建立国有企业资产经营预算制度来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第五章,结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一些创新以及不足之处,并对本文构建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做一简要的评价。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了完整的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管与营运体系。建立了市国资委——市属资产运营公司——国有企业这样的叁级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通过资产运营公司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实现真正的政企、政资分开。第二,强调了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中营运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通过组建大型的国有资产公司来运营国有资产。在以前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中都着重强调监督职能,忽视国有资产的运营。本文更多的是强调通过运营方式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并提出了具体如何来组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来运营国有资产。第叁,探讨了建立成都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并提出了相应的原则。笔者希望本文对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管与营运体系的建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很多深入的和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陈德静[9]2004年在《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体系构成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体与基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科技创新理论、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理论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等方法，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借鉴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首先从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了社会发展呼唤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呼唤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规律及两者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凸现了科技创新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强烈呼唤。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制度创新，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科技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构建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及运行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立交桥，对高等学校进行合理分层及实行分层管理分类指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构建高等学校内部用人与分配上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构建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高等学校质量保证与控制体系，构建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五点基本结论和十点政策建议。
李慧俊[10]2014年在《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律治理》文中研究说明自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及监管部门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与治理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近年来多管齐下的规范与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迅猛膨胀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之前所积聚的巨量风险正在得到逐步缓释,总体可控已成为官方描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普遍观点。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有所缓解,但从深层次看,催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及地方债务恶性膨胀的体制性因素仍未根本根除,推高平台负债的影响因素依然有增无减,削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的各类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高峰期也还将持续。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防控之堤正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在2011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实体经济复苏缓慢,部分地区由于地价、房价涨幅回落,地方政府十分依赖的土地财政也正日益枯竭,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趋势难以抑制。从区域结构来看,部分中西部地区平台、低层级平台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即便在东部沿海等传统发达地区,县级及以下财政靠负债运转的现象也不在少数。从整体来看,不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压力有增无减,其所面临的风险也正向金融系统传导,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的持续增加,风险结构的日趋复杂,其对银行业的挑战也将日益显现。2014年8月,《预算法》修订案的四审稿已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将于2015年1月起实行。尽管在该次修订中,中央可赋予地方政府一定限度内的地方发债权限,但发债主体的准入门槛高,发债程序尤为严格,同时也有用途限制。可见,中央对地方政府发债的态度依然谨慎。而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短期内,要使地方政府发债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并不现实,对目前数量巨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的化解也更需时日。同时也应看到,《预算法》第四稿修订案对于地方政府发债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关于如何通过完善地方政府发债体系来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依然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依然复杂;对于其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融资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其进行相应治理?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展开了研究与讨论。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理论基点出发,以“政府—市场-社会中间层”的叁元框架为依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济法主体定位问题进行了论证,对地方政府扩大负债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大融资力度背后的行为动因,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现实中的行为模式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了探究。以此为依据,本文尝试运用法律思维,探索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效路径,围绕制度环境、监管机制以及微观治理等叁个维度,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视角,提出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法律治理的建议与构想。在具体的论述中,本文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体研究入手,在第一部分,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理论基点,提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研究应适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叁元框架,进而得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经济法主体定位上应属于类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法律治理的必要性展开论证。以此为延伸,在第二部分,本文进一步从实践入手,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行为动因与行为机理进行分析。在行为动因上,以我国财政与税收体制视野,分析了影响并决定融资平台产生与迅猛发展的根源性因素,在行为模式上,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和融资模式创新等叁个维度,梳理探究了融资平台的行为模式与内在机理,并对其在实践中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剖析,引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法律治理的路径问题。对于如何全面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文围绕制度环境、监管机制以及微观治理等叁个维度展开。在第叁部分,以制度环境为视野,致力于从根源上找到融资平台治理的方法。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生发展的制度性动因,从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分税制体系、放开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以及强化财政预算阶段等方面,探究了如何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法律源头开展治理。第四部分,从监管角度入手,探索构建一套疏堵结合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体系。基于当前的制度现实,以及可预见的制度变革,在对现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制度全面评析的基础上,重点从进一步完善立法、构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规范体系;进一步明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主体,设立专门监管主体予以专门监管;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负债的管理模式;进一步健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机制等四个方面对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观治理提出建议,试图全面构建起一套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堵疏结合的监管体系。第五部分,在微观层面,着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业日常运行中个公司治理问题与融资法律问题,致力于找到完善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规范平台公司融资运行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融资平台公司治理,需要从内部,弱化地方政府在平台公司中的经营权,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从外部,引入银行监事制度,强化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融资行为中,强化对融资平台的融资约束与制度规范,有效防控风险。在担保中,杜绝地方政府违规保证担保,强化物的担保力度,以审慎为原则,规范地方政府信用对平台公司的担保增信行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一、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质而言,其是制度下创新的产物。其产生是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其发展是由我国现行财政体制所催生的。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特别是1994年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以及预算法中对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发展的根本动因。二、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济法主体定位而言,基于经济法学“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叁元框架分析,其与市场主体外观上一致,但有实质差异;与社会中间层主体存在共性,但有本质区别,故应将其定位为类社会中间层主体。叁、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治理,应以法律治理为主线。这既要求在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治理的切入点应基于各类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也要求在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治理应强化法治手段,应重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四、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治理应体现系统性与综合性,围绕制度环境、监管机制以及平台公司的微观运行等叁个维度进行分析与梳理。制度环境治理关注于催生并助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探索通过完善我国财政预算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体制成因。监管机制建设着眼现实,以及可预见的监管变革,以现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机制为重点,研究如何优化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微观治理侧重市场主体本身及其融资行为,研究平台公司作为微观主体时的运行与管理问题。五、就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制度环境而言,在现阶段,既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完善分税制,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放开等体制性变革,也要着力在规范中逐步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公私合营模式过渡。六、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应着力完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规范体系,明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主体,厘清地方政府负债的管理模式,健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机制,并在政府外部,加快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机制,在政府内部,加快建立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机制。七、对作为微观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一方面要完善其公司治理,对内,着力弱化政府经营权;对外,通过引入银行监事等制度,进一步强化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优化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机制。在融资领域,健全完善分类管理、严格准入、实时监控等风险防范机制;在担保环节,以审慎为原则,规范地方政府信用对平台公司的担保增信行为。综观全文,从选题、观点及方法论等叁个方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律治理问题做了创新。在选题上,从法律视野出发,展开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本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并同样从法律入手,提出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治理思路与措施。在观点上,既有对传统观点的传承与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视角。在方法论上,本文创新分析框架,紧扣法律治理的主线,着力提升分析论证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围绕制度环境的变革、监管机制的完善以及微观治理的规范,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提出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法律治理的建议与构想,努力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进行了新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对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几点思考[J]. 程长羽, 常延岭.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
[2].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3]. 对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几点思考[D]. 常延岭. 河北大学. 2004
[4]. 国有资本运营研究[D]. 朱孔生. 天津大学. 2002
[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历史考察与制度建构[D]. 廖添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6]. 对构建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制度的思考[J]. 赵赞扬.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 高校科技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探究[D]. 林宏伟.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8].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体系初探[D]. 张轶.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9]. 基于科技创新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D]. 陈德静. 河海大学. 2004
[10]. 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律治理[D]. 李慧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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