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晖[1]2004年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民有经济研究》文中指出论文的主题是发展和壮大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基础力量——民有经济，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本论文第一章构建起一个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之比较的分析视角。意在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存在区别，但是二者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研究是科学地研究和说明制度变迁理论的前提与认识基础；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是使制度变迁进一步走向实证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通道。将两种研究方式相结合，能够克服现有政治经济学体系各执一端、缺乏沟通，甚至相互对立的缺陷，构建起既具有研究社会经济运动基础和本质的优势，又具有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制度实现形式的优势；在研究目的上，虽然二者分别揭示和反映了经济制度变迁和制度实现形式变迁的客观规律。但社会经济变迁从整体上看就是经济制度变迁与其制度形式变迁的统一，因此，只有研究揭示经济制度变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制度实现形式的客观要求，才能制定有效率的制度实现形式，提高制度运行效率，并及时矫正错误的或过时的制度安排；在研究方法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方法都分别完成了在各自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革命和创新，从而顺利实现了各自的研究目的。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优越性的分析，而疏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制度实现形式现状的分析。这种研究状况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远离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实际，在现实之中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需要。因此我们不仅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且要正确认识、评价和积极引进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产力状况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形式范畴作为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效率的内生的、实证的因素加以研究，构建起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理论。本论文第二章进入找寻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关键点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正在经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简言之，如果从制度变迁的逻辑运行上看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配套的整体性改革，它涵盖了宏观调控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微观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变迁以及市场主体变迁叁个方面的内容，即推进政府宏观调控的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微观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关键在于明确市场主体是谁的问题，而国有企业能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吗？回答显然
马嵩[2]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李艳[3]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邓沛琦[4]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林浩[5]2013年在《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户籍制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信息制度,往往还是制士处民、征收贡赋、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依据。仅就户籍本身来看,在各历史时期,不仅名称不完全一致,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规定性是连续的,主要包括：户籍都是由国家(统治者)制定,以户(包括一定的组织、家庭或个人)为基本单位,以户内人口或部分人口等为主要登载内容,一些时期还包括土地、财产、赋役,往往内含或隐藏着大量与人、户相关的其他意义和功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嵌在”制度结构中登记出生、死亡、婚姻等人口信息的制度安排,而且往往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相互结合,赋予特定户籍或户籍中的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特定权利和义务,实质是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一类制度安排和结构。因此,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节点,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逻辑。户籍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一定程度影响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和日常生活。未来作为中国纵贯古今的重要制度之一,仍可能继续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户籍制度涉及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作出解释,更需要用这些理论指导个人、团体、国家在未来的行动。这样,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不仅是回顾历史、考察现实的需要,更是关注未来的需要。本研究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以户籍制度及其历史变迁为主线,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和讨论了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和讨论了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中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本研究共七章,实际包括叁部分,即理论(第一章)、历史(第二至六章)、理论与历史(第七章)。各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陈述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户籍制度的起源。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权利(权利)和制度。探讨了合作和团体的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出发,探讨了控制产生的根源。从早期人类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第叁章,集团控制。考察和讨论了中国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产生、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控制方式的差异；考察和讨论了夏、商和西周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不断突破、个体家庭的成长、直至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第四章,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竞争推动下,户籍制度的产生和与之相关的赋役制度、社会组织的变化及影响；战国时期在竞争压力下,各国(特别是秦国)对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西汉对秦制的继承和修正。考察了和讨论了东汉到南朝在豪族分割、军阀割据、国家竞争条件下户籍制度体系的变迁,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制度体系及与中原制度体系的融合。考察了和讨论了隋至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第五章,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唐后期户籍制度与田制的脱钩及影响,五代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辽、金、元时期按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变迁。考察和讨论了明朝户籍制度从与赋役制度的再结合,和户籍制度与役法的脱钩。考察和讨论了清前期按民族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及影响。第六章,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崩溃,个人作为控制单位开始被纳入控制制度体系。考察和讨论了民国时期处于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各政权特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制度竞争,及控制单位在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摇摆。考察和讨论新中国对传统制度体系的调整,户籍制度特别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改革开放后对“左”的制度体系的调整,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第七章,结论与启示。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启示。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环境因素、方式、社会力量以及成本和竞争方面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提出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呈现了控制单位逐渐缩小,控制更加深入；控制内容逐渐放松,个人权利平等趋势的出现；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联系逐渐减弱,户籍功能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但也显示了极强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反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回答如何推进户籍制度的现代化、如何在更“国际化”的平台上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问题；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的制约；应关注制度成本上升的趋势以及制度的结构关系,在增进社会收益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应注重于对路径依赖的克服,根本的问题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即使是不得不“照顾”某些落后实际的制度,也应包含着激励人们向着先进方向努力的机制。论文创新之处在于：1、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考察制度环境演进与户籍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对制度框架和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个人行动及其的交互作用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把户籍制度的变迁概括为起源、集团控制、户籍控制和个体控制四个阶段,而把户籍控制视为从集团控制向个体控制过程中的环节,为户籍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思路。2、尝试通过对户籍制度历史变迁中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本原、发展和变迁的考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以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应在增进社会收益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根本问题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等。3、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中变迁的解释和检验,对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包括：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权利和制度,将理性经济人和制度研究推进到“鲁宾逊.克鲁索的一人世界”；在稀缺、竞争和技术约束下,论证了人类早期集团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属性、增加人口和扩大狩猎采集范围的巨大成本是团体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人口增殖是既定资源条件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路径依赖基础上提出了路径反复等。论文不足之处主要有：1、由于理论功底的不足,研究中“史”的成分仍然较重,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理论的抽象和总结也还不足；2、研究局限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而未涉及户籍制度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变迁的国际比较和借鉴；3、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的复杂性和篇幅的限制,论文最后只保留了“孤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论文的说服力。
刘成奎[6]2005年在《民营经济融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是完全依靠市场规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它以赢利为唯一目标;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其产权关系是比较清晰的;民营经济具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分配和激励机制。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不是由国家计划来引导的,而是主要通过市场引导的,它和国家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民营经济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在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就业,增加税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民营经济融资的实现依靠融资制度。融资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主要依靠融资结构和融资效率。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依靠预期的交易规则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各自的交易目的,并降低交易的各种风险,进而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反观我国的融资制度,其在融资结构、融资效率上都不能适应民营经济融资的需要,如在降低交易成本、价格发现、风险转移等方面都无法很好地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因此,我国融资制度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营经济则可以从融资制度创新中获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西方国家企业融资理论发轫于M-M理论,之后它发展成叁个主要流派,即企业融资的委托—代理理论、企业融资的信息传递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的控制权理论。我国学者对民营经济融资问题也进行了很多的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划分为叁个大的阶段,即民营经济萌芽阶段、波折发展阶段、高速发展阶段。 在萌芽阶段,国家承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对私营经济还是没有给予正式的承认;国家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营经济融资的税收、金融政策,但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内源融资是此时的主要融资方式,银行信贷只是一种补充方式。 在波折发展阶段,国家承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国家继续创新有利于民营经济融资的税收、金融制度,此时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依然明显。1989年之后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处于波折发展之中。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国家明确规定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在税收制度方面开始将民营经济列为和国有经济对称的市场主
龚晓菊[7]2005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及存在的制度约束,并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章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理论探讨。(1)目前,理论界对民营经济概念的认识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民营经济的概念和类型进行界定。民营经济是采取民间经营方式的经济形态,是以经营方式来界定的,不涉及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民营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民营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广义上的民营经济包括所有非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具有其它经济成份所不具备的优势,集中表现在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民营经济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它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跃力量。(2)制度就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系列社会承认的规则,制度功能作用的本质是提供激励与约束,从而影响经济绩效;制度变迁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扫除障碍、创造宽松的环境。因此,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制度变迁史。 第二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根据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复兴、快速成长、调整、全面发展四个时期。(1)1978年——1984年为复兴时期。民营经济的复兴是从个体经济的兴起开始的。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私营经济的复苏。(2)1985年——1988年为快速成长时期。十二届叁中全会以后,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党和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鼓励、不禁止”的做法,私营经济快速成长起来;这一阶段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3)1989年——1991年为调整时期。由于乡镇企业无序发展,加之经济过热,国家开始治理整顿,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回落。(4)1992年至今为全面发展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
秦海林[8]2007年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一个制度理论的解读》文中提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演进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二十多年制度变迁史的整个过程。以往对民营经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某种发展模式形成因素的纵向分析，即便是横向比较各民营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仍无法从更为宏观的视野为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得出较为一般的未来发展规律。本文吸收了已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弥补与延伸了前人制度理论的前提下，提出了制度多样化和制度趋同化的制度理论假说，通过模式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解读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并大胆地预测了未来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特征，最终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发展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的集中体现；第二，制度多样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必然历史阶段；第叁，制度趋同化是制度变迁的未来发展方向；第四，多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并存是制度多样化的结果；第五，制度趋同化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
余亚梅[9]2011年在《政府偏好与制度变迁》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丰富“宝藏”。但对在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研究,依然很不足。这一制度在2003年6月14日为国务院所废止,国家紧接着在8月1日正式执行新的制度——《城市生活无着落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代替旧政策废止后的制度空白。然而,新旧制度之间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的终结,也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本文不是一个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全面研究,虽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涉及到了收容遣送制度产生、演变和最终被废止的过程、动因和结果。这项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实施时间也很长,因此,全面和系统研究是不现实的。本文欲从政治学的角度,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以政府偏好为分析的核心,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变迁进行一些逻辑上的分析。因此,我们试图去解释的是,政府偏好作为理解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所有引起该制度变迁的变量中处于何种地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释,从收容遣送制度的产生到变异和强化,再到该制度被废止,在制度变迁的每一个阶段,政府的偏好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塑造制度的变迁的?与此问题相关联,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与检视和检讨收容遣送制度背后的问题以及该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相联系,政府偏好本身应该如何被塑造才有利于让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扮演更为积极和合理的作用。如果说本研究是有益的,这种益处可能体现在它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制度变迁内容的认识,同时,透过对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揭示国家和政府在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角色。本文不是从时间上而是从逻辑上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基本的线索是遵循“渊源一制度化—变异—废止”这样的环节。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政府偏好是理解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政府偏好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它本身还是不断被塑造和被改变的。经常的情况是,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对于政府偏好来说,可能既是自变量义是因变量,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政府偏好对于收容遣送制度变迁的意义,我们大体上从以国家为中心、偏好伪装、分权化和路径依赖四个方面来说明收容遣送制度的演进过程中的政府偏好。经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收容遣送政策的产生、实施与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偏好及其变化。在历史上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容遣送制度是变化,还是没有变化,取决于政府偏好对制度变迁的看法与预期。本文的结构安排是这样的。除了第一章的导论和第六章的结束语外,本文由四章主体内容构成。第二章主要是一个文献综述。政府偏好和制度变迁在不同的学科里,都有或系统或零散的论述,本章试图通过文献整理和介绍,来告诉大家,本文的理论基础在哪些方面。第叁章是为后两章分析制度变迁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里,我们从理论上研究了政府偏好是什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它对制度变迁本身又意味着什么。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理解和分析收容遣送制度演变的四个视角,即以国家为中心,偏好伪装,分权化和路径依赖。第四章分析了收容遣送制度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在这里,我们从历史叙述的角度,分析了收容遣送制度产生的制度渊源,然后从制度规范化的角度,分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产生和制度结构的现状。在第五章里,我们重点分析的是,在制度设计之初多少带有救助性质的制度,为什么会变异成为一个只有管制而没有救助的制度。我们要分析的不仅仅是制度变异的过程,而是要分析变异过程中的政府偏好问题。这一章的分析告诉我们,政府偏好是某项制度是维持还是抛弃的一个重要因素。
于丽红[10]2008年在《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领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正规金融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规金融无法有效的覆盖农村市场。而曾经存续过几千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又开始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活跃起来,各种非正规金融形式广泛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相当部分是通过非正规金融获得满足。这一现象引起了本文对我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的关注。本文在金融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历史演化、产生原因、现状、运行机制、对农户福利改进、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相关的政策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方法,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供给创新等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讨了政府在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就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从内容上共分为6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导言是全文的总起,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关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界定相关概念,阐明研究目标、内容、方法以及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理论回顾与借鉴,回顾和借鉴了农村金融相关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协调思想。第二部分第叁章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之历史演化与形成原因,阐述自民国以来,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原因。第四章中国农村现行二元金融结构的实证分析,阐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规模和数量、利率以及运行特征,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运行特征。接下来的叁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第叁部分分割与融合视角下的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阐述农村正规金融市场效率及其局限性,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农村金融的二元分割、资本流动约束及其效率损失,基于金融共生理论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济效应及其相关政策效应分析,在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经济效应进行定性评价的基础上,阐述二元金融结构对社会融资量、农户福利改进、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阐述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和利率自由化政策的影响。第五部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进行研究,具体阐述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适应效率,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演化,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变迁动因和阻碍因素,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创新。最后,第六部分第八章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与建议,首先对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经验进行介绍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与农村金融主体建设思路,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改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建议,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民有经济研究[D]. 肖晖.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4].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5].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D]. 林浩.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6]. 民营经济融资制度研究[D]. 刘成奎. 武汉大学. 2005
[7].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研究[D]. 龚晓菊. 武汉大学. 2005
[8].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一个制度理论的解读[D]. 秦海林. 吉林大学. 2007
[9]. 政府偏好与制度变迁[D]. 余亚梅. 复旦大学. 2011
[10]. 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D]. 于丽红. 沈阳农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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