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指标（论文文献综述）
韩科振[1]（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彭昕[2]（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骆明婷[3]（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程睿[4]（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曲惠敏[5]（2021）在《全球能源消费的空间差异格局及收敛性研究》文中指出能源作为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在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能源危及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地缘政治政策中的重要砝码。能源不仅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随着世界经济低迷与生态环境恶化,能源消费转型与经济、气候变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气污染具有空间关联特征,一个地区能源消费产生的废气不仅对本地区人民身体健康构成威胁,也会通过空气流动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能源消费革命俨然不是一国之己任,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告诫人类不能只重视经济发展不讲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各国应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进行能源革命与能源消费转型,建立能源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之大势所趋。本文以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前人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梳理全球能源消费研究现状、国内外能源消费影响因素构建分析全球能源消费空间差异格局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在此背景下,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探究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费现状特征,并结合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形势下,研究全球新能源现状特征。在空间差异格局中,采用基尼系数对能源消费量、人均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三种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全球能源消费的差异结果及来源;运用Kernel密度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能源消费三种指标的分布形态及演进趋势;最后,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其能源消费三种指标的全球收敛特征。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相关结论。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呈现“北多南少”、“东西对称”的分布特征,一次能源消费增长量与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能源消费类型存在地区不均衡特征,新能源消费不断增加。在能源消费的全球差异格局方面,一次能源消费量差距不断扩大、人均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强度差距呈现下降态势,能源消费差距主要来自于地区内差距。能源消费呈现多极化现象,且能源消费量与邻近能源消费水平相关。在收敛性研究方面,能源消费存在σ收敛与β条件收敛,能源消费强度为发散。全球能源消费转型正在进行,世界能源行业开始形成一个绿色、低碳的能源新格局。本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结果可以为全球能源消费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全球能源革命提出相关建议与政策,并对新能源进行研究展望。
刘丸源[6]（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罗廷锦[7]（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Eliza Mambetova[8]（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吉尔吉斯斯坦自古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沿线国家,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有近30年的邦交,在此期间内,双方不断深入政治信任,对两国关切问题以及最核心的利益都给予相互支持,着力推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发展与合作。针对比较大型的国际事务,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合作。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合作日趋密切,双方的贸易投资和互助发展得到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一步合作更要靠合理策略的支撑,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策略有助于推动中吉两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提质升级。基于此,本文致力于研究现阶段,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基础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执行策略。本文正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通过策略的选择和优化,以便于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经济互动策略主要指能够在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升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互动交流的政策措施,本文参考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吉双方关系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中吉两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多方面交流与合作,以便于找出有利于两国长久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中吉两国的经济互动发展提供一定的策略参考,促进两国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深入交流。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经济互动策略,采用了一套专门的量化方法,通过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资料和经济数据,选择投入产出方法建立其经济互动模型。投入产出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以数学矩阵结构作为基础,反映经济主体关系,以便于提出相应的政策方针,利用这一方法,能够通过其系数表达来分析双方的互动机制。本文总体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建立具体的经济互动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状况。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找出影响双方经济贸易的因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的支持策略,并预测了未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互动的发展趋势。本文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容如下:第一章序论,深入分析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并与相关理论相结合,归纳本文的创新点;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梳理和界定本文研究时所运用到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模型。第二章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与评价,全面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情况,对双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并且深入分析在经济互动下面临的多种挑战。第三章“一带一路”大环境下,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两国的经济互动模型,使用当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相关数据,通过中吉两国经济互动模型,测算经济互动参数。第四章根据区域经济互动模型测算的经济互动参数,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策略;依据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业间的经济互动模型,分析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业互动策略;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增进双方经济互动的思路框架,以及双方区域经济互动模式,阐述经济互动的运行策略。第五章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实现需要的政策支持,阐述中国国家支持政策、地方支持政策和企业支持政策,实施中吉双方经济互动策略。第六章提出了促进中吉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策略,为加速两国经贸合作进程,提升彼此综合国力提供对策建议。不仅需要将产业互补、地缘以及能源优势发挥出来,还应借助已经形成的区域政策,将投资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障碍清除掉,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依托现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增进双方关系。第七章总结全文,展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经济互联互动关系研究。本文建立了投入产出实证分析模型,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经济互动情况。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研究内容主要是涉及文化、旅游等方面,而且关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居多,很少有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经济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双方的交通运输状况,可以通过防止因为交通原因使双方处于封闭状态,对双方经济互动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让其经济资源配置处于最佳状态,也能够提升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效果。本研究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互动策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动策略的选择。笔者通过分析中吉两国紧密经济互动可能出现的挑战,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通过这些经济策略的提出,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找到更为理想的途径,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如下:第一,本文选择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策略,受到文献数量和数据库制约,对行业的研究只是限于主要行业,可能不够全面,还需要在以后资料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应用价值。第二,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策略,由于本文是学术研究,并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本文建立的经济互动投入产生模型中,也并没有涵盖政治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对于中吉两国的经济互动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今国际关系复杂多变,让国家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这需要在之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9]（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谢雨蓉[10]（2020）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物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与手段,经济全球化涉及很多维度,其中一些因素对国际物流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应抓住主要维度、聚焦关键因素。经济全球化在推进进程中,参与主体、推进机制、表现形式等不断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国际物流的空间拓展、方式变革与形态演化等。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新的调整变化,既有的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等都在重塑之中,必将引发国际物流的巨大变革。在全球化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骤然改变,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也在悄然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合作新平台。国际物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也受到这一全球化新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需要根据相关因素变化,做出积极应对,调整国际物流发展策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也为中国积极融入和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之间的关系,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要维度,建立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每个维度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总结历史规律,并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在明确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物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四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对每个维度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和界定,在各个维度上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建立了研究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以大航海为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分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第一阶段全球化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依靠暴力与资本推进,形成了根植于殖民地经济的国际生产贸易网络,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国际产业分工和地理大发现,这一阶段全球化建立了资本推动、暴力维护的海洋运输体系,大航海将国际航线网络由地中海拓展至全球;第二阶段全球化至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建立了发达国家主导、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垂直化、专门化国际分工,在全球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在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掌控着全球物流资源与市场,集装箱革命推动产业变革,国际物流中心伴随全球产业转移,在太平洋沿岸兴起;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仍在推进之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化迈入多元共治与互利共赢时代,大规模的多边贸易合作转向以巨型自贸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国际物流格局加快调整,资源重配、市场重构、区域内需求快速增长、业态模式多元化发展将推动建立新的规则体系,也为后发国家参与规则制定创造了机遇。第三,采用四维分析框架,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新阶段下的新范式,对国际物流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作为倡议的发出者,主动推动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带动欧亚大陆中间欠发达地区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将形成海陆双向发展格局。在海运物流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应着力寻求国际物流陆向突破,构建陆路物流大通道,统一陆路国际物流规则,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之一。第四,提出以中欧班列为载体,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发展。在四维分析框架下,梳理了影响中欧班列发展的具体因素,建立数学模型识别了关键因素、原因因素与结果因素,研究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围绕关键因素的竞争博弈,并从加快技术与模式创新,统一规则与标准体系等方面提出中欧班列的发展思路。第五,围绕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稳步推进海运发展、寻求“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应对策略,从中欧班列发展、“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和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三个层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1）从治理结构、空间格局、科学技术、规则体系四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2）拓展了研究国际物流问题的时空视角:时间上,在经济全球化5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系统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的影响;空间上,将对国际物流的研究从传统海运领域拓展到海陆两个方向、两大空间。（3）运用四维分析框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以市场为主导、以国家综合实力为支撑,在稳步推动海运物流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一带一路”陆路物流突破的应对策略。（4）提出围绕中欧班列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陆向突破,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识别了中欧班列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了中欧班列与海运的博弈行为,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二、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指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指标（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全球能源消费的空间差异格局及收敛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能源重要性的相关研究 |
| 2.2 能源时空演变特征的相关研究 |
| 2.3 能源消费差异的相关研究 |
| 2.4 能源收敛的相关研究 |
| 2.5 新能源的相关研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能源消费现状 |
| 3.1 数据解释与来源 |
| 3.2 能源消费特征 |
| 3.2.1 现状特征 |
| 3.2.2 能源消费三种指标演变趋势 |
| 3.2.3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特征 |
| 3.3 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费特征 |
| 3.3.1 现状特征 |
| 3.3.2 历史趋势 |
| 3.3.3 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费排名前五国家特征 |
| 3.4 新能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能源消费的全球空间不平衡特征分析 |
| 4.1 能源全球消费空间差异测度 |
| 4.1.1 Dagum基尼系数分解 |
| 4.1.2 能源消费基尼系数测度 |
| 4.2 全球能源消费的分布动态趋势 |
| 4.2.1 Kernel密度方法 |
| 4.2.2 能源消费Kernel密度估计 |
| 4.2.3 空间Markov链方法 |
| 4.2.4 能源消费空间Markov链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能源消费的全球收敛检验 |
| 5.1 收敛检验模型及估计方法 |
| 5.2 σ收敛检验 |
| 5.3 β条件收敛检验 |
| 5.3.1 能源消费总量 |
| 5.3.2 人均能源消费量 |
| 5.3.3 能源消费强度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全球共同努力 |
| 6.2.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势利导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8）“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投入产出理论 |
| 1.3.2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及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
| 1.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的理论依据 |
| 1.4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与评价 |
|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
| 2.1.1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 |
| 2.2.1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贸易的现状 |
| 2.2.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合作的现状 |
| 2.3 两国间经济互动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2.3.1 经济方面 |
| 2.3.2 政治方面 |
| 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吉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
| 3.1 经济互动投入产出模型 |
| 3.1.1 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 |
| 3.1.2 模型构建的目的 |
| 3.1.3 主要数据 |
| 3.2 经济互动的投入产出模型 |
| 3.2.1 基本模型的构建 |
| 3.2.2 经济互动参数 |
| 3.3 经济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4 产业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5 中吉经济、产业互动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进出口规模较小 |
| 3.5.2 没有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
| 3.5.3 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 |
| 3.5.4 农产品不符合国际标准 |
| 4.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合作可行性分析 |
| 4.1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依存度分析 |
| 4.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贸易结合度 |
| 4.2.1 贸易结合度指数计算 |
| 4.2.2 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 |
| 4.3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投资SWOT分析 |
| 4.3.1 优势分析 |
| 4.3.2 劣势分析 |
| 4.3.3 机遇分析 |
| 4.3.4 挑战分析 |
| 4.3.5 战略分析 |
| 4.4 影响中吉贸易的相关因素分析 |
| 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区域经济互动策略研究 |
| 5.1 经济互动的思想框架 |
| 5.1.1 经济互动的原则 |
| 5.1.2 经济互动的理念 |
| 5.1.3 经济互动的目标 |
| 5.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合作的必然性 |
| 5.2.1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
| 5.2.2 中吉双方经济发展需求 |
| 5.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合作的基础 |
| 5.3.1 地缘优势突出 |
| 5.3.2 政治互信深入 |
| 5.3.3 贸易互补优势突出 |
| 5.3.4 发展理念相近 |
| 5.3.5 人文基础坚实 |
| 5.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 |
| 5.4.1 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营分析 |
| 5.4.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的选择 |
| 5.4.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方向 |
| 5.5 经济互动的运行策略 |
| 6.“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的支持政策 |
| 6.1 国家的支持政策 |
| 6.1.1 经济互动中的产业政策 |
| 6.1.2 经济互动中的财政政策 |
| 6.1.3 经济互动中的对外贸易政策 |
| 6.2 地方的支持政策 |
| 6.3 中国企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遇到的问题及发展策略分析 |
| 6.3.1 实体企业遇到的问题 |
| 6.3.2 大型企业的发展策略 |
| 6.3.3 中小型企业的扶植政策 |
| 6.4 促进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4.1 发挥三个优势,加快中吉经济合作进程 |
| 6.4.2 建立共同能源市场,加强边境经贸合作 |
| 6.4.3 发挥产业互补优势,开展产业互助合作 |
| 6.5 借助区域政策,逐步扫除贸易投资障碍 |
| 6.5.1 加入关税同盟,降低关税门槛 |
| 6.5.2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速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进程 |
| 6.6 增强中国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
| 6.6.1 提高中国软实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
| 6.6.2 尊重当地的法律和风俗,注意与本国的区别 |
| 6.6.3 提高中国出口商品档次,树立品牌形象 |
| 6.7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促进措施 |
| 6.7.1 发挥地缘优势,加强边境经贸合作 |
| 6.7.2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开拓资源合作市场 |
| 6.7.3 发挥产业互补优势,推动产业互助合作 |
| 6.7.4 改善国内贸易投资环境 |
| 6.7.5 借助WTO平台来消除贸易壁垒 |
| 6.8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吉关系的建议 |
| 6.8.1 加强高层往来,注重双边对话 |
| 6.8.2 完善经贸合作机制,调整合作模式 |
| 7.总结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密切联系 |
| 1.1.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物流格局的改变 |
| 1.1.3 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国际物流秩序的重塑 |
| 1.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变革的推动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逻辑框架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
| 2.1.2 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 |
| 2.1.3 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
| 2.1.4 其他相关学科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全球化相关研究 |
| 2.2.2 国际物流的相关研究 |
| 2.3 既有文献对本文的贡献 |
| 2.4 本章小结 |
| 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 |
| 3.1.2 国际物流的基本概念 |
| 3.2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维度 |
| 3.2.1 国际物流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
| 3.2.2 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主要维度 |
| 3.3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物流影响因素的四维分析框架 |
| 3.3.1 治理结构维度的影响 |
| 3.3.2 空间格局维度的影响 |
| 3.3.3 科学技术维度的影响 |
| 3.3.4 规则体系维度的影响 |
| 3.3.5 四个维度的交叉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4.1.1 治理结构——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与掠夺 |
| 4.1.2 空间格局——殖民经济与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
| 4.1.3 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大幅提升西方生产力与军事力量 |
| 4.1.4 规则体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
| 4.2 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4.2.1 治理结构——依靠军事强权和经济霸权争夺海上战略通道 |
| 4.2.2 空间格局——地中海贸易区扩张与两洋港口的兴衰 |
| 4.2.3 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航海、造船等技术的发展 |
| 4.2.4 规则体系——西方海权论思想与物流现代市场运行模式初现 |
| 4.3 本章小结 |
| 5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5.1.1 治理结构——大国主导下的多边合作 |
| 5.1.2 空间格局——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形成 |
| 5.1.3 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垂直专业化产业分工 |
| 5.1.4 规则体系——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 |
| 5.2 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5.2.1 治理结构——国际资本深度参与国际通道、枢纽之间的竞争 |
| 5.2.2 空间格局——亚太物流市场扩张与国际航运中心崛起 |
| 5.2.3 科学技术——集装箱运输建立全新的国际物流运行体系 |
| 5.2.4 规则体系——统一的国际海运规则不断发展完善 |
| 5.3 本章小结 |
| 6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6.1.1 治理结构——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化共商共建共享 |
| 6.1.2 空间格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三大生产网络独立性提高 |
| 6.1.3 科学技术——工业4.0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
| 6.1.4 规则体系——新型经贸规则正在构建之中 |
| 6.2 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6.2.1 治理结构——国际物流面临资源重新配置与市场重构 |
| 6.2.2 空间格局——国际物流需求在部分区域内较快增长 |
| 6.2.3 科学技术——现代科技推动国际物流多元化与创新发展 |
| 6.2.4 规则体系——适应区域物流发展的国际规则亟待建立完善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
| 7.1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国际物流的四个维度分析 |
| 7.1.1 治理结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1.2 空间格局——中国为主体的东亚生产网络沿“一带一路”扩散 |
| 7.1.3 科学技术——5G与新技术相互赋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
| 7.1.4 规则体系——依托自身优势引领区域经贸规则建立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物流四个维度分析 |
| 7.2.1 治理结构——市场为主体、综合实力为支撑推进物流体系建设 |
| 7.2.2 空间格局——构建海陆双向物流大通道 |
| 7.2.3 科学技术——智慧物流与跨境电商市场广阔 |
| 7.2.4 规则体系——推动陆路物流规则统一与完善 |
| 7.3 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物流发展的应对策略 |
| 7.3.1 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分析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
| 7.3.2 “一带一路”物流发展寻求陆向突破策略 |
| 7.4 本章小结 |
| 8 依托中欧班列实现国际物流陆向突破的策略 |
| 8.1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国际物流体系中的作用 |
| 8.1.1 中欧班列发展情况 |
| 8.1.2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陆路物流中的骨干作用 |
| 8.1.3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载体作用 |
| 8.2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8.2.2 中欧班列发展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8.2.3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类分析 |
| 8.2.4 中欧班列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结论 |
| 8.3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调发展 |
| 8.3.1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协作互补 |
| 8.3.2 中欧班列与海运物流的竞争博弈 |
| 8.4 中欧班列与跨境电商的融合创新 |
| 8.5 中欧班列国际规则的统一与完善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中国在全球化新变革中的国际物流发展对策建议 |
| 9.1 中欧班列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2 “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3 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完成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 10.1.1 完成的主要工作 |
| 10.1.2 主要结论 |
| 10.2 本文贡献与创新之处 |
| 10.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欧班列到发欧洲国家的主要线路情况 |
| 附录 B 中欧班列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 C 中欧班列问卷调查受访专家情况 |
| 附录 D 班列企业与班轮公司运价及政府最优补贴决策求解过程 |
| 附录 E 正文中专有名词简称、译文及缩写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指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5]全球能源消费的空间差异格局及收敛性研究[D]. 曲惠敏.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7]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8]“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D]. Eliza Mambetova.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2)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10]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物流影响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D]. 谢雨蓉.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