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火水[1]2003年在《东汉的边防政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东汉边防政策的演变作了系统的考察，同时对影响其制定与实施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东汉的边防政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边防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非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东汉在治边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对后世影响深。
付火水, 罗亨江[2]2011年在《东汉经济与边防政策》文中认为本文在简要概述东汉边防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对东汉的财政收入和军费的开支作了简要的分析,研究认为经济的因素是影响东汉边防政策制订和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金凤[3]2008年在《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曾九江[4]2005年在《论东汉“以夷制夷”的边防政策》文中研究表明“以夷制夷”的对外战略始于秦汉,不同前代的是,东汉一朝,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出发,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本文对东汉采用“以夷制夷”边防政策的背景、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就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如何评价它,谈了自己的认识。
陈晓鸣[5]2002年在《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文中认为两汉边防 ,尤以北部为甚。本文在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 ,探讨了两汉边防政策之演变、边防武装力量之调整以及边疆经济开发之差异等诸方面的问题。
江娜[6]2013年在《汉代边防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两汉时期的边疆防御体系,是两汉王朝国家统治的重要军事保障。本文以两汉时期边防体系构建为主题,以现有的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学、军事学和边疆学等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对边防体系整理轮廓的把握。本文旨在通过对边防体系的构建情况分析,探讨边防体系对边疆地区发展的影响,探索边防区域内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联系,揭示边防体系在汉代战略文化和政治制度层面上的贡献,以及为后世历代边防体系发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汉代边疆防御范围的划分。在抛弃狭隘的边防线概念的基础上,汉代边疆主要是指叁个范畴内的边疆：行政区划范畴、军事驻防机构范畴和地缘结构范畴。边郡在边防区域中处于主体地位,军事驻防机构加强了对当地的民族治理与军事统领,而西域地区在汉代边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地缘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给汉王朝以及周边民族政权所带来的影响也颇为深远。边防领导体系的结构和军事武装力量。汉代边防的领导体系也是由几个层次组成。在边郡有行政领导体系；在边地有屯田领导体系；作战时,有将军“幕府”的指挥系统。多层次的领导结构,将边防体系的各项职责任务进行了分区管理,加强了汉王朝在各个领域对边防的有效管理。整个体系都是围绕武装力量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相互集结整合的。边防军事工程建设和边防体系的物资供给模式。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看作烽燧(亭燧)基点组成连接城障中心构成边塞线的边防土木工程形式,以点——线——带的防御层次组成工程体系。汉代的防御体系主要由候望系统的运作来完成侦察报警的任务,是汉代边塞防御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边防的交通建设和邮驿制度所呈现的边防使命正是边防土木工程的作用与边防信息传递相结合的契点。由于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以及边防的后勤需要都使边防物资补给成为维持边防体系有效运作的物质基础。边防的行政职责。设置在边疆地区的关、津等作为国家的门户,一方面发挥军事防御的作用,一方面也具有维护管理边疆社会安定的行政功能。尤其边防法律对边疆社会所起到的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人身、战略物资方面的管控上。边防领导机构还承担着汉王朝涉外事务的运作和管理等职责,汉王朝借外交的手段促进边疆的稳定,巩固边防。边疆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边防工作的组成部分,与域外民族政权的经济来往甚至成为边防守御的政治、军事筹码。两汉王朝的国防战略与边疆的隐患。汉代战略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历史经验的积累、国家价值观念的认识,民族心理定位的共同作用形成的。汉代的战略文化对治边政策,边防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统治者执行国家意志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汉代的边防体系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隐患。边防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的多重影响下,不可避免的也同王朝的繁荣衰亡同荣辱共进退。
李洪波[7]2014年在《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文中研究说明马政在我国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关乎军国根本，对于国家的政治、军事、政权稳定、对外交往、边疆安全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倍受统治者重视，秦汉时期亦是如此。关于秦汉马政的研究，学界主要是对马政的机构、演变、政策措施，马匹的管理以及厩苑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但在马政、骑兵与边疆安全的关系上并未深入研究。基于此，笔者通过对众多学者们的论述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发现有必要对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马政与边疆安全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以期能够发现这一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拙见。本论文主要由叁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简要梳理一下先秦至东汉以来马政的发展演变，分先秦、秦代、西汉和东汉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二、叁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分别选取了西汉昭宣时期和东汉前期作为代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来阐明马政与边疆安全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结构大致相同，首先解释选取此时期作为研究的原因，其次陈述边疆危机，再论述统治者所实行的与马政有关的应对措施，最后介绍边疆形势的好转。通过分析、论述指出，马政、骑兵于两汉边疆安全意义重大，其作用不容忽视。
王斌斌[8]2014年在《河西走廊与汉代西北边防经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我国古代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地区之一。该地区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成为中原王朝交通西域的咽喉要道,也是汉朝廷与匈奴、羌等少数民族长期争战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在元狩二年(前121)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之后,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边防要地,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武帝时期是河西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政府在此设郡置县、修筑关塞、移民屯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护了西北边地的稳定,为彻底战败匈奴对汉边境的侵扰及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莽时期,由于实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西域诸国及河西走廊地区的连年战乱。终东汉一朝,西北始终受到羌乱的困扰,凉州地区更是不断有羌人发动起义,而汉王朝对之则回应以武力镇压与被迫迁徙,汉羌关系由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本文拟从汉政府经略西北的全局着眼,以汉匈、及羌的战争、交通西域和开发河西为主要线索,并联系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活动及汉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及边疆事务方面的方针政策等,尝试性地勾勒出汉政府经略河西走廊的概貌,并总结此中的成败得失。
马月[9]2014年在《王符边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针对东汉后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中阐发了他济世救国的主张。尤其是他的边防思想，专门针对羌患，内容切中时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治边主张：重视边帅的遴选、严行赏罚制度、积极整顿军备、以民为军本、移民垦荒以实边等。他所批判的东汉边防问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光武帝“偃武修文”的治国指导思想、东汉的治羌政策、建武年间的军制改革以及军功爵制的衰落等因素有关。本文试图通过对王符边防思想的研究，推进对东汉的政治、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历史变迁的认识。
孙继[10]2011年在《关陇集团与东汉边防》文中提出关陇豪族集团以河西为据点把边疆作为舞台,凭借在河西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东汉边防政策的制定和对外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汉关陇集团边防势力并非一成不变,其成员担任度辽将军一职在章帝建初元年到和帝永元六年、顺帝阳嘉元年、恒帝延熹二年呈现出叁个高峰,折射出关陇集团在朝廷中权力的更迭。
参考文献：
[1]. 东汉的边防政策[D]. 付火水. 江西师范大学. 2003
[2]. 东汉经济与边防政策[J]. 付火水, 罗亨江. 沧桑. 2011
[3].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J]. 陈金凤. 史学集刊. 2008
[4]. 论东汉“以夷制夷”的边防政策[J]. 曾九江.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
[5]. 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J]. 陈晓鸣.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2
[6]. 汉代边防体系研究[D]. 江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D]. 李洪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8]. 河西走廊与汉代西北边防经略研究[D]. 王斌斌. 扬州大学. 2014
[9]. 王符边防思想研究[D]. 马月. 苏州大学. 2014
[10]. 关陇集团与东汉边防[J]. 孙继. 宜宾学院学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