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大公报副刊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文艺副刊,李健吾,新文学,书评编辑
大公报副刊论文文献综述
蔡益彦[1]（2019）在《萧乾的书评编辑策略与文化视野——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相继出过叁个纯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文艺副刊》由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从1933年9月23日出刊至1935年8月25日,前后共出刊166期。萧乾主编的《小公园》的出版时间是从1935年7月4日至1935年8月31日。《文艺》是由《文学副刊》和改造后的《小公园》合并而成,(本文来源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期刊2019年02期）
杨秀玲[2]（2019）在《“新记”《大公报》与戏剧副刊》一文中研究指出《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历经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组《大公报》董事会四个时期。新记时期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专刊创办最多的时期,主要有《艺林》《铜锣》《小公园》《戏剧》《戏剧周刊》《游艺消息》《本市附刊》《电影与戏剧》等约十类。尤其是戏剧副刊的创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戏剧戏曲及其发展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戏剧文学》期刊2019年06期）
蔡益彦[3]（2019）在《李影心书评研究——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李影心是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一位活跃度很高的书评家,却一度被文学史遗忘。李影心认为理想的书评既兼顾个性的存在又能做到客观公正,主张书评应该是分析的、批评的。李影心的书评,富于才情,文采纷披,注重的是文学的本体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品评一个作者的创作得失,探讨作家的性情如何恰当地融入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公报·文艺》"文学批评"的旨趣和宗旨。(本文来源于《现代中文学刊》期刊2019年02期）
王添帅[4]（2019）在《新记《大公报》副刊创办及其社会图景》一文中研究指出《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大公报》,并创造了辉煌的新记时期。新记《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其副刊的发展。丰富多样的副刊不仅是其在报业竞争中的经营手段,也满足了读者对副刊阅读的需求,更是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本文以《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副刊为研究对象,梳理副刊的种类与内容,分析副刊出现的时代背景,并探讨其社会意义。(本文来源于《新闻研究导刊》期刊2019年03期）
汤林峄[5]（2018）在《从《大公报·文学副刊》看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以来，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到国内，文学翻译的价值也逐渐凸显。1928—1934年间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 《文学副刊》）在文学翻译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对当下的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世纪30年代，《(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2018-12-17）
蒋新慧[6]（2018）在《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传播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报纸文艺副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桂林版《大公报》作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影响最大的报纸,开创了文学副刊《文艺》,以其特有的姿态参与了《大公报》辉煌历史的建构,有效地推动了抗战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文章以桂林版《文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和归纳分析等方法,旨在通过分析桂林版《文艺》内在的传播机制在桂林文化城这一特殊文化环境下与抗战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以此来探索报纸文艺副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在桂林文化城时期对抗战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对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所处的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文化生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随着我国文化中心的相继沦陷,桂林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汇集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各种文艺力量和组织机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大力开展文艺运动,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盛,桂林成为了西南的文化中心。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文学审查制度的出现,报纸的出版一度走向低潮,而桂林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为桂林版《文艺》的创刊提供了良好的传播环境。接着对“新记”《大公报》创办的文艺副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从中发现《大公报》文艺副刊随着编辑的思想而不断转变办刊理念,到了抗战时期,桂林版《文艺》也成为了桂林文化城中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阵地,为进步人士提供了文章报国的场所。其次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分析其桂林版《大公报》及其副刊《文艺》办刊理念的影响。第叁部分则是具体探析桂林版《文艺》的办刊理念和运行机制,《文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主要受到运行它的编辑以及组织的影响,桂林版《文艺》的编辑在《大公报》“文人办报”的媒介定位以及“四不”的办报方针下,始终坚持不偏不倚的办刊理念,积极发挥媒介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在坚守文学艺术性的同时,通过对创作主体和作品的选择,内容的舆论设置以及合理版面的编排,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有效地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对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说明报纸副刊在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中的独特意义和历史价值。本文旨在从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传播控制研究角度出发,从微观的层面具体分析桂林版《文艺》的传播机制,探讨报纸文艺副刊这一文学传播媒介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下对抗战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来源于《广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4-01）
杨爱芹[7]（2017）在《文化守成中的新文学选择--评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文中研究指出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曾激烈反对新文学。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虽然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但对新文学的态度有所变化,既有无奈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对话,介绍新文学刊物,评介新文学作品,讨论新诗发展等。吴宓从一个文化守成者的角度,对新文学进行思考,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显示了吴宓对待新文学的一种姿态。(本文来源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4期）
蔡益彦[8]（2017）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书评”研究（1933-1937）》一文中研究指出论文主要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1933-1937)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重新回归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考察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如何实践,批评家和作家是怎么交流和对话,以及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展现1930年代真实的文学批评境况。文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萧乾的书评理论、编辑实践和文化追求入手,通过对书评栏目和特辑的整体考察,可见书评的文化筛选功能以及理想的书评何为。这些书评受报刊传媒的影响极大,与1930年代新文学图书的出版有很明显的共生关系,由此可知1930年代的文化空间如何提供或限制了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文艺副刊培养了大量的书评家,其中以李健吾、常风、李影心叁人最为典型,文章重点阐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观以及具体的批评实践,从中看出文艺副刊所提倡的文学批评以“文学性”为主要审美方式。副刊上的书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做出及时回应,书评家如何评论这些新作,怎样和作家展开对话,由此引申出诸多问题,如文学批评何为?批评家何为?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经验的错位如何造成阅读和批评的困境,怎样才能避免?互动活动与创作经验谈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如果仅仅是从单行本阅读这些材料,书评便成为一个孤立的文本,遮蔽了纷繁多样的文学批评原生态,以及与创作的共生关系。(本文来源于《暨南大学》期刊2017-06-28）
程慧莲[9]（2017）在《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出色的副刊编辑。在他担任编辑的生涯中,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结缘的这一段,铸就了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篇章。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因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仅繁荣了当时的北方文坛,还借助报刊这种现代传播媒介,永久地记录了文学繁荣的实绩,更以自己对文学独立性的坚守和对文学严肃自由的追求,托起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本文以沈从文主编期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兼及此前的《文学副刊》、《小公园》以及之后的《文艺》,立足史料,在还原文学原生态图景的同时,对近代以来,文学与报刊结盟大背景下,沈从文借助报刊这一阵地如何传播自己的文学理想,有更为具体的认识。本文研究时限从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也即从《文艺副刊》创刊到沈从文退出《文艺》的编辑工作这段时间。文章主体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章,着重分析《大公报》这份历史性大报的特点,及其所坚持的“文人办报”的立场,引出沈从文与其相互选择的缘由。第二章,第一节分析沈从文主编时期的办报态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理念和严肃自由的文学观念,以及在这种坚持下副刊所呈现的风格。第二节以京、海派论争为重点,分析严肃独立的文学理想之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后期京派作家群体新的追求。第叁节,在论争背后,梳理副刊所承载的创作实绩。第叁章,进一步分析沈从文、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期间,后期京派重造经典的文学理想,以及在此理想观照下所进行的文学活动,剖析副刊自由并包的风格中所彰显的浓重的京派趣味。《大公报·文艺副刊》是30年代北平文坛一个耀眼的存在,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它见证了沈从文苦心孤诣高扬的文学理想,也以独特的媒介形态记录了当时的文学论争,更以泛黄的史料保存了文学创作原生态的丰富图景。(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7-05-01）
文学武[10]（2017）在《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版图(1933—1937)》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报刊的发展和繁荣也强烈刺激和催生了一批文学副刊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堪称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副刊之一。它以现代社会出现的公共领域空间凝聚起大批作者,它所登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对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生动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图景。(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期刊2017年04期）
大公报副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历经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组《大公报》董事会四个时期。新记时期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专刊创办最多的时期,主要有《艺林》《铜锣》《小公园》《戏剧》《戏剧周刊》《游艺消息》《本市附刊》《电影与戏剧》等约十类。尤其是戏剧副刊的创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戏剧戏曲及其发展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大公报副刊论文参考文献
[1].蔡益彦.萧乾的书评编辑策略与文化视野——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
[2].杨秀玲.“新记”《大公报》与戏剧副刊[J].戏剧文学.2019
[3].蔡益彦.李影心书评研究——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J].现代中文学刊.2019
[4].王添帅.新记《大公报》副刊创办及其社会图景[J].新闻研究导刊.2019
[5].汤林峄.从《大公报·文学副刊》看文学翻译的主体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6].蒋新慧.桂林版《大公报》副刊《文艺》传播机制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8
[7].杨爱芹.文化守成中的新文学选择--评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8].蔡益彦.《大公报》文艺副刊“书评”研究（1933-1937）[D].暨南大学.2017
[9].程慧莲.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7
[10].文学武.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版图(1933—1937)[J].社会科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