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融水北高村人的遗传学和体质人类学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杨宣[1](2021)在《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存在诸多商周时期的遗存,其中,横水墓地的发现使一个失去记载的西周邦国——倗国浮现在世人眼前。该墓地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出土的青铜器显示了等级分明的周文化,腰坑和殉人又体现出商文化特征,同时陪葬器具还反映出一定的自身文化特征。葬俗文化的多样及人群等级的划分让该地域的人群特征变得扑朔迷离。目前该墓地的相关研究较为全面,但是对于墓主人和殉人的社会阶层所对应的遗传关系仍无定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借助古基因组学从遗传学的角度来分析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由于以前提取方法和测序技术的限制,横水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亲遗传标记(线粒体和Y染色体短片段),但是该标记不足以反映出人群的遗传结构及混合模式,随着实验方法和测序技术的进步,古代全基因组学的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本文以横水墓地的古代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墓葬文化多样、人群结构复杂的倗国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和社会结构。此次研究一共获得41个古代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其中11个数据可用于下游的常染色体分析;获得12个Y染色体捕获数据,全部可用于单倍群分型。常染色体主成分分析(PCA)表明横水墓地个体间的遗传结构无明显差别;F3,F4分析表明横水人群与古代中原地区的龙山人群遗传成分高度相似,与现代的东亚人具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体现了该地区遗传成分的连续性。线粒体单倍群多样性较高,相比较而言,Y染色体单倍群中Q1a1a1a最为高频且只存在墓地非殉人阶层中,表明倗国社会各阶层的男性Y单倍群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社会阶层以父系血统为依据严格划分。墓地两代倗伯的Y染色体都是Q1a1a1a且具有二级亲缘关系,表明了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以父系亲缘关系为单位,且线粒体单倍群也相同,推测在西周时期不同邦国的贵族阶层间可能存在固定的联姻关系。贵族和庶民的Y染色体单倍群都为Q1a1a1a,暗示了主体人群的北方来源,结合单亲标记与常染色体结论,推测横水人群可能在周王朝分封的时候,从北方迁移到晋南地区,在保留父系血统的同时,又不断地与当地人群进行文化和基因的交流,并对现代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有一定的贡献。本研究填补了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古人类基因组数据的空白,同时对西周时期邦国的社会结构做出了推测,并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对照数据。
冯运文[2](2018)在《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 ——以三省坡草苗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三省坡是一个多民族混住杂居的地区,汉族、苗族、侗族、壮族、瑶族等各民族文化齐聚于这一共同的大舞台。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草苗作为其中较为弱势的族群,在与不同族群的在交往互动中,受到不同强度和深度文化撞击。本文运用族群关系相关理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历史记忆为切入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对位于湖南省、贵州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州的三个草苗村寨进行了考察。文章探讨了草苗是如何基于过去的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巩固族内的关系,从而保持自己族群文化的核心。同时,草苗并不固步自封,维系族内关系的同时,又衍生出了 一套族际互动策略。历史记忆是草苗原生的族群基础,草苗族群内部通过族内婚姻、集体做客、唱情歌等形式加强族内的团结,并且在日常交往上跨越了地域上的限制,形成了 一套约定俗成的人情规范。从族际互动看,草苗通过民间信仰体系与周围的侗、汉族构建了后天的亲属关系,并共同遵循着人情互惠原则;各族群间通过经济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关系,并出现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草苗语与侗语可以直接交流,大部分草苗掌握并能够运用汉语交流,汉语的使用呈扩大化趋势;草苗的传统节日逐渐转变成为多族群参与的节日,在与周围族群互动往来的过程中加强了彼此的认同,并且随着各族群交往交流的加深,族群边界的文化符号特征开始模糊。本研究认为这种互动的结果并没有削弱草苗的自我认同。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族群意识。近年来草苗人出于文化上的自觉开始重构族群历史记忆,尤其是族群内部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族群文化的建设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此外,由于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部分少数族群成员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主流文化,出现文化上的趋同,并且这种趋势有扩大的倾向。
傅方煜[3](2017)在《“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和城镇化对区域特色的影响重大而迅速。2014年底的国家推动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拉开了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序幕,而西江流域是我国华南地区重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廊道,其区域特色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性与地方性两者背后隐含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1],二者存在矛盾,但并非完全对立。地方性研究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亦对城市规划学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性是区域特色的核心,是区域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综合表达。文化景观是地方性的重要体现,并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本文通过对西江流域的石文化景观进行研究,并探讨其保护与发展策略,以期为地方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本文主要运用多学科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借鉴运用文化地理学、生物学、风景园林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进行研究。第一,梳理地方性与文化景观保护相关理论。研究地方性相关理论,明晰地方性的概念和研究进展,通过对地方性的特性研究,得出地方性是一个区域的重要传承、表达,其特性与生物的遗传特性具有结构上的相似,地方性是一个区域的DNA。地方性和文化景观之间具有类似生物“DNA”和“基因层”的结构关系,并且需要通过基因载体在其中进行关联。同时,梳理国内区域尺度上的文化景观和不同载体的文化景观保护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为本文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提供借鉴。第二,解析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一方面,通过对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调研,根据文化景观理论,发现西江流域存在围绕着石形成的文化事像,体现了西江流域的人地关系和地方性,蕴含着西江流域民族特有自然观、社会活动方式以及审美观念等,并以功能用石、精神崇拜和文化审美的形式稳定地附着在西江流域地表上,是一种以石为载体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结合载体理论分析石载体的特征、功能,以及地方性、石文化景观和载体的时空尺度关联。此外,探索石文化景观的自然地理基底要素、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系统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第三,分析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化规律。根据发生学理论与石文化景观的系统结构,对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地质分布、重矿石分布和社会文化等形成背景进行分析,得出这些要素对石文化景观的用石功能、精神崇拜和文化审美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并归纳这些形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空间、时间和演化关系,探索石文化景观用石功能、精神崇拜和文化审美的演化规律和关联。第四,分析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类型与特征。根据类型学方法,结合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载体特点和便于保护发展的原则,将石文化景观的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类型。其中石物质文化景观以石为载体按空间尺度分为:大尺度石风貌区、中尺度传统村落、小尺度石建构筑物和微尺度石器皿等文化景观;石非物质文化景观以石为载体按内容可分为石崇拜、艺术、语言和技艺等文化景观,并结合这些石文化景观类型的代表景观,分析石文化景观在西江流域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和景观特征。第五,进行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根据景观评价方法,探索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设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采集和明确指标权重,采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模型,并结合调查样本对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得出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不同类型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在西江流域的价值评价结果。第六,探讨地方性视角下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保护策略。根据地方性和文化景观保护理论,面对大尺度、跨区域、综合性线状特性的西江流域文化景观可以采取文化廊道遗产的方法去保护。结合文化遗产廊道研究方法,通过西江流域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自然景观风貌区、城市特色风貌区、传统聚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等多层次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叠加,发现西江流域是具有紧密围绕其水系流域“一干四支”空间格局的文化遗产廊道,并在中尺度层面上存在不同地方性内涵特征。通过西江流域文化遗产廊道,探索石文化景观在其中的分布和体现,并基于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以及石文化景观的演化规律、分布特征和价值评价结果,探索石文化景观的保护意义、整体保护策略和具体保护性发展路径。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本文具有三个方面的创新:(1)填补了西江流域区域尺度上的文化景观研究,并通过地方性新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2)石文化景观是基于载体类型的理论研究创新,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特点:(3)提出了建立西江流域文化遗产廊道的构想,对西江流域的文化景观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和方法作用。
徐臣攀[4](2016)在《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唐时期是我国农耕区拓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但演绎了传统时期农耕区拓展的重要进程,而且形成了汉唐盛世的重要内涵。汉唐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耕区拓展的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岭南、东南等地区。在讨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过程中,本文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最终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1、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作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基础,这里首先讨论了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问题;然后论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主要涉及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的起源、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及农耕区的点状分布状况;最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问题,内容包括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发展等方面。本文认为先秦农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先秦时期农耕区的拓展为汉唐农耕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传统农业奠基的重要时期,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结合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在封建政府的主导下,国家以武力征服为先导,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输,封建王朝的疆域范围得以极大扩展的同时,新的农耕区在西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游、东南等地得以开拓,为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江南地区农业却因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迁入而得以快速的发展,因此,该时段农耕区的拓展以南方地区的拓展为主,南方农耕区拓展是该时段最大的亮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不仅扩宽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域,促进了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更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埋下了伏笔。4、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获得统一,封建政治体系和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农耕区的拓展在南方、北方均取得突破,其范围涉及到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东南、岭南等区域。并且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丧乱之前黄河流域农耕区拓展达到一个阶段得顶峰,丧乱之后,长江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了国家的经济重心。5、汉唐农耕区拓展的时空差异性。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就差异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人文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6、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的人地关系。在总体把握汉唐农耕区拓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农耕区开发几个关键问题新的探讨,首先是农耕区开发中的人与自然问题,从农耕区开发的地理基础,农耕区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其次,分析了农牧对峙、农牧关系等问题,针对农耕区开发中的农牧关系,提出了农牧关系的发展深层次体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最后,总结了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开发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汉唐农耕区的空间拓展和深度开发过程中,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耕区扩展史,历史时期农耕区扩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本文认为,汉唐农耕区扩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拓展与巩固了国家疆域、加速了文化传播与交融。
陈文婷[5](2016)在《故纸堆与双螺旋的结合:分子人类学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文中提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由来已久,在体质人类学阶段,人类学借助考古资料研究历史问题,历史学则用文献加以分析、佐证。发展到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研究对象已不囿于考古材料,而拓展到了现代人群。分子人类学研究所追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是人体内的遗传物质DNA,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储存于上述种类DNA中的遗传信息。通过从群体水平上考查和分辨各种不同语言的混合人群所具有的特殊遗传结
杨毅[6](2015)在《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侗族大歌,侗族民间称为“嘎老”,是流传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的一种具有强烈地域性和浓郁原生性的民族音乐。自20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被音乐工作者发现以来,侗族大歌就以其无伴奏自然和声的音乐魅力而逐渐为世人所熟知。侗族大歌从侗族南部方言地区民间进入主流文化关注视野的60年,也是侗族大歌文化场域发生剧烈变动的6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的带动,现代传播的带动,他者视角的介入,以及社区环境的变迁,对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侗族大歌的传播使得这种独特的地域音乐获得了他者认同,展示了侗族文化的特有魅力;另一方面,他者视角的介入也改变了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社区音乐的评价标准。而地方政府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筹划,更使侗族大歌从自足自为的族群文化,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标识和符号。侗族大歌在现代语境中的传承保护,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文化场域变动。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这种文化场域的变动可能只是某种传承方式的变化,而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文化场域的变动其实是侗族这个族群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向。因此,从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侗族大歌的整体考察,为它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探求侗族大歌的传承与保护,显然有着现实意义。除去绪论和结论,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简要介绍了侗族大歌的分布地域,并对侗族大歌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及对侗族大歌的文化地理学因素、依生的民间习俗及其审美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侗族大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历史文献的梳理;此外,还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必要的交代。第一章论述侗族大歌的发展演变。对侗族大歌的地域分布、历史形态、发展态势、未来趋向予以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解析。尤其注重从大歌所处的空间状态中去探寻其区域结构和人文特征。并将其还原到侗族族源与侗歌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揭示了侗族大歌当下传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语言环境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传承结构的断层、生态空间的破坏。第二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本章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展演环境四个层面对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阐述。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是侗族大歌存续的核心基因之一。脱离具体生息环境的形式化、抽象化、概念化的侗族大歌,实际上已经在慢慢丧失其艺术生长和发展的土壤。保护侗族大歌最首要的是保持其生态环境的整体存在。第三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唱内容。自然意识的张扬、民族记忆的口述、婚姻制度的展演、人伦亲情的礼赞和日常生活的叙写,是侗族大歌歌唱的最主要内容。自然、人生、历史、社会,侗族大歌内容的繁复,体现了整个族群的集体意识,使侗族大歌成为整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审美反映和文化认同表征,富有浓厚的自然气息和生活特质,并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深入到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获得恒存的价值。第四章论述侗族大歌的歌律形态。侗族大歌以格调柔和、委婉优雅的抒情旋律与协调和声的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支声复调音乐。同时,侗族大歌又以其浪漫独特的气韵转换、形象生动的自然模拟、和谐优雅的风格呈现、错落有致的调式转换(游移)、话语方式的诗意表达以及悠扬自然的和声运用,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音乐发生的自然性、话语方式的诗意性、演唱风格的整一性、和声运用的层次性、音乐调式的柔和性、押韵形式的交互性,是侗族大歌音乐属性的最鲜明特征。本章充分运用了田野调查时收集到的侗族大歌曲谱,对侗族大歌歌律形态进行了实例分析。第五章论述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侗族大歌的产生、发展、成熟都离不开特定族群社会对它的需要。特定的侗族社会对侗族大歌的萌生起着规约作用。南部侗族方言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其艺术社会学基础。本章从群体娱乐、社会交往、审美教育、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六个方面探讨了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第六章论述侗族大歌的传承调适。本章从侗族大歌文化场域、符号叙事、现代语境、当下视角的分析入手,呈现了侗族大歌传承过程中接受心理异动、艺术形态固化、审美体验转型、传承模式嬗变等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要从生态维度对侗族大歌进行意义生产重构的观点:侗族大歌是艺术审美存在,但其艺术原动力在于它是一种基于生计操持的艺术。保护侗族大歌,不仅要保护其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它与社区水乳交融的联系。结论从侗族大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场域进行了分析。在侗族大歌的深层结构中,侗族传统文化与侗族传统社会的同构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侗族大歌在侗族族群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既是地理空间意义的,又是精神领域意义的。时代自觉与文化自觉是侗族大歌这一类民间艺术保护传承不可或缺的两种意识。时代自觉要求我们视其为活态的文化存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观瞻,这是文化得以延续的外部条件。而文化自觉则要求我们视其为特定的文化独体,它的生命来自于它所依存的那个特定的族群共同体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确认。这是某种特定文化最终存亡的内在基因。
杨通银,丁娟[7](2014)在《侗台语言文化研究的国际视野和问题导向》文中指出全球化给侗台语民族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急剧变化,现代科学研究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也给侗台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基于面向区域和全球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成为必然,同时未来研究必须遵循问题导向原则,切实关注国内外侗台语民族现实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关乎语言、教育、文化、生活、艺术等挑战,服务民众需求,并特别关注语言能力提升、语言政策、语言教育、道路交通和网络技术对个体和社区的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尕藏尼玛[8](2014)在《碰撞中的身份寻求:东纳藏族部落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东纳藏族部落世居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河西走廊西段的多拉仁姆((?)祁连山)北麓地区,现今的行政区划中属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是我国境内最北端的藏族人群。这里处于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分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汇聚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民族学研究资源。由于受独特的地缘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与影响,形成了东纳藏族独具特色、风格迥异的部落传统文化。然而,时至今日,东纳藏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们认为,开展东纳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拓展和深化河西藏族乃至安多藏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外,文章最后在全球化背景对东纳藏人族群认同的情景化选择和衍变的现实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以期能够为我们理解和反思族群认同理论以及研究“边缘化”群体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田野研究文本。本文以东纳藏族的部落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吸收学术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东纳藏族部落的历史状况与文化面貌作一全貌式的描写与论述,特别是对东纳藏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语言、服饰等方面的特点和风貌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边缘”群体的族群认同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本论文研究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对相关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对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等作了作简要说明;第二章侧重于介绍东纳藏族部落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自然人文环境;第三章运用历史资料对东纳藏族族源历史及部落社会沿革等问题进行探索,希望能完整地展演出东纳藏族部落的历史发展图景;第四章分别对东纳三部落的社会组织和历史发展情况展开论述,以展现东纳藏族部落内部的基本情况和文化面貌;第五章聚焦东纳藏族传统文化,重点对其语言、服饰、文学和宗教信仰等作了深人细致的梳理;第六章是对东纳藏族现实处境的初步思考,主要对东纳藏族的“边缘”性和“边缘”文化表征、族群认同及其他方面作一简要的探讨;第七章叙述东纳藏人在不同政治和利益角逐背景下的重构史,说明其地理、政治、文化“边缘”的性质,以及处于“边缘”位置的东纳藏人如何利用不同的资源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族群身份。余论部分是在田野调查理性与感性认知以及国外理论与案例研究借鉴的基础上对全文的概括和总结,进而对相关理论问题作力所能及的反思和回应。
卢笑笑[9](2013)在《从育儿角度看维吾尔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传承 ——以新疆科克墩村为例》文中指出本文通过文献搜集和新疆科克墩村的实地调查,阐述维吾尔族育儿活动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生态和历史背景。笔者试图通过这个角度的研究来探究维吾尔族民族性的形成和传承的原因。本文前4章分别介绍了研究的缘起、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维吾尔族历史和生态环境以及调查地点的社会、自然环境。第5章以年龄分段的方式对维族的育儿活动进行阐述,主要包括:生育期、婴儿期、幼儿期和小学儿童四部分,内容涉及成长各阶段的衣食住行、育儿礼仪、育儿方式和内容。第6章从人类发展生态理论对维族的育儿活动进行横向的结构分析,从而认识维族婴幼儿的成长环境。主要分五个系统,涉及到:亲子关系、同伴关系、游戏与舞蹈、家庭经济及社会地位、社会文化背景等相关内容。维吾尔族先民从漠北草原到塔里木盆地,在适应环境、与土着居民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权集中、重商轻农、神秘主义盛行的政治、经济、宗教特征,并形成宿命、坚忍、热烈、团结的民族心理。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维吾尔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传承有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通过育儿活动发生作用。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下,维吾尔族随境式的育儿方式成就孩子的自然成长,对传统进行多方面的传承,但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刺激和认知教育,对现代化的适应还需较长的时间。
蔡东林[10](2012)在《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特征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目前中医对体质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参照王琦等人所提出的体质分型而进行,只有极少数医家对《黄帝内经》所记载的五行人体质进行研究;更未见将五行人体质与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结合起来研究的临床报道。本课题将通过对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进行调查分析,初步探讨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人体质与其证型之间的内在规律。望通过调查研究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特征及中医证型,初步探讨二者的内在规律。方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及对照组进行相关症状、体征、舌脉像等资料记录,填写中医证型评定表及五行体质评定表;而后由三位主治医师资格以上中医师(三位医师均为主治医师资格以上,其中至少一位副主任医师)通过所填写的评定表综合对试验组及对照组的五行体质及中医证型进行评定;当评定结果有分歧时,取≥2位医师意见为评定结果;当3位医师的评定结果均不相同时,则该病例取消。结果1.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中,木型体质、火型体质、土型体质、金型体质、水型体质分别占20.3%,11.3%,27.3%,33.3%,7.7%,其中以金型体质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土型体质及木型体质。2.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中医证型中,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肝郁脾虚、瘀血阻络、湿热互结所占比例分别为:19.0%,11.7%,46.7%,12.7%,10.0%,其中以肝郁脾虚型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肝肾阴虚型及瘀血阻络型。3.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各种中医证型中五行体质类型人数分布如下:肝肾阴虚型:木型体质4例,火型体质7例,土型体质13例,金型体质21例,水型体质12例;脾肾阳虚型:木型体质9例,火型体质0例,土型体质11例,金型体质8例,水型体质7例;肝郁脾虚型:木型体质31例,火型体质13例,土型体质36例,金型体质57例,水型体质3例;淤血阻络型:木型体质17例,火型体质10例,土型体质6例,金型体质4例,水型体质1例;湿热中阻型:木型体质0例,火型体质4例,土型体质16例,金型体质10例,水型体质0例。4.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中医证型之间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提示二者均符合正态分布,再予行Pearson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具有显着相关性,P<0.01。5.300例健康人对照组的五行体质分布情况:木型体质:61例,火型体质:57例,土型体质:61例,金型体质:64例,水型体质:57例;各种体质类型人数分别占20.3%,19.0%,20.3%,21.3%,19.0%。6.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300例健康人的五行体质之间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齐检验P<0.05,提示两组数据方差不齐,独立样本t检验取假设方差不相等结果,P>0.05,提示二者不存在显着性差异。结论1.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中,木型体质、火型体质、土型体质、金型体质、水型体质分别占20.3%,11.3%,27.3%,33.3%,7.7%,其中以金型体质与土型体质为常见体质类型。2.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中医证型中,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肝郁脾虚、瘀血阻络、湿热互结所占比例分别为:19.0%,11.7%,46.7%,12.7%,10.0%,其中以肝郁脾虚与肝肾阴虚型为常见证型。3.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特征与中医证型具有显着相关性。4.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与健康人的五行体质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二、广西融水北高村人的遗传学和体质人类学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融水北高村人的遗传学和体质人类学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晋南地区的研究现状 |
1.1.1 晋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 |
1.1.2 方伯与方伯制的研究 |
1.2 横水墓地研究进展 |
1.2.1 横水墓地考古研究 |
1.2.2 横水墓地与同时期墓地考古文化的对比研究 |
1.2.3 横水墓地多学科研究进展 |
1.3 古基因组学研究概述 |
1.3.1 古DNA的特点 |
1.3.2 古DNA研究对象 |
1.3.3 古DNA研究方法 |
1.3.4 古DNA研究进展 |
1.4 立题依据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2.1 样本采集 |
2.2 污染的防治 |
2.3 样本前处理 |
2.3.1 样本打磨 |
2.3.2 样本孵育 |
2.3.3 DNA的提取 |
2.3.4 DNA的文库构建 |
2.3.5 文库的质量检测 |
2.4 Y染色体的液相杂交捕获 |
2.5 下机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
2.5.1 序列数据处理 |
2.5.2 结果的真实性评估 |
2.5.3 性别判定 |
2.5.4 单亲标记的分型 |
2.5.5 个体间亲缘关系判断 |
2.5.6 主成分分析(PCA) |
2.5.7 F3检验 |
2.5.8 F4检验 |
2.5.9 Admixture分析 |
2.5.10 Beast构建系统进化树 |
第3章 西周时期山西横水墓地人群的分子遗传结果 |
3.1 基因组数据基本信息 |
3.2 验证实验结果真实性 |
3.2.1 片段长度 |
3.2.2 末端损伤 |
3.2.3 污染率计算 |
3.3 亲缘关系的确定 |
3.3.1 Pairwise mismatch计算亲缘关系 |
3.3.2 ROH计算近亲系数 |
3.4 单亲遗传标记结果 |
3.4.1 线粒体基因组分析结果 |
3.4.2 Y染色体DNA分析结果 |
3.5 常染色体遗传分析 |
3.5.1 主成分分析(PCA) |
3.5.2 F3检验 |
3.5.3 F4检验 |
3.5.4 Admixture分析 |
第4章 讨论 |
4.1 西周时期倗国社会各阶层的遗传学特征 |
4.2 横水人群的形成过程的基因组学分析 |
第5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 ——以三省坡草苗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田野点概述 |
第二章 共同的历史记忆 |
第一节 草苗的概况 |
第二节 族称与族源 |
第三节 “埋岩立碑”:规约与婚姻制度 |
第四节 共同的民间信仰体系 |
小结 |
第三章 族内关系的巩固与交往 |
第一节 族内婚制 |
第二节 “月夜”:集体做客 |
第三节 现代网络格局下的情歌互动 |
第四节 人情交换:日常人际关系往来 |
小结 |
第四章 族际关系的维持与互动 |
第一节 基于民间信仰的族际亲属关系 |
第二节 族际通婚:通婚的新局面 |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互动与交融 |
第四节 社交习俗互动 |
第五节 意识觉醒:互动中族群认同的重构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访谈记录 |
附录2 碑刻内容摘录 |
附录3 大高坪村认干爹名单 |
附录4 田野图片 |
致谢 |
(3)“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思考 |
1.1.1 全球化和城镇化对地域特色的冲击 |
1.1.2 新形势下的地域特色保护、发展的理论思考 |
1.1.3 地方性、文化景观与地域文化保护的系统方法探索 |
1.2 相关概念辨析 |
1.2.1 西江流域 |
1.2.2 地方性 |
1.2.3 文化景观 |
1.2.4 石文化景观 |
1.3 已有的相关研究 |
1.3.1 地方性与文化景观保护的相关研究 |
1.3.2 文化景观载体的相关研究 |
1.3.3 西江流域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
1.3.4 石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
1.3.5 相关研究述评 |
1.4 研究意义 |
1.4.1 现实意义 |
1.4.2 理论意义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框架 |
2 “地方性”理论与文化景观 |
2.1 “地方性”理论及研究进展 |
2.1.1 地方性的概念和解析 |
2.1.2 地方性的研究进展 |
2.2 “地方性”与文化景观的关系 |
2.2.1 地方性与文化景观 |
2.2.2 遗传学视角下的地方性系统构成 |
2.3 国内不同地域的文化景观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
2.3.1 区域整体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
2.3.2 区域载体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3 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解析 |
3.1 西江流域的地方性 |
3.1.1 自然环境 |
3.1.2 地方性坐标 |
3.2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解析 |
3.2.1 西江流域地方性中的石文化景观 |
3.2.2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存在形式 |
3.2.3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识别 |
3.2.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类型特征 |
3.3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载体 |
3.3.1 载体的相关理论 |
3.3.2 石文化景观的载体类型与功能 |
3.3.3 地方性、石文化景观和载体的空间尺度关联 |
3.3.4 地方性、石文化景观和载体的时间尺度关联 |
3.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 |
3.4.1 自然地理基底要素 |
3.4.2 物质要素 |
3.4.3 活动要素 |
3.4.4 构成要素之间关联 |
3.5 本章小结 |
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形成要素与演化规律 |
4.1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要素 |
4.1.1 地形地貌的影响 |
4.1.2 气候环境的影响 |
4.1.3 石功能形成 |
4.2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形成的地质要素 |
4.2.1 地质分布的影响 |
4.2.2 重矿石体分布的影响 |
4.2.3 石审美成因 |
4.3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形成的社会文化要素 |
4.3.1 聚落建设的需求 |
4.3.2 生产活动的需求 |
4.3.3 贸易发展的需求 |
4.3.4 石文化特点 |
4.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形成要素关系 |
4.4.1 空间关系 |
4.4.2 时间关系 |
4.4.3 演化关系 |
4.5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演化规律 |
4.5.1 用石功能演化 |
4.5.2 精神崇拜演化 |
4.5.3 文化审美演化 |
4.5.4 演化关联 |
4.6 本章小结 |
5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类型与特征 |
5.1 石文化景观的分类系统 |
5.1.1 分类依据 |
5.1.2 分类原则 |
5.1.3 分类系统 |
5.2 西江流域物质石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代表景观 |
5.2.1 石风貌区文化景观 |
5.2.2 石传统村落文化景观 |
5.2.3 石建构筑物文化景观 |
5.2.4 石器物文化景观 |
5.2.5 石载体的应用 |
5.3 西江流域非物质石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代表景观 |
5.3.1 石崇拜文化景观 |
5.3.2 石艺术文化景观 |
5.3.3 石语言文化景观 |
5.3.4 石技艺文化景观 |
5.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特征 |
5.4.1 文化生成特征 |
5.4.2 空间分布特征 |
5.4.3 载体作用特征 |
5.4.4 景观美学特征 |
5.5 本章小结 |
6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 |
6.1 文化景观评价理论 |
6.1.1 景观评价的发展 |
6.1.2 景观评价的类型 |
6.2 石文化景观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
6.2.1 价值体系 |
6.2.2 评价方法 |
6.3 石文化景观的综合评价模型 |
6.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6.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6.3.3 模糊综合评价 |
6.4 石文化景观的评价结果分析 |
6.4.1 评价数据的获取 |
6.4.2 总体评价 |
6.4.3 分类评价结果 |
6.5 本章小结 |
7 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保护策略 |
7.1 石文化景观存在的问题 |
7.1.1 整体保护的问题 |
7.1.2 保护实施的问题 |
7.1.3 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
7.2 文化遗产廊道与文化景观保护理论 |
7.2.1 地方性视角下的保护认知 |
7.2.2 文化遗产廊道理论与应用 |
7.2.3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发展 |
7.2.4 石文化景观的保护意义 |
7.3 西江流域文化遗产廊道构建与石文化景观保护策略 |
7.3.1 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文化遗产廊道建构 |
7.3.2 文化遗产廊道与石文化景观的保护关系 |
7.3.3 基于文化遗产廊道的石文化景观保护策略 |
7.4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的载体保护性发展策略 |
7.4.1 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载体认知 |
7.4.2 保护性发展概念及意义 |
7.4.3 石文化景观的物质载体保护性发展策略 |
7.4.4 石文化景观的非物质载体保护性发展策略 |
7.4.5 石文化景观的载体虚拟化保护性发展策略 |
7.5 本章小结 |
8 全文总结与工作展望 |
8.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8.1.1 研究结论 |
8.1.2 创新点 |
8.2 工作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西江流域内滇、黔、桂、粤四省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
附录2 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附录4 博士生期间参与的课题研究情况 |
(4)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1、选题的目的 |
2、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成果 |
2、境外研究成果 |
3、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 |
第一节 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
一、农业起源的背景 |
二、原始农业的产生 |
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 |
四、原始农业的空间分布 |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 |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农具与水利 |
二、土地利用率的逐步提高 |
三、夏商西周农耕区的点状分布 |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核心农耕区的形成 |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 |
二、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
三、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 |
四、春秋战国时期核心农耕区的空间分布 |
第二章 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第一节 西北区 |
一、黄土高原地区 |
二、河套地区 |
三、河西地区 |
四、河湟地区 |
五、西域地区 |
第二节 黄淮海区 |
一、河南地区 |
二、河北地区 |
三、山东地区 |
第三节 西南区 |
一、巴蜀地区 |
二、云贵地区 |
第四节 长江中游区 |
一、湖北地区 |
二、湖南地区 |
三、江西地区 |
第五节 东南区 |
一、江淮地区 |
二、江浙地区 |
第六节 岭南区 |
一、岭南中部地区 |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 |
小结 |
第三章 三国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第一节 东南区 |
一、吴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屯田 |
二、农田水利 |
三、北方人口的大规模移入 |
四、农耕区的拓展 |
第二节 岭南区 |
一、东吴对岭南的开发 |
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
三、农耕区空间扩展的表现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区 |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
二、北方移民的加入 |
三、水利工程的兴建 |
四、农耕区扩展的表现 |
第四节 黄淮海区 |
一、人口数量变化 |
二、农田水利的兴建 |
三、农耕区的空间扩展 |
第五节 西北区 |
一、割据政权的农业开发 |
二、农耕区拓展的新亮点 |
小结 |
第四章 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 |
第一节 东南区 |
一、人口数量的增加 |
二、技术的支撑 |
三、水利的推进 |
四、东南农耕区的扩展 |
第二节 岭南区 |
一、社会环境安定 |
二、生产环境改善 |
三、岭南农耕区的拓展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区 |
一、北方人口的迁入 |
二、水利建设 |
三、长江中游农耕区的拓展 |
第四节 黄淮海区 |
一、人口的增加 |
二、农田水利的兴建 |
三、黄淮海农耕区的扩展 |
第五节 西南区 |
一、人口数量的增长 |
二、行政机构的增设 |
三、西南农耕区的拓展 |
第六节 西北区 |
一、政府的大力推动 |
二、军事屯垦 |
三、西北农耕区的拓展 |
小结 |
第五章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异 |
第一节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 |
一、秦汉时期农耕区的全方位拓展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 |
三、隋唐时期农耕区的南北深入发展 |
第二节 汉唐农耕区的空间分异 |
一、西北区 |
二、黄淮海区 |
三、西南、长江中游及东南区 |
四、岭南区 |
第三节 汉唐农耕区扩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异原因分析 |
一、政治因素 |
二、经济因素 |
三、技术因素 |
四、人口因素 |
五、自然条件 |
第六章 汉唐农耕区扩展中的人地关系 |
第一节 农耕区扩展中的人与自然 |
一、自然环境对农耕区拓展的影响 |
二、农耕区拓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
三、农耕区拓展中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
第二节 农牧交错带形成与变迁 |
一、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
二、农牧交错带的变迁 |
第三节 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生态问题的审视 |
一、客观认识汉唐农区拓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
二、汉唐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与政策 |
三、汉唐时期生态问题的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概述 |
一、侗族的族群分布 |
二、侗族大歌的概念界定 |
三、侗族大歌的文化地理学因素 |
四、侗族大歌依生的民间习俗 |
五、侗族大歌的审美特质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研究现状 |
一、宋代至中华民国时期:侗族大歌演唱场景的描述 |
二、20世纪50至60年代:侗族大歌的挖掘整理 |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侗族大歌的研究蔚为大观 |
四、21世纪初至今:侗族大歌的研究成绩斐然 |
第三节 研究设计、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范式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第一章 侗族大歌的发展演变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地域分布 |
一、侗族民歌的南北分界 |
二、侗族大歌的流传区域 |
三、侗族大歌分布地域原因探究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历史形态 |
一、侗族族源追溯 |
二、侗族大歌的起源考 |
三、侗族大歌的民间传说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发展态势 |
一、侗族大歌的兴衰历程 |
二、侗族大歌的空间变迁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未来趋向 |
一、侗族大歌语言环境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丧失 |
二、侗族大歌传承结构的断层 |
三、侗族大歌生态空间的破坏 |
第二章 侗族大歌的生态环境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自然环境 |
一、地形、地貌和土壤 |
二、气候条件 |
三、物产资源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社会环境 |
一、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款” |
二、侗族社会的宗法组织——“补腊” |
三、侗族社会的宗族组织——“歌班” |
四、侗族社会的人种特征 |
五、侗族社会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文化环境 |
一、宗教祭祀活动 |
二、婚配恋爱活动 |
三、其他节庆习俗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展演环境 |
一、鼓楼 |
二、民居 |
三、寨门 |
四、戏台 |
第三章 侗族大歌的歌唱内容 |
第一节 自然意识的张扬 |
一、自然之声的模拟 |
二、自然之象的表达 |
三、自然之境的描述 |
第二节 民族记忆的口述 |
一、敷陈侗人起源 |
二、叙述迁徙历史 |
三、讴歌民族英雄 |
第三节 婚姻制度的展演 |
一、真实细腻的心灵流露 |
二、大胆率真的爱意呈现 |
三、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 |
第四节 人伦亲情的礼赞 |
一、养育之情的感恩 |
二、人伦秩序的教化 |
三、童真童趣的升华 |
第五节 日常生活的叙写 |
一、生产与生活的描绘 |
二、劳动与爱情的交织 |
三、艺术与生命的感悟 |
第四章 侗族大歌的歌律形态 |
第一节 音乐发生的自然性 |
第二节 话语方式的诗意性 |
第三节 演唱风格的整一性 |
第四节 和声运用的层次性 |
一、多声部民歌概述 |
二、侗族大歌多声部和声音乐的出现 |
三、侗族大歌多声部音乐的和声运用 |
第五节 音乐调式的柔和性 |
一、我国五声性调式概述 |
二、侗族大歌的主要调式及相互转换 |
三、侗族大歌的调式重叠 |
第六节 押韵形式的交互性 |
一、句内韵的使用 |
二、句间韵的使用 |
三、“同”韵的使用 |
四、三种押韵形式的混合使用 |
第五章 侗族大歌的社会功能 |
第一节 侗族大歌的群体娱乐功能 |
第二节 侗族大歌的社会交往功能 |
第三节 侗族大歌的审美教育功能 |
一、侗族大歌自身“美”的教化 |
二、侗族大歌“情感教育”的和谐功能 |
第四节 侗族大歌的宗教信仰功能 |
第五节 侗族大歌的民族认同功能 |
一、侗族大歌分布地域的独特性体现 |
二、侗族大歌体现的民族认同 |
三、侗族大歌对民族认同的意义呈现 |
第六节 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功能 |
第六章 侗族大歌的传承调适 |
第一节 文化场域与接受心理变化 |
第二节 符号叙事与艺术形态固化 |
第三节 现代语境与审美体验转型 |
一、内蕴审美向外显审美转化 |
二、复合审美向单向审美转化 |
三、诗性审美向创意审美转化 |
第四节 社区变迁与传承方式嬗变 |
第五节 生态维度与意义生产重构 |
结论 |
附录1:贵州省侗族大歌传承人名录 |
附录2:贵州省侗族大歌歌师名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碰撞中的身份寻求:东纳藏族部落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藏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创新和难点 |
第二章 地域与人民:东纳部落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生态 |
第一节 多拉仁姆(mdo-la-ring-mo)北麓的自然环境 |
一、地理位置及地名 |
二、地形地貌 |
三、山脉和水系 |
四、自然气候和动植物 |
五、物产资源 |
第二节 藏、汉传统地理认识中的东纳 |
一、共和国境内最北端的藏族人群 |
二、交通要道上的东纳 |
第三节 “西番”与“黄番”:族群及其分布 |
第三章 东纳徙边记:部落社会历史概说 |
第一节 南山羌与lho-bal:古代民族在河西的活动 |
一、活跃在河西的古代民族 |
二、吐蕃在河西的开拓 |
第二节 “噶玛洛”与“黑缨队”:东纳藏族部落的历史记忆 |
一、东纳部落名称渊源与族源概述 |
二、分化迁徙及部落最终形成 |
第三节 东纳部落的历史沿革 |
一、民国以前的历史沿革 |
二、民国以后的历史沿革 |
第四章 边陲上的“兄弟连”:东纳三部的分布及社会组织 |
第一节 部落的组织形式和结构 |
第二节 “甘坝隆森(gan-pa-lung-gsum)”部落 |
一、地理位置 |
二、社会组织及氏族人口 |
三、经济生产 |
四、山神与拉卜则 |
第三节“措周(tsho-drug)”部落 |
一、地理位置 |
二、社会组织及氏族人口 |
三、经济生产 |
四、山神与拉则 |
第四节 “依如(gyas-ru)”部落 |
一、地理位置 |
二 社会组织及氏族人口 |
三、经济生产 |
四、山神与拉卜则 |
第五节 关于“东纳卡森”部落相关问题的再讨论 |
一、“三山口”:不断扩大的地域概念 |
二、弟兄祖先:无法割裂的部落整体 |
三、寺院和番僧:因信仰再聚的东纳三部 |
四、荣辱与共:东纳部落的多元民族构成 |
五、对于“甘坝隆森”部落的再思考 |
第五章 行走藏乡——东纳部落的传统文化 |
第一节 东纳部落语言 |
一、东纳藏语方言中c、ch、j、zh、sh的读音特点 |
二、其他古音遗存 |
第二节 宗教信仰 |
一、部落原始宗教信仰遗存 |
二、藏传佛教信仰 |
三、道教信仰 |
第三节 传统服饰 |
第四节 民间文学艺术 |
一、英雄史诗 |
二、口传文学 |
三、歌曲 |
第五节 婚丧习俗 |
一、婚姻 |
二、丧葬 |
第六节 饮食和禁忌 |
一、饮食 |
二、禁忌 |
第六章 夹缝与孤岛:东纳藏族部落的边缘化现实 |
第一节 边缘形成:东纳藏族部落的边缘处境 |
一、地域边缘 |
二、藏区“孤儿”:被遗忘的东纳藏族部落 |
三、多元文化“夹缝”中的族群“孤岛” |
第二节 肃南设县之争: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边缘化 |
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建置情况概述 |
二、利益博弈:一场有关肃南县名的争论 |
三、东纳藏族的政治边缘化现实 |
第三节 地理与族群文化边缘化 |
一、“光棍村”的故事 |
二、周边族群眼中的“黑番” |
三、“像又不像”的藏族部落 |
第四节 语言的使用语失落 |
一、教育 |
二、社会政治运动 |
三、居住格局 |
四、人口流动 |
五、族际通婚 |
第七章 寻找身份:回归路上的东纳藏人 |
第一节 东纳藏人的文化复兴运动的缘起 |
一、关键词:身份与认同 |
二、东纳藏人的文化复兴运动 |
第二节 西北的康巴人:地方精英“缔造”的集体记忆 |
一、康巴人:地方话语中的集体符号 |
二、逆袭:一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再造 |
第三节 “嘉央贡巴”来了新喇嘛 |
一、喇嘛索拉丹贝尼玛 |
二.祁连山·格萨尔·东纳拉卜则:一个文化象征符号的建立 |
第四节 自我调适:回归路上的生存策略 |
一、社交情景中的身份选择和构建 |
二、“被安排”的藏文课 |
三、复活的藏历年 |
余论与反思 |
一、“根基”与“建构”:双向作用下的族群身份认同 |
二、逾越之地:关于“边缘”的再认识 |
三、关于族群及文化建构合理性的思考 |
附录:藏文拉丁转写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从育儿角度看维吾尔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传承 ——以新疆科克墩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1章、导论 |
讲两个故事:看婴幼儿期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 |
1.1、选题缘由 |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相关概念界定 |
1.4、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文献综述 |
2.1、国民性研究 |
2.2、生态人类学 |
2.3、教育人类学 |
2.4、国内关于少数民族育儿习俗的研究综述 |
第3章、维吾尔族的历史、生态与文化 |
3.1、维吾尔族历史与文化 |
3.2、干旱地区的文化 |
小结 |
第4章、调查地点简介 |
4.1、地理位置、生态环境 |
4.2、生计方式 |
4.3、人口、家庭与教育 |
4.4、政治体制 |
4.5、宗教 |
4.6、风俗 |
第5章、维吾尔族育儿行为与习俗 |
5.1、生育期 |
5.2、婴儿期(0-3岁) |
5.3、幼儿期(3-6岁) |
5.4、小学儿童 |
小结 |
第6章、从人类发展生态理论看维吾尔族育儿 |
6.1、微系统 |
6.2、中间系统 |
6.3、外部系统 |
6.4、宏系统 |
6.5、时间系统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10)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特征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文献研究 |
1. 体质研究的源流与发展 |
1.1 古代对体质的认识 |
2. 近现代对体质的研究 |
2.1 体质形成要素与特性 |
2.2 体质分型 |
3. 国外对体质的研究 |
3.1 体质定义 |
3.2 体质分型 |
4. 体病相关 |
4.1 体病相关研究 |
4.2 体质与肝病 |
4.3 五行人体质与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 |
临床研究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内容 |
2.1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中医证型的分布特点 |
2.2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中医证型的内在联系 |
3. 研究方案 |
3.1 研究对象 |
3.2 诊断标准 |
3.3 纳入标准 |
3.4 排除标准 |
3.5 对照组 |
3.6 样本含量估计 |
3.7 设计方案 |
4. 研究结果 |
4.1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基本特征 |
4.2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分布 |
4.3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 |
4.4 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中五行体质分布情况 |
4.5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中医证型的关系 |
4.6 健康人对照组的基本情况 |
4.7 健康人对照组的五行体质分布 |
4.8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与健康人的五行体质对比 |
5. 讨论 |
5.1 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分布规律 |
5.2 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规律 |
5.3 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中五行体质分布情况 |
5.4 300例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与中医证型的关系 |
5.5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辩证论治与五行体质的联系 |
5.6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与健康人的五行体质比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自制五行人体质测验表(附表1) |
传染病专项慢性肝炎中医证候调查表(附表2) |
致谢 |
四、广西融水北高村人的遗传学和体质人类学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学研究[D]. 杨宣. 吉林大学, 2021(01)
- [2]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 ——以三省坡草苗为中心的考察[D]. 冯运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地方性”视角下的西江流域石文化景观研究[D]. 傅方煜.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4]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D]. 徐臣攀.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故纸堆与双螺旋的结合:分子人类学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J]. 陈文婷. 学术月刊, 2016(02)
- [6]歌与生活 ——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D]. 杨毅. 武汉大学, 2015(07)
- [7]侗台语言文化研究的国际视野和问题导向[J]. 杨通银,丁娟. 百色学院学报, 2014(04)
- [8]碰撞中的身份寻求:东纳藏族部落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研究[D]. 尕藏尼玛. 兰州大学, 2014(01)
- [9]从育儿角度看维吾尔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传承 ——以新疆科克墩村为例[D]. 卢笑笑. 中央民族大学, 2013(S2)
- [10]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五行体质特征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初探[D]. 蔡东林.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