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娟娟[1]2006年在《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定价研究及风险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被不断的尝试和研究。资产证券化是现代金融创新技术之一，可以作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的一种可运用的手段。本文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中的关键问题——证券的定价和风险分析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论文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以分析不良资产证券的定价和发行风险为重点，对中美两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案例进行了剖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方向性、概括性的总结，从中吸取了成功经验及其涉及的相关理论，作为论文的研究依据。其次，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根据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构建了不良资产证券的定价和风险度量模型。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建立有效而稳定的资产池，需要考虑到资产的选择、分类和重新组合这叁个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无套利分析的方法对不良资产证券的发行利率进行了推导，从而得出该发行利率取决于证券的发行期限、风险、银行贷款利率及无风险利率。在风险分析中，逐一讨论了影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五个主要风险因素，并选择KMV信用监控模型对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进行了评估和监测，在此基础上从银行角度提出了规避风险的若干方案。最后，通过我国不良贷款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应用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的部分不良资产实施证券化是可行的。另外，本文设计的不良资产证券同我国目前已经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相比，各指标基本是一致的，设计也是合理的；同时指出，我国银行业如果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其信用风险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的。
陈尧[2]2008年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解决不好,它会威胁到我国的金融体系安全,影响到经济与政治的稳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警示,中国政府通过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方式,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出现了下降的局面。虽然形势在好转,从国际经验来看,处置不良资产既是银行自身经营的需要,也是金融业改革和开放的需要。资产证券化作为不良资产的一种特殊处置方式,以其低成本、结构融资、表外业务化而受到重视。它是金融创新浪潮中崛起的一种主流融资技术,已成为近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工具。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上市,提高了在开放条件下与外资银行开展竞争的能力。我国应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进程,提高资产回收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化解内部沉积的不良资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善,通过资本市场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还比较落后,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但探索利用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来处置部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是比较可行的。所以,笔者认为选择这样的题来研究对解决当前实际问题是必要的,也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正是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所在。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面,本论文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涵义和叁个基本理论: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以及信用增级原理阐述的基础上,给资产证券化一个准确的界定;从宏观和微观以及内部和外部等多方面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在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的可行性,结合美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特点、经验和在我国实施的一些具体障碍,归纳提出了证券化操作的科学步骤,例举了“建设银行开元05-资产证券化”的实例和工行宁波分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收益情况分析这两个具体案例,最后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资产证券化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实施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政府要积极推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第二,合理设计证券化品种,构建资产池。根据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和要求,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清理、分类,使资产池的组合更符合证券化运作的要求。第叁,设立特设信托机构SPV,实现资产真实出售,设立SPV是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前提。第四,增强信息披露,完善信用评级。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对资产证券化的发行和交易至关重要。第五,以债务抵押债券发展为先导,学习美国模式,国有商业银行走资产证券化道路在开始时期应更多的尝试发行债务抵押债券。第六,加强对银行的多方技术支持。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除应考虑未来现金流的稳定问题外,还面临银行信贷资产的折价出售,政策是否支持等问题。第七,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一个完善的资产证券化市场,要以投资者的需求为依托,即市场需求为依托。第八,建立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监管和协调体系。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的主体。资产证券化过程涉及到多个部门,如计委、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地方政府等,各监管应各司其职。第九,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修改资产证券化的规模限制条款等,使之有法可依。
朱乾宇[3]2005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及信贷风险防范》文中认为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最大隐患。基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的主体地位,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经验,结合银行外部配套改革和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及风险控制,一方面化解和处置当前巨额的存量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控制和防范新的增量不良贷款的产生,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遵循“理论分析——经验验证——政策建议”的基本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转轨时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和银行信贷风险的防范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笔者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在不良贷款、竞争力方面的差距的根源在于技术、制度和机制叁个要素。正是基于这一重要认识,本文提出在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化解不良贷款“存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体系,运用先进的金融技术、工具和先进的信贷风险测量方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及市场约束,从根本上有效防范银行“增量”不良贷款的生成。2)在借鉴国外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运作方式进行了评析,指出由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目前的主要运作方式处置力度有限; 而资产证券化不乏为一种快速有效的处置方式,但必须以完善的金融市场为支撑。在对外汇注资补充资本金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后,本文指出,应该寻求注资之外的多元化资金补充渠道。3)在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研究中,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提升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不良贷款与银行竞争力的代表性评价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此寻求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最显着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份占银行总股份比重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具有最显着影响,其次为资本充足率、呆帐准备金率和银行职工人数。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
庄磊[4]2016年在《商业银行资产流转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资产流转指商业银行将资产负债表资产端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通过多种方式转让出去,实现资产的出表,释放现金,再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如此周而复始。在保证风险资产占用不变或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实现银行盈利的增长。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转的形式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非标资产转让和不良资产转让。本文的目的是从资本约束的视角研究资产流转业务。“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这是2013年7月国务院在《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意图。商业银行推进资产流转,一方面是响应监管和宏观调控政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自身应对资本约束的内在需求。本文的研究方法既有定性,也有定量,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并通过与国外银行资产流转实践比较,得出我国资产流转改进的方向,并摒弃国外不合理的做法。整个文章遵循的逻辑脉络是:商业银行面临越来越强的监管资本约束,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银行需采取多种措施应对资本约束,主要方式有叁种:补充资本金、资产调整、资产流转,文章通过规范和实证分析证实资产流转是最优方式。由此大力发展资产流转业务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转业务处于发展初期,与国际银行有较大差距。通过梳理国际银行资产流转业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形成相关政策建议。按照文章的章节顺序看,第一章为绪论,详细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介绍了文章的理论基础,包括金融创新理论、资产负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博弈论。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资产流转业务的相关研究。第二章为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文章回顾了国内外资本监管的发展进程。国内外商业银行为提升盈利而加大金融创新,监管机构则为了防控金融风险加大监管力度,两者相互博弈推动了监管的螺旋式发展,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施加的资本监管压力越来越强。本章详细剖析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包括对盈利能力、经营绩效、信贷行为、融资效率的影响,乃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约束对银行盈利能力、信贷行为、融资成本的影响。第叁章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了资产流转是应对资本约束的最优选择。应对资本约束的叁种方法中,补充资本金的具体形式包括ipo、增发、二级资本债、可转债等。资产结构调整方式主要是加大低风险权重资产的投资比重。补充资本金方式、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国际、国内实践也进一步证实了两种方式的劣势。相比而言,资产流转具有较大优势,如对资本金要求不高,不影响盈利能力,提升资产质量,适合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环境,与我国银行“轻资产”、“交易型”发展趋势吻合等。第四章在第叁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首先,文章以构建模型求导方式进行验证。以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模型为基础,应对资本约束的方式不同,模型的分子和分母也不同,叁种方式下的资本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就收益率求导,敏感度越高的表明效益提高越快。由此得出结论,资产流转方式是效益提高最快的方式,即最优方式。其次,基于16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文章运用dea效率测度法将内源融资、资本性负债融资、股权融资进行效率对比,得出结论内源融资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本章分析也显示资产流转是内源融资的一种方式,从而得出结论资产流转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最后,本章基于157个aaa级信贷资产支持产品构建回归模型,并引入发起人评级这个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资产流转的融资成本与发起人资质相关,发起人评级高,资产流转融资成本则较低。与大型银行相比较,中小银行发起资产流转具有一定劣势。第五章为资产流转的国外经验教训。文章分别列举了美国、欧洲、亚洲国家的资产流转发展状况,并总结了各自优势和不足。值得我国学习的经验包括:提升产品标准化,统一登记结算系统,实现市场交易机构多元化,完善交易制度和中介服务,提升市场流动性,实现产品种类多元化,提高政府支持力度,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扩大资产证券化资产范围等。值得吸取的教训主要体现在:abs基础资产分散度不够,发起人存在道德风险,存在过度资产证券化现象,信息披露机制有待完善等。第六章梳理了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转发展历程和现状,分别就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非标资产流转、不良资产流转四部分详细阐述。首先,梳理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脉络。指出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如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存量规模小,流程繁琐,品种结构不合理,产品市场流动性差,模式单一等。资产流转业务的另一方式信贷资产转让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信贷资产转让发端于前期的银行间一对一贷款转让业务。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的成立,为信贷资产流转提供了统一的登记和挂牌转让的平台,同时监管规定通过该中心转让的信贷资产属于标准化债权资产。银登中心凭借平台和制度优势,有望成为信贷资产流转的主战场。非标资产流转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非标资产流转的主要方式为私募资产证券化。私募资产证券化对发起银行而言,手续简便,流程较短,可快速释放风险资产和资本金,发起行操作动机较足;优先级的认购银行只耗用20%风险资产,却可获得远高于同等评级债券的收益,投资意愿较强。需求和供给的吻合导致私募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不良资产流转也获得一定发展。目前不良资产流转的主要方式为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银行间互持以及资产证券化。前两种方式限制因素较多,难以成为不良资产流转的主流方式。不良资产证券化和通过银登中心登记的不良资产流转有望成为不良资产转让的主要方式。第七章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资产流转业务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方面,推动MBS、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私募资产证券化发展,鼓励信贷资产证券化SPV多元化发展,推行全资产证券化,激励产品创新等;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做大做强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完善信贷资产转让配套措施,促进信贷资产转让品种多元化;在非标资产流转方面,建议监管机构给予非标资产证券化政策扶持,推进银登中心的非标资产转让业务;不良资产转让方面,政府应加大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扶持力度,提升技术手段,打造银登中心不良贷款转让平台。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思路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他们或者偏重研究资本约束,或者偏重研究资产证券化,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本文将资本约束和资产证券化结合起来研究,并将资产证券化领域扩充至整个资产流转领域。文章基于资本约束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资产流转,为商业银行开展资产流转业务从另一角度加以佐证。2.运用我国银行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部分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独创性。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资本约束对我国银行盈利能力、贷款行为和融资效率的影响;第二部分对资产流转是应对资本约束的最优选择展开论证,包括模型求导法和DEA效率测度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资产流转融资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资产流转融资成本与发起人自身信用相关。3.基于功能观金融中介理论框架对银行资产流转进行理论分析。4.借鉴国外银行资产流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资产流转业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我国资产流转业务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通过政策建议,可快速发展我国资产流转业务。论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国内银行数据展开,国外实证分析欠缺,实证分析自身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对资产流转的研究偏重宏观和中观,对微观领域的研究有待加强。资产流转业务是商业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发展潜力。本人对该领域的研究仅仅处于初始阶段。未来本人在日常工作和理论学习中,将进一步加深该领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转业务的发展贡献微博力量。
蒋峰[5]2009年在《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也日益凸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存量大、比例高,而且大多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中,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如何能让我国的金融市场更加稳步、健康和安全地发展已成为当今经济金融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我国己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是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大。这些不良资产不仅降低了银行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是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安全运行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化解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成因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危害。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发达国家也比较狭窄,许多优质的项目由于资金短缺的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同时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在金融经济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肩负了许多政府的职能并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我国政府一直以来比较重视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就缺乏低成本、高效率的处置方法,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研究开发出一种高效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主要有坏账冲销、债权重组和债转股等,在以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问题上也采取了一定的尝试。本文认为,以证券化方式来解决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是一种高效的方法。其次,本文对什么是资产证券化做了详细地介绍。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具影响的金融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美国,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和深入地研究。此方法将缺乏流动性但是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安排,转化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证券。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包装成易于出售的证券,将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立即变现,证券化表面上是以资产为支持,但实际上是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的。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包括发起人也就是资产原始权益人、特设机构(SPV)、投资银行、托管者、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简单地讲,一次完整的证券化融资的基本流程是：先由发起人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SPV,然后由SPV将这些资产汇集成资产池,再以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资产池中所产生的现金流最后用于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在不良资产证券化中,核心的问题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定价。国内在不良资产证券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证券化的可行性分析、法律和制度等方面,涉及到定价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确定性等值”概念的延伸,利用概率和微积分等数学方法推导出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区间的模型。模型的建立基础是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是凹性的,以及市场是无摩擦的,即不考虑投资者的交易费用和银行的发行费用。本论文定价区间模型的推导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定价思路。目前国内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较少,本文中所引用的案例是“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通过“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的分析,验证了本文中所提出的区间定价模型的可行性。最后,本文希望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产品往往是相互交错,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往往通过信用衍生产品实现信用风险转移,有时资产证券化还会将信用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如合成型CDO。大量的住房市场资产被金融机构进行证券化,使得与住房贷款特别是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化产品迅速发展,新的产品不断衍生,规模不断扩大,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信用衍生产品有助于风险在市场中的有效分布和集中管理,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成熟程度时可以选择通过信用衍生产品转移风险。但是将信用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会使资产重新组合和重新定价的次数太多,风险测算、风险控制以及定价的难度都会极大地增加,甚至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主张中国资产证券化创新尝试将信用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市场,我国不会停止在资产证券化这条道路上的脚步,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国必须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我国的金融创新不能过于激进。本文的定价区间模型还有很多不足,希望将来在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后,能够得出适用我国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从而根据本文所提出的定价区间模型的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的理论研究。
张东深[6]2013年在《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理论探索、模型设计与实际运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他上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银行均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因此,我国银监会与各商业银行都在积极谋求着不良资产的解决之道。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与推广为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国内外学术界虽以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仍未
林治海[7]2004年在《银行资产证券化：借鉴 创新》文中提出一、选题背景 与国际上混业经营趋势不同，我国在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上采取的是分业模式，在这个大框架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联系机制，发展不协调，其中的债券市场又滞后于股票市场：银行体系功能错位，为巨额的不良资产所困，流动性隐患明显，风险增加；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但有一种金融工具既可以架起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桥梁，又能解决银行的流动性，实现银行风险与收益组合的优化，这就是——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创新浪潮中崛起的一种主流融资技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被大量采用，跨国界交易迅速增长。它的出现，不仅为市场提供了新的融资工具，而且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资产证券化兼有风险转移创新、提高流动性创新和信用创造创新的功能，所以引发了金融市场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经济、法律基础薄弱被排斥在资产证券化的国际运作之外，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国际资产证券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许多创新案例中成为证券结构安排中的主要角色。在中国，自90年代早期以来，学术界和金融产业界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中集集团、中远集团、珠海高速在内的叁个离岸证券化的操作。之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等许多部门对资产证券化的推动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直至目前，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还没有浮出水面，有的只是在现有框架下的变通做法，包括在业内影响甚大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工行宁波分行的财产信托。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障碍，久不实施的原因何在?能否在目前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下，将国外这一成熟的技术引入国内，针对我国金融领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创新，这就是本文选题的初衷所在。 本人毕业后曾从事过五年的金融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后又分别在监管部门、信托公司和证券机构等从事具体的实务工作，亲历了我国金融改革的整
许轶峰[8]2008年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历史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其运用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实践证明这种创新之举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当中非常有效,并广泛被各个国家运用。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太过注重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忽略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造成了巨额不良资产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生成,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体系安全。随着加入WTO,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成为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本文从探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模式出发,对证券化中核心问题做出分析,并结合实际案例和国外经验的分析,得出我国应该如何进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为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必要的参考建议,有利于今后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顺利进行。
郑彤明[9]2018年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现况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信用风险不断暴露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工作,对化解金融风险、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但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自2016年重启以来,因法律、税收、会计等配套机制和措施不完备、市场主体有限、不良贷款估值难等短板制约,不良资产证券化尚难以向深度发展成为银行不良贷款化解的主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不良贷款证券化实践运作的特点,阐述我国不良贷款证券化面临的主要困难,最后结合国际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教训提出政策建议。
史金[10]2008年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既有宏观经济波动、政府不当干预、法律法规建设等外部原因,也有法人治理结构、风险管控机制、考核激励结构等内部原因。由于不良资产存在“冰棍效应”,处置时间拖的越长,所能回收的价值越小,而且银行业不良资产如果持续得不到有效压缩,将危害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有效处置不良资产对我国银行业和国家金融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成因和发展趋势,在分析催收现金、债务重组、以资抵债和呆账核销等传统处置方式基础上,引入了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这一课题。随后,从分析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出发,探讨各参与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运作流程,归纳资产证券化的两个基本法律关系,并指出其中发起机构与特殊目的机构之间的资产转让关系是资产证券化的前提。而由于信托交易结构具有“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财产的有限责任”的特点,从我国现行规定和实践来看,一般采取信托方式实现资产转让。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资产证券化及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价值进行了详细分析。接着,本文对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以及产品展开研究,并对“2005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东元2006-1优先级重整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分析认为,由于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这一信用增级方式,“东元2006-1优先级重整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更类似于发起机构向投资者发行的固定收益债券,其结果是入池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并未有效从发起机构向投资者发生实质转移。最后,本文从交易结构、法制建设、会计处理、税收政策以及风险管理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提出了具有实践价值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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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陈尧. 西南大学. 2008
[3].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及信贷风险防范[D]. 朱乾宇.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4]. 商业银行资产流转研究[D]. 庄磊.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5]. 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D]. 蒋峰.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6]. 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研究——理论探索、模型设计与实际运用[J]. 张东深. 中国总会计师. 2013
[7]. 银行资产证券化：借鉴 创新[D]. 林治海.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8].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许轶峰. 南昌大学. 2008
[9]. 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现况与展望[J]. 郑彤明. 金融与经济. 2018
[10].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史金.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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