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深[1]2004年在《农民增收与制度创新》文中认为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促进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国家采取了诸多的政策和措施，但成效都不明显，农民收入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全国性、普遍性的问题，其深层原因是制度因素。鉴于此，本文在制度方面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手段和方向，为政府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决策上提供建议和参考。研究方法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法、文献法和访谈法。 本文高度概括了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缺陷。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户籍制度的缺陷，阻碍了农民进城就业，阻碍了城市化，使农民没有社会保障。财税制度的缺陷：现行的财税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的缺陷；财政支农问题。农村金融制度缺陷：农村金融组织产权不清，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缺陷，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村金融制度环境严峻。农村行政管理制度缺陷：机构膨胀，冗员过多，造成农民负担重；政府行为不规范，缺乏约束；农民缺乏发言权。 针对以上制度缺陷，进行制度创新。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制，赋予农民永久性的农地使用权，用土地购买制度取代土地征用制度，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合作经营制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废除就业歧视，加强进城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快城市化。创新财税制度，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推广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组织制度，放开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培育农村民营银行，形成有效竞争，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创新农村行政管理制度，实行机构改革，减少冗员；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监督；成立农会，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通过制度创新，还农民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霍焰[2]2013年在《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发展面临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使农业工业化、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迁使得农村成员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了多元化，农村居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也出现了分层化。这种收入路径的变化，必然给农村金融环境带来深刻的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变迁会如何诱致“需求追随”型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又如何发挥“供给先导”作用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成为农村金融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基于金融排斥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和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农村金融活动主体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态均衡关系，破解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困境不仅有助于丰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也有助于探究“叁农”问题的相关规律。在反危机取得成功后，经济转型已上升为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农村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又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因此，有必要系统深入地探讨农民收入规模及其来源结构的变迁，分析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财富结构状况，科学刻画农村金融主体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研究构建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良好互动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农村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为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及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全文共由七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互动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入手，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并在述评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文章的写作内容与方法。第二章运用大量数据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及收入来源构成的变迁过程，重点分析了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历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历程、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变迁以及农民收入的构成及其结构变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大致可以划分为1978——1992年、1993——2003年和2004年至今叁个阶段。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年间缩小了，其余年份都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从农民纯收入的地域差异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西低东高、从西部内陆地区向中部再到东南沿海递增的趋势。从农民收入的构成上看，构成农民人均纯收入核心部分的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其所占比重在逐渐下降，但仍然是构成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民外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也在逐渐上升。同时，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有较快增加，但数额仍然很小，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第叁章从农村金融的界定入手，从农村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叁个方面论述了农村金融体现出的农民收入的变迁及其特征。运用大量数据说明：与农民收入增长阶段相同的农村银行业发展的叁个阶段、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应的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相似的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从而以数据统计分析证实了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共生共荣的系统。第四章在梳理金融发展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分析了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金融发展理论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实践，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指导理论是农村信贷补贴论，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在本世纪初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成为新一轮农村金融政策的指导性理论，并推动了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以及农村民间金融得以快速发展。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性突破，然而其仍然面临一系列制度困境，应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第五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银行业间的促进与制约，并运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法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对中国农村银行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继尔提出相应的推进农村银行业发展进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当期农业发展水平、农民外出务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力度及前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外出务工以及农村居民储蓄有助于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然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和财政支农比率却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显着的负向关系。脉冲和方差分析表明，影响农户纯收入的“马太效应”非常显着且短期内影响力巨大。格兰杰检验表明农民收入变动与农村储蓄率变动互为格兰杰原因，而农民收入变动与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变动互不为格兰杰原因。总之，实证分析表明农村银行业的发展发挥了其动员储蓄的功能，但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却没有发挥作用。第六章从农村保险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入手，剖析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现状与原因，进而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农业保险的赔付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正向作用关系，农业保险的赔付额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赔付额有反向作用关系。农业保险虽然对农民增收有作用，但作用还不大。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农业保险补偿风险的能力差以外，也进一步说明了促进农业保险发展，防范和分散农业风险对农民增收和改善农民生活状态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应在农业保险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运用相关政策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第七章从介绍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与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指出，近年来兴起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助于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部分空白，是实现农业产业直接融资的有效渠道，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积极的作用。在发展初期，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应该采取封闭型的契约基金、政府也应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引导支持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本文创造性地以“大金融”的观念，从银行、保险和证券叁个方面，运用统计分析法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研究了农村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辨析了农村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了农户收入变迁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市场效率的影响；构建了中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制度框架及发展路径。总之，本文结合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变革趋势，将各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虑，提出构建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顺利转型的金融支撑的理论框架，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由于本人计量水平有限，以及有关数据不容易获得，因此本文的计量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关于农村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机理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刘广栋[3]2007年在《基于“叁农”问题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长期存在,当前,“叁农”问题的凸现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不和谐,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瓶颈。实行了近30年的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随着制度效率的递减,已成为导致“叁农”问题产生和制约“叁农”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基于“叁农”问题这个平台,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研究,进而探索解决“叁农”问题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指导下,论述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对“叁农”发展重要意义。文章从历史和区域的角度考察了“叁农”问题的产生和特征,分别阐述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关系;沿着建国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分析,就中东部地区提出了以县级集体经济组织为所有权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模式设计。文章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言。回顾了“叁农”问题出现以来理论界的主要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并对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理论进展进行了综述。针对各个时期发表文献数量的多少,研究重点和中心的不同,将土地产权制度研究分为5个阶段,并分别就每个阶段研究中心的转移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本章对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制度变迁的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对有关概念进行了阐述,这是文章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此外,分别对交易费用、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及其在中国农村产权制度研究中的作用和应用作了阐述。第二章“叁农”问题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叁农”问题具有历史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的时空特征。考察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叁农”问题在土地产权制度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之上的演变状况。通过十几个涉及“叁农”发展的主要指标,利用主因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现阶段“叁农”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叁农”发展的不平衡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多元化。本章在诸多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叁农”问题的分析框架,认为“叁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叁农”问题的解决有赖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第叁章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及运行状况调查。对“农村土地产权”、“土地制度”等概念进行了阐释,对产权与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集体所有制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权剩余”的概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综合分析了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运行中典型的实践模式,优点与不足。通过调查问卷(以安徽、山东省为主)和统计分析,利用已有的实证和研究成果,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对调研资料和既有成果进行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对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制度变迁和边际调整作了综合研究,总结了中国土地制度和政策调整的变迁特点,理论与实践相互磨合的变化过程。第四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叁农”发展。文章就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了问题的出现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关系以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要求。利用戴维·菲尼的供求分析框架为基础,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无论普通农民,还是理论界和政府对现行土地产权制度处于一种不满足、欲变而未变的状态。第五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结合前文的分析,文章提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创新原则,将乡镇、村、村民小组(或集体经济组织)叁级所有的模式统一调整为县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所有权设计模式。在此所有权模式下,再进行多元化的经营权模式创新,分步实施,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因地而异。论述了创新模式的优点和意义,以及对相关制度创新的要求。第六章结论与讨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结论性概括,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
童晶晶[4]2007年在《湖南省农民增收与政府支农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湖南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湖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农民并不富裕。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还很低，农业投资不足，农业科技不发达，政府对农业支持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增加。本文在分析影响湖南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基础上，运用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农民收入与政府支持，财政投资以及农业保护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明确农村信用社贷款，农业科技叁项费用，政府支农支出指标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指标。增加农民收入应从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农地制度改革。第二个方面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第叁个方面是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第四个方面是完善农业支持体系。第五个方面是实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最后一个方面是转换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
张榆新[5]2018年在《农地“叁权分置”、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革命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土地制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农地“两权分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如此以来,国家适时提出农地“叁权分置”改革,土地制度由“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叁权分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农地“叁权分置”有助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助推我国农业规模化进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也有助于农村一二叁产业融合发展,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首先科学界定农地“叁权分置”内涵,明确农地“叁权”间各权利属性和边界,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我国农地“叁权分置”实施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本文后面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基础。其次,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产权演化过程,并运用统计分析等分析方法分析农民经营性、转移性、工资性及财产性收入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情况,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第叁,从农地“叁权分置”有助于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来化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镇化,有利于增加土地流转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等方面深入分析农地“叁权分置”与农民增收相互作用机理;从农地“叁权分置”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有利于推进农地“叁权分置”来分析农地“叁权分置”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机理;从农民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农民增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分析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机理。第四,先对农地“叁权分置”和农民增收、农地“叁权分置”和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农地“叁权分置”、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农地“叁权分置”、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仿真分析,以农地“叁权分置”进展比较快、适中、缓慢叁种情景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农地“叁权分置”、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第五,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农地“叁权分置”实施可能面临的困境,如农地产权模糊、农地相关法律法规供给短缺等以及农地“叁权分置”实施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风险:(1)政治风险:集体所有权的虚化可能会威胁作为重要经济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失地农民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土地的非农化可能会威胁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等;(2)经济风险:可能会造成农业结构不合理,威胁农业安全;可能会影响农产品价格等;(3)社会风险:存在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农民内部阶层分化加剧;存在经营者短期性过度开发等风险行为;可能诱发社会问题等;(4)生态风险:农地的破坏;农村污染等。第六,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地“叁权分置”模式选择:(1)政府主导:确立政府在农地“叁权分置”中的主体地位,主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整个过程;(2)市场主导:发挥市场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农户自己以市场为导向来流转土地经营权;(3)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政府主要起引导作用,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市场调节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来流转土地经营权。以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为主。农地“叁权分置”路径选择:(1)政府层面:完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农地各项权能进行法律确认;加强监管,严防非农化,确保粮食与生态安全;(2)市场层面:加快推进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明晰农地权属;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公共平台,保证农地各项权能的实现等;(3)社会层面:充分发挥社会第叁方的协调、监督等职能;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地“叁权分置”改革进程。最后,得出全文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孙海波[6]2014年在《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有着大城市、大农村与大山区、大库区融为一体的社会经济特征,要实现农民人均收入翻两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当前经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存在很大的困难。为此,本文以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为对象,尝试系统地探索农民收入的增长机理,为出台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除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外,重点梳理了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相关文献,在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是本文开展农民收入增长机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报酬递增原理、人力资本理论和政府经济职能叁个方面。报酬递增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运用报酬递增原理主要尝试从经济理论上解释收入增长之谜,人力资本是实现报酬递增的基础,而在这个实现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经济职能的正常发挥。第叁章主要是介绍重庆市农民收入的现状,并通过比较分析寻找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发现制约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要素。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重庆地区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发展叁个层次,分析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发现重庆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第四章首先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四个侧面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运用重庆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农民人力资本改良的政策措施。第五章首先定性分析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然后实证分析了农业经营收入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联系,然后分别从农村企业发展、农村城镇化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机理,在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重庆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地从农民人力资本、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叁个层次,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了重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由于收入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分工,而目前的统计指标还无法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构建一个包含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性数理模型,探讨农民增收机理将作为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
张益丰[7]2011年在《叁农问题视阈中企业领办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叁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阻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叁农”问题,寻找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成为众多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农村劳动力安置转移与农业增收等专题展开讨论。割裂地从局部去研究“叁农问题”,难免以偏盖全。本文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组织架构研究入手,验证以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为主导,发展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实现农村微观组织架构跃迁,从而完成农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与资本有效深化的可行性；并以农业组织创新为突破口,以统筹“叁农”为基调,形成以“企业+综合性合作社”组织框架来完成对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社区综合治理与土地合理流转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实现由农业生产组织结构创新来驱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借助构建农村“超市场契约”履约环境,在综合性农业合作社范畴内形成“叁农”问题统筹解决,其首要问题是确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农业龙头企业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应对市场风险与农业经营风险的规避能力,把握商机和构建市场能力方面均具有小农难以比拟的组织优势；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主导地位,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农业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然而企业经营的“逐利性”与农业长期发展目标不一致,导致了单纯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完成产业规模化建设难以实现兼顾农民利益与农村社区的同步发展。研究提出以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为框架,将“企业+合作社”作为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以企业领办形式,赋予“企业+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引领综合性合作社实现高效农业,组织农户统一规模化生产形成“范围经济”(合作经济模式),实现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经营；研究以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与数理模型构建,为研究勾勒出了发展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来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轮廓。而农业龙头企业、综合性合作社与农户之间构建的“企业+合作社+农户”叁位一体农业生产微观组织架构实现叁方利益共赢,达到组织架构稳定的机理研究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在这部分的研究中,研究以案例为引,通过数理模型论证了企业主导的农业综合性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内生性强可置信承诺；企业通过参与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建设,以合作社为途径实施向农村基层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资金与技术投入、劳动力就业,用长期投资农业的战略意图,来换取农户的积极参与；而合作社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基地与集结小农户形成适度规模化经营来保障农业企业原材料供应,合作社则将部分利润用以扩大再生产,剩余作为分红形式返还农户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可置信承诺,确保了农业企业与农户能在综合性合作社发展框架下实现利益共赢。理清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之间、农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内部如何解决集体行动逻辑问题将成为企业领办型“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借助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将农业合作社既作为与企业产业化农业的代理方,同时又成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结合型农业生产过程中委托方,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确定企业与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顺畅取决于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相互信任；同样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农业合作社组织农户,有效降低组织成本的能力紧密结合。接下来,文章就“企业+综合性合作社”框架下实现企业为农业社区提供准公共产品可行性展开研究。本研究以山东烟台荣昌制药领办,成立综合性合作社,以合作社为基础向农村社区提供准公共产品来长期投资农业作为典型案例,利用在该合作社所处村庄完成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农村准公共产品建设及其资金保障,与企业家导航的农村综合型合作社产业规模化经营大小、农户进入合作社后获得增收程度与劳动力就地转移情况成正比；合作社主动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与农户参与合作社经营成正相关；最关键的是,企业家缔造的“叁联动”统筹农村资源的发展模式,确实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以及为农村提供准公共产品建设资金。研究同样以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为开端,通过对“田娘农业”将反哺投入转化为生产动力与发展优势,通过积极倡导企业领办,以合作社经营为主体,实施高端农业发展战略,在完成“企业+合作社”产值和经营效益攀升的同时,积极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新农村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证实由企业领办,形成的“龙头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组织框架能够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受体,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资金、技术与制度扶植向“龙头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微观农业生产组织的针对性反哺,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集团(企业+合作社)能通过接受反哺所赋予的资金、技术与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且研究阐述了农业合作社作为反哺合理投向、农户与企业间“超市场契约”有效沟通与农户福利保障的重要途径与平台；能够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与劳动力有效就业,形成农民生产、企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均衡发展。中国式的农业创新与产业化发展应该形成兼顾资本深化与劳动密集型的适度规模化农业；而这种生产模式的形成是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元,通过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的叁重投入,实现高端精细化农业(高效农业),通过这种农业产业化发展,既承担农业劳动力的就地吸纳,又实现农业产能的提高；研究基于江苏常熟、福建莆田以及山东蓬莱叁地的成功案例,论证了“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能够担负起农民就业、农业振兴与农民增收的叁重职责；企业领办,通过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向农村的有效投资的同时,加强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实现企业为产业龙头,合作社为经营骨干,家庭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主导的农业合作经营模式”是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必然选择。既然企业领办型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在有效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完成科技创新型农业资本深化的同时,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拓展、农村劳动就地吸纳,提高反哺绩效；那么综合服务功能的实现就与农村基层社区组织职能相重迭。研究依然以案例为突破口,分析实现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合作社)经济运营与乡村长期发展目标“激励相容”的可行性。将农村合作社建设为农村覆盖产业发展,兼顾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使其充分发挥农村经济腾飞的新动力源泉作用的同时,对实现合作组织管理层与基层行政组织、党的基层派出组织在农村经济建设、社区管理与党政建设方面的管理契合进行路径研究；并且提出了实现合作社管理层兼任村委会成员,在管理精英中发展共产党党员,以党的先进性来约束管理精英的行为,来实现农村自治管理的有序发展的动态规划。
易敬源[8]2004年在《农民增收问题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而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又在农村，也就是说怎样使农民增收。这也是农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此，研究农民增收问题，提出有效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农民增收问题涉及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描述。其次，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并指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增收。再次，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增收的措施，提出了制度创新。最后，论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及政府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在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强调指出：政府只需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民观念的转变是农民增收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
王绍芳, 朱阿丽, 白云[9]2017年在《习近平创新驱动“叁农”发展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再一次显现出来,当前需要破解"叁农"发展的现代性、公平性问题。现阶段"叁农"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创新理念和思路,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机制。鉴于此背景,习近平提出向创新要活力、要动力、要效益,在指导"叁农"发展时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设,建立起"叁农"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习近平创新驱动"叁农"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叁农"发展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提出的创新驱动"叁农"思想,抓住了当前"叁农"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叁农"理论,也对指导当前的"叁农"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吴云勇[10]2008年在《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叁农”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叁农”问题解决的好坏、快慢,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也是提高全体人民福祉、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农民收入问题是“叁农”问题的焦点和集中反映,换言之,实现农民持续、稳健增收是破解“叁农”问题的主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2004年至今,中央已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与预期要达到的目标相比收效甚微,农民增收问题当前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系统回顾中国农民增收演进的历程,总结中国在农民增收方面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实现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路径,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真正地解决“叁农”问题。本文属于应用研究,在遵守经济学学术规范基础上,总体上采用的是系统分析方法,在此框架下,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除绪论外,全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问题提出的背景、相关概念的界定、选题意义、主要的分析方法、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章围绕农民增收问题作了相关的文献综述,并进行了简要的评价和必要的拓展分析。具体说来,由于在国外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解释农民的收入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散见于现代经济学的不同领域中,所以,第一章首先按照时间顺序从早期研究和最新研究的视角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学术讨论,始于1993年,时间相对比较集中。所以,接下来,从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建议的视角对国内观点进行了梳理。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要的评价,并由此提出了全文的系统性研究思路。寻找中国农民实现持续增收的最佳路径,需要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其中,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变化态势进行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学分析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第二章从农民的绝对收入的视角、相对收入的视角和农民收入内部结构的视角对中国农民收入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第叁章则在利用索洛和人力资本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叁农”的高度,从农业、农村、农民内在逻辑性入手,对中国农民增收的各种内部制约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综合实证分析。从农民增收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想使农民增收跳出“温饱陷阱”,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不断实现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就必须跳出“叁农”来研究农民增收,即分析农民增收与非农产业(工业和服务业,主要分析工业)、城镇(或市民),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的关系。所以,第四章站在“非农”的视角,从“叁农”外部就中国农民收入中来源于非农业的部分与各种影响因素(工业、城镇、农产品贸易条件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总体来看,第叁章和第四章是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视角,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但是,如果就此打住,中国的农民增收问题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因为,农民增收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农”字(农民、农业、农村)所能解决的,同样,工业、城镇(市民)、贸易条件等这个层次的反哺,应该说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也决不意味着是充分条件。换言之,这两个层次还仅仅意味着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在发挥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没有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参与和支持,农民实现持续增收几乎是不可能的,即政府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时对农民进行政策倾斜和制度构建是实现其增收的第叁层次。所以,第五章基于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就业结构的分析,得出政府惠农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制约因素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第六章则基于前面的分析,从“叁农”内部、外部改革及制度构建叁个层面,就中国农民持续增收问题提出了最优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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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D]. 霍焰.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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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地“叁权分置”、农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 张榆新. 安徽财经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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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叁农问题视阈中企业领办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研究[D]. 张益丰. 南京大学. 2011
[8]. 农民增收问题的制度分析[D]. 易敬源. 西北大学. 2004
[9]. 习近平创新驱动“叁农”发展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 王绍芳, 朱阿丽, 白云.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0]. 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D]. 吴云勇. 辽宁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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