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凤[1]2003年在《中美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之整合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许多国家都为本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制定了长远目标与具体规划，以使现代信息技术对本国教育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为21世纪的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教育支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的有效整合，努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成为当前各国教育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论文第一章论述了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有关理论。建构主义理论阐述了信息技术对学校教育的促进与支持，动机观和自我效能观等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信息技术教育未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 第二章和第叁章对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政策、现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横向比较。第二章从宏观角度比较了中美两国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政策与现状。第叁章以硅谷地区和上海市的几所学校为例，具体探讨了两国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第四章以美国的ACOT项目为例纵向分析了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发展阶段，以个案研究论述了教师在这一变革中的内心冲突与成长历程，揭示了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 在此基础上，第五章分析了我国当前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并在第六章对我国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前景提出展望和建议。 之所以比较中美两国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状况，是因为美国作为信息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息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景和趋势，美国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选取美国的弗兰德中学、兰斯蒙坦中学和我国的位育中学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是因为它们都位于本国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有着较好的硬件设施和环境支持，其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国信息技术教育当前的最高水平和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使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 本文力求跟踪国内外最新发展趋势，获取最准确的资料，试图采用一些实证方法，借助具体案例，分析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笔者与上海市位育中学和万裕街小学的部分教师进行了实际接触，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做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由于样本选择的关系，数据可能失之偏颇，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的现状及普遍存在的问题。 希望本文可以为当前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恳请各位专家和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会以此为起点，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杨岩岩[2]2012年在《基于PISA标准的高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文中认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一直被誉为教育界的“世界杯”，是各国展示义务教育质量的竞技场。上海于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首次亮相就拔得了头筹。在惊叹与褒奖声中，各国政府纷纷派出考察团对上海为何会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进行了采访与调查。然而，PISA测试的成绩的理性分析是我们认识到，我国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养成和信息素养能力结构方面的教学还有很大值得改进的空间。在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反思与改革”的角度来探寻中国中学教育测试优异成绩背后所存在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思路，并提出改进措施与建议。这些建议以PISA测试为切入点，归纳出PISA测试的中关于信息素养的一些“标准”，在这些“标准”的指引下，把“建构主义”学习的理念引入到课程整合中去，从而主要针对我国高中阶段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最后引入“模块化”教学设计一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式。本文的PISA研究作为一种切入点，引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念”需要转变，在此基础上深入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同时也对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国内外两个学校进行了案例对比。本文运用因素分析法、比较法、文献法等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项目测试中隐藏的对我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启示，分析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意义，以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借鉴中的实施和课程整合中的教学创新。PISA测试使得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高中教育教学的实际与信息技术教育目标之间还存在的差距与可改革空间，希望在借鉴中整合我国的高中阶段的课程和教学。
李洁芳[3]2006年在《中美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以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为重要特征的信息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更高的要求。面对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为了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培养人们的信息素养,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开展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与研究。在世界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发达国家都十分强调信息技术教育及其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教育,作为推动其国家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的关键。我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启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在中小学中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和信息技术教育。当前,如何有效地整合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信息技术教育起步最早、教育信息化程度最高,信息技术发展状况最好的国家,了解和分析美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比较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异同之处,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和思维,扬长补短,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跨越式发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力求收集和整理美国国家在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研究方面的各类信息,比较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内涵、目标、指导理论、整合模式、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分析两国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现状和问题,以有助于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 本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课题研究中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总结和概述了目前关于国际教育信息化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美教育信息化和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美信息技术标准和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论证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叁部分:中美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比较研究。从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与内涵、指导理论、实施模式、政策支持和整合实施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和分析。 第四部分:中美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各自的特点和问题。主要分析中美两国信息技术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的一些共性问题和各自的特点。
周晓波[4]2011年在《中美德育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美德育比较研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频繁,合作化程度愈来愈高,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以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作为我国上层建筑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更要顺应时代要求,对其他各国的德育进行客观的比较研究和辩证的借鉴吸收,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德育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德育进行比较研究是德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和需求的产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与美国作为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尽管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的”①。美国立国时间不长,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适应其社会和教育目标的德育体系。通过中美两国德育的比较,可以揭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环境下德育的普遍规律,可以借鉴与吸收美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推进我国德育改革。这样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我国德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发展和发挥我国德育固有的特色与优势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德育的建设问题将会大有裨益。特别是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外部世界的影响带来了全社会的急剧变迁,使我国德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了解国外德育的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德育的成功经验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寻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德育新路径,是德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中美两国的德育在许多方面表现不同。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两国德育教育又呈现出相互学习、相互吸引的趋势。本文以中美两国德育为研究对象,从两国的德育理论入手,对两国德育的理论流派、德育目标、德育途径、道德教育理念、家庭德育和学校德育进行了比较,找到了两国德育的共性和差异,对出现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文章最后总结了美国德育的成功经验,分析了中国德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美国德育的可借鉴之处和我国德育的对策,对21世纪中国德育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展望。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德育、比较德育的涵义以及中美德育传统理论,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德育理论和美国德育的叁个主要流派,本人重点介绍了儒家的德育思想,因为中国的德育理论几经更迭,但都能从中国古代的德育理论中找到根基,无论德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变化,中国古代德育理论的影响力至今犹在。美国的德育理论首推杜威,他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道德的强迫灌输。道德认知发展理沦和价值澄清理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的德育理论,是对这一时期美国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与社会危机和道德混乱出现悖论的状态所做出的反应。在这里,本人将以上叁个理论取出来进行较具体的介绍和分析,以便了解美国德育的特点。第二章:主要介绍中美德育的主要差异,分别对中美德育培养目标、实施途径、家庭道德教育、学校德育、道德教育理念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发现:中美确定德育目标的指导思想不同,我国主要强调以“社会为本”即“社会第一”,德育目标追求的是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美国则以“个人为本”即“个人第一”,追求的是个人的理想和权利。在剖析中美道德教育差异的根源时,中美道德教育的思维方式,和道德教育价值观念不同。其根源是扎根于基本道德,在长期的人类历史中起到社会生活普遍性规范的,就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这也是美国式的道德价值的基本取向。第叁章论述了美国德育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德育存在的问题。美国道德教育的成功,总的来说是对传统道德教育进行批判的结果,是从批判传统的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开始其理论建设的。在杜威看来,健康的道德教育一定是反对灌输、尊重儿童个性自由的教育。至于中国德育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目标定位空乏,远离现实生活;实践模式僵化,创造性彰显不足;活动注重形式,难以激发参与热情。第四章是本人写作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比较鉴别,我们应借鉴美国道德教育的哪些方面,文中介绍了美国现代道德教育模式,即借鉴纽曼的“社会行动”课程模式和美国的性格教育模式,提出了发展德育活动课程,构建活动课程模式的设想。同时借鉴美国德育方法的隐蔽性,形成多方位的渗透模式,本人重点分析了美国隐性课程在道德教育中的运用,提出了隐性课程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作用方式是间接和潜在的,可以避免直接、显着的德育课程可能导致的逆反心理。第五章是本人的收官之笔,在借鉴美国德育相关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紧跟时代脉搏,提出中国德育的历史走向,即德育理论的科学化和人性化,德育实践的个性教育和责任教育,目前很薄弱的社区道德教育和充满前途和希望的网络德育。本章的重点是面对新世纪,学校德育应贯彻的理念应是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指导下,从人的现实个性出发,尊重学生的需要、兴趣、创造和自由,通过个性化和社会化、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统一过程,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品质,促进其个性自主和谐地发展。它旨在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从根本上说,这也正是我国德育改革深化的目标。本文通过对中美道德教育的比较,进一步理清了美国道德教育发展的脉络,美国道德教育的可取之处,进一步弥补了我国全方位开放中对道德教育借鉴较少的现实,同时也以开放的视角面对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周姝姝[5]2012年在《中美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技术运用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学教科书的研究和信息技术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研究是当前数学教育研究的两个热点，但数学教科书中技术运用的比较研究鲜见．本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具代表性的高中数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技术工具、呈现方式、内容环节、应用形式”的分析框架，并加以细化，对两国教科书中技术运用做了相关统计．研究主要采用文本比较法，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中美高中数学教科书中技术运用做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表明，中美高中数学教科书在技术运用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教科书运用的技术工具为计算器和网络，呈现方式主要为旁白，绝大部分运用于练习中．中国教科书运用的技术工具有计算器、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工具，呈现方式多为融入，练习和拓展所占的比重较大．在技术运用的水平上，美国教科书只有水平1和水平2，且水平1占了近2/3，中国教科书则3种水平都有，水平1占将近一半．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技术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理念决定的．美国对技术的理念是让学生“体验数学”，自主学习的网络资源非常丰富．中国倡导“主导—主体”模式，重视“双基”教学，主要通过教师“演示”来感受技术的魅力．美国教科书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习得，演绎技能较弱，中国教科书则反之．论文还通过两国教科书中“叁角函数”部分技术运用的分析，呈现技术运用的比较视角．最后，本文给出了若干建议．
范胜英[6]2004年在《中美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信息技术在中美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对教育的影响,着重探讨美国的信息技术教育思想,找出了信息科技在美国教育应用中的闪光点,与我国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我国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如:网络教育环境构建问题、网上教育资源建设问题、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开发问题、信息时代教育模式、教育结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问题以及教育观的转变等问题。概括了我国信息时代进行教育变革、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并以它们为理论指导,对我国信息时代的教育模式、教育结构、教育环境以及教育理念进行变革和创新。在借鉴美国信息技术环境中先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基础上,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和工具拓展了我国教育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构建了四种新的教学方式和四种新的学习方式,并对我国网络教育环境构建、网上教育资源建设、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开发等提出了具体的方式方法,对我国开展网络教育、加强现代教育设施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
颜悦[7]2017年在《我国普通音乐教育架构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基本架构及其各部分的内涵与作用。即普通音乐教育应由学校音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及社会音乐教育叁部分组成,彼此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对个体的完整的音乐教育。同时,对叁者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研究现状、国际相关研究现状等进行分析与辨析,通过文献综述确定研究对象、性质与范畴,并进一步确定研究方法。本文通过上篇、下篇各两章节,分别对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的架构进行详细论述与分析。第一章论述普通音乐教育架构中的学校音乐教育。第一节分析哲学基础与学校音乐教育,从音乐教育哲学对学校音乐教学的影响,以及哲学思维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多元作用进行论述;第二、第叁节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标准在目标设置、内容设置等方面的变迁或版本差异进行论述。作为比较研究的参考,对美国音乐课程标准的目标理念、内容框架等方面存在的理念差异进行分析;第四节对基于课程标准的学校音乐教育现状进行研究。第二章分别对家庭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领域中起到的延续与拓展作用进行梳理。家庭音乐教育的态度与观念对于个体提升音乐素养给予了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社会音乐教育以其灵活多变的形式与途径,在普通音乐教育领域中起到十分独特的、有力的支持作用。此外,终身音乐教育能作为学校、家庭与社会音乐教育提供长期有效的后续保障。第叁章从政治基础的角度对普通音乐教育在架构过程教育主管部门所处的角色与定位进行分析。论述我国颁布的各类相关政策对学校与社会音乐教育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各级政府职能在普通音乐教育领域中的履行情况等。作为比较研究的案例,分析美国全国音乐教育协会在推动全美音乐学科发展过程中对国家法案与教育方针的制定等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本章最后分析我国目前的音乐教育评估状况,并对在我国建设音乐教育评估体系的意义给予分析。第四章从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音乐教师的需求等方面给予剖析。并基于社会音乐教育领域中师资来源情况,进一步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目标的设置进行可行性分析。本章最后一节就当今互联网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对我国普通音乐教育产生的深刻影响与紧密结合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文的最后部分在上述四章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于构建我国普通音乐教育架构的五点总结,为我国音乐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兰岚[8]2017年在《中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终身教育的理念自提出以来,由于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对公民强大的塑造作用而广受重视。目前,国际社会已有许多国家将终身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理念来变革本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其推进方式和举措亦成为一个备受瞩目且值得研究的领域。不言而喻,法律由于其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中最有利的制度推行工具。近年来,国际社会终身教育法制化的进程亦在逐步加快,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相继在终身教育领域进行立法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终身教育的思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很快得到推广和普及。追随国际社会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终身教育的立法构想和规划也一再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仍停留在"研究"和"构想"阶段,立法工作进展缓慢、举步维艰。我国终身教育立法为何陷入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的困顿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2015年修订之后增加了多项条款对终身教育的规定予以充实,可见,终身教育立法的推进工作从未停止。国家层面立法之所以迟迟难以出台,既有立法实践方面存在的诸多内部问题,也有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不足,以及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空泛无序、实践推动浮于表面等外部因素。这些问题导致了立法规范难以准确定位,调整对象无法严密界定的尴尬局面,而立法的滞后无疑又阻碍了终身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立法已然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如何积极作为?国际上已有成功立法经验,文章对已有成熟终身教育立法体系的国家的终身教育立法演进及目前的法律文本做出分析,通过探讨他们立法中的利弊得失来吸取有益经验并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发达国家终身教育发展及立法成功经验不能仅仅进行"法律移植",充分的"本土化"才能构建一部适合本国终身教育发展的"良法"。我国当下出台《终身教育法》是否确有必要?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文章将结合我国国情做出终身教育的"立法可行性"分析。为了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世俗、功利的教育观念,回归教育的生命本质,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实现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弥补现有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断层,《终身教育法》的制定不仅必要而且迫切。此外,基于我国公民终身学习需求的增长,加之科学技术的支撑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以及现有的政策法律基础,《终身教育法》的制定在我国已经达到条件相对成熟的阶段。文章的第二部分,也即本文的四、五、六、七章,为破解长久以来困扰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难题,拟对国家《终身教育法》的立法要素、立法赖以推行的制度基础,以及国家终身教育立法的核心理念——"学习权"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与论述。目的在于从理论层面和操作角度为我国的终身教育立法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终身教育法》的产生使教育法律体系中又多了一部单行法,它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该如何处理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冲突?文章的第叁部分,即第八章,意在明晰《终身教育法》与其他教育法律的边界与联系。这一探讨将为现有教育法律体系和未来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日后《终身教育法》的顺利推行理清思路。
邓莉[9]2018年在《美国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快速变革、技术驱动、相互联系的全球知识经济,要求人们掌握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所需的能力。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转向21世纪技能或能力的培养,掀起全球21世纪技能运动。基于国际经验,我国也正在推动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也已发布,接下来核心素养的落实成为最紧要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美国自下而上兴起的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已持续了16年时间,在21个州展开了实践,具备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美国国内和国际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以美国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21世纪技能的课程、教学、评价,通过案例分析美国在州、学区和学校层面如何实施21世纪技能计划,并探讨美国学界针对21世纪技能的争论,以及从历史的维度,纵向考察美国20世纪的知识与技能运动的教育改革钟摆,指出21世纪技能的新特点,力求为传统上侧重知识的我国教育以及当前的核心素养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就研究内容和框架而言,除结语之外,本研究共分为十章。第一章导论部分从研究问题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概念界定、研究现状、本文拟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整体设想和框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接着,本研究将会在第二章介绍和分析全球21世纪技能运动,展现当前全球聚焦21世纪技能的教育改革的背景、总体图景、发展概况和实施重点。之后,研究的主体部分将深入研究美国的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首先研究美国的21世纪技能运动。接着,具体研究美国21世纪技能的课程、教学和评价,并通过案例展现美国在州、学区和学校层面如何推动和落实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这便构成了本文的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具体而言:第叁章将会考察以“21世纪学习合作组织”为代表所发起的21世纪技能运动的兴起背景、支撑载体及其发展情况,具体介绍和分析21世纪技能框架的内容、21世纪技能计划在各州的分布以及21世纪学习示范学区或学校的分布和发展情况等。第四章将会聚焦美国21世纪技能的课程载体与课程整合路径、21世纪技能在《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中的融合。第五章将会关注21世纪技能的教学,探讨探究性学习为何以及如何作为有效教授21世纪技能的方法,并使用案例具体说明在STEM学科和社会科中如何教授21世纪技能,最后分析21世纪技能教学所面临的挑战。第六章将分析美国教育当前所面临的评价问题,探讨21世纪技能的评价方法、评价原则,以及《每一个学生成功法》对21世纪技能评价的呼应。第七章将通过案例分析美国在州、学区层面的21世纪技能战略计划,以及在学校层面具体落实21世纪技能的策略。在第八章当中,本研究将探讨美国学界当前针对21世纪技能的争论,主要从课程、教学、评价和学校实践四个方面分析有关21世纪技能的争论,并探讨如何理解和应对21世纪技能争论。为了加深对21世纪技能运动的理解,第九章将从历史的维度,梳理美国20世纪聚焦知识或技能的教育改革运动,分析得出对技能的强调是美国的一贯传统,但21世纪技能是新的时代需要,具有新的特点和实现可能性,是美国当前的教育战略选择和未来教育发展方向。第十章基于对全球21世纪技能运动、美国21世纪技能运动及其教育改革实践进行检视的基础之上,反观我国的教育现实,从推进我国高阶人才培养的可能策略以及落实和改善我国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应有举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培养高阶技能是我国人才培养、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必要人才资源支撑。为此,在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中,应融入高阶的21世纪技能,这进而要求课程、教学、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技术设施等进行联动变革,并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李欣[10]2011年在《中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多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教育肩负着为各国培养优质劳动力资源的重任,它对国家发展与繁荣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在新的经济格局中获得或保持优势地位,世界范围内各国都进行了旨在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教育改革。因高中教育的特殊性,普通高中的教育改革尤其受到各国关注。普通高中教育对各国人才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固本强基”的作用。高中学生面临分流,普通高中教育首先肩负着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力的重责,要向社会负责,保证所培养的学生符合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的基本需求；普通高中教育还肩负着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生源的重责,要向高等学校负责,保证所输送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普通高中教育还要向学生本人负责,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高中教育尚未实现义务化的国家,学生需要经过筛选和付费才能接受高中教育,因此各普通高中有责任和义务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帮助他们为日后的就业和升学打好基础。一言以蔽之,高中教育能够“固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关系到各国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建立科学、规范、富有公信力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是提升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措施。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都先后建立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其中以美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发展较为完善和成熟,作为引领世界的“评价强国”,其教育评价与测量方面的先进理论和技术,使其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中国正在经历着建国后基础教育领域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欲建立与素质教育相一致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模式,并且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也提出要与高中阶段的评价相挂钩,于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应运而生。在这一点上,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考试古国”与美国这个年轻的“评价强国”产生了超越历史的共鸣。我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才刚刚起步,将其与美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比较,有利于为我国的考试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经验,发现和纠正我国考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防微杜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中美两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实践领域的事务,牵涉面甚广。本文旨在通过特定的五个维度对两国的考试进行描述、解释、并置和比较,找出两国考试在诸多方面的异同,最后在前述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两国考试各自的特点、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走向。具体而言,本论文分析的维度包括历史的维度、教育评价的维度、教育测量的维度、教育行政的维度和未来的维度,中间叁个维度重在对两国考试现状的描述与分析,由此构成对两国考试从历史、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纵向研究,而每个维度内部却是从不同方面进行的横向研究,意欲通过这样纵横交错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地分析两国的考试。其中,历史的维度是对考试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作分析比较,旨在回答两国的考试“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文认为,两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是由两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促成的,体现了教育的政治经济功能。该考试在中国的发展源于素质教育改革的推动,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为我国的民族振兴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该考试在美国的出现也是由于政治经济原因。从七八十年代最初的“最低能力测验”到如今的“综合考试”和“课程结业考试”,每一次考试难度的提升和考试内容的扩充,其背后最有力的推手都是国家政治经济需要。对两国考试现状的考察从教育评价、教育测量和教育行政叁个维度展开。教育评价的维度是对考试内涵与定位的分析比较,旨在从教育评价本身来考察两国的考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考试”。其中包括考试的性质、功能、与高中其他评价体系的关系以及考试的意义。中国各地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目前尚缺少统一的认识。各地对该考试的功能预设主要有导向功能、监管功能、鉴定功能和选拔功能。在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关系上,主要存在两种关系：“整合式”和“并列式”。该考试在中国的意义表现为有利于高中新课改的深化、有利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化,而且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美国各州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是基于各州课程标准的州级考试,都是在特定年级的课程结束后进行的终结性考试；在考试功能上,美国的考试与中国相似,都具有导向功能、监管功能和鉴定功能这些学业水平考试的基本功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还具有问责功能；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各州的教育问责体系具有“嵌入式”和“剥离式”两种关系。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美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督促学生、教师和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并改善公立教育而负起责任,最终保持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教育测量的维度是对考试要素与实施的分析比较,旨在从教育测量的要素和实施过程来考察两国考试“怎么考”的问题。具体为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时间安排、考试命题、成绩评定和考试结果使用六个方面。整体而言,中国的考试内容覆盖面广,考试方式比较多样,能比较全面的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然而同时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考试命题上不够严谨,致使教育测量所收集的信息缺乏信度和效度,后期对考试结果的等级处理加重了测量的不规范问题,特别是最后如何把考试结果应用于高校招生,各地的做法尚不明朗,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美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考试内容上呈逐渐多样化的趋势,但仍以传统的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作为核心考试科目,考试的类型也正在由综合考试逐步过渡到课程结业考试,考试方式较为单一。但美国的整个考试过程更为科学严谨,在信度、效度和可操作性上具有明显优势,在结果上也更好地发挥了教育测量对教育实践的反馈效果；教育行政的维度是对两国考试的组织与管理进行的分析比较,旨在从行政管理工作的角度来考察两国的考试“怎么管”的问题,具体包括管理体制、负责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管理体制上,中国的考试大多采取省市区(县)的叁级管理体制,有个别地方还把学校明确纳入管理体制,形成四级管理体制；中国考试的具体负责机构较为多样,可大致分为四类；在考试的管理规章方面,各地大多出台了有关考试的通知和细则；各省区在考试是否要向考生收费以及收费标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收费的依据不够明确。总体而言,中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组织和管理上还需进一步理顺关系、精简机构,政府机关对考生的服务意识有待提升；美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二级管理体制,这是由美国特有的教育行政体制决定的；美国各州的考试负责机构通常都是州和学区的问责评价部门,机构设置简约清晰,管理层级少,信息沟通更为通畅；美国各州的考试都是州议会以立法的形式确立的,具有法律效应；对残障学生和英语学习生等弱势群体的考试政策更是体现了其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思想。几乎所有州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是免费的,其教育行政部门都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未来的维度是指对两国考试进行的探讨与展望,旨在总结两国考试的特点和问题的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走向做出建议或展望,从而回答两国考试“去往何处”的问题。中国高总学业水平考试在整体上体现了叁个特点：首先是在组织和管理上的行政化,其次是在考试内容与方式上的多元化,以及在参与程度和考试范围上的全面化；中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对考试的性质缺乏统一认识、考试的组织管理亟待加强、考试命题及成绩评定缺乏科学性、考试结果缺乏通用性、如何与高考合理挂钩不明朗等五大问题。其未来发展应首先更新管理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其次要大力发展专业测评,引入专业考试服务机构；最后还需要完善高中评价体系,理顺上下关系；美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具有叁个特点：一是体现在整个考试活动中的民主化精神；二是在考试政策的创设和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依法治考”；叁是考试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专业化。美国考试的问题主要为：考试费用过高、对考试结果的过度使用、考试公平性不足、考试经济价值估计过高,以及考试导致高中教育功能异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预计未来会做出如下努力：首先就是尽可能在源头上确保所有学生具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其次是完善现有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统一全国考试标准,扩大考试评价范围；此外还有建立多元化的高中教育评价体系,引入替代性评价方式,评价学生的高级思维技能。论文最后对两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做出共同思考,既有对教育管理体制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织管理的深度思考,也有对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的逆向思考,以此为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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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D]. 兰岚.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美国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研究[D]. 邓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10]. 中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多维比较研究[D]. 李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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