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良[1]2004年在《垄断竞争市场中上市公司混合式多元经营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前企业界特别是上市公司战略管理中的热点----混合式多元经营战略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六章，使用实证分析、描述统计、模型分析等具体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实行混合多元战略的成因、时机、绩效评价以及一般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股市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选择垄断竞争市场中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的典型意义；其次阐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再次，对上市公司热衷于混合多元化的原因及概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实行混合多元化战略具备一定的必要性；然后对上市公司实施多元战略的时间表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以世界知名企业混合多元化的时间表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参照系，指出中外企业在此方面的差异；之后对上市公司实施的混合多元战略，在绩效度量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价。以杜邦财务分析法为工具，以ROE和EPS等第一手的财务指标为主要依据，按照战略评价的基本原则，对上市公司实施混合多元战略的绩效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指出样本公司与整个市场在此方面的异同。在对战略行为的定性评价中，指出实施混合多元战略的五个关键因素。对于战略实施的效果，分析指出实施结果因企业而异；最后明确提出了企业实施混合式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一般途径。本文针对当前混合式多元化战略趋向所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能对企业进行相关的多元化经营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张远军[2]2015年在《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文中指出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防工业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因此,国防工业的科技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成为国防经济学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国防工业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物质技术基础,更是推进现代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保障。国防工业科技资源是国防工业建设与发展的“第一资源”,其配置结构的好坏、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国防科技创新能力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影响到我国战斗力生成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论文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坚持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沿着概念界定、理论支撑、实证分析与对策思考的研究思路进行论文撰写。首先,论文在科学界定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主要分类、要素构成与基本属性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梳理分析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认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还存在着“资源有限性约束较强”、“交易费用较高”、“适应性效率较低”、“规模效益不高”、“军民分割问题突出”和“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度较小”等主要问题。其次,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角度来设计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配置目标,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呈现的主要特点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然后围绕“谁来配置”和“怎样配置”的思路,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及主要配置方式。同时,在学习借鉴一般科技资源配置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特有属性,试图归纳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第叁,运用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深入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国防科技进步、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互动机理。通过分析国防科技进步的特殊性,构建了测算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对国防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测算理论模型,并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国防科技进步的作用机理。同时,在界定国防工业转型升级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影响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机理。第四,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深刻分析影响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我国国防工业领域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门为例,运用DEA分析工具来构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从国内、区域、省域等不同层次进行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研究得出配置效率虽然“明显改善”,但是依旧存在“区域失衡现象突出”、“配置规模与配置结构不尽合理”和“阶段性特征显着”等问题的效率评价结果。最后,根据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认为实现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着眼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时代背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始终坚持市场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防工业科技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战略补充作用,努力推进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军民一体化配置。
赵峰[3]2006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组织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过去延续下来的产业组织政策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产业组织政策优化和创新，这将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以产业组织、产业集群、产业组织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理论和方法为指南，以国内外产业组织政策经验的借鉴以及中国产业组织政策演变和产业组织现状分析为基础，构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框架。其中，分别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改革、推进中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对产业组织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提出完善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对策建议。 论文通过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的发展和失灵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提出自然垄断产业要设立独立规制监管机构，将规制由专一化向综合化过度，加快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等措施。 大企业集团战略是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论文通过对我国大企业发展的实证评价，认为产业组织政策应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拓宽企业构建渠道，鼓励和扶持企业跨国并购等方面对大企业集团加以引导。 论文基于中小企业产业组织现状、特征的分析，提出“寡头垄断，大中小协调发展”的企业共生网络将会有效改变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促进有效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就业压力，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活力。 论文分析了产业组织创新模式与中国产业组织优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产业组织模式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吸纳现代组织模式之精华，在创新中探
杨秀玉[4]2010年在《中国电信行业行政垄断与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行政垄断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我国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领域之一,也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行业性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大多发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性行业,带来的后果是效率低、服务差,缺乏竞争性,甚至限制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电信行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是保证其它行业顺利发展的主要基础设施之一。因此,电信行业的发展状况对其它行业乃至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电信行业视为自然垄断行业,认为电信服务的基础性、网络的完整性、固定资产的沉没性以及电信运营的规模经济决定了电信行业自然垄断特性。但是在我国,电信行业一直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发展的,带有明显的行政垄断色彩。电信行业的行政垄断造成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制约着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对电信行业行政垄断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抽象与具体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电信行业行政垄断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组织理论和西方规制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电信行业发展改革历程,对电信行业行政垄断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电信行业行政垄断程度的测算指标体系,并对行政垄断对电信行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行业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情况,最后,提出打破电信行业行政垄断、促进竞争格局形成的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电信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本文主要可分为七章,第叁、四、五和七章是论文的主要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对行政垄断问题和行政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的学术价值。接着论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提出了本文各章节的逻辑体系与主要内容及论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中国行业性行政垄断形成原因及作用机理分析。论文从体制成因和经济主体原因两方面分析了我国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通过对市场失灵、政府规制和规制失灵相关理论的回顾,提出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并在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因素内生到是整个系统中来,构成对行政垄断分析的G-SCP研究框架。其中,G表示政府的有关政策和行为；S表示由一系列参数指标构成的产业特征矩阵；C表示在位垄断厂商的行为；P表示绩效。第叁章主要是介绍我国电信行业的发展现状,各运营商的发展前景,分析我国电信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运用统计方法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电信业务量,并结合我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实情,对我国电信行业存在的垄断类型进行了判断,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第四章为中国电信行业行政垄断程度测度。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在垄断程度测度方面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测算方法。然后运用G-SCP分析框架,设置政府、结构、行为和绩效四大类的指标,在四大类指标下分设12个二级和33个叁级指标,建立测量电信行业行政垄断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测量出1990～2008年我国电信行业行政垄断程度。第五章为中国电信行业行政垄断造成的影响分析。分别从电信企业的经营绩效、电信行业技术进步、电信行业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四方面分析行政垄断对电信行业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的影响。电信企业经营绩效方面,我国电信行业的网络技术水平、设备先进性已经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但运行效率、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则相差太远,我国电信运营商在高利润的背后是高成本,高浪费,并且缺乏国际竞争力。电信行业技术进步方面,电信行业行政垄断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贡献系数为-1.327,负面影响较大。电信行业经济效率方面,当电信行业垄断程度降低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慢,前沿技术进步加快,相对前沿技术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加强,规模总报酬递增,规模经济性改善降低。社会福利方面,从电信行业的垄断福利、管制机构非正常开支、电信企业的寻租成本以及行政垄断造成的社会净福利损失四方面考察了电信行业行政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影响。第六章为中国电信行业竞争政策研究。论文结合我国电信行业的竞争现状,运用价格博弈模型和非价格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认为价格竞争带来的结果是恶性的价格战,长期而言对大家都是不利的,只有紧跟技术进步,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服务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来满足消费者的新需要,从长期动态发展的角度寻找各自不同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才能促进整个电信行业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和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后通过对国外电信行业在促进竞争方面的经验的介绍,提出对我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启示。第七章为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了总结,根据前文研究提出了几点打破电信行业行政垄断、促进竞争格局形成的政策建议。最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李正彪[5]2005年在《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则是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在国外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企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这是因为企业本身就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主体——出资者、经营者、员工、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分销商、特殊利益集团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围绕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交织而成的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对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经济学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内容、变迁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却还是个崭新的课题。 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导论,在对本文选题的意义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和类型,对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创新点作了交代。第二大部分(第一章)是对相关理论的评述。第叁大部分为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章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信任;第叁章研究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功能。第四大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章。第四章动态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第五、六章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第七章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网络;第八章研究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网络。第五大部分是第九章。作为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结论,探讨了如何构建企业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网络理论等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本文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资本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
辜宏强[6]2006年在《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股票发行是股份公司在中介机构的参与帮助下进行的筹资活动，它是股票市场的起点。股票发行市场的效率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效率乃至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对股票发行进行科学地监管，是保持整个证券市场公平、公正、高效、顺畅地进行的基础。股票发行监管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制度之一，优化股票发行监管制度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受到广大投资者和舆论的广泛批评。究其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股票市场的信誉，在中国股市中处于较为缺乏的状态。这不仅使相当多的中小投资者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也使部分投资者失去了对股票市场的信心。股票市场的信任缺失严重地威胁到股票市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累积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风险。在股票发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相关的利益集团(群体)，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利益集团(群体)。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事物，这一背景使我国股票市场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监督机制上都存在诸多不足，从而为股票发市场上强势利益集团(群体)的诸多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也给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隐患。重建约束强势利益集团(群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各项制度和监督机制是建设和谐股市和保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举。本文试图从不同利益集团(群体)的行为互动及作为股票市场基石的信用这两个特定角度对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的优化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说明本文选题的背景、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对有关股票发行监管方面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国内外有关金融、证券和股票的监管文献做了回顾：第叁章对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简单回顾；第四章对西方证券市场的简要发展历程、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股票发行监管进行了介绍并和我国的股票发行监管进行了比较；第五章切入利益集团这一维度，并用利益集团理论对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博弈分析；第六章节引入诚信理论，并用什托姆普卡的信任文化社会生成模型对我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七章阐述了优化股票发行监管制度对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意义；第八章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行监管理念需重塑，并对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的优化提出了具体建议。
薛静[7]2003年在《H公司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H公司是一家中德合资的中型制药企业，在中国运营已达七年之久，至今仍处于亏损状态，需依靠总部的贷款才能维持生计。没有明确的战略是其失败的致命之处。因此如何根据现有的资源及优势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路子，已成为H公司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H公司的实际情况，应用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概念和方法，如迈克尔·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PEST分析、SWOT分析、价值链分析、五种竞争力量模型等，并结合一些最新观点，如经营理念、企业资源观、企业竞争力等，对H公司进行了战略论证，在此基础上，应用大战略矩阵和TOWS矩阵制定出具体的备选战略方案，并运用QSPM矩阵（定量战略计划矩阵）对备选战略方案进行优选，得出最佳战略。最后，从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战略实施对策。本文的研究对H公司尽快走出困境将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H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在国内中小型制药企业（包括合资和国有制药企业）中具有普遍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对其它中小型制药企业摆脱困境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飞[8]2010年在《企业成长路径与商业模式的动态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先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企业,引发了对企业成长模式的系统化研究,并掀起了一场公司革命。上世纪90年代,另一场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更加深远,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商业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企业成长的模式和商业活动的模式“。商业模式”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术语和企业界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有关企业成长路径和商业模式的研究各自独立地进行,观点也相对零碎,还较少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以动态的视角研究其动态演进的过程。本文将整个研究的重点定位于企业成长路径和商业模式之间的联动及其动态演进。首先定义了企业成长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并对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综述,将其划分为四种不同观点;然后定义了商业模式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其次,本文选取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中国多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这些公司包括着名的财富500强企业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业100强企业,包含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也包含了刚刚推出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总结了企业成长路径,提出了叁种不同的企业成长路径,并描绘了企业成长路径图;构建了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此,对不同路径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的价值主张、价值获取和盈利模式,展现了不同成长路径的企业在价值主张、价值获取和盈利模式的差异和动态演进的过程。最后,本文对基于不同成长路径的商业模式进行了动态演进研究,并以民太安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叁大石油公司、IBM和通用电气为例,对单一业务成长路径、主导业务成长路径和多元化成长路径的商业模式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创新在于对企业成长路径和商业模式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以动态的视角对企业成长路径和商业模式进行了动态演进分析。同时,本文的创新还包括梳理了企业成长的不同观点,分析了企业成长路径的影响因素,构建了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
郭朋[9]2006年在《民营化背景下公用事业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用事业规制的法治化,是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本文的问题主线在于论证民营化改革背景下,规制革新与我国规制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因此,贯穿文章的几个核心概念是公用事业民营化、市场经济、规制革新、规制的宪法实践、规制行政法律制度。第一章,关于公用事业民营化以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公用事业规制革新。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脱胎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其制度生成原因主要有叁:一是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推动;二是现代政府行政职能强化与公民社会多元化治理二元关系的协调释放;叁是政府行政改革的市场化面向的价值取向。从制度运行层面考察,民营化是个综合范畴,包含制度内核和外围规制两个方面。其中,制度内核包括企业产权的变更,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市场化等因素,外围规制因素则包含政府的放松规制、激励规制因素,在公用事业等垄断经济领域实现可竞争市场的构建。民营化引发了公用事业规制领域的革新。现代公用事业规制体制是多方联动、效率、正当程序、责任等因素并举的综合规制模式。规制手段的主要特点是平权、双向沟通,强调对规制权力主体的制约激励并举。对被规制方实行利益激励机制,通过市场机制,诱发企业的生产经营动力。注重发挥消费者等社会规制力量的发挥。第二章,关于公用事业规制的法理基础、宪法基础和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第一,公用事业规制的法理正当性有叁:一是践行现代宪政国家“公益优位”的价值理念诉求。二是实现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社会分配正义”以及“代际正义”理念。叁是确保社会个体经济自由权的实现。第二,关于公用事业规制的宪法实践。现代宪法一个重要功能是划定国家对市场干预权力的界限、手段和责任归属等重大法律基础问题。西方国家有关公用事业规制的宪政实践,主要解决公用事业规制权力的来源、规制活动的公正性如何保障以及规制机构的权力问责机制如何构建等叁方面问题。解决途径一是通过立法委代方式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保留对于基本规制政策和原则的最终制定和解释权。二是在制定具体规制法则和做出规制裁决时,通过强化正当程序,注意吸纳公众消费者以及被规制企业的参与,赋予各方充分的听证机会和意见阐述,保证规制决策的公正性。叁是强化对于规制决策和规制程序的司法审查,立法机关对
程小伟[10]2007年在《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里最能体现其市场效率和最具有创新活力的一环。在转轨中的新兴市场，企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长期稳定的经营、严谨的财务管理、长期性的研发力量、产品的更新换代等方面，往往不够理想。如何合理、有效地安排企业并购，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活跃证券市场、吸引投资者，一直是政府、投资者、企业管理层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呈逐年上升趋势，呈现出模式多样化、领域广泛化的特点，外资及民间资本大范围地介入，使企业并购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运用，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及其效应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学者对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并购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化，而没有给出是什么因素影响并购绩效，更没有对并购后的绩效进行评价，所以也就无法给监管层和公司管理者提供更有实际意义的政策和操作建议。本文通过有效地分析企业并购的动因，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因子分析法分别对纵向并购、横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政府、投资者、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提供相应的政策和操作建议，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并购来看，企业主要是想通过把市场交易关系转变为内部交易关系，从而达到节约交易成本，寻求交易费用效应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并购中的效应在并购的当年没有显现出来，但从并购后一年的情况看，效应还是显着的，表明通过对上下游企业的并购，内化市场交易，稳定供销渠道，减少了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但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又表现出一种逐步下滑的趋势，尤其在并购后第叁年，下降势头比较显着，说明并购后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以及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只有把并购后的上游或下游企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保持企业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事实上，企业之间的并购，绝非是简单的合并，而是不同企业一体化的过程，整合的过程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进而影响企业整体效应的发挥，因此存在着昂贵的一体化成本。对于横向并购，企业进行横向并购的主要动因在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横向并购中的规模经济效应来源于成本下降、市场支配力的增强以及垄断等。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较为明显，尤其在并购当年，由此也证明了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行业集中度偏低，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水平。但实证结果也显示，并购一年后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大有小，原因在于非实质性并购、政府干预过度等现象的存在以及并购规模(即并购交易金额占并购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小，致使并购效应的显着性受到影响。因此，进一步促进横向并购的开展，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在各行业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是我国近期企业并购的主要目标。从混合并购来看，其动因主要是寻求协同效应、产业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实践看，很多公司通过混合并购重组，纷纷涉足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兴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因为这些行业的附加值高，获利丰厚。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了产业转型，培育了新的增长点，业绩得以提升。但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混合并购中的效应并非如所预期的那么高，而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现实情况出现了背离。但如果深入探究一下，或许这一实证结果恰恰说明我国企业对混合并购活动存在认识误区、产权界定不清，而行政干预过多、中介机构服务不足、企业混合并购的法律不规范以及企业内部运作不规范等外部因素又制约了混合并购效应的发挥。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即第一章；第二部分是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现实依据，包括第二章、第叁章和第四章，通过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旨在说明企业并购动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为下文进一步通过实证来研究并购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为并购效应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是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四部分主要是并购效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即第九章。籍此，利用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借助因子分析、DEA分析、非参数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并购公司之综合业绩在并购前后的变化、以及与综合业绩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形成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有：(1)考察了并购市场的整体绩效。发现就整个并购市场而言，在并购行为发生的当年、或并购后的一年和两年里，尽管并购行为导致上市公司综合业绩提高的公司比重显着高于业绩降低的公司比重，但是，实际中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综合业绩并未得到真正改善。(2)提出并验证了纵向并购在我国证券市场并没有减少市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实证结果表明：纵向并购前一年的财务状况比并购当年要好很多，很多上市公司的并购仅仅出于圈钱、保壳的目的，只有在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情况下才进行并购。这一点与很多研究文献的结论有所不同，但较能体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3)提出并验证了横向并购中非实质性并购、政府干预过度等现象的广泛存在。结果发现：横向并购前一年到并购后两年的财务状况有恶化的趋势，并购后第叁年的财务状况相对于并购后第二年有所好转但效果不明显，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源自大多数横向并购都是关联交易，导致持有大量非流通股的大股东掌握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它们为了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掠夺小股东的财富，即所谓的“隧道行为”。(4)提出并验证了混合并购没有从实际出发，盲目多元化致使产生负效应。结果表明：混合并购前一年与混合并购当年的财务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当年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实证结果恰巧暴露了上市公司混合并购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公司不顾自身实际，一窝蜂进军某个热门产业，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巨额利润的丧失使得公司处于尴尬境地，进退两难。有鉴于此，我们强调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的内外部条件做出相应的决策，不要盲目多元化，确保主营业务做大做强。总之，从理论角度分析，企业并购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交易费用、分散经营风险、促进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等诸多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实证结果却表明，实际的并购效应并非如我们所预期的那么大。究其缘由，是因为企业并购行为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不同企业的资产、业务、组织、文化等的整合，需要领导、团队和个人乃至整个公司的共同努力。如果整合得好，并购的积极效应就显着，如果整合得不好，并购效应不明显甚至反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注重企业并购中的整合，是企业并购效应得以体现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垄断竞争市场中上市公司混合式多元经营战略研究[D]. 张金良. 天津大学. 2004
[2]. 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D]. 张远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研究[D]. 赵峰.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4]. 中国电信行业行政垄断与竞争政策研究[D]. 杨秀玉. 山东大学. 2010
[5]. 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D]. 李正彪. 四川大学. 2005
[6]. 中国股票发行监管制度研究[D]. 辜宏强. 复旦大学. 2006
[7]. H公司战略研究[D]. 薛静. 天津大学. 2003
[8]. 企业成长路径与商业模式的动态演进研究[D]. 李飞. 天津大学. 2010
[9]. 民营化背景下公用事业规制研究[D]. 郭朋. 苏州大学. 2006
[10]. 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程小伟. 同济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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