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生[1]2003年在《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旨：借助俄方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各种其它相关资料，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和分析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分析吴廷康在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叁方错综复杂关系中的思想和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影响。 第一章围绕吴廷康的首次赴华进行讨论。主要涉及到四个问题：首次赴华的身份、赴华的主要目的、赴华期间建立的上海“革命局”的性质、吴廷康在中共建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界定。结论是：赴华的身份当是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的俄共(布)代表；赴华的主要目的是促成中共建党；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产物，吴廷康则在中共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第二章围绕吴廷康与马林就国共党内合作的争论进行阐述：从最初的提出到成为中共的决议。在比较吴廷康与马林的不同观点和不同的工作作风的基础上，依据俄方解密档案追溯了两人围绕国共党内合作所展开的争论，其中的关键点包括中共西湖会议、共产国际“四大”、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五月指示”等等。本章还对马林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思路是否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精神进行了分析。 第叁章讨论的是国共合作初始时期吴廷康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主要分析叁个问题：叁民主义的新解释；合作初始时期中共内部右倾倾向：商团事件、江浙战争、孙中山北上等问题上的观点分合。仔细比较吴廷康起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会发现：两者在对叁民主义的解释上有许多的相同之处。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反映了吴廷康的思想，有利于纠正右倾倾向。1924年下半年，在如何对待商团之进攻、是否介入江浙战争、如何看待孙中山北上等问题上，中共方面的陈独秀和国民党顾问鲍罗廷之间出现矛盾，吴廷康则介于其间。 第四章所要分析的是：吴廷康在五卅运动中以及五卅运动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国共纠纷问题上的思想、行动。吴廷康与五卅运动的关系，过去囿于资料不足而语焉不详，甚至史实不清。俄方解密档案揭示：1925年7月初，吴廷康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指导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走入低潮后所采取的“刹车”计划就是吴廷康和加拉罕共同制定、由吴廷康直接在上海推动中共中央实行。这一时期的国共纠纷起源于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吴廷康的主张是：反击右派；不能退出国民党：国共关系应该“从联盟转向联合”。由于对形势判断不一，吴廷康与鲍罗廷之间出现重大分歧：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右派不成气候，主张加速国民党的分裂；吴廷康主张仅仅开除国民党右派的某些领袖，要争取右派的群众。 第五章就吴廷康在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主席任上的思想、行动进行讨论：从上海远东局组建起，至吴廷康离任远东局止。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吴廷康与远东局的组建以及远东局的工作机制、吴廷康对中共内部退出国民党倾向的纠正、吴廷康对中共与莫斯科在北伐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协调、吴廷康率领远东局使团的广州之行、远东局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责任、吴廷康在远东局主席任上的艰难处境。而正是这种艰难处境，使吴廷康对中国大革命失去信心，主动提出离华回国。1927年3月，莫斯科任命新的远东局成员，吴廷康不在此列。 结束语就吴廷康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特点进行阐述。
艾虹[2]2010年在《苏俄（联）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关系研究（1917-1927）》文中提出本文研究苏俄(联)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时间为1917-1927年。苏俄政权初建,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以及摆脱协约国对苏俄的孤立政策,苏俄政府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本文重点研究了苏俄(联)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关系,以求反映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全貌。从苏方看,经过多方努力1924年与中国签约,实现其建交的初衷,为以后苏联加强对华关系奠定了基础;从中方看,地方实力派从对苏俄最初的认可,相互接触,到由于利益冲突导致交往中断。第一次对华宣言是中国地方实力派与苏俄接触的基础。但由于苏方对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失信,导致地方实力派对苏俄的反感,这也成为早期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为衡[3]2011年在《亮点：建党90年辛亥百年之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围绕这两个纪念主题，学术界研究活跃，提出了一系列较之以往研究有所创新与突破的新观点。本文择要整理，供研究参考。 1、关于党的早期组织的群体特征 张静如、王峰认为，党的早期组织具有
江巍[4]2016年在《《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文中认为《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耀眼的刊物,在近现代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刊物的影响力可与之并重。这种影响力来自于《新青年》的两大贡献,一是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给人们以思想启蒙;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加速了中国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新青年》为什么最终会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本文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新青年》创刊于一个激进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尤其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选择一种单向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激进的特点。对待新鲜的、外来的事物张开双臂热烈拥抱,因此《新青年》介绍、宣传过很多西方的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然是其中之一。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一战后欧洲文明的衰落,敦促人们重新选择中国将何去何从,内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加上外来的苏俄、共产国际的援助,《新青年》的作者们开始自觉的分化,一部分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途并不平坦,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要么攻击马克思主义,要么伪装成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经过叁次大的论争,并且与同时期的其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刊物相互配合,才最终打开了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形式、内容、角度、立场上都超越了其他刊物。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只有《新青年》是真正为其打开了一扇窗,别的刊物只是凿了一眼洞而已。回顾《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现实也有借鉴作用。《新青年》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实践真理,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追求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捍卫真理,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使得真理越辩越明,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真理,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揭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还存在着一些质疑声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质疑,事实上,寻根过去,我们也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启迪。
参考文献：
[1]. 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D]. 周利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苏俄（联）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关系研究（1917-1927）[D]. 艾虹. 吉林大学. 2010
[3]. 亮点：建党90年辛亥百年之新论[N]. 王为衡. 北京日报. 2011
[4]. 《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D]. 江巍. 安徽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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