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雁[1]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王传正[2]2005年在《论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造成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伴生的巨大风险性。从历史到现实，人们在享受金融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危害。在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同时，这些急剧变化同银行业固有的风险一起也造成了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1980-96年期间，IMF的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过严重问题或金融危机。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最为严厉的经济部门之一，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化思潮及各国普遍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仍是沿着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轨迹前进的。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普遍加强，其中不仅涉及监管技术的进步，更涉及金融监管体系的变化和分合。各国政府为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着手实施对银行业的严格监管和建立金融安全网。各国政府希望通过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 在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不断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推动监管手段、监管技术进步，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经济学家也在从多角度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进行探讨，对监管制度的框架进行设计和完善。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经济学家和监管当局在监管体系的许多领域达成共识，其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其他文件指南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这些共识主要包括：第一，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是银行监管的叁大支柱。第二，确立资本管理的监管理念，深化了对资本的认识，将风险水平与资本要求紧密结合。第叁，指出内部模型法对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第四，银行监管从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
王晔[3]2003年在《现代银行监管理论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文中提出银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从它诞生之日起，银行经营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就周而复始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发展史就是一部银行的风险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急剧的变化带来了银行业的动荡和不断发生的银行危机。1980-96年期间，IMF的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过严重问题或金融危机。而金融全球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强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极大地增加了金融风险跨国传递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途径、机会和速率，使得一国的银行危机往往发展为某一区域的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和危机成本不断扩大。 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不稳定性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已成为各国政府、金融管理当局的共识。无疑，加强银行业的监管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方面，经济学家试图从多个角度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进行探讨，如Diamond和Dybvig的银行挤提模型；Kaufman的系统风险理论；Stiglitz的金融约束理论等等；另一方面，实践部门也不断地出台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修正和弥补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努力提高监管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水平，完善监管制度。 近年来，在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努力下，银行监管的理念和体系正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并主要体现在：第一，银行监管从传统的合规性管制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转变，强调银行应当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监管内控机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第二，实施有效的全方位持续监管。它是现场稽核检查与非现场监管、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以及对管理层监管与对整个机构运行监管的综合体现，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全方位、持续性的不间断监管，避免或降低金融风险，保证整个银行业的稳健运行。第叁，银行监管合作不断加强。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协议和建议要求越来越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到利率风险管理原则，再到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使得各国基本监管原则和标准趋向统一，加强了国际间银行监管的合作。第四，技术创新趋现代银行监管理论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势不断增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和推广，使得银行监管当局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或计量模型监管系统来收集、处理金融信息资料，评价和预测金融运行状况，提高信息来源和分析的可靠性，增加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根据以上的发展特征，结合目前中国银行监管所处的环境与实际发展水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不切实际地追求金融自由化、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和控制，可能会重演亚洲金融危机;而对银行和金融市场实行过于严格的监管与限制，又将严重制约银行的创新活动和产业的竞争力，毫无疑问无法满足银行业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要求以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未来银行监管体制的设计不仅要适应当今世界金融发展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趋势，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为银行稳健、安全地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还要进一步加大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以市场约束来减少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发挥被监管主体的能动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尽管各国银行监管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之处，但仍可以从总体上对银行监管的体系作以总结，找出其共性进行研究，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构架前提。另外，由于银行监管涉及众多的领域和范围，是一个内容复杂、层次多元和结论各异的选题，限于作者的水耳和文章的长度，无法在这一篇论文中全面提及银行监管的方方面面。因此，本文针对中国银行监管中存在的弊端，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银行监管最新发展趋势，来安排文章的写作思路和章节构成。本文共分八章，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银行监管理论、银行监管的体制构架以及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1、银行监管的历史演变与体系构架 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确立是现代银行监管的起点，有关的银行监管理论也是由此初步形成的。早期的银行业在亚当·斯密自由分工、自由竞争的理想下经过了漫长的自由银行时期，银行监管发展极为缓慢。其中“最后贷款人”(LLD)制度的确立，为中央银行后来进一步自然演变为更加广泛的金融活动的监管者莫定了基础，由此衍生出中央银行对所有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进行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必要性。 此后形成的每个监管发展阶段都与世界经济形势、当时主流的经济学思潮以及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银行监管先后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金融时代，20世纪30一70年代的制度化全面管制时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金融自由化时期，以及目前的再监管时期。?
张庆[4]2008年在《论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造成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伴生的巨大风险性。从历史到现实,人们在享受金融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危害。在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同时,这些急剧变化同银行业固有的风险一起也造成了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危机。1980-1996年期间,IMF的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过严重问题或金融危机。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最为严厉的经济部门之一,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化思潮及各国普遍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仍是沿着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轨迹前进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普遍加强,其中不仅涉及监管技术的进步,更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结构的分合。各国政府为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着手改进对银行业的监管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各国政府希望通过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德国的银行监管应该被看作国际上银行监管的榜样。虽然德国一直奉行全能银行制度,银行业和证券业同在一个实体下运作,并没有严格的防火墙。但从二战后到现在,德国国内从未发生过严重的银行危机,更未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鉴于此,本文从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入手,以期为中国的银行监管提供一些启示。针对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这一主体,本文分6章进行论述。第1章为前言。第2章为金融体制比较。本章以德国金融体制为重点,从机构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出发,分析了德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同时作为对比,分析了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和中国的金融体制。结论是:作为银行监管的客体和环境,中德两国的金融体制更为相似,从而为中国银行监管借鉴德国经验奠定了基础。第3章为银行监管理论及其评述。围绕为什么要对银行进行监管、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和如何设置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这叁个问题,对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为后面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笔者在这一章通过对理论的梳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要顺应混业经营趋势建立统一监管,则银行监管机构应该从中央银行分拆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第4章为银行监管的现实框架设计。根据对银行监管理论的梳理和各国监管实践的总结,笔者将银行监管的现实框架总结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是指为有效实现银行监管目标而实行的双重监管机制,即事前监管措施和事后安全网,它侧重于银行监管的微观层面。而宏观层面主要涉及银行监管的机构设置,即结构模式。第5章为德国银行监管实践。首先,笔者通过对德国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发现,德国银行监管的成功还取决于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了以银行公司治理为银行监管第一道防线的观点。然后根据上一章的现实框架,分别按双重监管机制和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的顺序探讨德国的银行监管。第6章为中国的银行监管及其问题研究。这一章按以上分析的思路,分别对中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双重监管机制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进行分析,并主要借鉴德国经验对中国的银行监管提出改进建议。笔者在这一章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改革,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当条件成熟时,分别在银行业各大集团(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银行)内部建立自愿存款保险体系,并完善其他辅助措施;第二,未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改革方向可以是建立流动性调剂银行,该银行由中央银行和各银行参股组建;第叁,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分叁步走:第一步是加强协调,第二步是建立伞式监管结构,第叁步是建立弱式统一监管结构。
梁媛[5]2003年在《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与中国银行体制的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银行能否经营证券业务，一直是国际金融界争论的焦点。自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后，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便出现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并存的局面。对于这两种体制孰优孰劣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但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一体化的逐渐深入，分业经营体制下的传统商业银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也促使分业经营阵营出现动摇和分化。继英国和日本的金融改革之后，分业经营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美国也不得不顺应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于1999年11月12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宣告了在美国实行长达66年之久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体制的终结，也表明了混业经营体制在世界经营体制中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对着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我们不可能熟视无睹。在混业经营又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依然实行分业经营的中国何去何从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分业银行体制与混业银行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将为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并适应金融体制的发展趋势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能对我国金融体制的选择提供现实的理论参考。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西方特别是美国商业银行几十年的分分合合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再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目前国内分业经营制度的合理性，拓宽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适时引入创新的组织制度，并对我国金融业为迎接WTO而应做出的战略选择进行有意的探索。同时讨论金融混业和分业问题对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无论是金融改革理论的设计抑或金融法规的修订，都有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五大部分，首先是基本概念和理论介绍，为下文的分析奠定基础；然后分析了一些典型国家银行体制的演进过程和特点，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接着分析了我国银行体制选择分业经营的原因，以及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出现混业经营行为的客观必然性；最后论述了我国银行体制混业经营应该选择金融控公司的模式。<WP=6>引言在现代金融领域中，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界定主要是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来划分的。其中，争议最多的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的业务分合问题。1999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二十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银行、证券、保险业严格分业经营的规定，并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监管做出了重大调整。该法案的生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近70年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局面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混业经营的新纪元。当美国国会的争吵声逐渐沉寂之后，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俨然成了新世纪国际金融的主旋律，并彻底改变了叁十年代大危机后形成的世界金融格局。但是，面对全球愈演愈烈的混业之风，中国政府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于1993年底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等方面要与保险业、信托业和证券业脱钩，实行分业经营”，通过一系列的机构改革和立法工作悄然完成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体制。为什么我们会在混业经营蔚然成风的时候选择继续走分业经营的道路？很多人对此都心存疑问，毕竟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开放，并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我们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正积极清理历史包袱和转换经营机制。如果这时实行混业经营，将大大改善它们在传统业务中的困难局面。而WTO的加入又给了我们另一个混业经营的理由，如果我们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继续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将使我们的商业银行处在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分业经营呢？此外，国际上流行混业经营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究竟孰优孰劣？哪一个更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商业银行能不能经营证券业务？中国金融业应如何融入开放条件下的国际金融大家庭？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翻开了论文的第一章
戴宁宁[6]2003年在《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行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金融问题，它既涉及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也涉及政府的金融监管体制。面对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已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可行性。首先文章对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行了回顾，指出目前这一体制面临的种种问题。接着对美国金融体制变革历史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总结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分业经营体制虽然是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但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要求，有必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作为我国金融业实力最强的银行必将是推动混业经营的主导力量。然后，在对我国商业银行和海外银行的指标分析中找出差距，建议我国银行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为向金融集团过渡打好基础。通过对国外混业经营模式的综合比较，论证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可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在具备了内外条件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方式实现向全能银行的过渡，相应地对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初步改革的设想，并着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焦建[7]2006年在《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业银行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银行自身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商业银行能否获得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治理效果。作为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金融中介,银行治理的核心应该是解决两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利益相关者与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主要的银行治理模式,日本和美国的银行治理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具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也都存在不足。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两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比较两种银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不足,以及治理有效性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展望两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并给出两国银行治理经验对我国银行治理的启示。论文使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分析的中注意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在对风险管理和银行绩效的分析中将管理学方法与经济学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增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论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论文以银行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为线索,对两国银行治理模式进行比较,认为相对各自国家的普通公司治理模式来说,两国银行治理模式在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趋同性,但是由于文化、习俗和法律等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两国银行治理仍将保持显着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而银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环境。其次,强调了资本结构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对银行股东治理的风险偏好的影响,更为清晰地阐明了银行治理的特殊性,提出银行治理的重点在于风险管理。第叁,在对银行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将银行内部治理参数纳入监管机制设计,加强银行监管机制的治理促进作用的观点。最后,通过对银行对外融资结构对银行自身治理的影响角度分析,提出有助于提高银行治理的混业经营模式。论文首先从梳理普通公司治理理论入手,提出银行治理问题的特殊性,明确银行治理主要解决两种信息不对称问题,然后对现有银行治理理论进行总结,提出银行治理目标是在维护股东、存款人、社会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论文第二章分别结合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对其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并对两种模式的治理效率进行比较,为后面叁章从银行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李国庆[8]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韩曙平[9]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与提升途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银行业已经由计划经济下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发展到现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体系。从纵向上看,我国银行业发展很快,实力大增;但是横向上比,中国银行业问题较多。特别是我国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外资银行全面竞争。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银行业兼并重组之风日盛,许多国际大银行在资金调配运用、资产种类、成本控制、经营效益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何客观评价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引导我国银行业抓住机遇,迅速提高竞争力,保证平稳过渡,不仅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全局意义。 本文从对银行业竞争力的概念界定入手,认为银行业竞争力属于一种产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理论做了总结和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一般产业竞争力的分析范式,建立了对银行进行研究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叁个部分: 第一,对银行业竞争力的评价。银行业竞争力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银行业竞争力分为五个竞争力方面:主要包括安全竞争力、流动性竞争力、盈利竞争力、发展能力竞争力和效率竞争力。每一竞争力方面,选取2-3个具体的指标反映。最后,再运用AHP方法对中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竞争力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美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最强,其次是日本、英国、意大利、德国和中国,与以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差距明显。 第二,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力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分析。银行业的直接因素主要指商业银行内部因素,商业银行内部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分析了银行战略管理、银行治理结构、银行业务体系、银行内控制度、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和银行产权等对中国银行竞争力影响较为重要的因素。文中分析了每种直接因素对银行业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同时分析了各种直接因素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比较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在于银行战略的缺乏和趋同:银行治理结构的问题在于外部治理的缺乏和内部人控制以及激励扭曲等;业务体系中中间业务比例低;内部控制不严格;人员素质差,冗员多;国有产权和公有产权固有的弊端等问题。银行业竞争力间接因素主要指外在于商业银行的因素,即商业银行不能自主控制的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
纪琼骁[10]2005年在《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四起,动荡不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金融事件,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如何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监管。现代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金融监管制度变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这一过程受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影响和制约。金融监管制度供给取决于一国政治秩序所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或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制度的设计成本和现有知识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水平;金融监管制度需求除了受制于宪法秩序等既有的正式制度安排外,还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 本文以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过程及改革趋势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史考察的角度回顾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通过对金融监管制度变迁方式的路径依赖的论证,提出我国金融监管方式将遵循渐进性和政府主导的变迁路径,并着重阐明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面临的产权不明、风险严重、内部人控制、金融二元特征、保障制度缺乏等初始条件。论文在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有效金融监管的目标、标准、理念、组织、内容、协作、保障、环境等方面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总体设计,提出我国理想的金融监管制度是:成立金融监管局,合并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职能。在监管的实施上,确立将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目标;确立监管法人、监管内控、监管风险、监管信息透明度的理念,将市场约束、资本约束和外部监管合并考虑;确立机构内控、外部监管、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立体监管网络;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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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D]. 王传正.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3]. 现代银行监管理论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善[D]. 王晔.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4]. 论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D]. 张庆.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5]. 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与中国银行体制的选择[D]. 梁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6]. 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研究[D]. 戴宁宁. 河海大学. 2003
[7]. 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比较研究[D]. 焦建. 辽宁大学. 2006
[8].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9]. 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与提升途径研究[D]. 韩曙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10].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D]. 纪琼骁. 武汉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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