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力[1]2004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作为二十世纪思想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着问世，相关论文也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本文决定对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考察二十世纪前期荀学研究演进的过程，总结相关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展二十世纪人文思想学术的研究做一点积极的贡献。 本文认为，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重社会功用，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长，一批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倡导“中体西用”，荀学由于既具有类似于西方科学的见解，又有接近西方社会学说的“人能群”主张，因此受到他们的青睐，荀学的复兴和更新理所当然。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孔子地位根本动摇，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荀学作为儒家异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荀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荀子思想学说唯物辩证法因素。被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发现，为此展开的研究，促进了荀学研究的继续深入。 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取得了显着成就。就《荀子》整理着作而言，刘师培立足于阐明古训，发表了《荀子补释》、《荀子词例举要》、《荀子斠补》。此外。还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钟泰的《荀注订补》等。就荀学义理研究着作而言，也出现了陶师承的《荀子研究》、陈登原的《荀子哲学》、熊公哲的《荀卿学案》，展现了传统与现代视角的交融。一些着名的思想家还写作了研究荀学的专门论文，在一些相关着述中，列出专章专节讨论荀子思想学说，这些评论具有相当的思想学术价值。就荀学研究方法而言，章太炎、胡适、侯外庐都呈现了不同的特色，这些方法推动了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二十世纪思想学术史的宝库。 马克思主义学者开拓出荀学研究新的路径。郭沫若以《周易》来打开认识古代真实的大门，他认为荀子是秦以前论到《周易》的唯一一个儒者，他虽然肯定了荀子宇宙观的科学精神，又批判它是变化的却不是进化的，还指出其中具有“神道设教”的特征。在他看来，荀子道性恶俨然唯物，但其中隐含着许多矛盾。既肯定了荀子的阶级社会观，同时又批判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倾向于帝王本位、贵族本位。批判地扬弃了此前荀子研究的成果。杜国库从研究《成相篇》入手考察荀子的思想学说。认为荀子的宇宙观在先秦诸子中最富于唯物主义因素，他的认识论也染上了物观的心理色彩，同时还给礼披上自然法则的外衣，《成相篇》是荀子本人思想的概要。侯外庐结合先秦的社会历史状况，分析了荀子思想学说的特点，认为荀子把先王还原为朴素的“真先王”，是对儒家传统的朴素修正，同时主张荀子的方法论具有唯物论的特色。认定荀子是先秦思想的总结者，是封建社会的开拓者，从而开拓了荀学研究新的路径。
郭晓丽[2]2009年在《钟泰研究》文中认为钟泰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他是在“五四”以来激烈的文化冲突背景下,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学人。本论文是对钟泰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将其全部学术思想纳入晚清以来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复杂变迁的背景之中,通过钟泰研究中国哲学史、国学、荀子学和庄子学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考、方法选择和文化理想的追求,阐发他因应时代变化,探寻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思想。本文在全面疏理和把握钟泰学术思想基础上,揭示了钟泰学术思想的叁大特点：一是钟泰强调中国哲学的本土化特点,并在中学统系的思路下,书写中国哲学史。力图在中西、新旧的现代性思想对垒中,突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精神。二是钟泰提出合汉宋为一的中国学术整合的方法论原则。他通过反思近代以来传统学术的困境,主张深入挖掘、合理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面貌的国学资源,以突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叁是钟泰展开了儒学重建的思考。他投入极大精力对《荀子》和《庄子》作注释、疏通,力求在经学解体、中国传统精神面临危机的文化困局下,通过儒、道资源的合理整合,重新建构起体现中国文化哲学精蕴,合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导引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儒学思想。“钟泰研究”这个论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反思、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儒学当代价值的探讨等重要思想学术问题的逼显之下产生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其中的得失见蔽,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其中宝贵的思想资源。通过钟泰研究,本文认为可以给我们如下重要启示：其一,钟泰的学思之路,体现了中国文化现代性探索的一种方向。纵观钟泰学术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本位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重建必须关照中与西、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关系。但并不意味者每个学者的学术领域和具体研究都要在上述两者之间进行。钟泰的全部学术思考都是回归中学内部的,说明现代性思考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从本民族文化的开新着眼的重要意义。其二,钟泰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强调中西统系之别,重在突出挺立民族主体意识的意义,发掘中国哲学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中,如何避免西方化范型的局限,破除将西方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求得中国哲学自身精神与特点的把握和阐扬,都是重大的理论课题。钟泰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并架构了体系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其思想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的借鉴价值重大。其叁,钟泰致力于通过儒家经典的重释,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他将荀子、庄子中具有反思批判精神、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制度建构的思想道德哲学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根源性思考等理论的合理成分,纳入儒学思想之中,使儒学从思想体系到精神境界更趋完善。今天不论是“文明对话”、“儒教中国”,还是全球伦理、生命伦理的探讨,最终都有赖于儒学思想资源本身的根源性、开放性和丰富性。钟泰对儒学资源整合和儒家思想重建的尝试,是使儒学有效面对现代性要求的思考,其思想的价值意义不可低估。总之,本文研究认为,钟泰是属于学问家型的学者,同时又具有思想家的敏锐。其学术思想和人生轨迹都体现了遗俗独往的个性和逆向思维的特征。其学术思想见解具有超前性、现代性和前瞻性。
张岂之[3]2005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序》文中指出江心力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即将出版,他说我对他写作此书了解得比较深切,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心力撰写博士论文的整个过程,从选题到搜集资料到草拟提纲,再到写出初稿以至最后定稿,我虽然不敢说有“深切”了解,但还是可以说知晓得比较多。现在
康廷山[4]2016年在《清代荀学史略》文中指出荀子是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人物。然因其主张“性恶礼伪”并批判子思、孟子,以致为宋、明理学家所诟病,并被排黜为异端,长时间未能得到重视。而进入清代以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式微及乾嘉考据之学的兴起,荀子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将清代荀学的发展分作清初、清中叶、晚清叁个各具特色又互有联系的阶段,着眼于分析各时期、各学者荀学研究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果,以期展现整个清代荀学研究的全貌,并为我们今天的荀学研究提供可鉴之处。荀学之式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明理学家的排黜,而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发起的反王学思潮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为荀学的发展扫除障碍,且他们反王学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又是对荀子的一种继承。而他们提倡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的主张又对乾嘉时期的戴震乃至晚清的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荀学方法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傅山及稍后的王懋竑等人对《荀子》的校注以及费密等人所发起的荀子从祀之议也都极有力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雍、乾之际的任启运《荀卿论》一文从人性论及从祀等多个角度为荀子作了辩解,其中许多观点更可谓开乾嘉尊荀运动之先河。然而此时学界毕竟仍笼罩在宋萌理学的氛围中,明代遗老学者如孙奇逢等人依然践行宋明理学家的学术旨趣,且其弟子广遍天下,达官显贵亦不在少数,故其在学界仍占据着主流位置。加之清王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在科举上亦沿袭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故此时学界的主力军仍是宋明理学之余绪。如冯班、焦袁熹、熊赐履等人都延续前人之观点,对荀子加以批判。清中叶考据学的兴盛推动了《荀子》文本的整理工作,一时间各种校勘、注解之作层出不穷,《荀子》之整理蔚为大国。不仅有谢墉、卢文弨校刻《荀子》之举,更有王念孙《读荀子杂志》之作,其他如郝懿行、顾广圻、刘台拱、陈奂、洪颐煊等人亦纷纷着手于《荀子》的整理与研究。他们在校注过程中注重对《荀子》宋、元刻本的搜集和使用,并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们同时又对荀子的姓氏、生平游历、传经之功及为《荀子》作注的杨惊之生平等相关问题展开考证,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而这种整理与考证又使学者们对荀子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不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地对荀子加以贬低,反而对荀子在宋、明时期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满。谢墉、钱大昕、郝懿行等人都纷纷为荀子性恶说和非思、孟辩白,汪中则极力肯定荀子学术的正统性,推崇荀子的传经之功。严可均又在总结前人推崇荀子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恢复荀子从祀地位的主张。而清代官方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亦为荀子辩解,并引韩愈“大醇小疵”之说为其定论。乾嘉时期的荀学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荀子地位亦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此时期的荀学研究过于注重考据,而在荀子义理的研究方面却过于薄弱。乾嘉学者们在为荀子辩解时虽对其思想稍有涉及,但多紧抓荀子思想中有争议的地方如“性恶”及“非十二子”等不放,而未能深入挖掘荀子思想中其他优秀成分。此时期仅有惠栋、戴震及汪缙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在荀子义理研究方面有所成就。惠栋《荀子微言》一书着重从经学(尤其《礼》、《易》)的角度来发掘荀书中所蕴含的大义；戴震虽然推崇孟子性善说,并对荀子的性恶论及礼义观加以批判,但实际上却在认识论、礼欲关系及“解蔽”思想等方面对荀子有很大的继承；汪缙《绳荀》六篇则对荀子礼学之天人相分的特点、“礼以养欲”及“礼之行在先正名”等观点多有发挥,同时也为荀子“性恶说”等作出辩解。时至晚清,乾嘉时期所发起的荀书整理及对荀子的考证工作继续蔓延,此时期的学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俞樾《荀子平议》、孙诒让《札适》、胡元仪《郇卿别传》等一系列佳作,并最终成就了王先谦《荀子集解》这一集大成之作。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梦惊醒了沉浸于圣贤之书、考据之学中的知识分子们。残酷的现实鞭笞他们去寻求济世救民的良方。作为诸子中的集大成者,《荀子》也受到了章太炎及维新派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极大重视。章太炎对荀子“法后王”的思想加以表彰,维新派则将荀子视作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言人加以猛烈的抨击。西方列强的入侵,随之而来的则是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技术及其先进政治体制与民主思想。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术界自然也受到了西方学说的冲击,东西学术渐渐融会到一起。此时的荀学研究也掺入了西方学说的元素。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引入了西方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或方法对荀子的群分说、正名思想等加以研究。章太炎又尝试用佛学理论对荀子的人性论、认识论加以诠释。他们对荀子的学说或扬或抑,或将其与西方学说相结合,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可以说,清代是荀学复活并逐渐走向兴盛的时代。清代荀学也是荀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清人对《荀子》的校注、考证及清末有关荀子的论争更为其后民国乃至现当代的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对这一时期的荀学展开研究并着眼于清代荀学史的写作,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整个清代荀子研究的全貌,亦可为我们今天的荀学研究提供可鉴之处。
张铮[5]2008年在《荀况与“百家争鸣”时代之终结》文中指出荀况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说体系以儒家的理论为基础,综合吸收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成为战国后期“百家合流”的代表性人物。荀子的思想境界和学术成就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百家争鸣”时代的终结。本文主要以文化史和学术发展史为视角,对荀子的思想学说和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评价。在内篇,笔者对荀况的学派属性进行了考辨,也就是围绕荀况如何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创新战国儒家思想体系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将历代讨论荀况学派属性的诸家说法进行了回顾及述评;其次,通过分析诸家关于《荀子》成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荀子》一书是研究荀子可以信据的重要资料。其次,从该书中笔者发现无论从文字还是学说思想,荀况都是完全符合汉代学者关于“儒家”定义的。最后,本文又针对荀子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他在儒家典籍的经典化问题及传承的地位及作用等方面进行考证,认为荀况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又根据荀况对儒家经典整理、传承及其弟子中的分化情况,可知荀况在战国晚期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后世儒家学术的发展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外篇中,笔者认为《荀子》书中有多处批评先秦诸子的文字。其出发角度是存在差异的,它的差异正体现了荀子治学的前后阶段性差异。本文针对《荀子》中批评其他诸子的文字和吸收其他诸子的文字,考证了荀况是如何吸收诸子的学说,并将这些纳入到他的儒家思想体系的。随后,本文又对荀况如何影响战国末期其他诸子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通过对历代荀学研究总成绩的回顾,指出尽管历代学人在荀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位学者在荀学研究中把荀况置入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对荀况及其学说给予准确定位,并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价。这就为本文的探讨留下了较大的学术空间。这正是本文要努力探索的新课题。
许攀利[6]2012年在《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荀子》一书最早经西汉刘向删订成书后，直到唐代杨倞时才为其作注。由于荀子主张“礼治”与“法治”并重，一直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因此其地位一直不高。纵观整个荀学历史，长期以来《荀子》文学接受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针对这一现状，着眼于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史中的突出问题，阐述《荀子》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刻影响。本文共分为五章，论文前四章主要对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情况分阶段进行论述，第一章从简要回顾《荀子》在历代的接受传承情况开始，论述晚清时期学术界对《荀子》文学性的认识，并对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关于《荀子》文学性的体认作了简单的论述；第二章把民国时期的《荀子》文本注译情况作简单梳理，主要论述了梁启雄对《荀子》的文学接受，同时探讨了此时期鲁迅、郭沫若等学者对《荀子》一书文学性的阐释；第叁章梳理“1949-1979”时期学术界对《荀子》散文文学性的关注；第四章把新时期以来《荀子》文学接受情况，分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叁个阶段进行详细论述，每个阶段主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注本，侧重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进行探讨，突出学者们对《荀子》文学性的体认和文学价值的评论。在此基础上，论文第五章主要总结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的总体情况，从文学性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叁个角度进行论述，试图揭示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的总体特征，从而阐述《荀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和对中国文学史的深远影响。
崔存明[7]2011年在《荀子与儒家六艺经典化》文中提出荀子在对儒家六艺的传授中,一方面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学术传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家六艺的经典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孔子在“述而不作”的前提下,对《诗》的理论也做了思考与闸述。荀子诗论在《孔子诗论》基础上显示出更加成熟的理论性特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儒家《诗》的经典化建设。《尚书》出土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书》的经典化早期历程。荀子在继承儒家《书》的经典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对孔子论《书》言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从而促进了儒家《书》的经典化。出土文献提供了荀子礼学思想在孔子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即七十子的礼学思想。荀子的礼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七十子对孔子《礼》的经典化建设成果,又从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儒家《礼》的经典化步伐。《乐》类出土文献为我们勾勒出儒家《乐》的经典化路线：孔子将乐与教合,对《乐》之经典化做了第一步推进;七十子将乐与道合,对儒家乐教思想做了理论化提升,对《乐》之经典化做了第二步推进；荀子将乐与术合,使乐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接轨,对《乐》之经典化做了最后一步的推进。《易》类出土文献证明《易》的经典化应该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荀子通过对孔子易学思想的准确把握,沿着孔子开创的义理之《易》的方向,在自己的讲学与着述中进一步深化了《易》的哲理化程度,从而也就在孔子之后实质性地推进了《易》上升为儒家经典的步伐。孔子从大量的“春秋”类史书中,选编成教授《春秋》的教本。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春秋”类出土文献可能是这类史书的重新发现。在孔子教授《春秋》过程中,逐渐使作为教本的《春秋》走向经典化。荀子对《春秋》经典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春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定位；第二,通过对《春秋》学说的讲授与传播,增强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权威性。
田富美[8]2014年在《清代荀子学研究评述》文中研究说明荀学地位在清代有明显的提升,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荀学复兴"的时代,现今已有颇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清代荀学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包括荀学的传统研究:清末民初的排荀、尊荀、荀学与西学的关系探讨等成果,以及清儒对《荀子》书校释及评议。除了此一传统研究之外,并评述当前兴起以新的视野和更加缜密的思维来审视清代荀学的内涵及外在的实践,考察荀子思想与清代义理学的内在联系等相关研究,使清代荀学有更进一步的拓深,对清代儒学发展实有深刻的意义及影响。
姜希玉[9]2016年在《荀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荀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35年,战国末期赵国人,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各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叁次为“祭酒”,被尊为“最为老师”,德高望重。在学术研究方面,荀子不拘泥于儒家一脉,综合诸子百家,提出“教化”概念,把儒家德育思想发展为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的德育思想体系,在儒家文化及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荀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乱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为实现大一统的理想社会,各诸侯国普遍完成变法和经济社会改革,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建立、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学术思想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相互借鉴融合,这一切为荀子思想的产生奠定时代基础。“性恶论”和“天人之分”的思想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形成的哲学基础。立足于“人性本恶”的人性论基础,荀子认为人可以“化性起伪”,并提出一系列方法和途径。荀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提出“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人能够知天、识天并制天,为其德育思想奠定认识论基础。明分使群的社会分层论、上下俱富的裕民富国思想、亲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和保护并合理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其德育思想提供经济和社会思想支持。荀子德育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以礼为道德教育的核心,以义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以孝为家庭德育的核心,在整个德育过程中,强调忠信端悫。礼是荀子道德教育的核心,礼起于欲、争,由圣王而制,礼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制度、规范、礼仪、礼节等,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决定因素。隆礼贵义是荀子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面对义利冲突,荀子提出“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等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观。孝是中国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荀子提出“孝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高于父恩”等“孝”的理论。忠信端悫是社会道德的核心,荀子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维度,进行全面详尽阐述,提出很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荀子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分为叁个层次：士、君子和圣人。“士”是修身养性的初级目标,他的基本要求是“好法而行”。“君子”是修身养性的高级目标,其特点是“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圣人”是修身养性的终极目标,是完美之人的体现,是道德的化身,是“化性起伪”的终极目标。教化和修养是荀子德育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外在道德教化和内在自我修养。“心有征知”和“礼乐法”是荀子德育目标实现的两种途径,心能知、虑、可和知道是道德规范内化的前提；“礼”“乐”“法”是道德教育的外在保障。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须对其进行全面认识和准确评价,真正做到有鉴别地对待和有扬弃地继承,对待荀子德育思想亦然。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产生于战国中后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明显,为封建制度辩护的倾向显而易见,其思想必然带有时代特征和阶级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明确提出“教化”概念,发展儒家德育内容；论证德育必要性,奠定德育理论基础；探讨德育方法,为德育实现提供路径保障；概括德育内容,丰富儒家德育体系。研判荀子德育思想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性,探讨其历史贡献,为儒家德育思想的传承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弘扬提供理论支持。荀子的德育思想饱含深刻而丰富的内容,集中反映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特色,对当前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深远的启示价值。在理论方面,理想人格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提供借鉴；德育核心命题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重要思想来源；德育方法为主体性道德教育提供理论借鉴。在实践方面,荀子注重道德环境的思想对当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影响颇深；注重道德实践的思想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大有帮助。时代在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完成向现代的转化,才能在当代体现其价值。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的超越性使其现代转换成为可能。荀子德育思想中超越时代的内容,仍然是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荀子德育思想的方法和途径对今天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发展使荀子德育思想现代转换成为必要。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呈现出大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随之发生剧烈变化,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荀子德育思想对优秀人格的培养以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隆礼重法等思想恰好可以对这些负面影响起到理想的引航作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荀子德育思想现代转换的根本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要求结合时代特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赋予其新的含义；适应时代需求,借鉴合理内核,赋予新的内容和表达方式；顺应时代发展,创新转化载体,探求理性、健康转化路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①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荀子德育思想独树一帜,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荀子德育思想的丰富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传承过程中,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和“推陈创新”,分清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廖名春[10]2007年在《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50年至2005年的50多年来,大陆学者在海内外至少新出了荀学专着101部。不过,有学术价值的不超过31部。1990年代至2005年大陆荀学专题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有25篇。1999—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至少有46篇。1950—2005年中国大陆发表的荀学研究专题论文至少有1177篇。其中包遵信、王杰、郭志坤、刘周堂、廖名春、杨太辛、方尔加、李中生、惠吉星、韩德民、王天海、张涅、张奇伟等人荀学论文多而自成系列,值得重视。论文从文献整理研究的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荀学研究的概况作了综述。认为这50年来大陆尽管出版了40多部《荀子》的注释、注译着作,但仍没有一部能与王先谦《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过《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D]. 江心力. 西北大学. 2004
[2]. 钟泰研究[D]. 郭晓丽. 武汉大学. 2009
[3]. 《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序[J]. 张岂之.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 清代荀学史略[D]. 康廷山. 山东大学. 2016
[5]. 荀况与“百家争鸣”时代之终结[D]. 张铮. 吉林大学. 2008
[6]. 二十世纪以来《荀子》文学接受研究[D]. 许攀利.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7]. 荀子与儒家六艺经典化[D]. 崔存明.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8]. 清代荀子学研究评述[J]. 田富美. 邯郸学院学报. 2014
[9]. 荀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姜希玉. 山东大学. 2016
[10]. 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J]. 廖名春. 邯郸学院学报.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