郄军红[1]2003年在《刁包思想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和深刻的社会危机，无疑深深地刺激着学者基于现实对学术的沉痛反思，由此，出现了对理学的批判总结思潮，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批判只重本体，不讲工夫的悬空顿悟之学，强调在“习行”、“践履”中修身立命，倡导朱学的实学精神，舍虚就实，崇尚实证，讲求经世致用，使理学出现了新的理论分野。 刁包(1603—1669)，是明清之际重要的理学代表人物。本文重点介绍了刁包的理学思想，包括天道论、人性论、修身论和格物论，力图揭示他在明清实学思潮影响下学术的实学特征，正确估价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贡献，充分肯定他应有的学术地位。 本文共分叁部分：动荡的时代和活跃的思想、刁包的生平和着述、对理学某些重要命题的继承和发展，力求在明清之际的广阔背景下，系统阐述刁包在实学思潮影响下对理学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全面把握刁包思想的主要脉络。他的思想总体上倾向于程朱，但又有自己的务实求用的特征，反映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某些特点，契合时代的精神。
高馨[2]2006年在《王弘撰思想初探》文中研究说明王弘撰是明清之际关中之地着名的学者,博学强识,尤以诗文和气节闻达于世,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本文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状况,对其生平、交游、思想学术等方面做初步探究。 明清鼎革给士子们的生活带来骤然转变,明遗民大量涌现,壮游四方、联络声气成为一时风尚。思想上,清初理学家深刻的反思明亡原因,尊朱黜王成为学术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清初理学以经世致用为旨,走向务实。 王弘撰是明朝着名遗民,入清后,他以游为隐,广泛交游,推进学术,联络声气,与其所交者,有明遗民、清朝高官、画家、诗人等。王弘撰不仅与陕西学者联系密切,而且曾经四游江南,最后一次竟滞留江南十六七年之久,客观上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 王弘撰作为理学家,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宇宙本体论上取陆九渊之说,坚持一元论思想,知行观上宗朱子格物致知之说。不盲目信服他人观点,依托原始经典辨诸儒之是非,提出“格物致知之训朱子为正,无极太极之辩陆子为长”,他不随俗流,在当时批王返朱的大趋势下,对阳明心学并非一味排斥,而能一分为二看待问题,在思想界独树一格,有其可贵之处。身处关中之地,继承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尊孔崇儒,以护道为己任,批判“异端”,但对佛老也并不一味排斥,持论较为公允。深受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影响,重实学、实用、实行。在伦理道德观上摒弃陈腐的观念,在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不同于封建传统的孝道和节操的标准,具有进步意义。 王弘撰学识渊博,思想博杂,被称为“博物君子”,他对于考据、训诂、音韵书画、金石也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他又长于历史的考征,史论极多,形成了其独到的史学思想。 王弘撰的一生,往来于大江南北之间,为其抗清事业奔走的同时,将陕西文化传之江南,为两地文化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海萍[3]2013年在《朱用纯思想初探》文中提出朱用纯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个复杂巨变的年代。作为遗民，他有自己的人格特点和道德追求。他坚守气节，弘扬操守。虽然不仕清朝，但他仍有中国古代士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作为儒士，他胸怀天下、批判现实、针砭时弊、关心民生。作为理学家，朱用纯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主敬思想，阐发了中庸的“诚”。他求仁的境界是万物一体之仁。他发挥了“道不外人伦日用之间”的道德论意义。他认为“道”是人之道，道即五伦。作为塾师，他行教化，砥砺德行。他提倡践履伦理道德，将其落实于人伦日用。在遗民和儒士、理学家与塾师的多重身份之下，朱用纯既有明遗民的风格和追求，又有古代士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他不仅身体力行，不尚空论，且道德人格也称誉一时。他的思想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平实性。朱用纯可以说是理学实学化的民间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实学色彩，是清初时代精神的反映。他的人格和思想在当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生杨[4]2007年在《宋代巴蜀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蜀易学是祖国易学宝库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区域易学，在宋代进入到她的繁荣时期。程颐两次入蜀，提出“易学在蜀”的口号，引起了人们对巴蜀易学的高度关注。宋代巴蜀易学不仅为宋代蜀学的发展繁荣作出突出的贡献，而且在易学儒理化、图书化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儒理易学、图书易学、拟《易》学等的发展、传播，对传统易学及宋代易学的总结发扬上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复兴儒学的历史召唤中，通过有步骤地继承和改造传统义理、象数易学，宋代易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唐易学的面貌，使易学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宋代巴蜀易学开拓、追寻着全国易学的发展轨迹，不断向前迈进。本文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基础上，分专题，按时代，逐次地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全面系统而深入的阐释。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宋代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复兴儒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易学领域里，宋代学者对传统的以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为代表的玄学易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同时努力地向着儒理化方向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宋代巴蜀易学家站在批判继承的立场上，对玄学易的转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论文的第一章就以宋代巴蜀学者对玄学易的延续与转变作为研究对象，对任奉古易学派、龙昌期易学派、叁苏易学派及何维翰、任维翰易学派、房审权、毛璞、陈友文等其他诸儒的易学成就，逐次加以深入地研究。综合来看，宋代巴蜀易家在对玄学易的延续与改造中，以阐发儒理，建立新学为宗旨，集多种杂学于一身，大多带有玄学余风，而以阐发新儒学义理为归趣的《苏氏易传》则成为宋代巴蜀自我发展起来的儒理易学的典型代表。在宋代易学的儒理化转变过程中，程颐最终胜出，成为宋代儒理易学确立的标志，得到后世的共同尊重。论文的第二章以“程颐与巴蜀易学”、“谯定易学及其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对“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的初步兴起”作了深入的分析。程颐两次入蜀，并在涪陵北岩完成其易学名着《伊川易传》。其弟子尹焞在北宋末年来蜀，探访其遗迹，寻求其《易》着。弟子袁溉则听从其说，入蜀寻访，终得薛翁之学。蜀人谢湜得程颐指点，着成《易义》十二卷。谯定虽以程颐易学为宗，却兼传有蜀人郭曩氏象数易学。他洞晓诸葛亮八阵图，重视易象，以为“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学传刘勉之、胡宪、张浚、张行成、冯时行等多人，形成着名的涪陵易学派，对宋代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二程的入蜀经历、程颐在蜀注《易》的事迹、程颐“易学在蜀”之说，以及程颐弟子尹焞、袁溉入蜀求《易》，谯定、谢湜传播程颐易学，对宋代巴蜀易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宋时期，理学在学术论争中逐渐取代王安石新学，而趋于一尊。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论文的第叁章着力于此，对李石、张浚、张栻、李舜臣、李心传诸程颐后传弟子之易学作了深入的剖析。综合而论，李石、张浚、张栻都不废弃象数，并继承汉唐象数易学，吸收宋代图书易学，用以阐发儒理，发挥其理学思想。李石重视易例，关注《春秋左传》中的易学内涵，从义理、象数两方面对易例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发挥。张浚一本天理，既注重以心体《易》，又注重其用。张栻重视《系辞》，强调觉心悟性，而不拘泥于文字训诂。李舜臣继承冯时行之学，重视易画，留心于纯正的儒理。其子心传则宗主理学，而折衷众家。二程儒理易学在巴蜀的发展传播，最终形成了融会巴蜀易学传统，又积极发挥理学思想的巴蜀理学易学。宋代儒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史学易学派。同时，在疑古惑经的学术环境中，宋儒又对《古易》原貌进行探索与恢复，形成颇具时代特色的《古易》学。宋代巴蜀学者在这两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论文的第四章就“宋代巴蜀的史学易与《古易》学”作了深入的考察。李杞是宋代巴蜀史学易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易学既具有史学易学派的共同特征，同时又以构建史学易理论、宗主玄学、兼容象数为特征，在史学易学中别具一格，尤具巴蜀易学特色。在《古易》学方面，李焘综合吕大防、晁说之两家，承上启下，进一步推动了《古易》学的发展；税与权则以邵雍之学为基础，重编《古易》，发挥其后天易学思想，大有订补之意。在改造传统易学的大潮中，宋代易学还涌动着一股更为新颖的学术潮流，这就是图书易学的兴起。论文的第五章以“宋代巴蜀图书易学的兴起”为题，对宋代图书易学的巴蜀学术渊源作了探讨，对陈抟、周敦颐对巴蜀图书易学的贡献作了研究，同时分析了邵雍学术的《太玄》学渊源及北宋时期的巴蜀《太玄》学成就。巴蜀是宋代图书易学的发源地，巴蜀易学家是宋代图书易学的开拓者。陈子昂、宗密、彭晓的学术都被清代学者认作是图书易学的重要源渊，而陈抟的易图学传至刘牧、周敦颐、邵雍，最终形成图书易学派。周敦颐曾仕合州，易学传于蜀人傅耆。邵雍之学有着鲜明的《太玄》学渊源，而陈渐、郭元亨、章詧、苏洵等北宋蜀易学家都对《太玄》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并卓有成效。到了南宋时期，巴蜀图书易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论文的第六章专就南宋时期的巴蜀图书易学作深入的分析讨论。南宋时，邵雍之学通过子孙、牛氏父子及术士等途径，在巴蜀广泛传播。临邛张行成得邵雍十四幅易图之传，并以邵雍先天学为中心，着成“易学七书”，推衍邵雍数学，阐发程颐、邵雍儒理，并会通《周易》、《太玄》、《元包》、《潜虚》、《皇极经世书》诸易，成为历史上阐发邵雍学术最有贡献的极少数学者之一。此外，杨甲汇编易图，进一步扩大了图书易学的影响。张行成、胡次和等人又以邵雍学为宗主，用图书易学之方法，对《太玄》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经过北宋诸易学家对易学的改造与创新，到南宋时，有别于汉唐传统易学的宋代新易学已经建立起来了。朱熹在张杭、蔡元定、吕祖谦等人的切磋辅益下，最终融合象数、义理，以象数阐发义理，发展完善宋代易学，成为后世易学的宗主，历五六百家而不替。论文的第七章以“朱熹与巴蜀易学”为研究对象，对朱熹影响下的宋代巴蜀易学作了深入地探讨与分析。朱熹长期关注巴蜀易学，在批判吸收中，从苏氏、谯定、张栻等易学家的易学中获益良多。同时，通过其弟子等人的宣传发展，朱熹对宋代巴蜀易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渊、阳枋、阳岊、阳恪、家铉翁等朱熹后传大力宣扬其学，注重践履，又日渐出现心学趋向，在象数、义理上也各有所见，与朱熹之学不尽吻合。魏了翁私淑朱熹，与其弟子税与权、史绳祖一道，坚持融会象数、义理，会通程颐、邵雍易学，又学贵自得，重理旧注疏，多有补充发展之意。论文的前七章虽重视结合全国易学，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宏观地把握，但更多的是对宋代巴蜀易学作具体深入的微观分析。在这样的基础上，论文的第八章站在宋代巴蜀易学的全局上，通过横向、纵向两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总结提炼宋代巴蜀易学的整体表现、特征、内涵及其发展原因等。由此，我们看到宋代巴蜀易学不仅是巴蜀易学的繁荣期，而且也处于全国区域易学的领先地位。在宋代巴蜀，易学人物有121位，着述达146部，出现了大量的易学名家，并产生了13个易学学派，9个易学家族。宋代巴蜀，易学文献广泛流传，各阶层共同参与到易学研究之中。在集杂为醇，以传统之学阐述时代新说的整体形势下，在全国学术繁荣、巴蜀区域优势明显的条件下，宋代巴蜀学者对宋代易学的大多数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宋代巴蜀易学。
周铁军, 杜晓宇[5]2003年在《小城镇住宅建筑技术实施策略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小城镇快速发展的住宅建设与住宅建筑技术水平低下的尖锐矛盾,本文强调针对小城镇住宅建设建立完整技术体系的重要性,并提出技术应按可持续发展、地域现状和产业化方向整合。
谢耀亭[6]2010年在《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为切入点,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及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内圣外王”的角度对先秦儒学史中的思孟学派进行系统地研究。本文由以下七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就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目的予以说明。本文以出土简帛为突破口,结合传世文献,从“内圣外王”的角度对思孟学派进行系统地研究,可以弥补以往因资料相对缺乏而导致思孟学派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通过对思孟学派的研究,以便使古代思想学说中的一些精华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再一次发挥其价值。在对研究现状的分析中,总结已有的成绩,指出以后的研究发展方向,即对出土文献的综合性研究是新的研究趋势。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做到“知人论世”。因为思孟学派的思想在先秦并未真正地实践于社会,是以在探讨其具体思想时,尽量以其人之思路研究其人之思想,即“循其思而述其论”,不以现代的眼光来评价其思想的价值及不足。第二部分,思孟学派、内圣外王及其相关问题论析。思孟学派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一个学术术语,学术界许多争论俱因对思孟学派理解不同而致。本文对思孟学派在现代学术语境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对思孟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变化,以及本文研究思孟学派选材的原则进行了相关论述。“内圣外王”一词并非源于儒家经典,我们考察了“内圣外王”一词由道家话语转变为儒家话语的历程,并进一步说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内涵及其特点。第叁部分,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思想。思孟五行曾经成为判定思孟学派成立的依据,本文也由此入手,对原始五行与思孟五行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心性论是思孟学派体现出的最大特征,结合新出土的竹简对其具体内容展开论述,且由此上溯至思孟学派以前古代流行的人性论传统,藉此突显思孟学派的心性论特色。天人关系是思想理论产生的大背景,是以对天人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第四部分,从出土楚简看思孟学派的“外王”思想。社会思潮往往对实际的现实会产生影响,战国初期在政治领域最为突出者便是禅让思潮。结合新出竹简,对先秦儒家禅让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进而突显思孟学派禅让思想的独特之处。关注社会,实践于社会,是先秦儒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思孟学派的政治思想是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最后,对思孟学派“以德抗位”的思想予以专门论述。第五部分,思孟学派“内圣外王”的贯通。通过对思孟学派具体思想的研究,我们对其“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总结,且通过与荀子思想的比较,进一步指出思孟学派“内圣外王”的特色。并以郭店简《成之闻之》、《六德》篇为例对思孟学派贯通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行研究。第六部分,思孟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首先,对思孟学派在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宋代儒学及现代新儒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次,对思孟学派的思想在当代仍能发挥其现实价值的部分予以研究。第七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
崔丽丽[7]2010年在《毛奇龄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末,满人以关外民族,问鼎中原,开启中国两百多年外族统治的历史。因夷夏之辨,满汉之分,在统治者的眼中,是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顺治、康熙等皇帝,皆致力于消弭汉人的“正统”观念,积极笼络士人。在大力推动学术的影响之下,间接促使了宋明理学到乾嘉汉学的过渡。置身于社会变革和学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冲出理学营垒,或为本学派补偏救弊,或与心学乃至理学彻底决裂。在整个学术思想界不约而同对理学进行清理批判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逐渐形成自我的易学观和解易方法。本论文拟对毛奇龄的易学,作整体全面性的探究与考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推易明而筮法见。毛奇龄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作,然代表《周易》的卜筮法,历经干年后不传,各式解法从生,越加繁殚,而推易法既承文、周、孔的意志,又掌握《周礼》太卜掌叁《易》之法的原则,因此毛奇龄认为推易法得明,周太史古筮法则越明。“五易”说。毛奇龄的“五易”,即“变易”、“交易”、“转易”、“对易”、“移易”论点,是毛奇龄《仲氏易》中的易学系统,也是毛氏易学系统的重要构架。而“转易”、“对易”、“移易”叁易则为毛奇龄自创之法,其中又以“移易”为《仲氏易》一书的骨干。“推易”说。毛奇龄以“演易系辞”的路线,深入探究推易法的定义。大体上,推易法虽然强调爻位的“阴阳分聚”、“上下推移”而非“卦变”的概念,且屡次提到,自己的推易说与前儒的卦变说不同。并详析了推易法的“不易卦”、“聚卦”、“半聚卦”、“子母易卦”、“分易卦”等形式。毛奇龄易学的解易方法。大体上,毛奇龄解易的手法不外乎叁法,一是“以诸经解易”、二是“以史书证易”、叁是“以演易系辞解易”。其中“演易系辞”即为毛奇龄为解推易法而整理的十法,因此“演易系辞”也为推易法的一环。由于毛奇龄在易学着作中援引众多资料证易,经典更为重要佐证,因此,毛奇龄在释各卦中,遇有性质或内容相似者,则会援引《尚书》、《诗经》、《春秋》叁传、《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尔雅》以解易,而其中毛奇龄又以《春秋》与“礼经”两部分为重,并以经典间相关资料作为互证之用。对邵雍《先天图》的批判。毛奇龄在《仲氏易》中,以八点批判邵雍《先天图》之误,证明邵雍《先天图》并非伏羲画卦之法,并引《系辞》“易有太极”章,强调从太极至两仪、至四象、至八卦的顺序,乃为一种“揲蓍”过程,而非画卦之序,因此邵雍《先天图》乃依“易有太极”一章而画之,非伏羲画卦之法。考辨与批驳《河图》、《洛书》。指出《河图》、《洛书》原本书籍之类；陈抟之徒窃取郑玄五行生成数为河图,纬书九宫图为洛书,后人又牵强附会,妄加推演,皆为无稽之谈；黑白点图式乃方外异氏所为,属于丹道一类,不可篡乱经文。那种以图、书为画卦作《易》之本、中国文化源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考证《太极图》。毛奇龄认为周濂溪的《太极图》是来自道、佛的文献。最原初的文献应是东汉《周易参同契》,毛奇龄认为《周易参同契》彭晓注本有《水火匡廓图》和《叁五至精图》,后来隋唐间道士把这二图结合成为《太极先天之图》,被载入《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再编入《道藏》。毛氏认为陈抟取了《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的图,改为《太极图》,传给周濂溪。另一方面毛奇龄又提出《太极图》出于佛教禅宗唐代圭峰的《十重图》。总括以上的证据包括：《周易参同契》彭晓注本的图、《道藏》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的图、圭峰的《十重图》和陈抟的图。
郄军红[8]2009年在《丘浚《大学衍义补》治民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丘浚是明代中期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一生着述甚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学衍义补》。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洋洋巨着以“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和“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为宗旨,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本文尝试运用理想政治模式理论,通过对《大学衍义补》思想体系的梳理,全面、系统地研究丘溶的治民思想。丘浚从先秦儒、道、法对理想政治模式的论述中吸取精华,描摹了一幅“天下和平”的理想蓝图,并将“治民”视为实现这一蓝图的重要途径,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施政主张。“立君为民”在丘浚治民思想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他以“天立君为民”论证君权的合法性,从而为其治民思想提供本体依据。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君权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内容极为丰富的理想为君之道,并从各种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究君主驭臣、治民的方略和对策,试图构建一整套以“民为国本”为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的理想君臣民关系。在丘浚的治民思想体系中,“政在养民”是“立君为民”思路发展的结果,是将“立君为民”、“民为国本”落到实处的重要途径。他以传统的“絮矩之道”为理论依据,充分阐述了听民自为、各得分愿的养民思想总纲,并提出各种具体政策主张,譬如提出配丁田法,试图对当时的兼并之风予以限制;主张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反对君主操纵利权;提倡生财有道,取财有义,用财以礼,先理民财,希望以君主为首的统治阶层能够量入为出,崇本节用。在丘浚看来,教化也是治民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教化是基于人性而发生的,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而学校则是贯彻这一宗旨的最好场所。针对明代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整顿监生历事制度,对纳粟监生区别培养。为了端学术,正士习,他努力扭转险怪的科举文风,与当时刚刚兴起的心学作了初步的对抗。丘溶认为,师儒之官为育才之本,他们的地位和素质直接影响了太学的教育质量。因此,他建议对摧抑教官的提学制度进行改革,从而适当提高教官的地位。丘浚看到刑罚也有辅助教化的作用,可以弥补德治的缺陷。他通过对德礼政刑的重新解读,论证了“明刑弼教”的时代必然性。明代司法腐败而黑暗,君主过度干预司法程序,不受成文法和常规司法机构的限制。丘浚指出,法是君主制定与天下公共的集体意志的产物,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君主也不例外。他尤其反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酷吏,谆谆告诫统治者要慎刑恤狱,并把刑罚中道与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综上所述,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在丘浚思想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既是其治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论证其治民思想的终极依据,并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施政原则、具体政策、操作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充分体现了“立君为民”、“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
王美伟[9]2016年在《清初遗民易学初探》文中研究指明清初遗民与易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读易、注易,更重要的是在解易过程中融入了其独特的遗民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遗民易学。清初遗民易学具有浓重的遗民色彩,他们借《周易》表达遗民心迹、反思明亡经验、阐述家国观念、满怀忧患意识。遗民易学对清代易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杜凯[10]2017年在《陆陇其理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陆陇其是清初重要理学家,又是治理地方的循吏,更是身居言路的言官。雍正、乾隆年间,他先后被奉祀于孔庙、赠内阁学士、赐谥清献,深受清廷褒奖。一生所学专宗程朱,力斥王学,与并世理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辩论,被时人推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着述丰富,诸如《学术辨》、《松阳讲义》、《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四书讲义续编》、《问学录》,以及《灵寿县志》、《叁鱼堂文集》、日记等,流传广泛。由于陆氏部分着述为后人所辑遗文,且编辑年代不同,不慎校勘等原因,存在部分着述内容大量重复的现象。所以陆陇其的理学着述需要梳理。陆陇其与并世理学家的交游,促使陆氏尊朱斥王的理学思想分叁个阶段的演变,尤其是中晚年的演变。一是早年的家庭教育和功名思想的产生,二是中年的从“尊王”到“斥王”的转变与师友切磋中的继续进步,叁是晚年的思想的出现由深入浅及由浅入深的转变,从这叁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陆陇其尊朱斥王思想的巨大变化和立场的逐步坚定。陆陇其在清初的政治实践,适应了清初中央和地方上的政治需要,陆陇其一是通过情法相济除去地方赌博和好斗的陋俗,保证了地方日常生产和百姓的起居安全。二是通过为民请命的形式,一再为地方去除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制定甘限法,给百姓充足的时间纳税,减轻百姓的各种负担。叁是重农抑商兴水利,通过打击压迫农民的典当与高利贷,及牙行等商业机构和行为,又减轻农民身上的一层负担。并因地制宜通过兴修水利对逆转农业上的先天不足,可谓苦心经营,一心为民。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陆氏继承程朱思想,弘扬士大夫精神,以匡正天下世道人心为己任,不以仕途为意,敢为民请命,重新树立叁纲五常和程朱理学思想的正统地位,所以能切中地方弊端而卓有成效。
参考文献：
[1]. 刁包思想初探[D]. 郄军红.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王弘撰思想初探[D]. 高馨. 河北师范大学. 2006
[3]. 朱用纯思想初探[D]. 江海萍.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4]. 宋代巴蜀易学研究[D]. 金生杨. 四川大学. 2007
[5]. 小城镇住宅建筑技术实施策略初探[J]. 周铁军, 杜晓宇.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3
[6]. 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D]. 谢耀亭.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7]. 毛奇龄易学研究[D]. 崔丽丽. 山东大学. 2010
[8]. 丘浚《大学衍义补》治民思想研究[D]. 郄军红. 南开大学. 2009
[9]. 清初遗民易学初探[J]. 王美伟.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0]. 陆陇其理学思想研究[D]. 杜凯. 淮北师范大学. 2017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宋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周易参同契论文; 大学衍义补论文; 玄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太玄论文; 国学论文; 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