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1]2004年在《污名与歧视：以中国的艾滋病为例》文中指出到目前为止,系统检视污名和歧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还十分缺乏。这一方面是因为直到叁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科学才开始介入艾滋病的相关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的研究的确难于开展。中国虽然已经累积有10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但是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和病人不到10%。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感染者都是不知情的感染者,而那些已经知道感染的人也并不一定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陌生的研究者来谈论他(她)们的病情。我从2001年开始艾滋病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和30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以这些在北京、湖北、安徽等地进行的面对面访谈资料为基础,本文将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引发艾滋病污名和歧视的主导性话语的社会文化建构;第二,污名和歧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所造成的影响。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将由推论性的分析组成,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尝试则基于对病痛叙述的理解和分析。尤其不同的是,我的论文是一项定性研究。为了更好的解析艾滋病的主导话语如何形成以及对艾滋病病人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选择了以下四个方面作为详细讨论的问题:恐惧、隐藏、反抗和报复。也就是说,通过对这四个关键方面的选择,我试图去回答病人如何将艾滋病作为挑战他(她)们生活和声誉的严重威胁、如何尽可能的隐藏感染艾滋病的状况、如何反抗被污名化以及如何在公众的谣言中被描绘成具有强烈报复社会心理的病人群体等问题。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研究,我发现,被访谈的病人们所感受到的恐惧是远远超越了艾滋病的生物学意涵的,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生物恐慌。因此,病人们隐藏HIV阳性的努力以及对抗污名化的行动最终都不仅仅是对威胁他(她)们作为生物学存在的回应,还包括对挑战他(她)们社会存在的危险的应对。更重要的是,我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医疗机构、大众媒体以及公共政策在建构社会-生物恐惧、隐藏病情的努力以及艾滋病病人一定会报复社会的公众想象中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本文用于指导污名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源于我对1960年代Erving Goffman 以及最近的Bruce Link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有关污名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的运用。
王小平[2]2007年在《艾滋病的污名和社会歧视初探》文中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数字在不断攀升,并呈现出由高危人群逐渐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排斥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各种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从山西运城、临汾等地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所进行的面对面访谈情况看,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污名和社会歧视,是这一群体产生隐藏病情的畸变心理的社会文化基础。
孙志鹏[3]2016年在《制造同意：“公共卫生”对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关联”的污名建构研究》文中认为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之间一直被保持着暧昧的“关系”。男性同性恋/男男性行为成为了公共卫生建构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而言,他们一再地反驳公众认为的“男性同性恋等于艾滋病”的观点,但呼声比较微弱。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掌握着艾滋病的学术与实践的话语权,因此他们的观点对于公众对艾滋病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卫生是如何制造出来男性同性恋与艾滋病关联性污名的同意。研究使用了麦克.布洛维提出的“制造同意”概念,并回顾了污名研究与社会建构论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一文本分析的视角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定位为质性研究,通过作者在上海市X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以及上海市静安区Q艾滋病健康促进中心的开展了近半年多的田野调查,整理了近6万字万字的观察笔记以及25份有效的访谈资料,并做了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公共卫生作为研究的焦点,以国家总体的艾滋病话语、疾控中心与艾滋病防治小组合作的实践、男性同性恋社区内部反馈作为叁个主要研究部分。研究认为国家／政府-公共卫生系统-男性同性恋防艾小组-社会媒介-男性同性恋个体共同参与了污名建构与制造同意的过程。“公共卫生”主要从两个方面建构污名,一是公共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污名,二是具体实践干预工作,包括针对男性同性恋群体的大规模的动员检测工作、疾控中心与防艾小组开展的框架内有限的“合作”,因为防艾小组的实际工作受到疾控中心的指导和监督,其对于男性同性恋社区的反疾病污名的空间比较小,也间接地被纳入到了公共卫生的体系内。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于将男性同性恋社区作为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微妙的强制所制造出来的结构性污名,以及男性同性恋社区在内化污名的影响下所达成的自发同意完成了制造同意的过程。性存在议题的医学化与过度医学化将男性同性恋作为医学话语,也在制造同意的过程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异性恋社区所组成的霸权性话语强制是制造同意的根源所在。
姚霞[4]2010年在《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与介入途径探究》文中认为在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之后的几年,艾滋病传入亚洲,并迅速蔓延。二十多年后,在亚洲大约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在中国大约有74万(56—92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这么高的数字都不足以表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和煎熬。伴随健康状况的恶化和疾病的痛苦,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羞辱和歧视。病毒感染没有引起同情却引来了谴责和排斥。艾滋病歧视的流行不仅仅因为它的传播与“文明社会”所不耻的行为,如注射吸毒、男男同性行为和卖淫嫖娼等有关系,似乎更受到深层传统文化的偏见,从而导致在中国对艾滋病反歧视的倡导遭受到了拒绝和道德恐慌。目前,关于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推动因素及传播模式和趋势的研究很少,这使得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些人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会保护他们免于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只能在有高危行为的边缘人群中流行。而另外一些人则恐慌地认为,鉴于非洲等一些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中国也必将迎来艾滋病的广泛流行,甚至认为会有更多的成年人将很快地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但是,我们对艾滋病歧视在中国蓄势待发的流行知道什么?是什么因素主导中国艾滋病歧视的流行?它们又将如何变化?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对国家的危害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些损失?遏制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最佳策略是什么?这些策略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切实可行?这些问题多数尚没有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针对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为遏制中国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流行提供重要的、可行的、长期持续的应对措施。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地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工作者、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现状调查与需求评估,以及对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性与切入点/技术路线的探讨,旨在以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空间和途径,并以此探索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工作计划和可持续模式。本研究主要运用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调查问卷的数据说明目前社会工作者艾滋病知识水平、态度与行为以及影响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主客观因素,以深度访谈等质性资料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反歧视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及其介入艾滋病反歧视活动的切入点和技术路线。本研究在深入分析目前艾滋病歧视流行状况和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相关活动开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相关人群受到羞辱和歧视的情况是严重的。除具有全球普遍性之外,羞辱和歧视贯穿于社会各层面,存在于个人、家庭、社区、机构、媒体、政府政策和实践活动中。(2)现行艾滋病反歧视理念和措施存在局限性。社会工作介入是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之路。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质。(3)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包括反歧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参与程度仅仅停留在表面,且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其管理和开展艾滋病相关工作的能力相对不足。(4)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叁个层面介入艾滋病反歧视：一是在宏观的政策制定环节,可从社会工作者对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的影响层面介入；二是在政策执行环节,可从艾滋病相关服务提供者(如医疗机构、工作场所、社区、学校、媒体等)层面介入并发挥作用；叁是从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目标人群(如大众人群、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人群等)层面介入。(5)社会工作者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关键实施策略有：营造支持性的法律政策环境、促进政治承诺和领导力行动、对侵犯人权的事例进行监督、畅通利益相关者表达渠道、促进艾滋病患者更大程度地参与活动、加强能力建设、改变态度和建构观念、减轻艾滋病影响等。(6)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工作计划的制定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反歧视工作的前提。它可为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提供可供遵循的程序和行为标准,是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指南。
张晓虎[5]2010年在《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的概念体系中不仅包含着医学科学的界定,还具有浓重的社会文化属性。在建构论看来,不论是它的医学科学界定还是社会文化内涵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被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建构起来的。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并引发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是艾滋病成为社会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构成要件,也是既有制度安排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面前效能缺失的表现。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与相对滞后的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出于对健康与和谐的追求,必然产生新的制度需求,要求变迁旧有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新的社会秩序。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实践进程折射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制度变迁和社会重组的进程,这个过程是国内外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也是各方主体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念和需求之间的博弈。本文通过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建构主义分析,从艾滋病的概念体系、引发的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艾滋病的策略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相关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
郭金华[6]2015年在《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从西方污名研究的传统来看,心理学派倾向于从个体出发解说污名;社会学派多采取从社会出发的解释路径;人类学的视角避免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困境,将污名作为人类应对危险的道德体验和社会现象来理解,为反思和推进当下流行的以污名化的逻辑来解释、应对污名现象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聚焦于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揭示,要理解特定社会中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产生的根源,应该尝试超越单纯从疾病出发的视角,关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关于人的定义;而要探讨污名的维系机制,则应把污名从静态的社会观念和态度重置回日常生活世界的场景,作为动态的社会过程来理解。
陈敏利[7]2011年在《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媒介作为公众获取艾滋病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艾滋病知识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公众的艾滋病态度形成与改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着五个主要研究问题展开,首先是在数据呈现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属性议程的建构手段。研究发现,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与“真实世界指标”间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不同的报纸间,尽管在发行区域、属性及级别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报道主题、报道体裁、消息来源、报道版面及报道语气上,各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各报纸在艾滋病议题上的媒介议程非常相似。在议程设置过程分析中,纳入了艾滋病议题的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研究发现,在艾滋病议题上,政策议程是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原动力,对媒介议程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政策议程对艾滋病议题的定位直接影响了媒介艾滋病报道的阶段性变化,同时,政策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也非常大。在西方社会表现活跃的媒介议程在中国社会的艾滋病议题上的表现却比较消极,多数的议题建构行为是对政策议程的附和或被动反应。公众议程是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影响目标,却并没有得到重视,公众议程对其他议程的反向影响力相当微弱。研究者普遍认为自2003年以后,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进入到更为科学与人性的阶段的,但是,由于媒介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既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组织目标、媒介组织间相互影响、新闻生产框架、个体记者素养等因素,其在艾滋病议题的建构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报道主题分布不平衡、报道体裁单一、报道集中于世界艾滋病目前后,媒介议程在整个艾滋病议题的议程设置过程中的表现也比较消极,媒介报道对公众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媒介在艾滋病议题的社会解决中所能够和应该承担和发挥的社会功能不相符,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的过度依赖。最后,针对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具体的个体记者素养培训、重视公众议程需求,以及提升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在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及媒介议程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等。
高一飞[8]2014年在《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以艾滋病污名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典的污名化理论对污名做了分类但没有阐明各类污名之间的关系。随着医学人类学兴起,艾滋病污名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污名具有传递性和交互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相互作用、吸收彼此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通过交互作用再生出新的污名。这些规律和特点在艾滋病污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利于有效解决业已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
姜宏[9]2014年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媒介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对于社会公众健康的干预，媒体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报道逐渐增加，大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也在增加。但是，在这些媒介再现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究竟被建构成了什么形象？构建的过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以媒体比较研究为基础，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中国时报》2002年到2008年七年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来考察这两份报纸媒体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报道脉络，深挖探讨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形象塑造的特征和原因，分析特点与不足，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南豪峰[10]2008年在《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问题的理论探索及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企求在医学社会学里探寻能有效解释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问题的理论,再以之为指引进行相关的个案研究。首先,本研究对医学社会学中的“病人角色”理论以及标签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且尝试将后者用来分析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问题。研究发现,标签污名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病毒携带者日常生活中不具有传染性却被歧视的现实。其次,本研究探究了污名与医学知识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医话语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没有血清检验的方法,传染问题不存在于其内在逻辑之中,传染问题却是现代西医话语的应有之意,而且拥有血清检验的方法加以检测,近代以来形成的西医话语的强势地位是携带者污名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再次,本研究以个案的方式,以林克(Link BG)与费兰(Phelan JC)关于污名的论述为基础,将污名化放置在“公司场域”下展示了污名的施加与携带者的抗辩过程。研究中携带者所展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污名方面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探讨的视角。研究发现,体检制度的存在与乙肝血清检测成为体检项目,是携带者被遴选出来的制度基础,在这个阶段携带者没有进行抗辩;健康的裁决权归于医学专家,携带者通过求助于医学专家来挑战公司场域内关于“携带者日常生活危险”的“刻板印象”;携带者所援求的公共权力往往被公司以“回避”的策略而归于无效,携带者也可能通过动用权力与社会资本,来避免因携带者身份而导致的离职与身份受损,从而躲过被污名化。最后,本研究提出了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问题需要研究的十八个议题,并且认为这些议题将以中国特有的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存在,西式医院体制的建立,以及近代中国对于科学的迷信和缺乏个人权利保护的传统等特色,对导源于西方经验的医学社会学做出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污名与歧视：以中国的艾滋病为例[D]. 张慧. 清华大学. 2004
[2]. 艾滋病的污名和社会歧视初探[J]. 王小平.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制造同意：“公共卫生”对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关联”的污名建构研究[D]. 孙志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艾滋病反歧视的介入空间与介入途径探究[D]. 姚霞. 武汉大学. 2010
[5]. 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D]. 张晓虎. 吉林大学. 2010
[6]. 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J]. 郭金华. 学术月刊. 2015
[7]. 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的实证研究[D]. 陈敏利. 武汉大学. 2011
[8]. 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以艾滋病污名为例[J]. 高一飞.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9].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媒介形象研究[D]. 姜宏. 吉林大学. 2014
[10]. 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问题的理论探索及个案分析[D]. 南豪峰. 华中科技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