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璟[1]2004年在《信息质量特征视角的财务报告改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我国财务报告的质量。文章从分析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出发，对国际上和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理论做了阐述，其中对两大核心质量特征—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涵义、性质和确认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由于财务报告发展趋势的实质正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选择，而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关系，文章通过分析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关系，并借鉴美国会计发展对两者的选择，得出了我国对相关性与可靠性的选择，明确了我国财务报告改进的方向。随后，文章对我国现行财务报告的相关性与可靠性进行了分析评价，从会计系统的内、外部详细地论述了现行财务报告在相关性与可靠性方面存在的缺陷。最后，文章提出了我国财务报告改进的原则以及改进的途径，须从会计系统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着手解决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在计量基础、披露内容和揭示形式等方面对财务报告的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佟玲[2]2014年在《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不可逆转。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了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会计信息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为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提供基本保障,也是经济监管的基础信息源。会计目标是通过投资人、债权人等利益集团在财务报告传递会计信息的引导下产生或改变经济决策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现的,因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给是保障会计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构建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规则以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意义。会计规则建立在会计概念结构基础上,具有很强专业独立性和客观性,危机后的G20峰会也要求在独立的会计规则制定程序框架内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规则。随着世界和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鉴于经济监管行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监管规则对会计规则的影响程度不断提升：一方面,监管当局积极关注会计规则的发展完善并参与其中,促进提升会计规则质量,全力支持、推动会计规则实施,这是监管活动对会计规则发展完善产生的正面效应；然而,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监管部门促使会计规则片面朝着有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方向变迁,对会计规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会计规则相对独立性受损、背离会计概念框架要求,进而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会计目标的实现难以确保,具有负面效应,譬如,后危机时代,IASB征求采纳的“预期损失模型”就是金融监管诉求对会计规则产生不利影响的产物。因此,为了维护会计规则的相对独立性,确保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会计目标的实现并助于监管目标顺利达成,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应选择分离与协调的存在模式,以使两者能够适当分离、相对独立以实现各司其职,同时,加强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互动、有效协调两者关系,使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能够共同致力于为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转和繁荣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论文站在会计立场,基于保障会计目标实现视角,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在诠释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首先揭示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现状及问题,进而分析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最后设计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鉴于论文探讨的是一项会计管理体制问题,可以为会计规则制定部门发展完善会计规则、监管部门探求监管手段和方式变革以改进监管规则提供政策性建议,以促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提升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系统深入研究将为我国全面推进会计规则相对独立发展的制度实践提供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内在机理、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诠释可以丰富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存在模式的理论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补充价值。本文综合运用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税收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采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比较研究、历史分析、案例分析的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进行较为系统深入探究：(1)利用文献研究法对选题相关领域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以准确把握选题,拟定研究框架,全面展开研究；(2)大量运用归纳演绎分析方法,准确分析、把握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剖析监管诉求对会计规则产生的不利影响,分析论证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提出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3)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性和共性进行了具体剖析,以寻求两者发展的共同规律与特殊性,为阐释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关系机理提供理论支持；(4)运用历史分析法厘清了金融工具减值、所得税会计处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会计核算、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历史演进脉络,以追根溯源,把握会计规则应受监管规则不当影响,在发展变迁中的矛盾冲突,进而找到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路径；(5)运用案例分析法支持、佐证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如选取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案例进行分析,为诠释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提供支撑。(6)实证研究法。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站在会计立场,基于保障会计目标实现的全新视角,将金融监管、税收监管和企业生产监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从经济监管高度展开对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系统研究。(2)理论分析创新。①在理论层面系统分析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内在机理；②基于经济学效率视角,运用现代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交易费用理论诠释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3)制度设计创新。本文探讨了会计规则和生产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构思了安全生产监管资金投入诉求的表外披露模式,提出了制度设计方案。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会计规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会计规则的这些特征源于会计的固有理论结构。(2)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应选择分离与协调的存在模式。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具有关联性和共同属性,应加强互动、有效协调；同时,两者之间具有差异性,源于会计与监管目标各异,为满足各自目标诉求,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需要适当分离、各司其职。(3)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根源于经济监管行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均作用于企业这一微观经济载体,其是两者规制作用得以同时发挥的“附着物”。(4)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异同特征明显。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的差异性根源于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存有不同,且难以取得一致；两者均属于具体制度安排,都具有政府管制属性。(5)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具有必要性。会计准则与经济监管规则的适当分离与协调遵从了会计产权的“自然优序机制”,可以有效减少监管当局公共会计产权主体诉求对个体微观会计资源的“妨害”,降低制度运行的内生交易费用,其本质是一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制度安排选择。(6)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具有有效性。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的适当分离与协调可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进而有助于保障会计目标的实现。(7)会计信息具有“供给”边界,会计信息仅能扩张至其具有可替代性的“供给”边界点,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全部信息需要,不应混淆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
魏书花[3]2012年在《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与实践受到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和关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成为当前新兴的研究课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是政府预算管理改革和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改革和公共财政建设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知情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如何通过其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向广大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反映政府运营公共财产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已经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政府会计自身的特殊性，完善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会计问题，要做到政府会计信息充分披露不但要考虑到我国政府会计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政治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水平国外学者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起步早，而且已经有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与理论，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世界各国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共性，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和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政府会计信息供需的视角来研究如何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结合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以相关理论为基石，规范和实证相结合为重有手段，提出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相关建议。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主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的问题和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明确研究的思路；第二部分从必要性的视角介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归纳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为论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第3、4章)分析问题，第3章运用西方经济学供需分析法剖析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探索问题的根源，为下一步提出对策奠定基础；第4章通过实地调研以山东省为例研究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与存在问题，进一步论证第叁章中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第四部分(第5章)解决问题，在前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当前政府会计披露的信息与广大公众之间的需求出现严重不匹配，通过对山东省政府会计信息实证分析进一步的验证了信息的供需矛盾，在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中，提出从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来改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张玉兰[4]2007年在《效益观视角的公司财务报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煤炭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工业原料,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煤炭生产具有高赢利、高风险、高危险、高污染和高破坏的行业特点,生产程序和生产特点有别于同属矿产资源的石油天然气行业。目前,国内外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会计信息披露已发布了具体会计准则,但它不适用于煤炭等其他矿产资源;尽管国际上关于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已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它只适用于生产程序的某一阶段;煤炭采掘业会计信息披露没有自己的行业规范,设计《企业会计准则——煤炭采掘业生产活动》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目的。一项会计准则的制定离不开它的理论基础,效益观视角下的财务报告理论研究为煤炭采掘业财务报告准则设计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构建效益观视角下的财务报告理论框架是本文研究的另一目的。本文运用系统法、分析法、比较法、演绎法和归纳法等进行研究。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及研究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第二部分为效益观阐释。主要包括效益观的提出、效益观理论诠释和效益观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第叁部分为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理论框架(上)。主要研究煤炭采掘业财务会计客观环境、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目标定位、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基本假设和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质量特征。第四部分为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基本内容和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表述模式。第五部分为煤炭采掘业财务报告准则设计。主要研究准则设计背景、准则设计依据及目的、准则适用范围和准则基本内容(勘查阶段的会计处理、开发阶段的会计处理、采掘阶段的会计处理、洗选阶段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信息列报与披露)。第六部分为煤炭采掘业财务报告案例分析。主要包括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资料选取内容以及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形式和信息披露内容分析。本文创新有四点:第一点为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目标定位。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不同主观目标的形成,财务报告目标定位经历了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下的“受托责任观”,发展到存在比较发达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下的“决策有用观”,再延伸到本文提出的资本市场不完善和生产过程负外部性较高(效益观视角)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下的“监管有用观”。第二点为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基本假设。基于效益观视角对财务报告基本假设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条件维度进行分析,并构建一个由营业主体、权利主体、时间分期、可持续发展、市场价格和政府调控六项假设的财务报告基本假设体系。第叁点为效益观视角财务报告质量特征。基于效益观视角从利益相关者需求出发,构建一个由总体质量特征(包括充分性和明晰性)、首要质量特征(可靠性和相关性)、次要质量特征(可比性)和约束质量特征(效益性和重要性)的反映会计信息质、量、度的规定性的财务报告质量标准体系。第四点为《企业会计准则——煤炭采掘业生产活动》设计。按照煤炭采掘业生产程序分别对勘查阶段、开发阶段、采掘阶段和洗选阶段的会计处理,以及关于经济利益、社会责任和资源与环保信息的叁维呈报模式进行政策性研究;即财务报告表述模式由主要财务报告(基本财务报表和特定财务报表)、辅助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附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和补充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叁维模式构成,特别是主要财务报告划分出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共同需求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特定需求的基本财务报表和特定财务报表。
刘梅玲[5]2013年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地球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催生了网络时代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迎来了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第叁次浪潮。会计信息化也步入了以标准化、知识化、智能化、社会化和产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第叁次浪潮变革期。在此次浪潮中,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必要而迫切。一方面,标准化是会计信息化自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会计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工程的实施从客观上推动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设,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计信息化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而我国现有的会计信息化标准远不能满足会计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标准,形成全面而科学合理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对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研究方向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重点过于集中,尚未形成全面而科学合理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本文尝试对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展开研究,以丰富和完善会计信息化标准化理论和方法学,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实际构建和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从而推动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向纵深发展。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与方法学基础,提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其组成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的层次划分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包括前导层的基本概念和关键特征,规范层的构建目标和构建原则,设计层的构建视角、构建思路和构建方法,开发层的框架结构和标准体系,以及评价层的过程评价和结果认证,为后文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提出并选取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视角。通过对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深入剖析,发现前者的组成要素和后者的子体系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关系,从而推断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映射关系；基于这种推断,提出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一种全新视角--发展体系视角；比较发展体系视角与其他典型构建视角的优势和不足,认为发展体系视角整体较优,但需辅以其他视角作为补充。为此,本文最终选取混合视角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在顶层和中间层采用发展体系视角,在底层采用属性分类视角。再次研究混合视角下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方法的设计、应用和检验：基于发展体系视角,提出从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映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总体构建思路,和自顶向下分解抽取与自底向上汇聚实现相结合的分析综合方法；继而将该构建思路和构建方法应用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构建,形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含顶层结构、分层结构、框架结构全图和标准明细表；进而展开实例研究,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映射成为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并为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进行路线规划,形成实现路线图。最后分析和检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应用效益。在深入剖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应用效益的基础之上,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包Eviews6.0,分别选取会计信息化标准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探索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和提升,有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且长期作用比短期作用更为显着,从而检验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应用效益。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六点结论：其一,应以理论框架指导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其二,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总体任务；其叁,基于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切实可行；其四,会计信息标准体系各板块的标准有待补充完善；其五,会计信息化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六,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会计信息化工作。本文可能的创新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并研究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依据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推断出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为发展体系构建视角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叁是提出并探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全新构建视角——发展体系视角,选取发展体系视角和属性分类视角相结合的混合视角作为实际构建视角,并设计该视角下的总体构建思路和具体构建方法,为基于发展体系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提供了方法学依据；四是运用混合视角下的构建思路和方法完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结构的具体构建,进而完成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框架结构的映射,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和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胡海川[6]2014年在《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披露制度对于资本市场中投资价值的发现和均衡价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以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基本假设前提的信息披露规则已经很难适应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模式、盈利以及估值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化披露要求,无法充分反映公司所独具的行业特征以及进一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于高质量信息的需求。2013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12号》和《上市公司分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指引(第1、2、3号)》,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由之前的以辖区为基本单元向以行业为基本维度的转变,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的决策相关性,但该指引只包含房地产、煤炭以及油气开采这叁个行业。农业类上市公司虽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所占比重较低,但基于农业产.业的重要地位,国家会进一步强化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扶持力度；从历年所发生的财务舞弊事件来看,该类公司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不仅给资本市场的声誉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也不利于该类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持续发展；同时,利益相关者与社会公众对于该类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有着更高的诉求。分行业信息披露这一新型制度的出台必然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本文从行业特征角度探讨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本文围绕“农业类上市公司应如何根据行业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这一问题展开,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入手,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披露什么”、“怎样披露”以及“如何改善信息披露的质量”,旨在为分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的创新性工作及形成的研究结论如下：(1)将分行业信息披露的理念引入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农业类上市公司采用现有的信息披露规则,在合理反映行业特征以及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结合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以及该类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表现,充分考虑信息披露的供给、需求以及监管等因素,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侧重点：处于农业活动产中阶段的公司应重视生物资产信息披露,处于农业活动产后阶段的公司应重视交易活动信息披露,同时,这两类公司都应当注重生产经营风险信息披露。(2)生物资产是农、林、牧、渔类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重要基础,也是反映该类公司行业特征最主要的因素,本文构建了农业类上市公司生物资产信息披露框架,提出了改善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的实现路径：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上市公司,应细化分类,根据种类披露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实体数量及增减变动信息,监管部门应鼓励和提倡该类公司在表外披露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上市公司,在保证合理计量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生物资产种类和数量信息的披露,并按种类披露公允价值及其变动信息,同时还要阐明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3)农副产品和食品加工制造类上市公司的交易活动中涵盖了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根据该类公司交易活动的特殊性,本文构建了农业类上市公司交易活动信息披露框架,提出了改善交易活动信息披露质量的实现路径：供应商和客户是该类公司交易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披露供应商信息时,公司应重点关注与农户和农业中介机构(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活动；在披露客户信息时,应着眼于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重点披露与代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相关的客户信息；如果供应商、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者非关联化的关联关系时,要对其做出相应的说明。(4)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会使农业类上市公司面临更多的风险,这也是该类公司区别于其他上市公司的一个显着特征,提升风险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于利益各方意义重大,本文构建了农业类上市公司风险信息披露框架,提出了改善生产经营风险信息披露质量的实现路径：该类公司应重视农业风险信息的披露,所披露的风险信息应包含叁个方面的支撑点,分别为风险属性信息、风险管理信息以及风险管理实施效果评价信息,而这叁个支撑点又分别依赖于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全面风险管理(或内部控制)以及内部控制实施效果的自我评价。
寻卫国[7]2008年在《资产托管会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资本市场在21世纪初取得了深远发展,金融资产规模庞大,安全保管、有效运营、准确核算、客观评价、及时披露、全面监督等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资产托管作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制度选择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经过十年的业务发展,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基金类资产托管、委托类资产托管以及全球类资产托管在内的业务体系,为托管资产提供包括安全保管、资金结算、会计核算、交易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但由于正式的资产托管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时间不长,缺乏一套规范、完整的资产托管行业规范,其中资产托管会计则是整个托管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该文在对资产托管业务定义、历史演进、服务内容、发展趋势等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完整的资产托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资产托管会计概念框架、横向视角的资产托管会计实务、纵向视角的资产托管会计实务、资产托管成本收益分析等内容。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分为以下部分:第一部分资产托管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的构建。在对国内外有关托管概念进行分析总结之后,从实践性、前瞻性、包容性的角度出发,提出资产托管就是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契约约定,基于受托精神而对托管资产提供保管等相关服务的行为。按照托管客体的不同(即按照托管资产的不同特征)将资产托管分为基金类资产托管(公募类)、委托类资产托管(私募类)、全球类资产托管叁类。将国内资产托管业务划分为仅托管证券投资基金阶段(1998年至2001年)、委托资产托管起步发展阶段(2001年至2006年)和全球资产托管阶段(2006年开始至今)等叁个阶段。将国外资产托管业务发展历程划分全球托管阶段(20世纪70年代)、全球证券服务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及全球投资者服务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第二部分资产托管会计理论部分。本部分主要研究资产托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挑战与创新。会计与资产托管同根同源,会计与资产托管是将受托责任密切结合的最佳组合。资产托管会计的目标是向托管资产的契约相关方提供是否签订契约的信息,这在“传统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现代受托责任观”的认识发展之后向前探索了一步。资产托管会计对传统会计假设提出了挑战。“契约签订观”目标导向下,首要的质量特征为相关性,即会计系统提供的信息首先要满足不同要素产权所有者签订契约决策的需要。就资产托管会计而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更是应该着重强调的一条质量要求。谨慎性原则更应谨慎使用。“产权转移制”是资产托管会计对确认标准的推进努力;资产托管会计为公允价值的获取进行了有益探索;资产托管会计也对会计披露理论进行了丰富。第叁部分资产托管会计实务部分。横向视角的资产托管会计实务部分,从目前托管行业中公认的叁大类托管产品的角度出发,分别探讨资产托管会计在基金类资产托管、委托类资产托管、全球类资产托管中的全面应用。纵向视角的资产托管会计实务即资产托管会计的纵向应用,按照托管业务流程分为资产托管基本服务会计、资产托管增值服务会计和资产托管新兴服务会计分别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细化为资产托管会计在安全保管、结算、公司行动、税收服务、交易监督、绩效评估、证券借贷以及会计外包等方面的应用。资产托管的成本收益分析部分结合目前行业水平,在一定的托管费率结构、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假设、以及托管产品结构假设的基础上,对资产托管的保本规模进行了实际测算。
吴春雷[8]2016年在《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焦点,引发了企业对外报告的变革。但是,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分离相应地导致了企业对外报告呈现各自分离的状态,即独立的年报(以财务报告为主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不利于有关价值创造的沟通,所以,国际会计界提出一种旨在整合各类报告的“综合报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也于2013年12月正式发布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已有文献丰富了可持续性与企业报告的相关研究,但仍有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综合报告的理论依据问题,即构建综合报告的价值主线是什么?二是综合报告的构建问题,即在上述价值主线下,采用什么样的整合方法来构建综合报告?本文按照“理论基础——理论拓展——理论落脚点”的逻辑思路,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并重新审视了会计本质理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继而设计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力图建立一个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以会计本质为起点的、内在一致的综合报告理论体系。通过研究上述内容,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综合报告的整合思想和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可持续性科学理论之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可持续性科学的概念、研究论题和可持续性定量评估方法中。另一方面,以往关于会计本质的各种观点是相互渗透的,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有所推进,从而为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构建综合报告提供理论起点。第二,没有企业可持续性的整合理论就没有综合报告的整合方法和框架。本文提出的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以机会成本思想和资本效率方法为手段,以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全部资本价值贡献的评估为基础,对企业可持续性价值给予整合性度量的货币化评价方法。该方法适合任何形式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输入模型的资本的数量不限于是否货币化计量；它以整合价值的方式,从市场层面上解决了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可持续地使用了资源这一问题。这一理论表明企业不可能通过最大化一种资本而忽视其他资本来创造可持续性价值。总体看,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符合可持续性整合的统一、贡献和平等原则。本文的统计分析展示了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第叁,可持续性价值方法的提出将企业价值观拓展为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可持续性在企业内部的整合发生在从治理系统、战略和商业模式到绩效评价和报告的各种层面,并导致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化。在可持续性视阈下,会计在本质上是组织主体采用专门方法,通过计量投入的经济资本、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这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进而确定主体可持续性价值的一种工具。会计的作用表现为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价值,并且通过提供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相关信息,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会计的目标是确定特定主体的可持续性价值,会计本质的核心是对可持续性价值的计量,也对可持续性价值信息的真实性和整合性提出了要求。会计计量的结果需要以报告的形式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可持续性价值相关信息。从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展到综合报告是历史性演化过程,是会计本质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综合报告与其他报告间既有区别也有继承关系。第四,综合报告的实质是披露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工具,所以应该以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整合局部报告信息、整合关键绩效指标信息、整合商业模式和战略信息。按照信息连通性水平,分为弱式整合、一般式整合和强式整合叁种方法整合局部报告信息形成综合报告,其中强势整合方法是实质意义上的整合。按照可持续性价值主线,将经济、环境和社会叁个基本方面与“竞争对手和最佳实践”、“价值链”、“创新和知识”、“内部流程”四个维度相结合,嵌入财务资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来构建整合的绩效衡量理论框架。构建商业模式和战略的整合模型,采用整合的叁阶段方法,在综合报告中突出强调商业模式和战略系统的高度动态化特征。第五,我国企业报告具备了迈向可持续性综合报告的可行性,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运用上述整合方法,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的企业综合报告框架。国际案例启示是：综合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应该以可持续性价值的创造能力为逻辑主线,以整合性思维为前提条件,以信息连通性为灵魂,以整合的商业模式及其战略为核心,以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为反映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的定量信息源。本文构建的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由目标、信息质量特征、编制原则、内容要素构成。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目标是完整地解释企业如何创造可持续性价值,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信息质量特征主要有决策相关性、信息连通性、重要性、简洁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应该遵循可持续性价值导向、利益相关者导向和决策有用导向叁项原则；以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为主线,综合报告内容包括外部环境和企业概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治理、风险和机遇、企业绩效和未来展望等。本文的价值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能力评价理论,深化了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并以可持续性价值为主线设计了综合报告信息的整合方法,继而构建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框架,从而拓展了相关理论,也为实践提供参考。
刘珊珊[9]2013年在《制度演化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不确定性是会计稳健性的前提,而天下最为确定的就是存在不确定性。FASB以西方财务会计理论集大成者和会计准则建设者合二为一的身份,在1983年颁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明确提出对会计稳健性的认可,指出财务会计和报告领域里,像对计量上可能的误差,宁愿少计资产和收益而不愿多记的会计稳健性(意为审慎性)这样的惯例是有地位的,因为企业和经济活动在到处都有不肯定因素的环境中进行,但是近30年来,以投资者利益导向为首要指向的FASB一直认为,会计稳健性虽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地位,但是编制财务报表的会计稳健性,应不含有蓄意地、一贯地少计净资产和净利之意,否则有违中立性。2008年,FASB在其和IASB颁布的联合概念框架的征求意见稿中最终决定将会计稳健性(包括会计审慎性)彻底清除,但是争议并未因此而停止,因为会计稳健性悠久的历史说明,其并非因为正式制度的认可而出现,也就不会因为正式制度的否定而消失。当前有关会计稳健性话题是针对以资本市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财务会计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来自美国这样一个尽管具有难以撼动的经济地位但是会计历史却极为短暂的国家。从演化进程来看,美国的会计源自英国,而英国会计又可依次向前溯至荷兰、意大利会计,而这仅仅涉及复式会计的发展脉络,在复式簿记之前还有中世纪欧洲会计、四大文明古国会计、甚至会计的源头即原始计量记录。历史中的会计稳健性是经过上述这样一个发展脉络产生并演化至今,当前作为主流的英美会计理论所论及的会计稳健性仅仅是一个复杂制度现象的冰山一角。对于中国而言,会计稳健性一词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概念,了解会计稳健性究竟为何产生,又是如何演化至当前的状态极为迫切。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会计制度以来,被动地经历了会计稳健性从无到有(1983-1997年)、从弱到强(1998-2005)、从全面到适度(2006-至今)叁个阶段。每一次的调整都是因为旧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被动调整的代价极为巨大,中国不同于美国,后者是普通法系国家,其制度源自市场中的习俗与惯例,因此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化实质上是市场运行中的内部规则自发外化的结果,其制度调整所产生的后果完全由系统内部消化。但是中国不同,作为一种制定法国家,每一次制度的制定或者调整都会发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我国在移植会计稳健性制度时需要采取叁思而后行的态度。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会计稳健性原则最初的运用完全是我国会计改革与国际接轨的显着表现,制度建设者并未从历史的视角关注会计稳健性的来龙去脉。被移植的制度以是否适用作为接受标准,上述叁个发展阶段就是我国制度建设被动适应结果。在中国,会计稳健性制度频频变动调整之际,FASB和IASB又作出其会计信息质量框架中彻底清除会计稳健性的决策,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大环境下,我国会计制度建设者又一次面临是否跟从的挑战。会计稳健性究竟是什么?中西方迄今并无统一认识。在美国会计理论独步天下的今天,其观点对于各国会计界的影响颇深。在FASB的“目标-准则-实务”理论逻辑指引下的会计稳健性理论很难深入,因为目标是纯主观的产物,缺乏一个客观见之主观的逻辑起点来统领理论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目标与实务之间的分歧。会计稳健性在实务中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及其对准则制定目的的偏离,促使理论研究的不足亟待解决。多样性是演化的动力,故而从制度演化视角对会计稳健性理论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制度演化视角对会计稳健性问题进行研究,试图重点解决叁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从制度演化视角进行会计稳健性问题的研究,二是如何进行演化分析,叁是本研究成果如何弥补当前会计稳健性理论的不足。在回答这叁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借助于会计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会计研究文献来看,自现代会计理论产生伊始,演化思想就出现端倪,主要表现在早期会计研究者均试图从历史中寻找会计稳健性惯例的不同原因,采用“存在的就是适合的”标准完成准则构建,这种基于因果追溯的演化研究在新古典均衡范式占据会计研究阵地后就不复存在,将根本上是异质的、不可逆的会计稳健性惯例纳入统一的主观目的导向下的会计准则范畴,混乱的结果不言而喻。不同于制度均衡观所持的经验实在论的本体论和个体主义的认识论,制度演化观坚持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和个体群主义,假设制度主体具有认知理性、强调制度的累积因果和回溯法的运用。基于制度演化观,本文将会计稳健性的历史沿革置于“本能-行为-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制度演化路径之中,向上因果探讨得出会计稳健性的终极原因是“至善”,向下因果探讨得出会计稳健性的多样性源自异质的能动主体与其所在社会结构间互动。当前会计准则制定者认为会计稳健性惯例是一种自动的、重复的、缄默的,“时间无涉”的“实在”,在这种均衡观指导下构建的会计准则无法完成链接主观会计目标和客观会计实务的任务。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研究者将视角从制度均衡走向制度演化：首先,将研究关注点从均衡观下的“会计秩序”转向演化观下的“因果机制”,通过向上溯因分析制度形成的终极原因,向下溯因分析制度如何制约个体行为,实现因果累积链条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其次,重构会计稳健性理念,在当前“目标-准则-实务”的理论逻辑顺序中添加一个客观见之主观的“本质”起点,使主观的“目标”更具有客观的立论基础,从而不再游离于客观需要之外。第叁,本文指出会计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需要,因此权变地适应社会需要是会计稳健性的发展方向。
杜思[10]2016年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文中提出2009年,欧洲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相关各国政府已经无法负担巨额的政府债务,开始出现违约。究其背后原因,政府虚假财务信息难辞其咎。欧债危机为我国敲响了警钟,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地方政府赤字和地方政府债务。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债务逐年累积成为可能。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4万亿计划,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违规多渠道借债筹集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扩大和蔓延。政府会计信息是债务信息的来源,在地方政府债务积聚、债务风险扩大的情况下,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提供的债务信息受到了质疑。现行政府预算会计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会计方面的需求,无法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地方债信息,无法发挥会计反映和监督的作用,无法及时预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政府会计改革以此为背景悄然展开。政府会计是现阶段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有效工具之一,但是我国现行政府预算会计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获取全面、准确、可靠、及时的债务信息,从而进行指标测算、分析和比较,合理估计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利于及时预警和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此外,本文基于地方债现状对政府债务会计改革进行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政府会计的改革。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财政学相关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降低债务信息不对称、约束地方政府借债行为等方面探讨了获取和公开有效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理论方面论证了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实证的方法,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大、增长快、构成复杂、风险显着,以此为背景,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角度审视我国政府会计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会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从纵向对比中发现政府会计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国外的做法,从横向对比中总结经验,结合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出建议,建议分阶段在我国政府会计中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对我国政府会计负债的核算内容的改进提出建议,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适时推进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的公开,提高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建设透明政府,有助于识别、评估、防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有助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会计管理。
参考文献：
[1]. 信息质量特征视角的财务报告改进研究[D]. 秦璟.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2]. 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研究[D]. 佟玲. 天津财经大学. 2014
[3]. 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D]. 魏书花. 山东农业大学. 2012
[4]. 效益观视角的公司财务报告研究[D]. 张玉兰.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5].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D]. 刘梅玲.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6]. 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研究[D]. 胡海川.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7]. 资产托管会计研究[D]. 寻卫国.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8]. 基于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D]. 吴春雷.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9]. 制度演化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问题研究[D]. 刘珊珊. 南京大学. 2013
[10].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D]. 杜思.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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