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喆菲[1]2003年在《1979—1983年中国国民经济调整试析》文中指出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经验不足，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几次过热，为此政府相应的进行了多次经济调整。为揭示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3年经济调整的特点，从而探索调整的发展趋势，本文在介绍此次经济调整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新中国经济史上的四次重大调整进行了比较。 比较显示：(1)调整都是在投资膨胀导致经济过热，因而引发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次调整面临的局势最为缓和，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出现了严重的新问题。(2)由于发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此次调整具有浓重的双重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调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结论：此次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调整的根本目的来判断基本上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 思考：经济建设必须纠正急于求成思想，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并在经济出现问题时，结合改革开放和市场规律的要求及时、切实的进行调整。
文世芳[2]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叁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叁章,主要讨论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叁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魏建翔[3]2011年在《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嬗变与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激励机制的完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激励机制经历了长期嬗变。在建国初的全面推行核算制时期、从“大跃进”到“文革”期间的“鞍钢宪法”指导时期、全面治理整顿时期以及“放权让利”与“两权分离”改革等各个历史阶段中,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呈现出不同的运作特点和经济效益。目前,在产权改革的背景下,这一机制正在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进行重构。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演变轨迹可以概括为初始路径选择、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等阶段。其变迁历程表明,政府始终是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国家的成本收益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意识形态也对我国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已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要求。但在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现行机制依然带有授权激励行政化、报酬激励平均化、精神激励边缘化等局限性。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应当从重构经营者角色入手,明晰激励对象范围,创新股权激励形式,强化保障激励机制,增强精神激励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调动经营者积极性,为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奠定基础。
刘颖[4]2009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区位、自然和历史等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这种差距还在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多方面筹集资金投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但是,当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制度有待规范,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民族地区无法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改变资金短缺的状态。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政府的资金供给和制度供给,最终启动民间资本,建立有效的投融资体制,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融资理论及制度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范围不明确、决策不科学、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健全,政府投融资效益低下,严重背离了政府投融资的初衷。因此,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统一的论述与写作原则展开。文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范畴的形成,对政府投融资体制的相关概念、范畴和运行机理进行了阐述。以此为理论分析框架,详尽梳理了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并深入分析了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同时,结合政府的经济职能以及政府投融资的一般功能,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论述了政府投融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发展历史、现状、主要问题以及问题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发展演进,可以划分为政府财政单一投融资主体阶段、投融资体制改革初步探索阶段、扩大市场机制作用阶段、确定市场经济型投融资框架阶段、市场经济型投融资体制初步形成阶段。在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总量、投资质量、投融资体制、投融资环境等方面对民族地区投融资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在观念、范围、决策、实施、管理方式及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着重从商品经济基础、统制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等角度深入分析了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指出政府投融资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本文最后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在从总体上规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与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以有利于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市场协调发挥作用,统一性和差异性相结合,提高民族地区资本的自生能力和再造能力,投融资重点随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调整等为改革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的主要原则,以投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运用集约化、投融资管理科学化、体制规范法制化为主要目标,进而以调整政府投资范围、实行倾斜性财政政策、政府投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完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为改革路径。并具体提出了从完善税收制度、积极利用公债融资、大力发展财政投融资、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等方面入手改革民族地区政府的传统融资方式;从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项目融资、推行彩票融资等方面尝试民族地区政府融资方式的市场化创新;并进而从政府投融资决策机制、政府投融资项目管理方式、政府投融资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完善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研究范围的整体性。本文以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同时对于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本文并没有单纯从政府投融资本身进行论述,而是从民族地区投融资全局入手,全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完善和改革政府投融资在民族地区的必要性。二是概念规定的完整性。本文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概念的规定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财政和信用手段筹集资金,以投资或融资的方式,将资金投向急需发展的部门、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一种资金融通活动”。这一规定相比以往的规定更具完整性,从而使论文对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的分析更全面。叁是政策建议的系统性。本文在明确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改革原则、目标和路径的基础上,尝试从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方式、投融资决策机制、项目管理方式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涉及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力争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民族地区投融资体制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1979—1983年中国国民经济调整试析[D]. 杨喆菲.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3]. 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嬗变与重构研究[D]. 魏建翔.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4].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D]. 刘颖. 中央民族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