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妮[1]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安蕾蕾[2]2003年在《抵制分裂 维护联邦统一》文中提出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就形成了文官领导军队、军队不干预内政的传统，1787年宪法把这一传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民政权高于军权的原则确保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军人专政或军事独裁的现象。现今社会，军人干政是导致地区不稳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美国的这一传统，可以为解决地区冲突提供借鉴。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对美国从建国到南方重建时期的军人参与内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主要观点如下： 北美殖民地时期是美国军事史上的奠基时期。殖民地人民怀有对常备军极度的反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古罗马恺撒专制和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的教训；驻殖民地英军的腐败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欺压；殖民地的经济无力支持一支耗资巨大的常备军；受英法启蒙思想的影响，人民热爱自由、民主；文官治军的思想、实践以及北美特殊地理环境创造的有利条件等。殖民地人民形成了民兵是国防基础的思想。 建国以后，美国面临国内外危机，大陆军又解甲归由，邦联条例下的政府无力保护独立战争的革命果实。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宪法诞生了。宪法确立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宪法把军队的统帅权交给了总统，把宣战、媾和、招募军队、供给军需、拨款的权力授予民选的国会。为了防止总统专权，宪法规定了分权原则。文官治军、军队不干预内政的传统在宪法中得以体现。 从建国到内战后重建这一历史时期，军队先后平息了威士忌酒运动、镇压反禁运运动、消除了杰克逊时期的政治危机、主持了内战后南方重建，而且参加了驱逐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文职政府与军队领导之间职权上的摩擦，但结果不但没有损害文官领导军队这一原则，反而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军队参与内政的主要作用有：抵制了分裂势力，维护了联邦的统一：维护了联邦政府的权威；文官领导军队、军队不于预内政的传统得以巩固；军队参政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军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性质决定了军队必然有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一面，但这只是军队作用的支流。 这一时期军队参政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都是在联邦政府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动用军队，且结果一致；第二，文官权力高于军权，现役军人不能参选国家总统、议员等文职政府官员的传统得以巩固：第叁，文职官员利用军队压倒对手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第四，民兵是国防基础的思想占上风，正规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参与政治出现了新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军队走出了传统的孤立状态，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第二，受变化发展的国际因素的影响，军事领导开始积极参与到国家丘全计划和战略问题的策划中来；第叁，军人被派往除战争以外越来越多的岗位上，执行半军事性或准军事性的任务；第四，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式的变化，国会对军队的立法控制相对削弱了。 但是这种军事制度的变化和武装力量的扩充是随着国际形式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且也没有超出宪法所允许的范围。文官治军、军队不干预内政的传统确保了美国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邵泽[3]2018年在《表情包在共意动员不同阶段中的功能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交媒体作为用户进行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和经验的网络平台,让用户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编辑能力,使其在人际交流中起着愈发重要的功能作用,极具传播特色的表情包更是成为社交媒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交流中介。表情包在情感表达,文化传播和政治动员等领域都有着自身的传播优势,这也使得表情包这种交流中介能够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与人之间在网络空间中重要的交流工具。在2016年的“FB表情包大战”中,表情包便为此事件实现共意动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表情包具有更强的趣味性,戏剧性和直观性,以表情包为媒介展开的共意动员,是区别于传统共意动员的一种形式,在网络空间中借助表情包这种载体构建话语体系和传播思想,以一种戏剧和戏谑的方式进行说服性沟通,最终实现了共意的形成,使得群体在思想和行动上均达到了共识。这种全新的实现共意动员的方式以及表情包在共意动员事件不同的阶段中所发挥的功能,都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探究,也为共意动员在互联网时代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途径。本研究以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共意动员事件为研究个案,通过对事件特征进行解读与分析,发现表情包在“FB表情包大战”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正是通过表情包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动员方式,才有效推动了此事件共意动员的实现,本研究就将对表情包在此次共意动员事件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功能进行探究。在本研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缘起和文献研究的现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本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研究空间,提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并对本研究的文章框架进行阐述。第一章先是对事件本身进行探究,对事件自身的特征进行解读,以表情包为交流中介展开的共意动员使得“FB表情包大战”成为一例典型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共意动员事件。其次介绍了“FB表情包大战”的事件概况,对事件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回顾。第二章是对“共意动员”的第一个阶段——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展开研究。紧紧围绕此次共意动员事件本身,对形成认同感的关键因素——话语进行分析。表情包在传播方面具有提升交流便捷性和增强群体互动性的优势,这些优势能够有效推动群体话语认同的建构。接下来便是在表情包传播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了话语认同策略,针对不同的群体对象构建了爱国,温情和愤怒的话语认同模式,这对形成群体认同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叁章是对“共意动员”的第二个阶段——表情包建构事件象征意义和推动群体共意动员展开研究。表情包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具有隐喻传达特性的表情包实现了事件象征意义的建构。在事件象征意义建构之下,动员群体通过奠定“抵制分裂”的情感基调和放大网民群体的“行为表演”实现了更广泛的共意动员。第四章是对“共意动员”的第叁个阶段——表情包推进事件的扩大化与持续性展开研究。一方面是动员主体借助表情包这种深受青年网民喜爱的载体实现了共意动员的扩大化,另一方面是采取更加理性的动员方式推动事件的持久发展,可以说,这为“共同意识”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升华作用。通过对表情包在这叁个阶段中发挥的功能作用的研究,以期最终能探索出网络时代实现共意动员的全新途径。
吕朝辉[4]2015年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陆地边疆①的历史负荷、现实问题和政治环境体现出深层、复杂、特殊的特征。本文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既注重对当前陆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注意对“碎片化”的陆疆治理现有成果展开“化零为整”的系统性研究,既强调把研究重心确定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以来的当代陆疆治理,又注重从过往陆疆治理的“浩瀚汪洋”中挖掘智慧和汲取教训,既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又落脚于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这个具体研究点上。因此,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十分突出。本文立足于陆疆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以现代公共治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古典管理、行为科学、文化软治理、公共治理等相关理论,初步总结和探索出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四种陆疆治理方式,四种方式的有机统一即构成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全部内涵。全文在参考边疆治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一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要创新?”和“怎么样创新?”的研究思路,分成两部分回答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创新研究”这个中心主题。全文共分八章,前四章陆续从基本理论阐述、历史渊源追溯、特殊问题归纳和政治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后四章通过四种陆疆治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回答了“怎么样创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做出一些前置性说明。该部分首先交代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做了相关的研究综述,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首先对边疆与陆地边疆、治理与陆疆治理、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等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叁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接着重点考察了当前陆疆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内涵、目标和任务,以及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概述。第二章运用历史追溯的方法,回顾并全面分析了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1840—1949年近代中国、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1977年政治动荡期、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不同时期我国陆疆治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成败得失。第叁章从历史回归到现实,首先从历史、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陆疆特殊性问题的形成原因,然后从陆疆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前陆疆地区面临的四大类最为基本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具体阐述；第四章则从陆疆内部特殊问题的创新动因,过渡到了陆疆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挑战。该章首先总结了当代中国陆疆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单元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接着分析了我国陆疆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最后考察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对陆疆社会内部造成的巨大张力。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层面,具体从理论依据、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动力、运用维度、适用范畴、基本要求等方面,对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等叁种陆疆治理方式分别予以创新构建。此外,第五章还探讨了理性规制和非理性规制的标准区分问题,考察了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第七章还考察了中央、地方、社会、民众在陆疆文化性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分解问题。第八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央政府、发达地区、陆疆地方政府、陆疆社会和各族群众在陆疆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考察了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四种陆疆合作治理形态,并从基本理论、现实动力、主要特征、现实动力、基本要求等方面对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构建。结论部分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陆疆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尝试地回答了四种方式的划分标准、区别和联系、优缺点、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等理论问题。
陈双珠[5]2014年在《宗教对西藏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藏传佛教在西藏具有悠久的历史、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丰富的宗教内容和复杂的宗教环境不可避免对西藏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产生了复杂影响,其影响的消极一面给西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因此,西藏高校要抵制宗教对西藏大学生的消极影响,要加强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进和创新,须从内容、方法和管理上各方面进行努力,提高西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西藏大学生学会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宗教,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无神论的科学精神,坚持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立场,保证西藏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为西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李茂[6]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叁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叁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叁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叁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叁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叁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王小彬[7]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在边疆民族地区成功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当从容挥别二十世纪，昂首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性时刻，全面、客观、认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利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深刻了解西藏，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建立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政治意义。 论文分为八部分。前面有导言，后面有结语，中间六个部分组成正文。 导言作为本文的逻辑起点，首先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叁代集体领导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说明了西藏工作在全党工作的重要地位，以及研究的范围和重大意义：其次概述了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然后简单介绍了本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 第一章集中论述了“和平解放，暂维原状”方针产生和制订的历史过程。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既定的。但采用怎样的策略才能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最早提出用“暂维原状”来求得和平解放。同时还论述了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事实，但在理论上并未有“一国两制”的设想，也并不能得出西藏实践过“一国两制”模式的结论。 第二章描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利用新资料对民主改革的进程尤其是“大发展、大收缩”的背景做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对1959年3月至1961年1月有关民主改革的38个政策的分析，论述了中共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具有极强的理论政策上的独创性。 第叁章论证了1961年至1965年西藏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地考察了“稳定发展政策”不是平叛改革后一开始就有的，也未能贯穿到西藏新民主主义的后期。详细地论述了该政策从肯定到否定，再从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原因；总结了探索西藏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几点经验，并初步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统战政策。 第四章依据新搜集到的资料，对西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尤其是对运动的初期的政策进行描述和分析，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严重地破坏了中共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使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研究表明运动初期的一些限制性保护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章还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周恩来在制止派性武斗，稳定西藏局势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最后罗列了周恩来殚精竭虑，支撑危局，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保护西藏知名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第五章论证了西藏新时期开端的标志是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对1980年和1984年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相关的叁个重要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叁个进一步”政策执行的后果，分析了拉萨骚乱的种种原因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肯定了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纪要》（即《十条指示》）成为西藏历史的新转折；最后总结了统战工作中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群众路线不能代替统战，统战更不能代替群众路线。 第六章集中论述了新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个中心，两件大事，叁个确保”的历史由来。这个方针是从历史中来的，是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五十年工作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和内蕴的。尤其是1980年中共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历经“一个转折，两个里程碑”，是中共关于西藏政策的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条方针来之不易，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四个发展环节，是被西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胜利证明了的正确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如何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长期探索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成果。 最后部分是结语，提出了对全面贯彻新世纪初西藏工作指导方针的若干思考。 半个世纪以来，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西藏保待政局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各项事业稳步前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叶尔恰特·居曼[8]2018年在《贯彻新思想 聚焦总目标 坚决抵制分裂 筑牢民族团结长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疆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素养持续提升。这一切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初心。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懂得感恩和珍惜。在这里,我郑重承诺:坚决维护以
张雪飞[9]2016年在《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的发展记录着人类的成就与辉煌。然而近些年境内外“叁股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篡改新疆历史,扭曲事实,并逐渐开始向高校渗透、传输,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已成为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新疆历史教育是新疆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通过课堂主渠道和日常教育的方式对新疆高校各族大学生开展的新疆史实教育,目的就在于传输正确的新疆史实,批判错误的新疆历史观点。新疆高校是新疆意识形态反分维稳的主阵地,新疆高校各族大学生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开展高校各族大学生新疆历史教育不仅有利于各族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且还有利于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与祖国统一。因此,新疆高校必须重视新疆历史教育,从而引导各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本文就从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来归纳了新疆高校各族大学生在认识和学习新疆历史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对应的对策。绪论部分就该篇文章的相关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和方法以及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正文通过分为叁个部分来描述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的内容和意义;第二部分概述了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已取得的成绩;同时通过调研,深入分析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找出影响高校大学生新疆历史教育的原因;第叁部分通过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建议。文章结语部分指出新疆各族大学生在当前形势下,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思想指导,客观看待新疆历史发展,坚决反对错误思想的渗透;同时鼓舞新疆高校各族大学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张欣[10]2005年在《军阀政治与民国社会（1916—1928年）》文中指出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种政治现象,它是旧的封建政治瓦解、新的民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一种过渡政治。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指民国时期军阀及其军阀集团以武力为后盾,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式,操纵和控制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形态。其“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它的特征表现为,军权高于一切,暴力和战争成为解决国内一切政治问题的常态机制和最为有效的手段。但军阀政治并非是完全的封建专制,因为就军阀时期的经济环境来看,已非全盘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封建剥削方式,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增长;在军阀集团的政治组合上,也决非严格意义上的“军”、“绅”结合,特别是参与军阀政权“绅”的内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思想上,军阀虽仍以封建思想为“体”,但也不乏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利用的成分。所以说,民国的军阀时期(1916——1928年),是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统一尚未来到之间,出现的一种过渡时期,反映了社会交替时期的新旧碰撞,这无疑会对民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重点阐述了1916至1928年军阀派系内部的政治组合、军阀政体架构与运作模式、军阀政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等问题之间关联互动的历史过程。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上阐述了晚清社会转型与军阀政治产生的背景。认为晚清社会政治结构非集中化态势的加剧,严重侵蚀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士绅参政和督抚分权二者的结合最终摧发了地方分裂与割据的政治萌芽,而“文”“武”秩序的变化,又成为传统的文人政治向动乱的军人政治转换的契机,为后来社会的乱局作了铺垫。在这种情况下,清末政治整合的失败,改变了分与合的政治力量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分裂走向。民初,孙中山和袁世凯虽然都采用集权化政体模式进行社会整合,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的内治统一是具有鲜明的现代化政治趋向;而后者重建政治权威体系的途径却由民主共和转向实施以武力为后盾的军阀政治。结论是,袁世凯用暴力制衡来调控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结构关系,明显违背了民主共和的精神,而且这种暴力制衡手段的使用,也必然引起暴力的反抗,导致社会走向更严重的失序。 第二章:分析了军阀集团的政治组合情况。军阀割据使政治力量呈现出多元化和军事力量均势化的局面。从军阀派系组成来看,其实力、规模及生存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派系首领与核心成员的彼此联系,以及内部政治整合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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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贯彻新思想 聚焦总目标 坚决抵制分裂 筑牢民族团结长城[N]. 叶尔恰特·居曼. 塔城日报(汉). 2018
[9]. 新疆高校开展新疆历史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张雪飞. 新疆大学. 2016
[10]. 军阀政治与民国社会（1916—1928年）[D]. 张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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