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洪培[1]2004年在《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对日本的传播》文中指出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这是以日本为一方，朝鲜、中国为另一方的长达7年之久的战争，终以朝明的胜利结束。这场战争殃及朝、中、日叁国，给叁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中、朝两国虽是战胜国，但不具战胜国形象；日本虽战败，但能善于学习。它把从朝鲜战场上劫得的书籍当作宝贝；在朝鲜战场上极端残忍地进行屠杀，但在国内则“优待俘虏”，充分发挥俘虏的才能和特长，致使朝鲜的朱子学、医学、印刷术、制陶瓷术等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日本利用异国人的智慧来创造本国的辉煌历史。这种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改观了战时的动荡和荒芜景象，而且对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回顾距今400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颇有启示。 本文共分四个章节，各章的要点如下： 第一章主要叙述了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动态以及难点和新意等内容。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壬辰倭乱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简要过程。在此章节将重点放在了分析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原因上。 第叁章主要阐述了战争带给中、朝、日叁国的灾难及影响。 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此章节从日本随军僧侣的书籍掠夺，朱子学、医学、印刷术、制陶瓷术的传播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通过壬辰倭乱形成的朝鲜文化对日本的传播问题。 结论部分在概括论述论文主要内容的同时，一方面指出“不义之战不得人心，称霸必然垮台”的深刻历史教训，另一方面，说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旺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在近代落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盛强[2]2016年在《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生在四百多年前的壬辰倭乱,涉及叁国,历时七年。入侵国日本穷兵黩武,最后铩羽而归；受侵国朝鲜经受住了一场几近亡国的灭顶之灾；援助国中国因为身陷战争的漩涡元气大伤。壬辰倭乱深深地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也将关注的眼光放在这段尘封的历史上。然而以文学的角度切入研究这场战争影响的学术成果却为数不多,本文从朝鲜文人的汉诗作品入手,试图探讨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朝鲜在当时以汉字书写的汉诗面对这场战争记叙下了什么样的战争体验,又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情感。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对于壬辰倭乱时期的汉诗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思路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研究现状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形式等为线索,对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时期汉诗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与总结。至于结论部分,则主要是本论文针对有关壬辰倭乱时期汉诗研究的综述,其中也包括本论文的未尽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系列化的设想等等。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针对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概况进行梳理和概括。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先从政治角度梳理壬辰倭乱的战争概况,从中朝日叁国的局势变化阐明壬辰倭乱对东亚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从文学角度简述这一时期除汉诗以外,其它相关文学形式的对壬辰倭乱的叙述。第二,从宏观上对壬辰倭乱时期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共性体验进行讨论,按内容的侧重将诗歌主要分为四个维度。首先是对战争直观体验的悲痛情绪,其次是对统治阶级防范不周,应对不力的批判情绪,再次是对敌对方表现出的不屈态度和反抗意识,最后是对援助方并肩作战,再造朝鲜的感恩意识。这四个维度都是从封建士大夫的视角出发,所瞄准的对象不同,也产生出对壬辰倭乱不同的态度和意识,由此形成了不同作者对这场战争的共性化体验。第叁,选取的身份和遭遇不同的六位诗人展现个体对壬辰倭乱的独特战争体验。六位诗人中尹斗寿、郑文孚和权韠都是在本土的语境中抒发自己内心独特的战争体验；郑希得、姜沆和鲁认则是从异域的语境出发表达自己的战争体验。在对诗作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其诗歌传递出思想内容以及价值取向为标准,概括出了每位诗人独特的战争审美体验。第四,从表达技巧、典型意象和作品风格等创作形式入手,对壬辰倭乱时期汉诗创作艺术进行探讨。这一时期的汉诗普遍运用了以写实为主的创作手法,典故和比喻等表达技巧大量的运用,显示了朝鲜文人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这一章里,还对诗中“月”、“鸟”、“白发”意象以及战场相关意象等进行了讨论,最后概括出这一时期对壬辰倭乱战争体验汉诗具有的“悲”、“豪”、“刚”等独特风格。对于创作艺术的讨论,在本文结论部分也做了相关探讨。
江佳丽[3]2014年在《抗倭援朝时期明、鲜与明内部矛盾探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朝鲜以及日本是山水相连的邻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叁国友好往来是主流，但矛盾冲突也时有发生。发生在1592—1598年间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便是叁国间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冲突，这次战争指的是日本侵略朝鲜，并想借此为跳板侵略中国，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援助朝鲜抗倭的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对十六世纪末东亚局势影响巨大，间接促使了满人入关和日本德川幕府的建立。关于此次战役，国内外研究成果众多，由于史料庞杂，各国各执一词，数百年来，中、韩、日叁国一直纠缠不清，使得此次战争在一段时间扑朔迷离。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理论的传入，东亚各国也发展出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本文意在用中国史学思想重构这段历史一个侧面，以期拨开这段历史的迷雾。本文结合了中、朝两国史料，以《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此次战役中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往来和明军内部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战前两国关系和明朝的军事体制，并对战争期间，明、鲜两国军事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和明廷内部的争论加以分析，进而呈现出此时期两国关系的变化和明廷内部斗争的激烈。
王乙珈[4]2017年在《韩国汉文小说《壬辰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韩国汉文小说《壬辰录》,是以韩国李氏朝鲜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1592-1598年爆发的壬辰倭乱(又称万历朝鲜战争)为史实依据所创作的小说,在朝鲜广为流传。它是古代朝鲜最为着名的汉文小说之一,被誉为朝鲜的《叁国演义》。中国学界目前对《壬辰录》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从史料角度还原小说中的历史事件,或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上,对其从文献学角度对各个版本成书的考证、以及将小说文本从思想文化层面加以探究的则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壬辰录》故事有相当一部分与朝鲜文人野谈笔记有密切联系,值得深入探讨。笔者比勘了迄今所见的分属于简本、繁本两大版本系统的六种《壬辰录》版本,并对朝鲜野谈笔记中涉及倭乱的人物故事进行详细爬梳,在版本考察和文学文化解析的基础上,开掘出《壬辰录》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多重社会文化蕴涵。论文正文部分为四章十一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倭乱小说《壬辰录》成书及版本考述”。以文献学角度,探究小说《壬辰录》从纪实文学(倭乱史料、文人传记、辞表奏章等)到简本、繁本两大系统的流变过程,并大致划定成书时间。第二章为“倭乱小说《壬辰录》人物群体研究”。笔者选取了小说中“爱国将领”、“义妓事迹”和“僧兵故事”叁个代表性的人物类别加以考察,揭示了对爱国将领书写的“历史-文学”变异性重构的原因,义妓故事“伦理二难”背后的朝鲜性理学思想和“实学”思潮对朝鲜佛教观念的冲击,以突显《壬辰录》折射出的文化思想因素。第叁章为“《壬辰录》与朝鲜野谈笔记的关联性探究”。《壬辰录》人物故事与朝鲜文人野谈笔记有着密切关联,重出现象时有发生。笔者对《青邱野谈》、《东野汇集》、《锦溪笔谈》等二十余部野谈笔记小说进行爬梳,摘录出涉倭乱事件资料和人物故事,从情节重现、同题异构两大视角,探究朝鲜野谈笔记对《壬辰录》成书独特的文献价值。第四章为“《壬辰录》所反映的多重社会文化内涵”。以朝鲜的“关羽崇拜”及其成因为核心,探讨关羽形象英雄衍化背后的朝鲜民族自尊心理;从小说叙事者“为尊者讳”和“劝谏揭露”的二元补衬,探究儒家理性意识的渗透和矛盾。通过对韩国汉文小说《壬辰录》的研究,可以从小说本事发掘朝鲜民族精神,从故事流变发掘朝鲜士人心态,从文学背景研究中朝文学文化关系,以此揭示《壬辰录》以儒为本的文化蕴涵和当代价值。
李利芳[5]2012年在《朝鲜汉文历史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朝鲜汉文历史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是李朝后期，即十七世纪及其以后，当时的朝鲜社会，经过了两次外敌入侵，国势衰微，矛盾重重。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一些新的因素开始萌生出现，即新的经济力量的出现和实学思潮的出现，两者共同作用结果是，以往程朱理学对人思想的束缚逐渐松弛，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国家民族意识逐渐被唤醒，人们渴望时代英雄人物出现，以拯救国家民族。受到中国传入的中国通俗小说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对以《叁国演义》为主的历史演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明君贤臣钦慕不已，一方面从本国历史上寻找功勋卓着、安国定邦的英雄人物。于是一些文人以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为模本，以本国或中国的历史为背景，开始历史小说创作，主要有《兴武王演义》、《壬辰录》、《林庆业传》、《姜虏传》、《帷幄龟鉴》、《薛仁贵传》等。这些小说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在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表现了作者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个人英雄史观，同时又有新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新因素，即个体意识增强及浓厚的民族意识。在艺术上主要借鉴以《叁国演义》为主的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方法。朝鲜汉文历史小说在因袭借鉴的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即小说在整体上透露出的浓厚的民族意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忧郁感伤的民族文化心理。
蒲笑微[6]2016年在《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朝鲜王朝的政治生活中,朋党与朋党之争现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其存在和演变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王朝的政局和治乱兴衰。深入细致地研究朝鲜王朝的朋党政治的政治文化背景、了解朋党斗争的历史进程,阐明朋党政治的性质,对深刻理解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拟设四章,分别就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的背景、朝鲜王朝朋党斗争的过程、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的性质等内容展开论述,以期清晰的呈现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的性质。具体设想为：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的背景。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勋旧派向士林派的政权交替,朝鲜王朝的儒学的社会制度化形成了,对于儒学的多种理论都得以系统的理解,并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获得政治权力的同时,士林派学者因其在学术讨论中所导致的理论对立日益加深,随后开始产生分裂,至宣祖时期朋党得以形成。士林派作为朋党的发源,其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知、与勋旧派斗争中逐渐深化而结成的忠诚关系的形成是朋党重要条件。因此士林派的发展壮大即朋党形成和发展。本章节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朝鲜王朝的建立与勋旧势力的专权；2、朝鲜对性理学的受容与士林派的兴起、3勋旧派与士林派的斗争与朋党的形成。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初步阐述,对士林派与朋党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第叁章：朝鲜王朝朋党斗争的过程。纵观朝鲜朋党政治的过程,党派斗争一直是主要的政治活动。根据党争的展开过程、斗争激烈程度等,可将朋党政治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本章节也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东西对峙阶段；2、东人得势与南北对立阶段；3、四色党争阶段；4、荡平策的实施过程。第四章：朝鲜朋党政治的性质。朝鲜王朝历史上的朋党政治中的各个党派彼此争权夺利、斗争不休,甚至是因政见相异,素结仇怨,党同伐异等,但是其影响不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的一面,在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各学派根据政党的义理发挥批判精神,学派与党派结合,对朱子学说的进行激烈争论,有利保持学派的多样性,也使朱子学说在朝鲜得到系统深入的发展。同时,朝廷中的不同党派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因而外交政策存在着些许不同,甚至是党派斗争也延伸至外交政策。提出了朋党政治是追求“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的道学政治,同时还是具有道学思维能力的士林派作为政治主体的哲人政治,更是立足批判和制衡的公论政治。本论文在广泛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基础,重新梳理党争出现的政治与文化两方面历史背景,并且将朝鲜朋党斗争的过程作以简述,以期能够重新对朝鲜朋党政治的性质作出更加准确的定义。
卢又祯[7]2011年在《陶渊明诗文在韩国汉文学中的传播与接受》文中认为本文试图证明陶渊明诗文在高丽和朝鲜的传播、接受之途径和衍化及韩国文人之陶渊明观,分为六章进行探讨。第一,陶渊明诗文集传入时期与流传特征。陶诗叁国时代(约当隋末唐初618年前后)已经传入韩国,而陶渊明集高丽中期传入朝鲜半岛,约林惟正出生时期,即1140年至1170年之间。高丽末崇尚陶渊明的风气流行,此时陶渊明集在高丽传播。直到朝鲜时代陶集才被翻刻,翻刻情况分为陶集与单篇文章《归去来辞》两类。对文集的流传来说,它的盛行始于君王与文人重视陶渊明高雅清洁的人品与性情及其文学的社会功效性。单篇文章《归去来辞》因约朝鲜中期的激烈的政治纷纭而更广为传播。文人在其诗文中最看重《归去来辞》,因其独步的影响力而在中国汉文学单篇文章中翻刻频率最高。就陶渊明诗文集流传途径的最大特征而言,可以概括为“地域性”,以岭南、湖南、湖西叁南地区为主。其诗文集的盛行与朝鲜的地区文化及朝鲜的政治现实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对陶渊明的人品与诗文批评。高丽中期文人崇尚陶渊明兼备人品与文品,不过高丽后期官僚阶层文人因政治身份而批判其辞官隐逸。朝鲜文人格外崇尚陶渊明为人、为诗。其原因如下：一是其人品的性情符合朝鲜王朝推广的儒家礼教,高尚的节操为奠定国家的纲领有助；二是其人品符合有胸藏忠义、坚守道义、不事二君的臣民形象：叁是其诗文符合于社会功效。朝鲜文人除了陶的清高人品以外,亦看重其慈父与真率。尤其是英祖领会其博爱与慈爱精神而把其人本思想当作人才选拔的基准。文人对其人品的崇尚影响到其诗文批评。文人评价陶诗的平淡出于自然美与真, “自然”与“真”出于其修持独身的性情。文人以为先要获得修持守身、陶冶性情的精神境界与高雅的人品,才能达到陶的平淡自然。可是他们发现“后入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的悖论。朝鲜文人对其诗体却评价陶渊明是一位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而不可专学其诗。其原因之一是当时学术倾向上文人不爱古诗；二是如果专学古朴就缺少诗歌艺术上的声色,可能会流于无味枯燥。第叁,陶诗对韩国的山水田园诗与闲情逸致文化的影响。韩国文人接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是叁个方面。一是接受崇尚自然与生活的自然而结合韩国农家固有的风景与农民的人情味。韩国田园诗有浓厚温暖的人间味、抒情性、像理想乡一样的农家风光与农民形象,它反映着韩国固有的情调,这一点是韩国田园诗的重要的特征。二是接受重农思想与走向农民的人本思想。叁是接受山水与田园情趣合流的闲情逸致,而享受闲适自乐、宿静的境界、山水怡情的文化。这一点是陶诗对韩国山水田园诗及隐逸文化的贡献。第四,“桃花源”意象在韩国的演变。桃花源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在韩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化身。李仁老将智异山“青鹤洞”比作武陵桃源。朝鲜时代文人继承李氏的桃源乡模式,进一步化用其意象。桃源乡逐渐从“理想空间”转变为“现实空间”,有人世化、实地化的特征。朝鲜后期出现了民众拿着清鹤洞秘记和清鹤洞地图去寻找“桃源乡”的现象。韩国文人接受桃花源意象之成因有四端。其一,文人对韩国的锦绣江山具有强烈的自豪感,把本土的风景秀丽比拟武陵桃源。其二,文人关注韩国的古老传说与《桃花源记》的相同之处。其叁,对仙界的憧憬与老庄思想的影响。其四,文人对社会混乱与民生不安的责任意识。第五,对《归去来辞》的接受与衍化。韩国文人接受宋人苏轼的创作模式,亦接受朱子对《归去来辞》的评价即忠愤的诗人之作。朝鲜文人以《归去来辞》为士大夫的必读书,他们评价《归去来辞》不但有丰富的文学性而且反映陶渊明的节义。文人对《归去来辞》的非同一般之感受就发展到欣赏归去来图或以题画诗论陶的文化生活,它就成为韩国文人享有隐逸文化的一种乐趣。“次归去来辞”的形式非常普遍,它内容上可分为追从回归之志与性理思想。韩国“次归去来辞”概括为叁个特征：一是以辞为一种“自省”的文章格式；二是强化说理性；叁是创作的集团化。第六,五柳先生型人物塑造与陶渊明的典范化。 《五柳先生传》给后人提供了将陶渊明偶像化、典范化的契机。李奎报、成倪、赵任道、安鼎福,按照自己的处境与社会身份,塑造处士像、君子像、士人像、隐者像,他们都是个性化、特殊化的人物形象,同时是代表其时代的共有之人物形象。他们创造一个虚构的人物来审视自己,确保客观性。不过他们艺术化的人生都在五柳先生追求的生存方式的范围之内。他们把自己人生艺术化的成因有叁端。其一,对人生的艺术自觉；其二,获得类似陶渊明一样的生活感受和恬然闲适的心情；其叁,对陶渊明的人格美的钦慕,格外注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金香花[8]2017年在《以朝鲜为镜像:日本的朱子学认识》文中研究表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朝鲜半岛是朱子学东传至日本的必经之所。朱子学在江户初期正是借由朝鲜通信使与朝鲜大儒李退溪的文本抵定日本的。日本朱子学的最重要代表山崎暗斋便是在对退溪思想深入研究后,形成了日本朱子学的重要门派——崎门派。20世纪前后日本儒学圈对朝鲜朱子学的评价褒贬不定,朱子学的研究表现出“去中介”的诉求,呈现纷繁复杂、曲折往复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对日本的传播[D]. 金洪培. 延边大学. 2004
[2].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研究[D]. 盛强. 延边大学. 2016
[3]. 抗倭援朝时期明、鲜与明内部矛盾探析[D]. 江佳丽. 江西师范大学. 2014
[4]. 韩国汉文小说《壬辰录》研究[D]. 王乙珈.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5]. 朝鲜汉文历史小说研究[D]. 李利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6]. 朝鲜王朝朋党政治研究[D]. 蒲笑微. 延边大学. 2016
[7]. 陶渊明诗文在韩国汉文学中的传播与接受[D]. 卢又祯. 南京大学. 2011
[8]. 以朝鲜为镜像:日本的朱子学认识[J]. 金香花. 历史教学问题.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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