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剑平[1]2003年在《章太炎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文中指出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思想家。学术界一般将其思想研究的重点放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而对他的哲学思想重视得不够，开掘得也不是很深。事实上，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相比，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个性，且不乏深刻和独特的见解。笔者在探讨其哲学思想时，按时间顺序，力图凸显章氏本人内在的心路历程，动态地把握章太炎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将他追踪哲学的精神漫游之路大体分为叁个阶段。即首先是由儒入佛；其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融合，而又回归儒学。他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大胆构想，将古今中西思想熔为一炉，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融合与创造，建立了别具一格的真如哲学体系，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阐发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真如哲学体系，留下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精神遗产，但也杂糅了不少谬误。他曾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可是西方启蒙学者热烈歌颂的“理性王国”，已在实践中显露出愈来愈多的弊病，因而他除了滑向相对主义外，不能不陷入悲观虚无的深渊。他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倡的现代性导致了道德衰落，要挽救这个道德颓废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回归儒家文化本位，从本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发掘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思想道德和民族精神。此后乃进入他哲学思想发展的第叁阶段，即儒释道融合，而又回归儒学。笔者最后分析了章氏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启示。
郑亚男[2]2016年在《从救亡到启蒙：章太炎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章太炎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他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晚清的动荡,民国政权建立的艰难历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期。纵观章太炎的一生,几乎经历了近代国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全部尝试。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也经过了由改良到革命由革命到建设民国,由维护民国统一到主张联省自治的变化。但其“求是”学旨和维护国权、民权的政治志向没有发生变化。章太炎正是在“求是”学旨的指导之下,在践行政治志向的实践中形成了从救亡到启蒙的政治思想。正是因为章太炎在学术上一直秉持“求是”学旨,因而他能够冲破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藩篱,提出诸多独到见解,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先锋作用。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早年都曾是章太炎的学生,与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可是,章太炎的启蒙思想并不彻底。他在价值追求方面偏向现代,在思维逻辑方面却偏重于对传统的沿袭。于是,在其思想内部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胶着状态。章太炎特立独行地徘徊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既难以割舍对传统的依恋之情；又无法放弃对平等自由(“不齐而齐”)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国家主权、国民权利的现实关怀。他在两者之间斟酌取舍,试图通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章太炎否定君权至上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却主张延续传统社会的“良俗美法”。他接受了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却对代议制度充满疑虑,对现代政党政治颇有微词。民国成立初年,章太炎曾积极参与组党；护法运动中,他又坚决维护国会、约法。但终因无法找到根除政党“竞名死利”,“国会倾于势力”的方法,而回归对现代政党制度和代议制的否定态度,并试图从传统政治制度中寻找能够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的办法。章太炎看重社会发展的承继性,其理论给予历史以莫大的关注。他睿智的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建构民主政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中国应创建一种不同于英美的共和政体。但章氏却将其政治主张纳入道德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批判现实、建构未来。这种对现实批判加入浓重道德审判味道的方式,会增强批判的力度,使其批判更富感召力。可是,道德的谴责和感召力无法转化成建构现代国家的智慧,其在理论层面的无限扩展,只会遮蔽认识主体的视野。身处近代的章太炎,与当时其他的热血青年一样,有感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悲愤之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救亡图存成为章太炎政治思想的理论预设,并伴随他思想发展的始终,为其政治思想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而且几乎扩散至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章太炎看来,民族文化才是国家存亡的根本。于是,他把国粹作为与道德互为表里的救国路径。所谓“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①对于道德和国粹,章太炎都不乏真知灼见,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他把这两者作为近代中国救亡的路径选择,可以说,夸大了道德与国粹的作用,主观上扩大了二者的适用范围。因而,章太炎在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直接导致其政治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和失误。政治思想方面的缺陷,以及政治实践上的偏差,不能也不该掩盖章太炎政治思想所蕴含的智慧。他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表述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所谓“真”便是他建构的哲学体系所揭示的世界本原——真如。所谓“俗”指的是世间具体的事与物。“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人生经历,而是指先从具体中抽象出世界的本原及运行规律的哲学体系,而后用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解释世间的一切,追根溯源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问题、创造理想世界的理论发展过程。这就使得章太炎的政治理论拥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富于思辨性,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总是能够达到入木叁分的效果。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宗旨,以冷眼旁观的立场,尽量把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及行为还原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和体会,再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相关理论对其政治思想进行分析,以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从总体来看,章太炎政治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富于个性特征。从他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会发现章氏所关心和尝试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近代国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不同的主要在于,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方案的差异。章太炎分析和解决近代中国问题所运用的理论,及其思维逻辑也往往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说,他政治思想中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决。而其政治理论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往往以不同形式广泛地存在于近代社会,而且很多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对他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和深入分析,不仅具有思想史层面的意义,还具有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现实意义。
江心力[3]2004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作为二十世纪思想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着问世，相关论文也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本文决定对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考察二十世纪前期荀学研究演进的过程，总结相关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展二十世纪人文思想学术的研究做一点积极的贡献。 本文认为，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重社会功用，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长，一批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倡导“中体西用”，荀学由于既具有类似于西方科学的见解，又有接近西方社会学说的“人能群”主张，因此受到他们的青睐，荀学的复兴和更新理所当然。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孔子地位根本动摇，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荀学作为儒家异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荀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荀子思想学说唯物辩证法因素。被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发现，为此展开的研究，促进了荀学研究的继续深入。 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取得了显着成就。就《荀子》整理着作而言，刘师培立足于阐明古训，发表了《荀子补释》、《荀子词例举要》、《荀子斠补》。此外。还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钟泰的《荀注订补》等。就荀学义理研究着作而言，也出现了陶师承的《荀子研究》、陈登原的《荀子哲学》、熊公哲的《荀卿学案》，展现了传统与现代视角的交融。一些着名的思想家还写作了研究荀学的专门论文，在一些相关着述中，列出专章专节讨论荀子思想学说，这些评论具有相当的思想学术价值。就荀学研究方法而言，章太炎、胡适、侯外庐都呈现了不同的特色，这些方法推动了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二十世纪思想学术史的宝库。 马克思主义学者开拓出荀学研究新的路径。郭沫若以《周易》来打开认识古代真实的大门，他认为荀子是秦以前论到《周易》的唯一一个儒者，他虽然肯定了荀子宇宙观的科学精神，又批判它是变化的却不是进化的，还指出其中具有“神道设教”的特征。在他看来，荀子道性恶俨然唯物，但其中隐含着许多矛盾。既肯定了荀子的阶级社会观，同时又批判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倾向于帝王本位、贵族本位。批判地扬弃了此前荀子研究的成果。杜国库从研究《成相篇》入手考察荀子的思想学说。认为荀子的宇宙观在先秦诸子中最富于唯物主义因素，他的认识论也染上了物观的心理色彩，同时还给礼披上自然法则的外衣，《成相篇》是荀子本人思想的概要。侯外庐结合先秦的社会历史状况，分析了荀子思想学说的特点，认为荀子把先王还原为朴素的“真先王”，是对儒家传统的朴素修正，同时主张荀子的方法论具有唯物论的特色。认定荀子是先秦思想的总结者，是封建社会的开拓者，从而开拓了荀学研究新的路径。
周蜜[4]2010年在《侯外庐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15、16章为研究内容,通过这两章侯外庐对章太炎思想的评价,不仅考察太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和思想的认识,还可以得出外庐眼中的近代中国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状况并预测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太炎思想。无论太炎的作法还是外庐后来的研究都没有一味追求思想的超前而忽视了社会的发展能力和大众对先锋思想的接受能力。所以太炎哲学向传统的回归对不动世界的向往都是契合社会需要的,而外庐因为发现了这一需要,所以对太炎的行为表示了理解,并认为即使太炎思想在后期有保守和消极,但他在总体上仍是积极的、进步的,毕竟虽然思想家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他的时代完全撇清关系。本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作为学者的太炎,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对先秦以来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及燃烧于他的研究中的关注现实的热情。第二部分介绍作为革命家的太炎,他对社会的批判和紧贴现实的改革方案以及推动他在革命领域坚持论战的从学术研究中带来的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第叁部分介绍作为哲学家的太炎,他的唯心主义主导、唯物主义闪光以及为了统一内心的唯心与唯物而提出的无神的宗教论和齐物唯识的宇宙论。
王磊[5]2015年在《政治与学术的双向展开——章太炎与近代报刊》文中研究指明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着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的身份概括起来说就是革命家和学者,或者又可称之为学术与政治的统一。然而,章太炎还有一报人角色常为世人忽略,他自戊戌走出书斋,踏入知识分子的救亡之途,就开始了参与报业的人生之旅。章太炎一生以不同角色参与过的报刊达十余种之多,曾经为中外87家报刊撰写过文章,他在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界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章太炎的办报历程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得到初步的磨砺,《民报》时期是他宣传革命的巅峰,民国初建,章太炎以报刊为平台实行监督政府之责,晚年他致力于国学研究,并与弟子创办学术期刊。本文借用了学界对章太炎思想研究之成果,主要关注章氏办报所努力的叁个面相：革命宣传、舆论监督和保存文化(从章氏思想内核来看,表现为“恢廓民权”和保存国性)。章太炎作为报人,正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走上报人之路,既有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又有作为职业选择的现实要求。戊戌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萌发期,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成为章太炎这一时期办报的重要指导思想,章太炎继承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遗产：“学会—报刊—学堂”叁位一体的传播模式,他对报刊和学会的实践可谓情有独钟、贯穿一生。“苏报案”前,章太炎先后发表《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展开了和保皇派的两次论战,革命思想遂在国内传播开来。“苏报案”,章太炎因言获罪,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章氏被国内外舆论塑造成为“革命圣人”的形象,叁年牢狱修习佛学,为他在《民报》时期的宣传革命道德奠定了基础。章太炎在西牢期间,为《国粹学报》撰稿,成为《国粹学报》的灵魂人物,1906年,他出狱之后,成为东京《民报》主编,在《民报》中宣传国粹和宗教,打开了《民报》革命宣传之新局面,太炎弟子以东京国学讲习会为阵地完成集结,形成代表国粹和东方文化的撰稿人群体,从而区别于代表西学的孙中山一系。本文将君宪派和革命派所办报刊纳入比较研究之中,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因子,同时,围绕梁启超和章太炎思想的同异,主要论述了《新民丛报》与《民报》所构建的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图景以及两派人士关于个人与国家权利的论争。相比之下,《民报》和《新民从报》都比较关注民众道德和启蒙,《民报》注重对留学生、新军进行革命之宣传,但是,就其对国内之传播效力而言,《新民丛报》的启蒙效果则影响更加深远。学术期刊是戊戌“学战”的一种延续,那时的学者普遍认为一国学术之兴亡,关乎国家命运之存废。章太炎为《国粹学报》所订立的学术独立之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保存国粹思潮之下,章太炎在报刊舆论中积极应对学术领域的反传统和反国粹言论,在语言文字领域,他与提倡万国新语的《新世纪》周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舆论中塑造了“化圣为凡”的孔子形象。《学林》杂志和《教育今语杂志》可以看作章太炎举办学术期刊和教育期刊的一种有益尝试。辛亥时期上承戊戌,下启五四,乃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第二时期,《国粹学报》正处于其中,在民族主义革命和西方列强侵凌的双重危急之下,宣传国粹无阻于革命,但是,那时的学术期刊却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致力于政党政治,以民党自居,他所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已经超越了政党报刊的角色,而努力维护国家之权益,以监督政府为视角重新审视章太炎与民国初年的政治舆论间的关系,可以促使我们摆脱传统学界对章太炎认识所存在的偏见。晚年,章太炎及其弟子先后又有两次集结,分别创办了《华国月刊》和《制言》杂志,这既是他们对戊戌时期传播模式的进一步实践,又是对中西“学战”理念的延续,章太炎对欧化主义者与五四时期的西化论者的反对可谓一脉相承,《华国月刊》同仁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制言》杂志同样延续了这一文化立场。学术界对章太炎的新闻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在结论处对此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再次强调了章氏办报宗旨在其一生中的连贯性。当然,章太炎在办报活动中所坚持的政治与学术的双向进路,在他身上同样表现出一种紧张,由此延伸出求是与致用,精英与大众(传播对象),雅与俗(报刊文体)方面的紧张感,这正是章太炎在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中的特点所在。
崔春雪[6]2016年在《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文中研究说明文艺复兴是欧洲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大转折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末清初开始,欧洲文艺复兴的零散知识首先由传教士带进了中国。到清末,很多政府官员、政论家、文化名人在探索诸国兴衰之由、本国富强之法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作为整体的历史时期存在的欧洲文艺复兴。清末学制改革后,大批编译的西洋史着问世,让更多人尤其是学者、学生接触到文艺复兴的知识,随后引发了时人如何认识并翻译内涵丰富的Renaissance的问题。本文以“文艺复兴”为主要线索,搜集考定了清末至五四及五四后一段时间里谈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章着作400余种。在把“文艺复兴”处理为一种“话语”后,总结了清末以来各种译词的产生及各种中国话语的形成。通过对时人的话语文本进行语境分析,本文进一步透析这些词汇和话语背后的言说重点,揭示了各种文化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世界文化形势、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欧洲文艺复兴不仅塑造了民国时期的各种话语,而且深切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面貌。中国需要复兴古代学问、改革文字和文学、解放个人、创造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科学和艺术都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艺复兴”的话语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产生和定位都直接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关。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讨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一方面欧洲文艺复兴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广泛传播。这种广泛主要表现为:大批着述和翻译使中国人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知识范围更加丰富;讨论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物群体和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借欧洲文艺复兴言说的中国问题也逐渐增多,包括中国近代艺术学科的形成。对比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原貌及其在中国所呈现的面貌,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时而缩小、时而拉长的差距。总之,欧洲文艺复兴作为观察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一个视角,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字、文学、伦理、教育、文化、文艺的诸方面。通过这项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诸多情况。
孙风华[7]2012年在《章太炎、连横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章太炎、连横是中国近现代海峡两岸着名的学者和爱国者,两人在儒学、历史、语文、新闻(编辑)等诸多共同领域都有显着的贡献,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两人情谊深厚,视如知己,在华夏民族文化整理、建设和宣传的事业中彼此桴鼓相应、声气相通,尤其是连横受到章太炎的勉励和启发等影响更加明显,是中国近代以来海峡两岸思想文化交流的经典范例和传奇佳话。在“华夏凋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面前,章太炎、连横都以华夏“遗民”自居,胸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和“立德、立功、立言”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继承和发扬“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等春秋大义传统以求为华夏民族文化“延国学于一线”。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连横注重从华夏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正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应对僵局和危局的力量、智慧和勇气,同时也及时顺应“西力东渐,大地沟通,运会之趋,莫可阻遏”的时代趋势,表现出宏阔的眼光和胸怀；章太炎则认为单靠传统儒学已经无以济世救世,而是更注重立足于中国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源盛大处”(严复语)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自性”,例如他对于中国“以文字为准”的文学文化思想和中国“文字型文化系统”(区别于西方的“语言型文化系统”)的发现和宣扬。章太炎也注重消化吸收西学的养分,同样表现出宏阔的眼光和胸怀。章太炎、连横都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质和独立价值观念,但比较而言章太炎更彻底更全面,这是他自始至终坚持“依自不依他”的文化哲学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庄子》“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多元文化观的结果。章太炎的“国粹”定义,并不限于当时“国粹派”所主张的“有优美而元粗埆,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元铜蔽”的“优选”范围,而是“记载故言,情状具在,舍是非而征事迹”。章太炎关于“夷夏之辨”的界定标准与连横单纯的文化(礼教)标准不同,而是综合了血缘、地域等多种因素。章太炎“新个体主义”的“群学”观既抵制和消解东西方群体主义思想权威,又力求维持“群”与“独”之间平衡协调的关系。章太炎对于当时学界盛行的“言文一致”观念,有自己独到的、理性的、全面的认识,并非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思想,前后确有一些侧重点的不同、甚至有一些矛盾之处,但往往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和线索。章太炎的“齐雅俗”观念、“大文学”观念、“大历史”观念、历史-小学-文学(以小学为根基和纽带)相互贯通联系的观念,都是意在打通他所认为不必要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分割,建立起厚实宽阔的、“化臭腐为神奇”的、整体化的民族文化体系,这是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自性”、带有反思深度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章太炎、连横的民族文化思想既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某些共同特征,也由于两人地域、家庭和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显示出诸多不同,尤其是海峡两岸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全面和深入的影响,致使两人民族文化思想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总之,关于章太炎、连横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在时代性和地域性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
李正林[8]2011年在《论章太炎的叁重和谐思想》文中研究说明义利关系问题、群己关系问题、己他关系问题,是一个恒久的问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本文挖掘章太炎的叁重和谐思想,即章太炎的义利和谐思想、群己和谐思想、己他和谐思想。找寻章太炎思想的来源,解开章太炎哲学秘密的钥匙,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找寻。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章太炎的思想古今中外交相辉映。本文认为章太炎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包括人性论学说、诸子伦理学和佛学；西方思想包括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和西方的伦理学思想。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分忧劣,比较出真知。把传统观念下的“义”、“利”和章太炎对“义”、“利”的理解进行比较,把传统的义利观、群己观、己他观和章太炎的义利和谐观、群己和谐观、己他和谐观进行比较,以便凸显章太炎的叁重和谐思想。探讨章太炎的思想对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的思想变迁和社会革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我们个人道德品质的塑造,人际关系的建立,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是极有裨益的。
赵诚[9]2017年在《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中西方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为了在国家生死存亡的节点寻求出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知和传统的狭缝间摸索方向。作为近代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太炎,虽然哲学思想经历了真俗间两次转变,导致他的思想体系不够系统,存在繁杂性、反复性,但其运用近代自然科学阐释国学的新思路,有助于推进传统国学的近代转型,并且批判性地辨识自然科学在物质性和意识性上存在的价值差距,为近代学术思想树立了新的旗帜。本文即以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为研究核心,探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所蕴含的与生物进化论所契合的部分,以期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自然科学互通互融的关系。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厘清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研究进展及本文的逻辑结构。第二部分重点阐述章太炎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生物进化论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它对研究人类起源、人种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传入中国后便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和疯狂的追捧,严复、康有为、孙中山等许多知名学者、革命家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章太炎本着“格致新理,阐发旧学”的宗旨,用进化论来注释国学,深入阐述生物进化论中“用进废退”、人种学说、遗传学说等科学思想,体现其立志打破传统的科学精神及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第叁部分概述章太炎的宇宙进化论思想。他虽朴学研习出身,却没有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宇宙观,在博览西学,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用传统文字形式表现出其具有时代性的宇宙进化观,当中涉及到了诸多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及神学等,并对神创论及封建天道观提出了批判,借此阐述自身的宗教观,倡导思想和实践的革新;第四部分介绍章太炎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在进化论备受推崇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独辟蹊径,他看到了进化论对于中国现实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发现其对社会道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深刻反思,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学说,强调在纷乱背景下不能随波逐流,合理运用“物质领域”的自然科学成果,有效地辨识“意识领域”下所产生的影响。希望能够警醒国人,切勿照搬西方模式,应在理性的科学精神下寻求适合于中国的发展之路。第五部分是余论,旨在介绍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产生的影响,总结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特点和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价值,最终得见近代西学东渐环境下进化论与国学间相互碰撞所激发的火花。
孔繁[10]1988年在《评《章炳麟的哲学思想》》文中研究表明何成轩同志的《章炳麟的哲学思想》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评价和介绍章太炎哲学思想的专着。可以说,这部着作的问世,标志着章太炎思想研究的深入。因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它的内容十分深奥,索解为难,向来很少有人研究,或者有研究亦不甚系统。何成轩同志的专着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剖析了章太炎的哲学思想: 第一,作者对章太炎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章太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生经历了剧烈动荡的时代,他受到近代中国空前尖锐的阶级矛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D]. 肖剑平. 湘潭大学. 2003
[2]. 从救亡到启蒙：章太炎政治思想研究[D]. 郑亚男. 山东大学. 2016
[3]. 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D]. 江心力. 西北大学. 2004
[4]. 侯外庐的章太炎思想研究[D]. 周蜜. 西北大学. 2010
[5]. 政治与学术的双向展开——章太炎与近代报刊[D]. 王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6]. 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清末到五四）[D]. 崔春雪. 清华大学. 2016
[7]. 章太炎、连横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较[D]. 孙风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8]. 论章太炎的叁重和谐思想[D]. 李正林. 西北大学. 2011
[9]. 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研究[D]. 赵诚. 福州大学. 2017
[10]. 评《章炳麟的哲学思想》[J]. 孔繁. 孔子研究.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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