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龙[1]2004年在《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超越、困境和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同时也折射出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国际关系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在世界由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直充满着探索、反思、展望和争论。以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流派尤为突出。 米尔斯海默认为，在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世界中，所有大国都想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实现权力最大化。因为大国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一国获取的权力越多，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地区或全球霸权。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同时也有所超越和创新。对米尔斯海默来说，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国际政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安全竞争；军事力量至关重要。他还重新诠释了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性；重新定义权力，使之具有可度量的标准；将地缘政治理论重新带入现实主义等。然而，正因为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会体现时代的局限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例外。它无法摆脱以下困境：本体论缺陷、思想本原的狭隘性、经验解释的困境。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较强政策内涵的理论。一旦美国依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行事，则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应该转换国家安全战略，加快中国国际身份建构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还必须发展必要的保护自己战略利益的手段。
聂莹莹[2]2017年在《斯蒂芬·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评析》文中提出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国间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国际政治新现象层出不穷。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对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逐步被国内学者所了解,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及其威胁制衡理论越来越被中国学者所接受,成为继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之后最具代表性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旗手。斯蒂芬·沃尔特的代表作《联盟的起源》与杰克·斯奈德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及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代表作《战争的原因》构成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叁座高峰”,在国际社会中受到较大关注。但中国学者对斯蒂芬·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或者相对较少,或者不成体系。故本文从系统性角度对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第一部分论述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背景。从现实基础看,国际局势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美国国内外局势发生新变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衰落,美国需要处理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关系;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提倡外交新思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缓和;日本经济实力增强,逐渐摆脱美国控制,美日同盟面临挑战;中国开始与美日等强国改善外交关系,与第叁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从理论需要看,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沃尔兹(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太适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对现实世界缺乏解释力,暴露出缺陷,时代呼唤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从思想渊源看,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它既吸收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又吸收了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精华。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表现在人性本恶思想、均势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方法及没有充分重视道德和有关价值叁方面。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精华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对权力思想的认可、对“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的认同及其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部分内容的合理继承。第二部分着重论述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威胁平衡理论”。“威胁平衡理论”主要包括沃尔特提出的四个大假设: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的基本理论假设、意识形态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基本假设、对外援助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基本假设、渗透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选取国际关系中的典型事例来解释抽象的“威胁平衡理论”。用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法等国对苏支持、并组建反法西斯同盟制衡来自德国的威胁以及英法牺牲波兰对德采取绥靖政策作为案例分别解释说明追随强者行为的假设;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结盟及中苏关系破裂案例来解释说明意识形态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用美日同盟的建立及中国援助越南抗战案例解释说明对外援助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用波兰剧变及美国驻菲大使对菲律宾进行渗透案例解释说明渗透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第叁部分主要对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其它现实主义理论思潮进行比较。第一,通过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比较,得出沃尔特理论的独特性。第二,通过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施韦勒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比分析,更加全面地了解沃尔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第四部分重点分析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并探讨了这一理论对当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首先,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叁方面:第一,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为缓解“安全困境”找到了出路。第二,沃尔特理论中关于进攻与防御的相对性的思想使沃尔特的理论解释力更加灵活。第叁,沃尔特理论对沃尔兹均势理论失灵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其次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沃尔特的理论对联盟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作用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沃尔特理论自身创立的模型过于简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启示,认为中国应加强国防军事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坚持防御性的安全战略。
刘敏静[3]2011年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剖析》文中研究表明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成功走和平发展道路表示异议,甚至反对,约翰·米尔斯海默便是反对者之一。论文为定性研究,探讨约翰·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旨在深入分析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逻辑,探析其负面看待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其观点进行批判。研究表明,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权力最大化思想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摩根索的权力观点或思想一脉相承,其理论的结构取向则继承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其理论逻辑的推导下,米尔斯海默认为具有大量人口和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对美国是威胁,并将会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因此,米尔斯海默建言,美国应该尽早“遏制中国”,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米尔斯海默推导出“中国威胁”和“遏制中国”的理论逻辑存在重大缺陷:一是对权力理解片面,二是推导出大国都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安全困境”逻辑基础薄弱。此外,米尔斯海默的推断历史经验浓重,对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推断带有片面性和主观臆断性。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等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表明,米尔斯海默“遏制中国”的建言已不合时宜,“遏制中国”对美国无益,中国的邻国亦不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
王东升[4]2010年在《解析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文中研究说明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现实主义思想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后经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近代学者的发展,这一思想渐趋成熟和体系化。一战之后,在国际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爱德华·卡尔通过批判理想主义建立起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而二战后的汉斯·摩根索则第一个真正构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并把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开始进行专门的研究。随着国际政治实践的不断变化,现实主义自身经历了不断地修改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新现实主义,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现实主义内部又出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等流派,内部争论逐渐增多。与此相伴随的是背后国际政治实践的变化。核武器出现、冷战开始,再到后来冷战出人意料的结束,美国开始一国独霸世界,同时世界又孕育着多极力量的产生。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日程也发生了改变,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日程表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有所降低,军事和战争已不再是解决重要国际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上述背景下,本文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现实主义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化?不同时期以及同时期不同派别的现实主义学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后来的理论对以前的思想或者理论有哪些核心假设上的继承、又有哪些区别和创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究竟遵循了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这些理论自身存在怎样的价值和局限?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可以深入理解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才可以把握理论演进的本质。第二,现实主义理论演进的动力是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每一次演进都有所改变,既有对以前理论的继承,也有新的理论观点的出现,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详细分析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并分别阐述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核心观点和基本价值,梳理了现实主义理论一步一步的发展路径,有利于对现实主义理论各流派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文章还分析了理论演进的动力所在。理论植根于实践,每一个理论派别都因自身固有的局限而不能很好的解释新的人类实践活动和行为,这就要求理论的修补、完善甚至更替。遵照这一逻辑,才能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进行深层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分析还可以认识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一支重要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国际政治现实,它有特定的理论假设和特定的解释范围。研究还发现,现实主义理论欲保持自身生命力,不仅要认真设计好理论的基本假设,还要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不断修改、完善自己的命题,这样才能在自己特定的领域里更好地指导实践、解释世界。
胡宗山[5]2005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方法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逻辑,是学者在进行理论创作和学术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研究哲学。从总体上看,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就整个学科而言,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方法论在推进西方国际关系实体理论演进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叁大部分,共15万字左右。论文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着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体系及其对理论演进和学科发展的作用进行总体的描述和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首先界定了方法论、实体理论等重要概念的具体含义,提出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接着提出了全文的原初假设:方法论对于实体理论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导论还描述了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全文的框架、思路和重点、难点。导论的重点在于提出了论文研究的分析框架,即综合运用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论等科学哲学理论来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各项要素和评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现状。 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体系的构成。论文从内容维度、形式维度和逻辑维度界定了作为整体体系存在的方法论。其中,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构成了内容维度,假设、模型、范式构成了形式维度,概念、命题和推理构成了逻辑维度,变量则是逻辑维度的中心环节。在方法论体系中,内容维度尤其是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范式是研究的重点。该部分提出了方法论的基本指标体系,以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正文的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的方法论。论文通过理论文本解读,先后对现实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中代表性学者和代表性作品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尤其是总结和提炼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各学派的方法论要素。这一部分的思想史描述和对各主要学派方法论内核的总结是本文核心观点的直接来源,是后续观点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正文的第叁部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总体的概括。论文列出了叁张表格,对第二部分的描述进行了内容、形式和逻辑维度的总结,并对方法论体系中的各要素进行了统一的表述和比较,指出了西方国际关系方法论体系存在的若干基本特点。在总结和描述的基础上,提炼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共有的基本
王柏松[6]2013年在《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中国对安全威胁来源、安全内涵、安全主体、安全维护手段、安全理想追求等问题做了新的回答和阐述。以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最新阐释的思想结晶。中国新安全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蕴，不仅继承了建国以来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而且也吸收了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的合理内核，是维护中国自身、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重要安全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成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安全观在中亚和东盟的安全实践充分证实，大小国家间可以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共荣共存与共同安全的目标。由此，中国新安全观也极具重要的实践价值。新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新安全观对实现理想安全追求的最新升华。二者是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缺乏可操作性。为弥补其不足，需要在新安全观指导下筹划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对国家安全起到更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并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等方面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国家安全相关理论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采取将政治学、军事战略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实践、追求及其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新安全观的发展及其和平发展安全战略的完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性思考。本文包括引言和六章正文内容。引言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正文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框架：对安全、国家安全及其安全战略相关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比较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叁种经典安全范式，为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笔者以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梳理分析。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专门论述，但是他们关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思想至今仍有宝贵的理论价值，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着重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核心内涵、理论意蕴以及理论创新价值。与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比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是实现国家间“相互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目标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当前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形成的有效可行的安全新理论。第四章应用具体案例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过程。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发展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地区多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和面临的机遇也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着重对中国新安全观关于实现理想安全目标追求进行了中国式的探索。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与升华，符合人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笔者主要侧重于对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及其对和谐世界建设面临的挑战探索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与思考。第六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新安全观是具体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应在其指导下制定可行的具有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笔者沿着这个逻辑思路，对世界强国崛起的启示价值进行深刻总结，从国家安全战略整体构建的视角论述了和平发展作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必然性，并针对中国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实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考。
陈丽颖[7]2017年在《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间的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家间互信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对外政策。它从信任的概念而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系统的研究国家间互信的影响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作用有助于丰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流派的微观基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特别有助于中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从叁个维度展开国家间互信的理论研究:理性选择维度、情感心理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本文用1967-1979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孤立到缓和与合作的进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验证这叁个维度在中美两国互信形成和维持的体现。国家间互信理论中的理性选择主要是指决策者通过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外在第叁方威胁因素,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和反馈,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的维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信任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首先,信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信任几乎等于合作。行为者通过对对方的能力和过往行为的评估,如果可以对对方产生积极预期,认为对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才会信任对方。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是以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假设的,它认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和安全。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间不存在信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某些条件下,国家间可以互信并且合作。然后,本文结合了信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得出结论:国家间通过多次的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自己的意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计算双方的相对实力,最后可以互相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积极预期,也就是相互信任。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心理维度。这个维度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会影响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链接程度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信任理论中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心理研究共同成为国家间互信理论中情感心理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角度看,乐观、宽容、理想主义的决策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产生积极预期。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的情感关系(对对方的尊重、体谅、欢迎等行为)有助于其产生信任对方国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有较好的互动历史,因而产生的友好的关系会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和维持。国家间互信的第叁个维度是文化认同维度。两国之间的国际信任水平受到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总体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国际信任水平一般也较高。国家间互信的文化维度更多体现在两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互信关系的影响。两国的文化传统越接近,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因素对国家间互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会影响彼此行为关系中信号的传递方式和理解方式;二是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间互信。在案例分析部分,中国和美国在1967-1979年之间关系缓和的进程中贯穿了两国之间互信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体现了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是有机统一、互相建构的。中美两国的缓和,是双方的决策者从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对各自的实力和意图进行了计算,并认识到共同的第叁方威胁,通过不断的信号传递和反馈,建立了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在交往中不断增进情感关系,在决策者之间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共同情感。在中美互信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在利益上的分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关系经历了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在交往中增加了了解,对彼此的关切也有更深的理解,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并对文化差异能够求同存异。中美缓和进程在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的共同影响下,两国之间从试探开始,经历了波折,最终实现了关系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互信。国家间互信理论的叁个维度的关系如下:首先,这叁个维度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国家间互信的产生至少需要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理性选择基础的互信是国家间在一定情境下,对彼此相对的力量和信号的交换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上的互信是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对彼此的品质产生积极的评价以及情感链接而产生的。文化互信是由于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产生的,信任文化的相似程度也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信。其次,国家间互信的理性计算的信任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情感上的互信可以帮助双方建构共同利益,也就是巩固理性基础上的信任。但是,国家间长期缺乏利益上的共同点,会损害情感上的链接。而文化上的互信可以显着的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它可以产生一种范围更深、程度更广的互信。文化上的信任也有助于国家解读理性的信号传递,建构理性的信任。另外,文化上的互信也有助于情感上的认同,培育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信任。可以说,文化上的互信是最稳定和最坚固的一个维度。最后,国家间互信的叁个维度和互信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信任最普遍,可以说一种初级信任,并不是很稳定,是情境型的。具有情感心理维度的国家间互信可以说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互信,它需要一定的理性互信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计算而存在。具有文化维度的国家间互信是一种信任的较高程度,这种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高的。所以,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共同利益、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这叁个维度。这种类型的互信中的叁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张杰[8]2007年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苏东剧变、冷战终结,标志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围绕如何解释、预测冷战后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纷纷从历史与现实中汲取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并建构、丰富自己的理论以求获得时代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本文通过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析研究,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基本理念及其理论指导下的大国行为;揭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安全困境自动生成二者之间的联系;分辨了安全困境与囚徒困境二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明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实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其静止、固态、悲剧性的历史观与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背道而驰。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更需要我们的执政党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处理国际事务、防范与化解国际危机、国际风险的能力,以崭新的安全观念和高超的战略技巧加以消解。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补充、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其理论的若干启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张建[9]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姜鹏[10]2014年在《体系文化变迁背景下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文中指出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并不单纯取决于权力的“结构性”碰撞，而且更取决于互动行为体所处的体系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权力的“关系性”建构与“进程性”演变。体系文化的进化导致了单元间角色身份的演变，单元间角色身份的演变引发利益认知的转变，利益认知的转变引发单元间互动逻辑与行为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到大国崛起战略路径与手段的选择。随着洛克体系文化及其主导逻辑在主体间不断的深入内化，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叁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文化选择”模式取代“自然选择”模式；第二，“市场分配”模式取代“权威分配”模式；第叁，“位形性战争”模式取代“构成性战争”模式。1在此基础上，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也愈发表现为“主权国家零死亡现象的突显”、“军事权力要素单独发挥影响力的式微”以及“大国无战争时代”2等新的特征。体系文化容量的增加为国际关系互动提供了新的话语符号系统与文本理解形式，并进而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消除战略互疑、降低安全困境、开展良性互动、重塑角色认知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比从前更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空间。
参考文献：
[1]. 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超越、困境和启示[D]. 朱世龙. 延边大学. 2004
[2]. 斯蒂芬·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评析[D]. 聂莹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3].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剖析[D]. 刘敏静. 辽宁大学. 2011
[4]. 解析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D]. 王东升. 山东大学. 2010
[5].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D]. 胡宗山.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6].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 王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7]. 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D]. 陈丽颖. 南京大学. 2017
[8]. 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探析[D]. 张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9].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体系文化变迁背景下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D]. 姜鹏.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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