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必兰[1]2003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文中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的小说结束了漫长而曲折的过度性的“变体期”，开始以西方“特别的”格式这一崭新的面貌出现。由此，中国现代小说之体得到确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也因此从内容到形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可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本文拟以系统论的观点对这叁十多年的心理描述作统整考察，以便我们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有一个较完整、较新颖的认识。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由叁个子系统(现代主义心理描述、浪漫主义心理描述、现实主义心理描述)构成，历经叁个发展阶段(开创期、丰富发展期、高度融合期)，呈阶段递进式。 第一个十年是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的开创期。现代心理描述系统主要依傍西方，以区别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心理描述传统。各个子系统内的符码也各具特色而互相区别，但都表现出一种与中国传统“决裂”的姿态。 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的丰富发展期。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开始回瞻中国古典传统，迈出“本土化”的第一步。为了生存，叁个子系统不断向外扩张、向深处拓展，客观上使得子系统间有了联系。相互“增添”是其主要的艺术手段，扩张中开始接纳对方的某些异质因素是其“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叁个十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的高度融合期。五四时的相互对峙消失了，代之以两个传统(西方传统与本土传统)的复杂化融合。叁个子系统间也表现出一种合流的态势。如果说前期的偶一回瞻还是无意识的，此时彼此的消融则是有意识的刻意的追求。 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因事因时因人而变。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就是建构在心理描述对象、心理描述环境与心理描述主体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基础上的。
刘必兰[2]2010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的生成动力——《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之四》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因事因时因人而变。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由现代主义心理描述、浪漫主义心理描述、现实主义心理描述叁个子系统构成)就是建构在心理描述对象、心理描述环境与心理描述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基础上的。
姜丽清[3]2016年在《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启蒙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在欧洲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更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这一运动及其精髓也传到了中国,并在五四时期大放异彩。启蒙运动的精神促进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五四小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成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之一。而五四小说从理论到观念、从创作到技巧的很多根本性变革,都是在西方思想、观念以及西方大量的小说作品及创作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发生的。它不仅为我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新的内容,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并且,五四小说的艺术态度、艺术格调、包括艺术宗旨等等都明显区别于中国的旧小说。鉴于西方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的诸多不同之处,将五四小说放到中西启蒙的广阔视域下进行研究,更可见五四小说的许多实绩与不足。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启蒙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中西方启蒙运动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同,以此为视域背景来观照五四小说。同时,论文还对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与梳理,并提出论文的主体框架与研究思路,也指出了论文存在的不足。第一章以启蒙为视角考察五四的“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第一节分析“文学研究会”以“启蒙”为文化宗旨的特点,第二节考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启蒙特色,其对底层人民蒙昧状态的揭示以及作品中鲜明的理性色彩,都彰显了“文学研究会”的这一启蒙性质;第叁节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代表“文学研究会”创作实绩之一的“问题小说”上。这一部分对象征着中国现代小说序曲的“问题小说”与代表着西方启蒙文学独特成就的哲理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肯定了“问题小说”创作实绩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小说”哲理上的不够深刻、书信体结构使用的技巧上的不足、与哲理小说题材领域的不同以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巨大差异。在“问题小说”与“哲理小说”的比较中,可窥见中西启蒙思想内涵,为理解五四小说提供新的角度。第二章考察的是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与策略。第一节分析了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婚俗描写中折射出的封建桎梏、对顽固的封建落后观念的批判、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乡民的悲惨生活的揭露。第二节探讨了启蒙理性烛照下的国民性批判,以启蒙理性为五四小说带来的“科学”、“民主”为武器,以“科学”的姿态对乡民的“迷信”进行批判,以“民主”的理念反对奴性崇拜,并对集体无意识背后的国民心理进行了批判。第叁节探讨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文化心理距离,分析了乡土写实小说的作家对乡民的“俯视”姿态,指出了鲁迅在启蒙之路上的卓越成就,同时指出了乡土写实小说作家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启蒙策略的不足之处。乡土写实小说的启蒙视角与策略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五四启蒙先驱的某些启蒙诉求。当然也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这一启蒙视角与策略也反映出他们的启蒙局限。第叁章探讨了浪漫抒情小说的启蒙书写。第一节考察了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渊源,并梳理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二者互补才能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第二节分析的是作为浪漫主义“精神之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他对理性的批判使启蒙在本来的高度上更进一步,而这一主张又使浪漫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源。第叁节分析的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中国的现代浪漫主义植根并成长于五四启蒙运动的土壤,带有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烙印,因此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同时,又对“平民文学”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平民化、边缘化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对比,以便对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浪漫主义进行深入辨析。第四节论述了浪漫抒情小说的启蒙书写,分析了浪漫抒情作家的流浪气质与个性主义启蒙实绩。第四章探讨了五四启蒙文学的个别不足之处。第一节分析的是五四启蒙先驱对于易卜生的“误读”,分析了有意误读与无意误读背后的深刻原因。第二节分析了五四启蒙运动中理性的不足,以至于从思维革命的角度来看,五四启蒙运动是未竟的思想启蒙运动。结语部分肯定了西方启蒙运动对于五四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指出由于西方启蒙运动自身的困境及其遭遇到的外部危机,为五四启蒙运动带来了变数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逆转,影响了五四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启蒙自身内部具有两种相互批判的张力,完全可能拯救启蒙于自身的悖论之中。同时其内在资源的丰富性,又使启蒙成为了现代性之母。最后,在看到西方启蒙对于五四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五四启蒙小说以传统文化资源丰富、改造启蒙思想时显示的东方文化的内在力量,这也彰显了五四启蒙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
王天娇[4]2013年在《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当代电影改编》文中提出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当代电影改编这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就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建构入手，分析现代小说经典的建构与在大众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电影改编。首先对本文的“经典”一词进行界定，而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建构方式与意义也更是对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构建条件及存在价值的最佳阐释。而在大众化语境下中国现代小说的电影改编是当下大众化语境下的老曲新唱，也早已从上世纪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改编高潮中形成了中国自有的改编模式。而后本文对小说与电影这两种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众多不同之处的艺术形式进行比较：将小说从阅读感受即小说是由文字堆砌而成的图画且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以及思考方式上是一种私人思维的阅读体验等方面进行分析；又将电影从镜头的直接魅力、声画在叙述时的新鲜活力以及沟通是一种交互性的观看体验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是作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雅文化存在，而当代社会语境下的电影更多时候是受大众文化与大众需求引导和影响的，二者一个更注重深刻的内涵而一个更注重直观的图像。而本文的重点是小说与电影的改编与其转化过程，即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是从文字到图像的审美转换，而之所以一些小说被转换成电影、一些没有，是因为这些被改编的小说与电影有着一些内在的契合，表现在二者都具有生动的故事、清晰的结构和鲜活的人物，二者都极会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通过时间的讲述和空间的演述形成了不同的但清晰的结构，而在这其中烘托出的是通过理念描写出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本身对受众的艺术感染力；而也是因为二者有很多艺术和艺术元素上的不同致使小说在被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也使最终的电影作品与小说原着产生了一定的不同，这些不同都是由于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根据小说艺术与电影元素的不同，首先将小说的叙述视角进行改编是由于小说与电影一个抽象一个具象的不同想象空间，而思想维度上进行的增减是出于小说和电影由深到浅的不同理解视域，而审美体验上进行的转换是出于小说与电影中文字与图像的不同认知接受。这也就是中国的电影改编者们一直在讨论的忠实与创作，争论小说的电影改编到底应该是忠实于原着更多，还是应该有更多的改编与创造，而这一问题不光是中国电影人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理论争鸣，是电影改编的时代需求，更是世界电影制作的理念追求与争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更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非经典性复制，是从多方面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改编。首先具体表现在在对文学主题的改写中，可以说是思想深度的丢失和政治话语的重释，是从人性的探究到政治意识的强化过程，是从思想意义的理解性思辨到休闲的娱乐消费的过程，是从典型的塑造到典型的泛化的过程，更是从灵魂的探寻到日常生活的描摹的过程，而这些分别是对小说的主题意义、故事内容、人物性格和价值取向的重构。而在艺术元素的改写上，小说与其改编而成的电影的不同就是叙述语言的阅读思考与视觉画面的感官接受上的不同，是叙述声音的改写即叙述视角从“我”的自身反思到“他者”的客观叙述的改编，是在叙述结构的改写中将叙述时间的多元探索变成叙述情节的趣味化发展的改写，是将人物形象描写从性格刻画的深度剖析到心理描写的复杂性缺失的描写的改变，是在叙述情境上将时空视域的想象性变成了具有空间信息的工具性的环境展现。从小说到电影，这样的一场反思与重构，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来说是一场经典的再接受，是中国现代小说在当下受众面前的再次展示，是一场当下受众对于由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改编而来的当代电影的审美期待。这其中暗含着小说经典的重释与改编者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间的关系，而这样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的延续与当下社会的大众化需求间的悖论，是原着的忠实解读与观众心理接受之间的博弈。
汤振纲[5]2009年在《夏志清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着名的“异见”分子,批评者认为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充满了“偏见”,赞同者和文学接受的事实却又肯认他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洞见”的魅力。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关于其文学批评的研究应当是一个“在批评”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从批评观念、批评空间、批评方法叁个方面展开研究。夏志清文学批评观念的首要特征是“纯文学”批评,他以“纯文学”批评来抗衡左翼教条主义文学和功利主义文学,然而其“纯文学”批评又有着注重人道关怀、主张写实主义、强调以个体的“人性”与“道德”为视角等复杂内涵,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左翼文学的“偏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的“纯文学”论争和当下的“底层写作”。全面认识夏志清“纯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复杂内涵,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研究夏志清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前提。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常从道德视角论评人物和作家、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批评缺陷,“道德视景”(moral vision)是其批评语汇中的重要概念,他的文学批评广泛关注人性道德的各种问题,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常常在道德这个层面上扭结在一起,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景观”。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批评实践中有大量这样的批评实践。由于结合了人物心理的深层开掘和人性道德冲突的无限可能性等深度追问,使夏志清的道德批评并没有落入道德说教和教条主义的陷阱。夏志清文学批评的“道德视景”启示我们:文学批评应当有道德承载,应当关注文学在道德问题上的表现力和反映力,作家和批评家应时刻提醒自己对人类的道德承担,应当具有“重申人道,重建荣誉”的道德意识。宗教精神是夏志清文学批评观念中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他的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标准渗透着浓郁的宗教意识。具体表现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肤浅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审视和批判当中,也广泛分布在他的众多的作家作品论中。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宗教精神的认识虽然不够全面。但他的批评实践在“为圣灵”与“为人生”写作之间努力寻找平衡,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写作、灵性写作、神本写作等诸多问题。在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空间夏志清成果卓着。他以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尺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总体特征进行批评。他在中国古典小说批评中,努力构建现实主义小说美学尺度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他的新颖别致的人物论,体现着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独特眼光。虽然他不能脱除海外汉学“以西典律中国”的理论惯性,然而若以开放的胸襟来考察他的古典小说研究,我们应当赞赏他考见得失、截长补短的良苦用心,应当敬佩他慧眼独具的、濡染着西方人文主义色彩的审美眼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批评影响最大,其中“感时忧国”说和“文坛新四家”是他在这一批评空间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他以“感时忧国”为视角总体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和内涵,并深入反思写实主义和讽刺传统在这总体性时代精神下的流变,这有助于我们祛除“阶级论”模式、二元对立斗争模式等新文学阐释理论的僵化思维范式,有助于我们借鉴西方和世界文学的传统,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因袭的精神负担,从而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夏志清对张爱玲“苍凉美学”的揭示,对钱钟书卓绝的“讥讽”和心理描写,对沈从文“田园视景”的印象述评。对张天翼“道德视景”独特承担的阐释……都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发现。“文坛新四家”重排经典,直接启发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影响了后来的文学消费、生产和研究。夏志清的现代小说批评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在当代美华小说和港台小说这一批评空间夏志清也有重要建树。他对小说“奇才”白先勇小说的两期分类和其“阿多尼斯”情结的阐释;对于梨华作品“没有根的一代”的文化心理内涵的细致分析,是其美华作家评论的重要成果。他在陈若曦评论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和对其小说“最朴实、冷静的写实主义”风格内涵的总结;以及他对台湾和香港其他小说作家的坦诚直率的评短论长,为台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夏志清在这一批评空间中涉及的作家和议题极为丰富多彩,但统观起来,他是在“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这两个历史场域和文化主题中不断出入穿行,他将华语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中来考见得失,既不自卑也不自夸,体现了一个批评家宏阔的批评视野和坦荡的胸襟。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虽有不同,但却密切相关。文学批评为文学史写作提供观点和材料,不断更新和推动着文学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又为文学批评的开展奠定知识和观念的基础,文学史常常是不同文学观念相互较量的批评场域。夏着《小说史》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文本,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从文学史撰着的方法层面看,其典范意义在于:比较方法带给文学史写作的通观视野;与文本细读伴随而生的文学史撰着的个性化策略;“一炉而冶”的文学史史传模式。夏着《小说史》因为其文学批评的个性化风格,更像是一个批评家的文学史,其方法论的意义不可忽视,这对我们的文学史写作理论和实践都大有裨益。如果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酷评”这个概念,我们或可用“夏氏酷评”来概括夏志清文学批评的风格及方法特征,其具体表现为:好下判断,喜用“最”“一”;不同流俗,常作反调;宏观论评,新颖卓异;有褒有贬,持论坚定;语言生动、机智诙谐。在文学批评缺席、失语或者商业化的趋向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还是缺乏敢于直言、不曲学阿世、机智幽默的“酷评家”。“夏氏酷评”启示我们:要致力于建构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批评个性;文学批评要建立以审美批评为中心的批评标准和价值体系;文学批评要打通中西和古今之隔。
房伟[6]2009年在《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文中指出“宏大叙事”,是解读1990年代小说关键词之一。对“宏大叙事”的理解,直接影响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面貌、整体框架和内在评定标准。然而,对该概念的使用范围、内涵、局限、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意义生成状态,我们还缺乏清晰认识。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理论,首先是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推出的术语,原义指呈现出整体性、宏大性的现代性神话,后被扩展为一种人类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利奥塔将宏大叙事分为启蒙解放与哲学思辩两个类型。启蒙解放叙事,主体是人民,目标是自由,人类从宗教和封建专制中摆脱出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确立。思辨叙事,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知识与理性,追求科学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运而生,本义的负面色彩浓厚,在解读上也存在很大争议。在向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延伸时,后现代思维对“宏大叙事”的认识,更具一定偏颇性——特别是该理论在阐释第叁世界国家文化的时候。就中国语境而言,宏大叙事概念伴随后现代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国,并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它既有利于解读文艺界新现象,也造成多重“误读”,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实际的脱节,更影响到文学批评导向,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对1990年代小说,我们目前文学史认知的一个常识性判断,就是“宏大叙事解体”。但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何在,宏大叙事对1990年代小说的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宏大叙事是否解体并消失,以及宏大叙事如何解体,多元叙事如何确立等问题,目前学术界还缺乏有份量的研究专着。我认为,在目前理论前提下,宏大叙事,可以被看成一种人类“趋向整体性、宏大性的”思维方式,一种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本质性因素。涵盖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权威,在1990年代中国已趋于解体。然而,正如现代性发育,对后发现代中国仍具合法性,1990年代小说“中国宏大叙事”,也并没有终结,而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启蒙思想、国家民族意识、革命意识等不同宏大叙事类型重新“暧昧整合”的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并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在绪论与上篇部分,首先,我梳理了宏大叙事理论的概念生成,以及围绕它而产生的争论。这里,我强调了两点。一是后现代理论下宏大叙事概念的内涵,二是指出这种以解构姿态出现的“宏大叙事”语义的缺陷。其次,我研究了宏大叙事与现代小说结合的过程,并分析了现代小说中宏大叙事的美学因素。它不仅可以表述为经典现代小说的本质性形态,也可以成为结构性要素;它不仅是小说思想意义、小说主题、小说技法、小说美学风格、也是一种构成性的小说叙事策略。再次,我从总体上,重新指认了1990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特点。一是1990年代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叁重误读,即宏大与个体的对立、宏大叙事的终结、解构与建构的对立;二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逻辑,即无法断裂的断裂性;叁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形态,即理论与创作错位、并置性生成、杂糅式整合。这些特点,既给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表述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又蕴育着有中国独特文化经验的“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具体而言,在1990年代中国小说中,有两种非常明显的宏大叙事性质素。一是启蒙宏大叙事,二是国家民族叙事。启蒙宏大叙事,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暂迷茫后,在反思和有限个体性原则下,推向了新的人性深度表述。它可以大致划分为批判性个体、世俗性个体、和谐性个体叁个类型。在批判性个体小说中,存在着悲剧抗争意识与死亡意象,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有限个体化历史反思四种宏大叙事特点。悲剧抗争与死亡意象,为集体性激进启蒙唱响了挽歌。而“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反思视角”,“隐含作者与叙事者、主体性人物价值趋同”的双重叙事策略,则一方面标志着“对封建权力专制的反思”与“对启蒙的反思”同时并存于这类批判性小说中;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批判性启蒙小说,人物、作者与叙事者在相对平等关系下,重塑启蒙理性的努力。在世俗性个体小说中,存在革命与世俗的悖论,女性身份与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述困境,世俗幽默的主体焦虑叁种宏大叙事表现形态;世俗个体对革命叙事的解构,伴随着世俗个体神话的生成。然而,革命却在“青春期的转喻”、“区隔革命恐怖与理想主义”等策略中,成为精神怀旧与市场化暧昧整合,从而将颠覆的冲动与叛逆的解构杂糅一体。女性身份和权力的构建,也在消费文化的挪用和改写之下,面临着内在危机。而世俗性幽默小说,在利用“幽默”找到世俗个体信心时,也使“话语过量”的焦虑,时刻阻挠着主体性的完成。和谐性个体小说,则存在日常生活的审美提升、伦理美乌托邦、虚构历史的轻逸想象叁种宏大叙事倾向。和谐性个体小说对日常经验的“审美化提升与反思”,是其策略之一,展示了1990年代小说家向和谐美回归的审美趣味;伦理美乌托邦在结合“启蒙”与“传统美”时,则表现出巧妙的“意识形态规避性”;而从历史虚构到虚构历史的转变,“轻逸”的古典想象,在先锋转型之中,有着削平深度、将启蒙变为通俗故事的内在危机。同时,我还以“余华小说的两次转型”与“王小波小说中的革命+恋爱”为个案,进一步分析启蒙宏大叙事在“解构”与“建构”并置,“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情况下新的可能性与表述困境。余华从否定宏大叙事,到认同世俗性启蒙,再到生硬地回归宏大叙事,深刻地验证了一部分启蒙叙事小说的内在逻辑。而作为“文坛异数”,王小波改写“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重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性爱与爱情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从而有效反思了集体性启蒙弊端,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欲望合法性、智慧与创造力,凸出了启蒙的有限个体性原则。国家民族叙事,也是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表征。就其整体性特点而言,1990年代小说中国家民族叙事最鲜明特色,就是“文化复兴现代中国”。这是继五四以来“他者的启蒙焦虑”、“建国神话”后,国家民族叙事新的核心内涵。这种内涵在1980年代已初现端倪,并在1990年代不断发育,成为比较鲜明特点。“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一方面,延续了国家民族叙事的现代性品质,以现代国家民族主体的塑造为其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他者启蒙”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遮蔽,以及“建国神话”中阶级革命对国家民族意识的改写。同时,这一特点的出现,也使1990年代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更具主体性与开放性,允许国家民族意识与革命叙事、启蒙批判、通俗消费文化以“杂糅”与“并置”的方式加以整合。具体而言,1990年代小说国家民族叙事呈现出“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与“民族文化史诗”两种叙事倾向。“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是延续80年代改革小说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艺术策略,从属于“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设计。这一新宏大主题,使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顺应时代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规范下,不断调整与整合,并生成了“主旋律小说”,这一特定的小说宏大叙事美学。这种“凸出主体、容纳多声部”的叙事策略,杂糅政党利益、阶级革命叙事、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启蒙批判与大众通俗消费意识。它围绕国家民族意识核心,形成由近至远,既有核心价值,又杂糅而开放的同心圆式体系结构。主旋律叙事不仅有效整合了各种小说类型(即新改革小说、新军旅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官场小说),而且在每种类型内部,也都复制了这种稳定结构形态。再次,就“民族文化史诗”而言,国家民族叙事,从启蒙史诗与革命建国史诗中挣脱出来,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主题下,不断拓展史诗的空间和时间建构,从而形成现代小说的史诗主体。在叙事空间感上,它表现为原有叙事空间的拓展,以及新的叙事空间的生成。在叙事时间上,表现为民族文化时间记忆的复活。通过这两种方式,中国国家民族叙事打破了“他者启蒙”、“阶级建国神话”的文化被动性,展示了独特现代性经验。就国家民族叙事空间的拓展与塑造而言,“边地小说”对国家民族叙事中的现代性权力结构复制,通过超然的叙事者,暧昧的价值态度,使得“边地的边地”的故事,复制了西方/中国的权力关系,成为中国国家民族想象内部,建构现代性关系的一种方式。对“城市中国形象”塑造而言,则是通过“城市怀旧”与“都市新女性”两种策略来完成的。论文以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在该小说世俗怀旧神话对宏大历史的虚假对抗性、哲学分析性语言与世俗性语言的缝合与绽裂、“城市史诗”内在悖论、小说的“空间阴性化”价值形态四个特点之中,总结其“怀旧化”城市中国形象塑造的得失。对“都市新女性”而言,论文以《上海宝贝》为例,寻找其在个人化表述、消费文化与宏大叙事间暧昧的缝合策略,阐释1990年代语境“变形”的宏大表述。对“异域中国的想象”,本论文则通过《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乌鸦》、《扶桑》等作品分析,通过“国家民族主体”与“他者”的叁种想象关系:“征服”、“羞辱”和“平等”,女性自恋、女性自虐与他者得女神叁种主体塑造方式,来考察这个想象过程。就国家民族叙事时间记忆层面复活而言,则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和整合。这种传统记忆重生,使很多原本在启蒙批判、阶级革命中被压抑的传统文化信息得到释放,不但使现代性的构成,更加丰富与多样化,且使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并置,更为明显。在宏大叙事话语形态中展现出新的中国特色。该论文通过《白鹿原》、《九月寓言》等长篇小说,在“现代视野下乡土中国时间体验的儒家宗族文化”、“另类诗性传统记忆的复活:在野地和海洋之间”等切入角度,分析了传统记忆复活的形态及其危机。最后,该论文又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意义下的后现代小说形态,以及其缺陷。论文指出,宏大叙事,作为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并不能简单以解构或消亡论,就可以消除。它是人类“获得认可欲望”的一种现代标识。同时,1990年代小说宏大叙事形态,也深深影响了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表述方式,使得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何雪凝[7]2018年在《心理世界的艺术呈现》文中研究说明文学的中心是人,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化,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大。文学“向内转”,将焦距调准到人幽微复杂的内在世界,探知曾经长久被压制、被漠视的心理疆域,成为时代赋予文学的必然要求,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产生的。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于发生激烈变化的大转折时代,它既大力汲取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营养,又带着中国文化的因子扎根在本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这就注定了其复杂多元性。本文认为,对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进行研究非常必要,因为其涉及到的内容关乎对中国现代文学本土经验的理解,也关涉到对文化转型时期文学的丰富性与多重性的解读。本文从新文学时期文学生态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的特点出发,力争以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多角度分析,探寻外来的、高度抽象的和极其混杂的术语(“心理现实主义”)如何在新文学不同作家和理论家手里获得生机,变得生动、鲜活。基于此,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安排如下:绪论部分归纳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相关概念,梳理自五四以来的相关学术史,明确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意义与对象。第一章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渊源探微。首先从新的人学观念的确立,柏格森生命哲学、心理时间以及威廉·詹姆斯关于意识流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文艺思潮在五四后的引进热潮等方面探寻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化语境。其次,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探寻其为中国现代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提供的仿效模型,尤其以对世界公认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开拓者亨利·詹姆斯的译介和模仿为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探讨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中国化的整体情况。第二章探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围绕主观经验所形成的新小说观。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重视个人经验的价值,以个性化的主观经验为核心,在表现对象、结构、环境这叁大小说范畴中,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新小说观:“内心生活”成为其表现对象,而“内心生活”由于抽象性与主观性特征,就需要突破有机结构观,形成以主观情绪的流动为中心的散文化结构观,同时,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氛围”取代客观物质“环境”而成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新观念。第叁章阐释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开拓。从主观经验出发,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实现了主题的转移与突破,时代的苦闷与颓废、生存的孤独与寂寞以及生命的荒诞与异化成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主题领域进行的新开拓。本章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展现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个人精神世界的追问与关怀。第四章分析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形式实验。新的表现对象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形式创新有着高度的自觉,本章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形式上的实验:运用自由联想的意识流手法表现人倏忽变换的心理感受流程;以心理分析手法深入人的复杂意识层面;在心理时间的跳跃多变中对情节进行影像化处理;采用多样化的叙述视角观察体悟个体晦涩幽微的内在感知。在新的形式实验中,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构建起立体的经验结构和叙述结构,揭示出世界的多样化面貌。第五章论述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特征。新的主题表达与新的形式实验,促使新的审美特征的产生,带来新的美学空间。一方面,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悖反传统典雅端庄的美学标准,而以“怪诞”为美学追求,呈现出肆意放纵、新奇怪异的现代审美特征。另一方面,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汲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超越传统的诗性美追求,采用具有诗性精神的陌生化语言与象征意象构建起含蓄蕴藉、深邃悠远的意蕴空间。结语部分归纳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源发背景、小说观念、主题意蕴、艺术形式、审美风格以及其史学价值。
李帅[8]2012年在《“五四”小说身体话语研究》文中提出五四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的存在以身体的存在为标志，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就是对身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不但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也引发了文学的繁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百花齐放，尤以小说最有代表性。小说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末流”、“小道”，经晚清兴起，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时,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和功能。而且小说叙事本身就是身体叙事，小说写作本身就是身体写作，小说与身体的亲缘性关系，使本论文从身体角度研究五四小说成为可能，这也是本选题的价值所在。身体话语在五四小说中既表现在思想诉求上，又表现在审美形态上，还表现在主体的创作实践中。所以选取小说这个文类研究身体话语就是直接触摸人的本真面目和存在状态，选取身体这个角度研究小说可以直接到达小说的本质——小说的本质是一种探询，对人类自我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探寻，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小说是“活”文学，它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①正是因为小说的这种前瞻性，本论文以身体话语作为切入点研究五四小说，试图以一个小的横截面透视五四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伦理、审美，以西方身体理论为依据，以五四时期的身体意识为线索，从身体症候的角度对五四小说的思想内涵、从身体隐喻的角度对五四小说的审美形态、从身体体验的角度对五四小说创作主体进行剖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概括身体话语在五四小说中的建构性意义。在绪论部分交待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谱系学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和症候阅读法，明确了该论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并对相关概念如五四小说、身体话语进行界定。第一章从逻辑层面表述，论证身体话语的理论资源和身体话语的文学表征。因为身体话语是在西方身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要阐释清身体的原理论，包括主体、激情、自由意志、欲望和存在五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而这些理论大多在五四时已被中国引进，实现了“本土化”，所以才出现了五四小说身体话语这个世界，这是本论文进行研究的前提；身体话语的文学表征是从理论的高度观照文学，从身体与文学的亲缘关系、身体在文本中的表现形态和身体在现代小说中的意义叁个方面来阐释。这是本论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从历史层面表述，交待五四理论家共同努力从不同角度建构身体话语，阐述了五四时期身体意识演变的叁个历程：一是倡导身体的解放，即解除身体上的意识形态附加，批判封建伦理观对人性的摧残，从而提倡个性的解放，由此引发出对社会结构底层的民众的解放，反映到文学观念上就是文学为人生的理性启蒙。二是对人性的发掘，回归到个人，回归身体本身，高扬一种身体的主体性，五四人在灵与肉、情与理的重重矛盾中进行着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探索。叁是释放身体自身的能量，并对身体内部空间进行纵深开掘，由此中国七情六欲齐备的人才能出现。反映到文学观念上就是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自我意识。第叁章论述五四小说思想诉求中的身体话语表征，分“人的解放”与生存伦理下的身体话语、“时代病”与作为医学框架下的身体话语和“自我暴露”与个性主体感知中的身体话语叁个部分进行阐释。叁章和四章开始对五四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第四章从身体修辞的角度阐释五四小说审美形态的艺术言说。身体因其自身的修辞性，从而得以进入文学的视野，本章从身体的修辞功能之一——隐喻的角度透视五四小说审美形态的艺术言说，发现审美形式中存在着无形的身体，即语言、文体与创作手法体现的身体意识；而在对文本的审美体验中，则发现了有形的身体即文本中的身体意象：疾病、死亡与性欲。第五章探究了五四小说创作主体的身体经验与文学诉求的关系，从童年生活的创伤记忆带来的身体缺失感、故乡文化的地域滋养产生的归属感、留学生涯的生命历练引起的漂泊感以及宗教关怀引发的逃离感四个维度展开。结束语是本论文的落脚点，即身体话语对五四小说的建构性意义。从人学重建到身体主体性的高扬，从小说革新到审美现代性的救赎，身体话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面对五四小说文本的分裂，五四时期审美的矛盾，人类永恒的身体悖论，我只能以米兰·昆德拉的话作答：“小说就是对人类处境本质的一种探询，它所探询的最终结果是一种终极悖论”①。探索的征程远未结束，我们仍在途中。
周丽娜[9]2009年在《现代性悖论与被压抑的物质言说》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物。货币的出现,促进了人类从野蛮的初民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伴随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功能的普遍化和深入化,“金钱”大量而频繁地出现于文学文本中。在人类的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金钱所表征的是“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之间的“现代性悖论”。论文以此为理论依据采用内外结合、点面结合的方式分析论述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主要特征、价值和意义。全文分为导论、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语境、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主体、罪财:道德理性视角的存留与遮蔽、工具:经济理性视角的深度与限度、穷人的生存悲剧与美德、知识者的生存与理想、女性的商品化与独立性、个案研究以及结语,共十部分。导论部分阐明了“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现代性悖论”以及“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金钱书写”的涵义,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价值及本论文的逻辑框架和创新性。论文主体部分首先描述和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具体历史语境和书写主体的特征。第一章主要总结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社会现实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的特征。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初具现代性特征,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展和过渡,现代货币制度也初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而这种以金钱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必然渗透到人的精神结构中,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表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主体的产生、特征及其金钱观念。由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文学运作方式和知识分子谋生方式的变化,促进了以稿酬为生的中国现代职业作家——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主体的产生。可靠的金钱收入既为中国现代职业作家保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立场提供了最大可能,同时由于中国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和现代文化市场的不成熟,金钱也成为制约他们行动和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中西价值理念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现代书写主体的金钱观充满矛盾和悖论,他们既从现代经济理性的角度反思和重估了中国传统的德性主义金钱观,又兼具“金钱万恶”的“罪财意识”和“精神优于物质”的道德主义取向,总是力图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论文的第叁章至第八章是对中国现代小说文本中金钱书写的具体分析和论述。第叁章主要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首要特征:“罪财意识”。在“罪财意识”支配下,中国现代小说从道德理性的角度书写金钱和金钱欲望,深刻地揭示了由金钱所制造的人的异化过程和结果,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塑造金钱异化人形象。“罪财意识”使书写主体能够始终坚持对金钱负面影响的清醒认识和批判立场,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的金钱书写达到一定的批判与反思的深度与广度,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金钱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的表述,不能更全面的揭示金钱的现代性内涵,遮蔽了对人的物质存在意义的全面书写与深入探索。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中的“工具意识”。它与“罪财意识”相反,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将金钱视为现代人生存必需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从现代经济理性的角度肯定金钱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正面作用和意义。正是在现代经济理性的烛照下,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和观念显示出其保守性和落后性,显示了其与现代经济环境的错位与不适。其客观书写方式也使得在现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环境中所产生的现代金钱化社会关系获得了崭新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在现代经济理性的影响下,书写主体不仅在物质生存层面肯定了人的物质欲望和金钱欲望的合理性,而且也在精神层面肯定了这种欲望的价值和意义,塑造了富有生命活力与质感的金钱欲望人形象。现代经济理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金钱书写主体提供了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思考维度和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在物质生存问题方面思考的不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析论述了在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经济理性双向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在穷人与金钱、知识者与金钱、女性与金钱关系的书写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悖论。第五章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金钱书写主体对生存权,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生存与命运的关注。他们既从道德理性的角度赋予了“贫穷”以美和善的价值,书写穷人的美德,同时也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将“贫穷”作为不合理因素,批判和否定了现存社会制度。第六章论述了中国现代知识者与金钱的复杂关系,这也是书写主体自身金钱体验的表达。在现代经济环境中,中国现代知识者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不愿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既在精神层面蔑视金钱,又在物质层面离不开金钱。这使他们一方面陷入与环境博弈的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生存的焦虑。第七章论述了在中国现代经济环境中,女性与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文本首先揭示的是“典妻”、“卖妻”等以女性为物品或商品等野蛮风俗的非人性特征。男性视点下的女性商品化集中于对事件发生过程的叙述与反思,而女性视点下的女性商品化则着重于“典妻”过程中,女性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其身心俱受折磨和摧残的叙述和表达,这种书写方式既是对金钱负面影响的反思,同时也指向了不合理的男权制度。中国现代小说书写了女性因掌握了经济权而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从而在两性关系中掌握着充分的主动权;也书写了女性争取经济权的艰难过程及经济独立后的悲剧性命运。第八章分析论述了六位代表性作家小说文本中金钱书写的特征和意义。鲁迅的小说文本最早建构了具有多重现代性内涵的金钱话语,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表现出强大的人文力量和实践力量。他对“金钱”这一现代社会“世俗之神”的智性审视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对人的物质存在的现代反思。作为一位具有鲜明政治理念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的小说文本既客观地书写了“金钱”在现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揭示了其所具有的“双刃剑”特征,同时也以政治表述方式书写了中国现代经济的整体发展与变化。郁达夫在其小说文本中极力渲染知识者主人公的贫困生活处境,表达了生存于传统和现代夹缝之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物质生存焦虑,也是无法摆脱沉重传统负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经济环境中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折射。早年的贫穷生活和在英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给予了老舍双重影响,使其既坚守着穷人的立场,关注着金钱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影响,书写穷人的美德,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现代经济理性,反思和批判了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传统金钱观和生存观。张恨水通过金钱、性别与爱情叁者复杂关系的叙事,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金钱欲望和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也将这种欲望的膨胀作为一种道德失范进行了否定。张爱玲的小说文本是女性“金锁记”的书写。在其文本世界中,女性的金钱欲望隐含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展示的是人性的脆弱;另一方面,它又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生命中被压抑和忽略的深层真实。这六位作家都是在“现代性悖论”中揭示金钱的现代内涵,同时又都在不同程度的压抑状态中言说和表述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欲望。结语部分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总结了中国现代小说金钱书写的特征:压抑性的物质言说方式和缺乏对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关系复杂性的深层探索与书写。论文以金钱作为切入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一种经济维度,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金钱书写,改变了以往经济视角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过分注重外部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方式既意味着一个文本研究新视角的引入,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基于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现代思想对人的物质存在问题所进行的现代思考的不足,中国现代小说如何言说和表述金钱及其相关问题将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尚待研究和梳理的新问题。论文既着重于从这一视角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同时也力图发掘更多已被历史淹没的文本,借此阐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金钱书写对于现代文学、文化以及思想等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实践方面,论文希望能够针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发言,帮助当代人认识货币作为现代文明发展标志物所具有的多重现代性内涵,能够更好地适应货币经济时代的发展。
李自芬[10]2005年在《小说身体：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晚清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对中国人来说充满了创伤和痛苦的记忆。这种创痛既来自于外来武力的入侵,也表现为中国文化自身内部再难以为中国人支撑起生命的价值、信念和信心。内外的交困使中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对自身身份确认的巨大焦虑和困扰之中,这就是被李鸿章称为的“中国叁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以异常惨烈的方式将中国强行拉入世界“现代”格局,摧毁了中国人固有的时空观念和体验结构,使一向以中央之国、天下之人自居的中国人,体验到了身处劣势、受人欺凌的羞辱感和创伤感。而这种创痛感使中国人在进行现代自我的确认和建构时充满了对自身传统以及西方他者的极为矛盾和复杂的心态:首先,“西方”作为侵略者构成一种压抑性力量,它通过对中国人自信力的去势将其陷入一种交织着羞辱与痛楚的体验之中;同时,它又以各种物质的丰富和先进所呈现出来的“强大”(也意味着进步),使中国人体验到一种似乎可望并可及的未来图景,成为现代中国人自我想象力的力量源泉——是舍弃“旧我”走向“现代”的希望所在。在这种现代自我的想象与建构中,身体成为突出的文化表征,是转型时期(由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启蒙主义者思考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从康有为、梁启超等到五四一代,皆把中国积弊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身体的老朽病弱,而将希望寄托在建构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上,中国现代小说成为这一民族寓言的载体。 另一方面,现代性促成的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裂变,使中国人对自身传统充满自卑和厌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向往和追求。这种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性”理解,促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身体存在方式的产生:一是清末民初大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D]. 刘必兰. 扬州大学. 2003
[2].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的生成动力——《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之四[J]. 刘必兰.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0
[3]. 启蒙视域下的五四小说研究[D]. 姜丽清. 吉林大学. 2016
[4].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当代电影改编[D]. 王天娇. 辽宁大学. 2013
[5]. 夏志清文学批评研究[D]. 汤振纲.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6]. 艰难的生成与暧昧的整合[D]. 房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7]. 心理世界的艺术呈现[D]. 何雪凝.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8]. “五四”小说身体话语研究[D]. 李帅. 辽宁大学. 2012
[9]. 现代性悖论与被压抑的物质言说[D]. 周丽娜.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10]. 小说身体：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D]. 李自芬. 四川大学. 2005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宏大叙事论文; 夏志清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