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论文文献综述）
王桂妹,王思侗[1]（2021）在《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晚清时期所输入的传统与现代并蓄的新式教育理念"贤妻良母主义",虽经五四时期现代"娜拉精神"的冲击而黯然失色,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成了一股强劲的隐性挑战力量,并在抗战前后勃兴为一场大规模的"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主义"大论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知识界（女界）在驳斥国民政府及保守知识界复古论调的同时,也向广大女性提出了"从国家""从民族",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的新要求,号召广大女性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与之相应和,抗战文学也对民族救亡所需要的新贤妻良母进行了身心重塑,进一步书写了抗战女性在担负国家民族与家庭母职/妻职之间的困境,发出了女性解放的进一步吁求。
赵梅[2]（2021）在《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文中研究表明女性地位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女子地位较男子相比,一直处于低贱状态。近代以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传入我国,这对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女子形象产生了冲击,女性地位悄然发生改变,民国时期的女性地位的变迁也逐渐显露出来,它不仅是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更与当时的政治革命息息相关。不论是康梁变法中维新派大力倡导创办女学,还是抗战爆发以来,女子应该走向社会抑或回归家庭的争论,这些事件无疑都是女界的转折点,对女性形象和新角色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女性以何种形象奉献社会,服务家庭也能够更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这无疑是社会史与女性史的结合。《妇女共鸣》杂志发表时间为1929-1944,它作为核心杂志被共鸣社创办,基本跨越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它的出刊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主体内容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期间虽然由于经费短缺和抗战的爆发屡次遭遇停刊,但总体出刊时间较为连续,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杂志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对本杂志所反映出的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的认识,主要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对杂志主体内容进行介绍,角度集中于办刊机构、主创、主要内容以及办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方面。第二章至第四章从不同方面对本杂志展现的女性地位变迁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家庭、社会以及政治。家庭方面既包括女子在恋爱方面的追求自由和在婚姻方面的力求达到理想状态,也包括婚后节制生育思潮和科学育儿观的传入对我国女性在新型家庭建构方面造成的影响,以此来说明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开始摆脱传统模式,自主地位逐渐提高。但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3k主义”的影响,国内刮起“贤妻良母”风,这一思潮在各大妇女杂志上纷纷涌现,《妇女共鸣》从新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了全新阐述,但引发了《女声》、《妇女生活》等知名女性杂志对这一观点的声讨。第三章主要是女子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变迁。长久以来女子受教育人数之低限制了女子的从业率,民国以来政府倡导女学的效果也仅是少数女子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力,这样一来的后果导致大部分女子争取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养家糊口的压力,加之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和为婢现象,导致民国时期废娼和解救婢女成为政府的新任务。普及女子教育和增加女性就业岗位等相关措施的逐渐落实让解放娼妓和婢女成为可能。这也从侧面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特殊群体的存在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整治,而“禁娼令”和“释放婢女”政策的落实以及女子在职业和教育方面引起的社会的重视,足足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的女性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第四章主要立足于政治角度,通过论述女子对参政权力的争取以及新法律的制定、政府逐渐落实对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规定说明女子在政治方面的自主意识更加强烈。女子更加渴望能像男子一样参政并且手握一定的合法权利,她们渴求通过政治方面的改革创造一个新型男女平等的社会状态。抗战的爆发使妇女运动进入新阶段。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使大批优秀青年女子进入战场,不论是担任宣传激情抗战的发声者,还是在抗战后方积极治疗伤兵的女护士,抑或是渴望进入战场杀敌的女战士,都为了保家卫国从不同领域向我们展示了新时期的新女性在保家卫国的任务上不输于男子的胆量,也反映了国难当头的背景之下女子逐渐从家中走向社会和战场,而女性在战乱时的行动也必然会导致女子政治形象和地位的提升。
李玲玲[3]（2021）在《抗战时期妇女“走出家庭”与托儿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女性开始觉醒,要求走出家庭,追求经济自由和人格独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国内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妇女不仅为了自身的解放,更为了使整个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积极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和救亡运动。但是妇女在走出家庭的过程中总是被儿女牵绊,无法全身心投入社会生产和救亡运动。因此儿童的保育成为解放妇女的关键。保育儿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需要社会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又需要妇女改变传统儿女私有的思想。托儿所作为保育儿童的社会性机构,为解决妇女的育儿问题提供很大帮助。当时政府和社会团体乃至个人为免除妇女后顾之忧,保证妇女可以自由参加社会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创办许多劳工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农忙托儿所。这些托儿所的设立对解放妇女参加生产活动和抗战建国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妇女在经济方面实现独立还提高其社会地位,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但是我们应该全面看待妇女“走出家庭”的实际意义以及托儿所对解放妇女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生产活动和救亡运动,有助于妇女实现经济独立和提高社会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就可以获得彻底解放,在男权社会里妇女即使走向公共领域仍然被剥削、压迫,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务抗日的”国族语境下女性的主体意识被湮没。虽然托儿所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儿女对母亲行动上的妨碍,可这只是有形束缚的暂时解除。但如果不改变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不改变养育子女仅是母亲责任的想法,妇女解放最终只能是有名无实。
郭莎[4]（2021）在《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兹九是一位爱国女性,她积极动员妇女抗日救国,并对妇女解放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沈兹九在1931年到1949年参与编辑了五份报刊,分别是《时事类编》、《妇女园地》、《妇女生活》、《风下》、《新妇女月刊》。抗日战争时期,沈兹九利用报刊鼓励妇女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沈兹九发表多篇政治性文章,揭露国民党内战真面目,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呼吁民主。沈兹九不同时期的具体思想与活动,都是其爱国精神的体现。沈兹九的思想与活动具有时代性,体现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知识分子从事妇女解放和救国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文对沈兹九的报刊活动和思想研究表明:首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女性能够在职业领域中同男性争夺资源,得益于清末民初男性精英对妇女解放的提倡。其次,男性话语下的妇女解放仍非常有限,为由“被启蒙者”变成“主动发声者”,女性知识分子自办报刊,女报人群体逐渐形成,沈兹九便是群体中的一份子。最后,女报人在提倡妇女解放的同时主动关注国家时局,将“小我”变成“大我”,将妇女解放融入到民族话语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报人凭借自身独特魅力和个人不懈努力逐渐在男权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她们通过新闻活动和社会活动给尚处在黑暗中的女性大众指明方向和道路。沈兹九作为其中一份子,同样具备群体性特征。她主动办刊,高举妇女解放大旗,抗战时期动员妇女参与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发表反内战、求民主的政治言论。作为办刊者,沈兹九始终坚守妇女解放和宣传救国的使命。沈兹九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求思想和实践相结合,沈兹九在从事报刊宣传的同时亦参加妇女解放和救国的实际工作,正是这种结合让她成为当时文化界极有名气的女报人。
张雪飞[5]（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李金凤[6]（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秦宁波[7]（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德国"妇女回家论"的传播、国民政府对贤妻良母主义的积极鼓吹以及国内保守舆论对"妇女回家论"的推波助澜,"妇女回家论"成为弥漫于社会的重要思潮,其实质是剥离了妇女爱国救亡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回家论"对妇运工作开展以及民族抗战的消极影响,高度重视这场思潮论争并广泛参与其中,围绕"妇女位置在家庭或社会""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教养（齐家）和解放（治国）关系""新贤良主义"等具体问题,探讨"妇女回家"问题论争的思想分歧并揭露"妇女回家论"的危害,揭示出妇女只有回到社会、投入到民族解放事业中,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和实现新的妇女生活。"妇女回家论"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妇运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民族抗战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杨阳[8]（2020）在《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公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一直是个国际性问题,在高等教育3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女子高等教育不过区区的100多年而已。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儒教圈国家,其女子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论文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图表法、案例法和因素分析法,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等资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发起挑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平等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基于什么样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如何落实性别平等的?第三,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四,影响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论文以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横轴,以作者所支持的历史分期为纵轴建立分析框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及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战后70余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论文重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清晰地从教育对社会整体及女性学生个体两方面明确各阶段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结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反观社会现实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功能的制约,分析了日本社会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和现实中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分裂、矛盾和冲突以及逐步解决这种表里不一问题的策略,对于儒教圈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综合探究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内,长期存在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促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一方面也加固了既有的性别价值秩序。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史,可以发现,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学历女性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处境。但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分为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及视角、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五部分,在细致梳理问题意识、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构想、分期结构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第二章,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分为女性主义理论、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三节,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论流派、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表明女性主义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针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式的论述分析。其中,第三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集中分析论述战后初期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四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集中分析论述196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五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集中分析论述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为方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对比,依照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时代背景和对女性的价值期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及变化、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性别平等观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内在机制。第六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根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得出的关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结论,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叶慧君[9]（2020）在《《妇女共鸣》中关于女性家庭问题讨论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妇女共鸣》是1929年在上海成立的妇女共鸣社的机关刊物,于1929年3月25日创刊发行。妇女共鸣社先后迁往南京、汉口、重庆等城市,期间《妇女共鸣》也由半月刊改为月刊,并因战事、物价及各种不安定因素的困扰,几经停刊、复刊,最终于1944年12月在重庆永久停刊。《妇女共鸣》杂志发行十五年间,其围绕女性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均是重要的研究民国时期女性生活的史料。本文以《妇女共鸣》为基础史料,对杂志中关于女性家庭问题的讨论进行研究,并探讨其背后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文章主要内容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妇女共鸣》杂志的创刊发行及特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是对《妇女共鸣》中关于家庭与婚姻问题的讨论进行述论,分别从婚姻问题、已婚女子的财产继承权、特殊婚姻问题三个方面进行述论。第三部分是对《妇女共鸣》中关于家庭与生育问题的讨论进行述论,分别从科学节育、宣传科学的家庭育儿知识、儿童公育三个方面进行述论。第四部分是对《妇女共鸣》中关于家庭与职业问题的讨论进行述论,分别从家庭与职业的关系、坚决反对“妇女回家去”、贤妻良母与贤夫良父三个方面进行述论。本文通过对以上四部分内容的梳理研究,可知《妇女共鸣》在讨论女性家庭问题时,展现出强烈的“争平等”、“求科学”、“促独立”意愿,极力推动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独立。
姜云飞[10]（2019）在《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文中认为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揭示,时尚作为一种文化场域,权力关系贯穿于生产与流行的每一个环节,背后充斥着各种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以这一理论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语境,有助于探讨民国时期1930年代的时尚,尤其是"摩登女郎"这一时尚符号背后,政治、消费和性别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两两交织又不时转换的斗争与联合的复杂图景:国民党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与新兴消费主义合谋,生产出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国货"时尚,同时又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联合,鼓吹"母职救国"压制女权,既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女权声音的批驳,更遭到处于边缘的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的携手反抗;而处于上升时期的消费主义携隐含的帝国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撑,以"摩登女郎"的魅力对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成功的逃脱和反击。此时,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官方和左翼）连同女权又一齐对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摩登女郎",进行了严厉的行政打压和舆论围剿。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1）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贤妻良母”还是“娜拉”:五四以来中国女性问题的纠结 |
| 二、“二从八德”:抗战救亡中“国家的良母”与“民族的贤妻” |
| 三、抗战文学对“国家的良母”和“民族的贤妻”的身心重塑 |
| 四、抗战女性的妻母困境 |
| 五、结 语 |
（2）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妇女共鸣》杂志概述 |
| 第一节 《妇女共鸣》的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妇女共鸣》简介 |
| 一、办刊机构 |
| 二、主创人员和读者群 |
| 三、办刊宗旨及主要内容 |
| 四、办刊主要困难及应对措施 |
| 第二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恋爱与婚姻 |
| 第二节 家庭生活 |
| 一、节制生育 |
| 二、科学育儿 |
| 第三节 “新贤良主义” |
| 一、国际背景——“3k主义” |
| 二、关于“新贤良主义” |
| 三、对“新贤良主义”的争论 |
| 第三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废娼运动与解放婢女 |
| 一、废娼运动 |
| 二、解放婢女 |
| 第二节 经济独立与谋求职业 |
| 一、近代以来的女性职业观 |
| 二、女性职业概况 |
| 三、从近代女子就业看女性地位的转变 |
| 第三节 教育平等与努力求学 |
| 一、近代以来的女性教育观 |
| 二、学校教育 |
| 三、从近代女子教育看女性地位的转变 |
| 第四章 《妇女共鸣》杂志中女性政治地位的转变 |
| 第一节 追求解放与参政运动 |
| 一、女子参政频遇阻碍 |
| 二、女子为什么要参政? |
| 三、近代女子对参政权的争取 |
| 第二节 权利平等与法律制定 |
| 一、女子继承权 |
| 二、新法律的制定 |
| 第三节 民族危机与救亡运动 |
| 一、女性抗战动员 |
| 二、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 |
| 三、女性爱国救亡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抗战时期妇女“走出家庭”与托儿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 妇女“走出家庭”的背景 |
| (一)思想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社会因素 |
| 二 育儿难题对妇女“走出家庭”的制约 |
| (一)育儿琐务拖累下的家庭妇女 |
| (二)工作与育儿两难兼顾的职业妇女 |
| (三)家务、农事缠身的农村妇女 |
| 三 解决妇女的育儿困境的相关主张 |
| (一)实行集体化教养 |
| (二)呼吁托儿所的设立 |
| 四 抗战时期的托儿所的创办情况 |
| (一)政府设立的托儿所 |
| 1. 上海第一托儿所与上海第一劳动托儿所 |
| 2. 南京市第一托儿所 |
| 3. 高桥镇托儿所 |
| (二) 社会团体、个人创立的托儿所 |
| 1. 上海女青年会妇女托儿所 |
| 2. 胜利托儿所 |
| 3. 七七托儿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2.1 民国女报人研究 |
| 2.2 有关沈兹九的研究 |
| 3 时间界定及资料运用 |
| 3.1 时间界定 |
| 3.2 资料运用 |
| 4 研究方案 |
| 4.1 研究方法 |
| 4.2 创新点 |
| 4.3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沈兹九早年的生活经历 |
| 1.1 家世及童年 |
| 1.2 早期教育 |
| 1.3 赴日留学 |
| 1.4 工作经历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沈兹九的报刊活动 |
| 2.1 担任《时事类编》助理编辑 |
| 2.2 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 |
| 2.2.1 刊行背景 |
| 2.2.2 刊物概况 |
| 2.2.3 人际网络聚集下的作者群 |
| 2.2.4 沈兹九的编辑策略 |
| 2.3 创办《妇女生活》杂志 |
| 2.3.1 刊行背景 |
| 2.3.2 刊物概况 |
| 2.3.3 人际网络聚集下的作者群 |
| 2.3.4 沈兹九的编辑策略 |
| 2.4 协办《风下》周刊 |
| 2.5 主编《新妇女月刊》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沈兹九的妇女解放思想 |
| 3.1 沈兹九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原因 |
| 3.1.1 传统社会妇女的生存状况 |
| 3.1.2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 |
| 3.1.3 个人因素 |
| 3.2 沈兹九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 |
| 3.2.1 驳斥“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 |
| 3.2.2 抨击封建思想对妇女的荼毒 |
| 3.2.3 妇女要担起救国责任 |
| 3.2.4 重视妇女组织 |
| 3.2.5 维护妇女权益 |
| 3.2.6 关注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儿童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沈兹九的爱国思想 |
| 4.1 沈兹九爱国思想的形成原因 |
| 4.1.1 民族危机催生下的爱国思想 |
| 4.1.2 近代报业的勃兴和女性刊物的发展 |
| 4.1.3 个人因素 |
| 4.2 沈兹九爱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抨击英国妥协政策、以德意法西斯真面目警示国人 |
| 4.2.2 鼓励国人坚持抗战、坚信胜利属于中国 |
| 4.2.3 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 |
| 4.2.4 抨击国民党媚美政策、揭露美帝国主义真面目 |
| 4.2.5 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 |
| 4.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沈兹九在《妇女园地》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二 沈兹九在《妇女生活》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三 沈兹九在《新妇女月刊》发表的文章 |
| 附录四 沈兹九在《风下》周刊发表的文章 |
| 附录五 沈兹九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7）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妇女回家论”批判的缘起 |
| (一)德国“妇女回家论”的传入及在中国的传播影响 |
| (二)国民政府鼓吹贤妻良母主义及复兴“礼义廉耻”传统道德 |
| (三)保守舆论对“妇女回家论”的遥相呼应及大肆推波助澜 |
| 二、“妇女回家论”的问题分歧与思想论战 |
| (一)关于“妇女位置在家庭或社会”问题 |
| (二)关于“贤妻良母与妇女职责”问题 |
| (三)关于“教养(齐家)和解放(治国)关系”问题 |
| (四)关于“新贤良主义”问题 |
| 三、“妇女回家论”批判的意义 |
| (一)认清妇运工作不足,重视“妇女走出家庭”问题 |
| (二)非空口号反对“贤妻良母”,培养“新贤妻”“新良母” |
| (三)妇女运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要统一 |
（8）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战前日本教育系统的性别失衡 |
| 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男女平权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视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视角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 |
| 一、相关概念及用法的界定 |
| 二、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 |
| 一、女性主义的概念及发展 |
| 二、“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
| 三、“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 |
| 一、传统认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的特征 |
|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思辨 |
| 三、教育机会均等概念及原理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以法定女性人权为基础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战后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GHQ占领政策:女性解放思想的兴起 |
| 二、日本战后复兴:传统女性观的延续 |
| 第二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二、“男女同校”与“男女分校”并行的发展方式 |
| 第三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 一、高等教育面向女性招生及女子大学的设立 |
| 二、短期大学的设立及发展 |
| 三、女子大学的学部构成和课程设置 |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关于“女大学生”的论争 |
| 第四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五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平等 |
| 二、价值维度:传统社会女性观的干扰 |
| 三、话语维度:女性失语、女性保护主义 |
| 第四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两分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日本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 |
| 二、日本型福祉社会的形成:以“核家庭”为单位 |
| 三、日本型学历社会的形成:学历主义、名校主义 |
| 第二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化及发展 |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的原因 |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三、高等教育“女性专用轨道”的形成和固化 |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危机:关于“女大”存在意义的论争 |
| 五、“家政学”的变革和“女性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四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 |
| 二、价值维度:性别平等思维下的价值陷阱 |
| 三、话语维度:男性语境下的自我规范 |
| 第五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均质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日本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瓦解和后工业社会的形成 |
| 二、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构筑:以“女性”为核心 |
| 三、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机构的“大淘汰”时代 |
| 第二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动向 |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特征 |
| 三、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 第三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四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女性环境改善 |
| 二、价值维度:“二流劳动力”以及社会价值的“女性通道” |
| 三、话语维度:男性化的均质平等 |
| 第六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性成就和特征 |
| 一、确立期:以“制度”为中心 |
| 二、扩大期:“女性专用轨道” |
| 三、变革期:流动性增强 |
| 第二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底色:日本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变化 |
| 一、确立期:女性解放思想和保守女性观 |
| 二、扩大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 |
| 三、变革期:以男性为标准的均质性别平等观 |
| 第三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对性别平等的促进作用 |
| 一、确立期:促进女性解放的变革功能 |
| 二、扩大期:抑制性别平等的保守功能 |
| 三、变革期:促进女性多样化发展的变革功能 |
| 第四节 高学历女性的价值和功能: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机遇与困境 |
| 一、确立期:少数女性精英 |
| 二、扩大期:“家庭主妇”和“二流市民” |
| 三、变革期:劳动市场中的“二流劳动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日本战后女大学生人数变化曲线图 |
| 附录2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变化曲线图 |
| 附录3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变化概况(表) |
| 附录4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学生数变化概况(表) |
| 附录5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教员人数变化概况(表) |
| 附录6 战后日本18岁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概况 |
| 附录7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男女差值对比 |
| 附录8 战后日本大学院在籍者数男女对比 |
| 附录9 各学科学生入学状况(1980-2019) |
| 附录10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短期大学列表 |
| 附录11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大学列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妇女共鸣》中关于女性家庭问题讨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1、关于《妇女共鸣》杂志的研究 |
| 2、关于女性家庭与婚姻问题的研究 |
| 3、关于女性家庭与生育问题的研究 |
| 4、关于女性家庭与职业问题的研究 |
| 三、主要内容及章节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 |
| 第一章 《妇女共鸣》杂志的创刊及特点 |
| 一、《妇女共鸣》的创刊和发行 |
| 1、《妇女共鸣》的创刊过程 |
| 2、《妇女共鸣》的发行 |
| 二、《妇女共鸣》的编辑、执笔人和读者 |
| 1、《妇女共鸣》的编辑和执笔人 |
| 2、《妇女共鸣》与读者的互动 |
| 三、《妇女共鸣》杂志的特点 |
| 第二章 “争平等”——《妇女共鸣》中的家庭与婚姻问题 |
| 一、对婚姻问题的讨论 |
| 1、平等的婚恋观 |
| 2、平等的夫妻财产权 |
| 3、平等的家庭地位和共同的家庭责任 |
| 二、对已婚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讨论 |
| 1、已婚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法律沿革 |
| 2、《妇女共鸣》杂志对女子争产的支持 |
| 3、《妇女共鸣》对已婚女子获得财产继承权后的建议 |
| 三、对婚姻问题中特殊问题的讨论 |
| 1、女子贞节问题 |
| 2、婚案问题 |
| 第三章 “求科学”——《妇女共鸣》中的家庭与生育问题 |
| 一、特殊生育问题——科学节育 |
| 二、宣传科学的家庭育儿知识 |
| 1、宣传产妇的科学保养 |
| 2、宣传科学的育儿知识 |
| 三、《妇女共鸣》中的儿童公育 |
| 1、《妇女共鸣》中的儿童公育思想 |
| 2、儿童公育思想的施行——南京第一托儿所 |
| 第四章 “促独立”——《妇女共鸣》中的家庭与职业问题 |
| 一、家庭与职业的关系 |
| 1、职业对家庭的帮助 |
| 2、职业与家庭的冲突 |
| 3、《妇女共鸣》的建议 |
| 二、坚决反对“妇女回家去” |
| 1、“妇女回家去”的产生 |
| 2、坚决反对“妇女回家去” |
| 三、贤妻良母与贤夫良父 |
| 1、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提出 |
| 2、新贤妻良母主义的争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合谋 |
| 1. 民族主义消费文化与男性形象 |
| 2.“妇女国货年”与爱国女性消费 |
| 二、政治意识形态对女权的压制：“妇女回家” |
| 1.“母职救国”论：政治意识形态与父权性别规范的联动 |
| 2. 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改写 |
| 3.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的同向合作 |
| 三、消费意识形态对性别的强势收编 |
| 1. 西方流行时尚的“滴入”效应 |
| 2.“摩登女郎”的西化审美与妆扮 |
| 四、国共政治和女权意识形态对消费主义的围剿 |
| 结语 |
四、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J]. 王桂妹,王思侗.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从《妇女共鸣》看民国女性地位的转变[D]. 赵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抗战时期妇女“走出家庭”与托儿所研究[D]. 李玲玲.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4]沈兹九的报刊活动与思想研究（1931-1949）[D]. 郭莎. 河北大学, 2021(02)
-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6]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7]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J]. 秦宁波. 南都学坛, 2020(04)
- [8]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D]. 杨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妇女共鸣》中关于女性家庭问题讨论的研究[D]. 叶慧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J]. 姜云飞. 求是学刊,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