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智劼[1]2004年在《激发路径的活力——从生活角度看待路径设计》文中认为路径是人的移动通道，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联系空间。它既包括城市中的街道、广场、桥梁，也包括建筑中的走道、楼梯、中庭等。路径作为一种物质空间，它具有交通、伦理和生活叁方面功能。本文根据路径的功能特点将城市和建筑中的路径分为交通性路径和生活性路径，并以后者作为研究重点。 国内外已有很多与路径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其中一些偏重城市街道、一些偏重路径生活的某一方面，有的只是在对空间的研究时顺带涉及。本文是对城市和建筑中路径的抽象而整体的研究。经过这种抽象拔高，使研究有了新的视野，也为总结具有普适性的设计策略提供了条件。 城市和建筑都是人们生活的物化形式，城市和建筑中的路径已经不仅仅是解决交通效率的问题，路径是否有活力也是衡量建设是否成功的重要方面。然而，现实社会中一些本该具有生活功能的路径成为了纯粹的交通空间，还有一些路径片面强调突出的视觉形象，而忽视了路径的生活功能。这都时常导致路径中缺少交通以外的更丰富的活动，从而使路径丧失活力，并带来相关城市和建筑问题。 针对城市和建筑路径中的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从生活角度看待路径设计，通过有意识的设计，激发路径的活力。同时，路径的活力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地域环境叁个方面因素有关。本文站在城市和建筑设计的立场，探讨如何通过路径形态的设计帮助形成富有活力的路径。 路径的活力具体体现在路径上的活动频率和质量。研究活力必须对路径上的活动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借用扬·盖尔的分类方法将活动分为的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叁类，并总结活动的特点。然后，从路径的形态与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活动形成对路径形态的基本需求，即提供方便的接触机会和适宜的活动场所。进而，再总结出满足活动形成要求的五个路径设计原则。 研究的重点在于设计策略的总结。根据归纳出的五个设计原则，并借助环境行为学等理论，论文从路径形态的结构、空间、界面叁个层面去总结出相应的设计策略。最后，还将总结的设计策略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比较和评价，并介绍了作者在设计中的策略实际运用。
许琦伟[2]2016年在《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域边缘空间行为激发及相关城市设计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轨道交通已成为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和人的行为的影响逐渐凸显,而城市空间如何响应轨道交通的影响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轨道交通系统在逐步融入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空间、新现象和新规律,特别是轨道交通综合接驳行为已成为关联其他相应城市空间的关键,与城市交通整体效能和城市空间品质紧密相关。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域”是受轨道交通影响下的特定城市空间,是研究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相互关系的空间基础,已有相应论述。“影响域边缘”是轨道交通相关行为发生的临界区域,是对“站点影响域”概念的拓展。行为规律作为空间状态的反应,研究行为的产生和激发可以更好的支持空间设计。相对于“影响域核心”,“影响域边缘”有着自身的空间特性和行为规律,有着更大的空间价值和行为激发潜力,关系到轨道交通的影响范围及周边城市空间的品质,对于城市空间的优化有着重要意义。论文通过聚焦站点影响域边缘的特定城市空间,研究该空间范围内的若干行为规律和影响因素探究行为的激发机制,为相应城市空间优化设计提供依据和参考。论文研究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遵循“基础研究——特定空间——特性分析——互动关联——设计应用”的技术路线,紧密围绕着五个关键内容及步骤展开:(1)在“空间—行为”为基础研究中,重点关注“心理”的研究维度,从对环境的感知空间心理,到影响决策的的行为心理,建立起空间与行为的内在联系。结合时空间地理学、心理学、环境行为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心理距离和路径选择在轨道交通特定行为中的体现,将轨道交通的单一接驳行为拓展到与其紧密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的集合,与周边的城市空间进行链接。(2)通过分析国内外代表性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情况及相关数据,研究轨道交通影响下的城市空间。从边缘的释义及边缘空间的特性入手,聚焦到影响域研究中被忽略的“影响域边缘”空间。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影响域边缘类型进行分类,从简单的单个站点拓展到毗邻站点再到多线路多站点的复杂情况,探索影响域边缘空间的特性。(3)将影响域边缘的类型与现实的城市空间进行结合,鉴于重庆相对复杂的地形条件、高密度的城市状态和极具代表性的轨道交通发展水平,将重庆轨道交通作为重点调研的对象。选取重庆代表性的站点及周边城市空间进行调研,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观察、数据收集以及数字工具的应用,对轨道交通影响下特定城市空间和特定行为的特性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4)空间影响和行为激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除了满足正常的步行心理需求之外,轨道交通站点和接驳路径选择受到多个环境因素的迭加影响。对站点的“心理距离”的感知是乘坐轨道交通出行的人选择站点和接驳行为发生的前提,也是影响域行为激发和影响域边缘空间活力提升的关键要素。通过实地调研和对数据的分析,总结出影响域边缘步行行为心理与空间影响因素,建立行为激发机制与城市空间设计之间的关联。(5)通过建立叁个层次的行为激发机制和对与轨道交通相关城市设计案例的分析,研究基于行为激发的站点影响域边缘城市设计策略。以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曾家岩站点周边的城市空间为例,分别以上清寺地块、人民支路地块和人民广场地块分别对点状、线状和面状的影响域边缘类型进行概念性微观城市设计,对行为激发机制与城市设计策略进行应用。通过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影响域边缘城市空间特征和行为规律,建立了空间影响与行为激发的内在联系,对不同类型影响域边缘城市空间提出了优化设计策略,促进轨道交通影响下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和城市的精细化发展。
张振波[3]2017年在《从“生活政治”到“制度生活”：政治生活的形态变迁与政治系统的回应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深刻影响并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运作逻辑及其表现形态。面对当前政治生活中凸显的诸多弊病,想望并建构一个超越性的政治生活形态至关重要。因而,基于中国政治生活形态的变迁取向,实现政治系统的相适的回应建构,就理应成为我们孜孜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所在、题中之义。作为政治权力及其施行逻辑的具体体现,政治生活形态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具体演进并受现代性范式所形塑。在颇具中国色彩的强调多样性和国家与个体相统一的“复杂现代性”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生活政治”形态——既表现为政治主体、价值、目标和过程的社会化扩展,又凸显出过程逻辑和依循路径的探索性、模糊性和转型性特征,从而总是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问题,导致诸多不确定、权宜性、流动性困境衍生。“制度生活”政治形态是相对于“生活政治”而言并超越了后者而形塑的,其描述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生活形态,力图以理性的制度克服生活政治之价值混杂性、结构失调性及过程失序性。它的规定性与指向性体现在叁个层面上:在政治价值上,强调秩序、分配公平、价值向心力和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观,注重个体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结合;在政治结构上,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既发挥国家在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又形成一个包含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之间互动连结的现代治理体系;在政治过程上,以个体实现方式与政治组织方式两方面为切入,以权利价值的凸显、交往理性的形塑、多元治理的型构、协商民主的建构为路径。当然,政治生活是一个由个体、组织及若干机构所组成并相互作用的、既有层次分工又有完整体系的有机整体,故而其规约与形塑是一个多方设计、多维推进、多元互动的系统过程。在这里,我们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政治生活视为一个内外连接、持续互动、有机统一的政治系统,从政治系统的输入、转换与输出叁个过程出发,分别阐析其制度化转向与重构,以实现“制度生活”政治形态下的政治系统的整体建构。首先,实现政治输入系统的制度化,应从外部需求、压力以及反馈进入政治系统的具体过程分别进行建构:其一是要建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使人们在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协同共治的过程中,实现需求的制度化甄别与凝聚;其二则应基于当前社会冲突压力的衍生、情状与后果,重塑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和机会均等制度;其叁,反馈的制度化建构,应在保障输出端的以政绩为基础的特定支持的前提下,寻求输入端的以政治参与价值为基础的弥散支持的培育与生长。其次,政治转换系统的制度化建构可从叁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官僚运作逻辑的运动型治理取向,加强法治化建设、推动制度体系建构,实现政府活力的再激发;二是重视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限定对决策主体产生的影响,从激励、包容以及监督叁个方面实现对决策者认知态度和变革动力的塑造;叁是转变当前纵横向上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以制度化路径取代运动型机制,并对应激性模式进行规范、约束与引导。最后,政治输出系统包括内部输出和外部输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内部输出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化转型,既要遵循从权力胁迫到制度规范再到自愿合作的建构逻辑,又要进行多元化、民主化及复合化的系统性建构;另一方面,应从政策传播和政策执行两个方面实现外部输出的制度建构:既要在公民参与、网络互动、信息反馈和政策纠错等机制的构建中实现公共政策的共识性营销,又要在多元协同机制的建构中为政策执行提供全面的合法性压力和系统的监管机制。
刘晨宇[4]2012年在《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及整合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城市节点在城市空间中的重要性，如何保持和建设城市节点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城市节点类型众多，对城市空间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深切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影响着城市特色的营造。因此，开展对城市节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及整合对策研究”，首先进行了城市节点的发展研究，对城市节点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对城市节点的空间范畴进行了界定、对城市节点的相关类型进行了探讨。20世纪60－70年代后，伴随着城市空间多元、联结与协同，城市节点已不再象功能主义所设想的那么简单明确，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系统。作为城市核心空间的城市节点，其功能构成由单一功能主导型转为与其它城市功能综合发展，呈现城市功能综合化发展。而随之带来节点交通组织，空间形态，景观文化，城市公共活动等方面的多元复杂化，使其日益成为城市空间中不可忽视的多元复合化空间。最后指出：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成为当前城市节点空间发展的主题。然而，在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实践背景下，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使得城市节点呈现出诸多错综复杂的现状问题。本文从城市节点之间、与周边环境关系、以及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叁个层面，就与环境质量相关的城市节点现状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现场调研、资料整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一般性、共性到个性问题，对当前城市节点的现状问题进行系统认识与分析。从中发现，正是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带来的节点多元复杂性以及矛盾性，使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整合潜能，城市节点整合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通过引入系统论相关研究结论，结合与解决现状问题相关的城市设计研究成果，本文建构并提出了“城市节点整合系统观”，用以指导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实践背景下的城市节点整合实践。它借用系统学理论阐释了城市节点要素整合的系统学含义及其规律性，引入城市设计理论阐释了城市节点空间发展的不同解决办法，因此，将系统理论与城市设计理论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城市节点一系列不和谐现状问题。“城市节点整合系统观”以提高城市节点环境质量、完善其城市空间综合效能为总体目标，从提高系统整体性能的角度，把握节点不同层面、整合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实现城市节点的和谐发展。在“城市节点整合系统观”指导下，从城市节点之间协作发展、与周边环境有机适应、内部各子系统有机关联叁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与城市节点环境质量整体性能密切相关的交通系统、功能组织、空间形态、景观特质、城市生活组织等五个整合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相应的整合对策，并探讨了以“不同层面整合对策密切相关”、“优化选择，和谐互融，有效交互”、“城市设计实践与创作”等为核心指导的、将不同层面整合对策有机结合的综合应用机制。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城市节点理论研究的内容，而且，在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的空间发展主题的影响下，为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实践背景下的城市节点的整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具操作性的系统方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整合对策，用以指导城市节点整合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王翠[5]2014年在《基于生活哲学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公民道德建设提上日程，并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是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直接来源于我国公民道德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自2001年9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表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公民道德素质、公民的生活场域、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如何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由于有何种公民观就会有何种公民道德的语义，并进而决定相应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解决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问题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为公民道德，二是公民道德建设有何路径。第一个问题要求本文必须对公民、公民道德这一从西方舶来的术语进行概念剖析，厘清中西方公民道德的异同点。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依据和路径建构。第二个问题要求对中西方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中西方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便提出有效的策略。本文重新解读了中国公民道德的内涵，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路径存在两个向度即自然生成与理性建构，并以此为切入点，从文献梳理归纳、理论综合研究、生活体验叁条路径入手展开了展开了对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研究。论文在界定了中国公民道德概念、总结出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从自然生成和理性建构两个向度审视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及其困境。研究发现，这两个向度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与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疏离，致使公民道德生活呈现出公民性不足和道德不在场的现象。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欲走出困境，需要面向现实，以生活为基点，寻求自然生成与理性建构相统一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恰恰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这种需求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直接服务于人类的解放实践，解决“生活”问题中形成的，它足以关照公民道德建设。而公民道德建设的起点、目标、线索这些关涉路径的关键要素都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使命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照下进行。本文将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困境、公民的生活场域、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置于生活哲学视域中加以审视和思考，抓住常识、制度和理性叁个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因素分别对公民的生活场域即日常生活领域、非日常生活领域以及二者融合中的公民道德建设进行了路径架构。
杨昌新[6]2015年在《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城市风貌特色危机是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持续困扰的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尽管,城市政府视鲜明、独特的城市形象为主要的城市竞争力,世界流动资本也在追逐城市特色的稀缺性,设计单位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过程中也特别关注于城市特色环境的塑造,但是始终无法逆转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和趋同化的趋势。这种在城市局部形塑空间特色却造成整体风貌特色流失的矛盾局面,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对城市和城市风貌系统复杂性的认知不足。倘若,要真正认识矛盾的根源和本质,必然要超越经典科学的简单思维范式,借助全新的视角——“复杂性思维”,对城市风貌现象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认识,才能破解城市特色衰微的窘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的研究课题,以城市风貌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城市风貌系统及其特色的生成机制。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在复杂思维范式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嫁接、比较分析、实证考察,获取以下结论:城市风貌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的形成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即从“潜存”、经“缘结”再到“显现”的过程,其中“潜存”与“显现”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需要通过随机影响因子——“缘结”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潜存”向“显现”的转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风貌特色模糊、衰微的趋势,是源于“缘结”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经济要素作为主要的有效因子,而城市风貌特色维育的途径是,通过政治“缘结”的介入,对经济“缘结”进行干预和控制,并且利用宏观控制、中观分布和微观机制的融贯作用,才能实现地方性、地域性、特殊性的回归。根据上述总体性的结论,论文从以下五个主体章节展开论述:第二章,现代生成思想多向度溯析生成性原则是复杂性思维范式的重要组成,本章在澄清“生成”概念的基础上,从物理学、生成哲学、生成科学、生成理论四个方面展开对现代生成思想内容和渊源的追溯,阐述了生成思想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及核心内容,以此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理论的思想基础。第叁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原理本章的成文构架是:建立解析框架——提出生成视角——阐明生成原理。其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分析复杂性科学理论的整合效应和挖掘城市风貌传统理论的生成思想内涵,来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论的基础理论体系,提供理论的解析框架;其次,在生成论与构成论对比分析中,阐述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观的具体观点和内涵;最后,在生成观的观照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其涉及相关概念、生成过程、生成逻辑以及原理等具体内容的描述。第四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本章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试图解释造成城市风貌系统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首先,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依据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来建构城市风貌系统的解释框架,从系统要素、系统缘结以及系统样态和事态叁个方面,来刻画城市风貌系统的组成内容,以表明城市风貌系统具有一般性系统的属性:关联性、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等等;其次,借助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来描述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适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认为这些表征的根源在于,城市风貌系统中适应性主体(包括自主体和人化组分等)的集聚和适应行为所导致的以流体为媒介的非线性作用;最后,认为城市风貌系统主体性的存在与实现及其适应性造就了城市风貌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第五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与演化机制本章应用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因子、生成机制、演化动因、演化机制,试图揭示城市风貌系统生成与演化的规律。并且指出贯穿整个生成过程的生成机制:标识机制、积木机制和适应机制,以及演化过程所隐含的演化机制:广义目的机制、竞争协同机制、信息分形机制、受限涌现机制和超循环更新机制。最后,结合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提出了基于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的原则和方法:整体原则与系统方法、过程原则与动态方法、时间原则与文脉方法、信息原则与传播方法、事件原则与节事方法、贯通原则与融贯方法,藉此探索城市风貌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特色路径。第六章,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路径本章运用生成原理的方法,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生成的研究框架,从特色生成步骤和显现方式两个方面入手,为城市风貌特色的塑造指明方向和路径。首先,从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观念出发,在与构成路径的比较中,提出了特色的生成原则和干预机制。随后,在特色研究框架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生成步骤的叁个环节: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及微观机制创新化。其叁,从传播学和感知角度出发,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方式,其概括为:特色样态信息的组织、特色事态信息的整合及特色感知系统的部署。最后,以福州城市为例,在分析福州城市风貌的演化特征的基础上,着重从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微观机制创新化叁个方面,来解析福州城市风貌特色的培育路径。
邵士官[7]2012年在《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小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是县级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城市在以扩大内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大中城市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而小城市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期。诚然,我国小城市发展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面临诸多阻滞因素,其中的矛盾与症结亟待破解。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小城市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定位于城市理论体系中较为薄弱的小城市研究,通过系统阐述,廓清小城市的内涵,破解小城市发展的桎梏,提高对小城市的科学认识,对于推进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城市发展的研究需要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本文一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小城市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小城市与城镇体系各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入手,提出了从小城市的确定内涵、清晰标准、完整形态等方面认识小城市的新观念。第二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小城市发展的现状,已经形成的特点,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成因,把握小城发展的总体情况。第叁个方面,深入总结梳理、借鉴国外小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从这叁个方面入手,并以山东省小城市发展为重点案例分析,同时搜集运用全国小城市发展的有关数据、信息、案例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夯实了小城市发展的研究基础。我国小城市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小城市大多在秦汉以降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经过了建国以后六十多年的发展,为何至今还处于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值得我们深思。本文首先运用理论做指导,深入剖析小城市的发展、走势、机理,同时在大量调查研究、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影响和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性主要阻滞因素,即城市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人口的相对封闭和停滞,影响城市的发展；对城市选择的历史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产业这个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小城市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本文又深入探讨了影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外部阻滞性主要因素,即国家对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始终滞后；小城市发展的规划指导普遍缺乏；小城市的规范和高质量建设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法律的约束；小城市的管理还处于较低水平,有的小城市管理甚至还处于尚未起步阶段。这八大内生外生性阻滞因素的相互交织,形成了阻碍小城市发展的道道樊篱,导致小城市发展的动力不足,甚至畸形发展。研究应当在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正确途径。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城市发展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知识,着眼于当前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外生八大主要阻滞性因素,构建了消解当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主要阻滞因素的路径和机制,即以优化特色产业、推进城市治理、形成市民社会,叁者有机结合来消解八.大阻滞因素。小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制约小城市的阻滞性因素消除以后,小城市如何取得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关系着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社会能否尽快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和振兴。因此,本文着眼于今后叁十年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尽快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小城市的发展,创造性的在小城市的空间功能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和户籍、土地、创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实践性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赵静[8]2007年在《城市生活性街道的宜居性的探析》文中提出城市生活性街道是城市街道中数量最多，对人的生活、工作及日常的各种活动影响最大的一种街道类型。论文在当今生活性街道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把生活性街道和宜居性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生活性街道的分析和宜居性的理解，结合宜居城市的内涵和评价标准，提出了适宜居住的街道是城市生活性街道的发展方向，并从街道中人的活动和人的心理出发，提出了现阶段生活性街道的宜居性的内涵和衡量标准。论文以国内外街道环境改善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公共层面、城市设计层面、街道微观设计层面等不同视角与视野，分析制约生活性街道宜居性的因素。结合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提出宜居性街道的讲求人文关怀、讲求街道建设经济性、讲求街道活力以及对地域文化和历史文脉保护的设计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宜居的生活性街道的设计策略。最后，以合肥为例，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了芜湖路整治的成功经验，并将运用到太湖路段街道整治的实践中。
王锐[9]2016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历史进程中把拧紧全党思想上的“总开关”放在首位,成功地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思想建党运行模式,着力筑牢党的建设的思想防线,才使党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有效应对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而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就必须继承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思想建党这一基础性工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关注思想建党问题,适时深化对思想建党问题的研究,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思想建党研究的理论要求,又是发展关键期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保障,更是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拧紧全面从严治党“总开关”的现实要求,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理论角度看,这是提高思想建党研究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探索思想建党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轨迹,实现唯物史观和科学认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理论发展创新的必然要求。从实践角度看,加强对思想建党问题的研究有利于统一党内思想、凝聚全党共识,有利于增强党员意识、凝聚精神力量,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增进党内和谐,有利于提升党员素质、发挥模范作用。论文主要从思想建党的相关理论、思想建党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经验、思想建党的战略形势分析、思想建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思想建党目标的提出与阐释和今后加强思想建党的创新路径六个方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深入研究。论文第一章首先对思想建党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包括深入研究思想建党的基本概念与构成要素、思想建党的本质功能与应有地位,以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内在关联和协同效应等。在以上研究思想建党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于思想建党的探索历程与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和概括就显得十分必要。论文第二章主要是追根溯源,首先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接着分别回顾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建党的历史探索,由此也获得了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四条基本经验:必须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建党、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推进思想建党、必须注重提高思想建党的质量和实效。论文第叁章主要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的形势进行分析。本章从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利益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四个方面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新机遇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提供新的载体和新的形式两方面分析信息网络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机遇。二是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便捷的条件两方面分析经济全球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机遇。叁是从增添新动力和提出新要求两方面分析利益多样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机遇。四是从提供新资源和开阔新视野两方面分析文化多元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干部道德人格方面分析信息网络化对思想建党带来的挑战。二是从为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便利渠道和西方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两方面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思想建党带来的挑战。叁是从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和使部分党员干部的心理失衡两方面分析利益多样化对思想建党带来的挑战。四是从使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和使部分党员干部审美情趣低俗两方面分析文化多元化对思想建党带来的挑战。论文第四章总结和概括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实证分析为手段,分析x省5个省直机关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构状况(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党龄结构、学历结构),学习状况(学习的频率、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效果)和思想状况(理想信念、人生价值、道德素养、法治意识、心理状况)。通过实地调研和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目前在思想建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是多种多样的。从思想建党的基础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党员的结构还需完善和党员的管理还需加强。从思想建党的载体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网络教育平台运用不够和社区教育网络还不完善。从思想建党的内容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内容设计上重统一要求轻个人差异。从思想建党的方法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学习培训新方法运用的不够和重视理论教育轻视实践锻炼。此外,从思想建党的机制来看,动力机制、领导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和保障机制还需健全。从思想建党的环境来看,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还需优化。在对以上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度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第五章建构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的目标体系。从确定思想建党目标的意义和依据入手,系统建构思想建党的测量系统。在分析思想建党目标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构建思想建党目标体系的层次性结构和内容体系结构。就思想建党目标层次性结构来看,即依据空间维度分为宏观目标、中观目标和微观目标,依据时间维度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就思想建党目标内容体系来看,可以分为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政治定力、夯实道德基础、树立法治思维和培养健康心理五大部分。指出了问题,建构了经过努力将要实现的预期目标,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论文第六章设计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的创新路径。思想建党的调控和导引是一个建构理论、塑造价值、增进认同和调适心理的长期、复杂、系统工程。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思想建党的路径,不仅需要正视当前思想建党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而且还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加强思想建党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努力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加强思想建党的具体路径。论文主要从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模式建构、运行机制、外部环境入手,详细系统地论证和设计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思想建党的创新性路径和手段。作为对思想建党问题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研究,论文尝试对思想建党的基本概念与构成要素、思想建党的本质功能与应有地位,以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内在关联和协同效应等进行深入阐释。论文还尝试着详细系统地论证和设计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思想建党的基本创新路径。此外,还必须基于多学科视角,从多种理论向度实现对思想建党的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入化的分析研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介入思想建党的尝试。
杨海龙[10]2015年在《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行政的“窗口”,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水平和质量,直接反映党和政府的形象。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公务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塑造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现代公共行政精神的公务员队伍,且应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其内容和形式,即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时代性。就本文的研究内容来看,时代性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而特别的意义,它揭示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要求和时代意蕴。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研究,对于提高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提高公务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提升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增强公务员防腐拒变及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以时代性维度为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究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相关理论研究、历史经验、时代内容、总体思路和路径探索,论文的章节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其意义,当前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方法,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创新之处等等。第二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理论阐释,探讨了时代性的主要涵义、基本特征和实践指向,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基本概念、本质规定、理论溯源和多学科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论文的学理分析框架。第叁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量。基于历史层面分别考察中国古代官德教育的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时代性和西方公务员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方面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从中得出对当代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借鉴和启示。第四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时代进行探析。首先,基于全球化发展、高压反腐治吏、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信息网络时代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新时期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然后审视了我国当代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成就及其存在问题,并对问题成因进行了剖析;最后从个体、群体、国家叁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第五章从理论上总体探讨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为与时俱进开展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立足于公务员当下的生活世界,满足公务员个体的时代诉求,确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目标,把握知、情、意、行的时代性统一,使其更具有“立德树人”的时代性和实践针对性。第六章是基于教育层面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具体实施建议,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载体等叁方面展开分析,试图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第七章深度探究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根本制约因素及其路径构建,主要有五方面:培育适宜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行政文化土壤,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政治、社会、舆论新常态,关键在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公务员的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和主体建构,健全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管理保障机制等。结论和展望部分,呼吁加强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前沿思考和未来展望,最后分析了论文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 激发路径的活力——从生活角度看待路径设计[D]. 任智劼. 重庆大学. 2004
[2]. 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域边缘空间行为激发及相关城市设计应用研究[D]. 许琦伟. 重庆大学. 2016
[3]. 从“生活政治”到“制度生活”：政治生活的形态变迁与政治系统的回应建构[D]. 张振波. 苏州大学. 2017
[4]. 城市节点的复合化趋势及整合对策研究[D]. 刘晨宇.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5]. 基于生活哲学的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D]. 王翠.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6]. 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D]. 杨昌新. 重庆大学. 2015
[7]. 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D]. 邵士官.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8]. 城市生活性街道的宜居性的探析[D]. 赵静. 合肥工业大学. 2007
[9].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研究[D]. 王锐. 兰州大学. 2016
[10].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D]. 杨海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