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子瑜[1]2003年在《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及其交际功能》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基于973口语电话语料库，从话语交际角度考察自然口语中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比较不同交际功能的语句边界在韵律表现上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语句边界韵律特征的叁种话语交际功能：分界功能、话轮提示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 研究过程分做五个基本步骤：第一，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来论述语句边界韵律特征可能具有上述叁种话语交际功能，并简要论述前人在此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以听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语句边界韵律特征是否具有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第叁，以韵律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语句边界实现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的韵律特征，并概括出语句边界交际功能的韵律模式。第四，以统计判别的方法来验证语句边界韵律特征的话语交际功能。第五，以“啊”为例考察了韵律特征与其话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 听辨实验证明，语句边界韵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分界功能、话轮提示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声学特征分析表明，语句边界的这叁种话语交际功能有着相对稳定的韵律模式；统计判别分析表明，依据语句边界韵律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确定语句边界的位置和类型。这些结果表明，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与其话语交际功能密切相关。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判别语句边界的位置和类型来说，韵律特征尽管能够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惟一的，还需要和句法、语义、语用以及语境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熊子瑜, 林茂灿[2]2005年在《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及其交际功能》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口语电话语料库 ,细致地研究了自然语句边界的韵律特征及其叁种话语交际功能 :韵律分界功能、话轮提示功能和言语行为功能。韵律分界功能是指可以借助韵律词的某些韵律特征来确定韵律词在语句中的位置 ,从而帮助判别语句边界的位置。话轮提示功能是指可以借助语
熊子瑜, 林茂灿[3]2004年在《“啊”的韵律特征及其话语交际功能》文中指出在自然会话过程中 ,话语的韵律特征与其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话语的韵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交际功能制约 ,话语的交际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韵律特征来实现。本文从功能上将“啊”区分为叹词、助词和话语标记词叁种类型 ,研究自然会话中“啊”的韵律表现与其话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 ,比较这叁类“啊”在韵律表现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话语交际功能的“啊”在韵律表现上具有很大差异 ,“啊”在语流中的实际韵律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话语交际功能
何享, 韩子青[4]2018年在《俄罗斯留学生汉语朗读的韵律边界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音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留学生对语音知识的掌握直接影响其汉语口语的表达。汉语语音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声母、韵母、声调,还包括韵律边界的声学特征。俄语属于印欧语系,受母语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人学习汉语时容易出现语音偏误,造成汉语表达的洋腔洋调。通过分析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口语产出韵律边界的声学特征,可以了解俄罗斯汉语学习者对汉语韵律特征的理解及掌握情况,以便更好地诊断俄罗斯汉语学习者的朗读停顿偏误,找出造成其"外国人口音"的原因。
艾朝阳[5]2016年在《语言边界论》文中认为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但语言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仅老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而且新问题也在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或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也即语言的边界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寻求找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新视角,以此促成语言存在的边界转向。因此其主要贡献在于(1)明确提出语言是边界。(2)发现语言有边界。(3)建立了语言边界运动体系。(4)提出并实施哲学的“whereis”范式。(5)提出并初步建立了语言边界方法论。(6)回答了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总之,某个意义上找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边界。也即是回答了语言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思想史上还少有提出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更没有科学地回答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接近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回答是:语言在边界。本文围绕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探索了叁个方面、回答了叁个基本问题。本文探索了(1)边界的属性及语言边界思想的源头(2)语言边界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3)语言边界方法论。本文根据语言的边界属性也就是语言的边界性回答了语言是什么、在哪里、语言能力是什么、语法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本文提出边界是语言、知识和主体性叁位一体的存在,所以,语言是边界的基本属性之一,由此提出建立新语言观、新知识观和新主体性观。文章把语言纳入整个宇宙的考虑中,认为语言是有层级性的存在,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指出人类语言(HL)的普遍语法受制于宇宙(世界)普遍语法,而人类语言的语法与语言能力也是有层级性的,各自有各自的边界条件。该研究为语法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界,发现现代有关的语言理论各有自己的正确性,而语言边界思想有利于消解有关语言的一些冲突进而达到统一。本文通过对人类语言的中观和微观的边界运动,探索了边界语法,揭示了人类语言的边界性,并运用语言边界方法对语言的历时与共时的本质、词与句的边界问题、外语教育问题、语言的感知与产出问题、人-机翻译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索。通过该研究的实施,本文超越传统的“whatis”范式,开启了“whereis”的哲学范式,建立了语言学的语言边界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如果说海德格尔为存在找到了家——语言,那么我们为语言找到了“家”——边界,进而说明存在的循环本质。最终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语言是边界。
王茂林[6]2003年在《普通话自然话语的韵律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是973电话语料库中的材料。这是在真实场景下关于客人预订宾馆房间及火车票的电话录音，属于自然口语。其中涉及讲话人79人，都是年龄在20-40之间的成人。语料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作了音节、声韵、间断、重音、功能等方面的标注，并用praat软件提取了基频。 话段的形成是一个韵律组块的过程，韵律组块要受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索的制约。语音方面的制约条件有，两音节韵律词最为常见，其次是叁音节的，单音节和四音节韵律词受限制；韵律单元趋于平衡。句法方面的制约条件有，两个词汇词，如果它们是直接成分，则优先组合；单音节数词、量词、介词、助词、语气词不能独立成为韵律词；助词和语气词要前附；低及物性动词有可能前附。语义方面的制约条件，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在语义上是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倾向于组合在一起；语用方面的制约条件，如果某一成分重读，则它会成为一个韵律单元的起点。 经过统计我们发现，讲话人平均音域为16个半音。语调短语的平均音高范围是10.2个半音，但内部差异很大。造成语调短语音高范围差异的原因有叁个：一是语调短语的长度，二是话段的传信度和传疑度，再就是它在语篇中的位置。 下倾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我们统计了语调短语的下倾平均斜率。结果大多数语调短语从第一个韵律词到最后一个韵律词，都是下降的，而且最后还有降尾出现。考察下倾和语句功能的关系，发现无论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是高线还是低线，都有80％以上的小句呈现出下倾趋势。从语句的音高范围和位置看，与陈述句相比，疑问句的音高范围比较大，音高位置也比较高。 语调短语内部各韵律词的音高位置总的趋势是由前往后逐渐降低，这是它的常规模式。但这并不是唯一表现，有70％以上的情况符合前高后低模式，另外百分之二十几的情况违反常规表现。 韵律词位置有起有伏，这也是有语言学动因的。我们发现，载义重度高的成分通常音高位置比较高，载义重度低的成分通常音高位置比较低，这反映了语音和语义的“象似关系”(iconicity)。即：意义大，语音形式也大；意义小，语音形式也就小。内容大，形式也大，这是客观世界万物的常规模式。 对时长的分析发现，音节时长的内部差异很大，最短的只有二十几毫秒，最长的达叁百多毫秒。语调短语中，通常靠近末尾的音节最长，处在开头的次之，处在中间的最短。而对不同长度的韵律词的统计发现，包含的音节数越少，平均音节时长越大；包含的音节数越多，平均音节时长越小。在韵律词内部，双音节组合的时长是“长短”模式，叁音节组合的时长是“短短长”模式，四音节组合的时长是“次短-短-长-次长”模式。 汉语是声调语言，不是重音语言，但是我们认为，一个语言片断中的各个音节的轻重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汉语中存在重音。我们可以称表达焦点的重音为特殊重音，把节奏中凸显的音节，称作节奏重音。语调短语中，第一个韵律词被听成重音的概率最大，韵律词越靠后，被感知为重音的概率越小。我们认为，这是受音高的影响。靠近语调短语末尾的音节通常时长较大，但并不容易被感知为重音，可见，重音与音高关系更密切。特殊重音是受语用因素制约的，只能结合语境去分析。节奏重音在很大程度上受音高影响，也和音段固有响度有关，和时长关系不大。虽然正常叁音节韵律词表现出“中轻重”的倾向，但也不很突出。从听感上判断，两音节韵律词不能看出明显的“前重”或“后重”倾向。
于珏[7]2013年在《中国学生英语朗读节奏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语音学认为英语是一种典型的重音型节奏语言,在重音型节奏语言中,重读音节总是被感知为较强,其在时域中重复出现,构成了“摩斯码”式的节奏感。而汉语则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音节型节奏语言,在音节型节奏语言中,重读音节在声学意义上并没有比非重读音节强,于是各音节在时域中的反复,便构成了“机关枪”式的节奏感。可见,英汉两种语言在节奏上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最大的障碍。本课题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其方言背景限定在杭州话范围内,立足节奏的两大要素：突显的对比性要素及时间性要素,运用国外二语习得理论,语音学理论,汉语方言学及先进的实验语音学方法,重点讨论英语本族语者与英语学习者之间朗读节奏模式的声学特征差异,深入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节奏习得中的问题及母语对二语节奏习得的影响,以期为建立一个自动的口语节奏评价模型提供重要的声学参数,为以后的英语口语教学改革、口语评分标准修订、语音识别及合成提供依据。本课题主要围绕叁方面展开：节奏的时长量化指标、节奏的层级结构、节奏重音的突显模式。首先,利用近年来盛行的多个节奏量化尺度分析普通话、杭州话及英语之间的节奏类型差异,同时通过对比母语者与学习者之间多个节奏量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学习者与母语者在节奏时长模式上的差异以及节奏类型对二语节奏习得的深层次影响。然后,从节奏的层级结构出发,比较学习者与母语者在韵律节奏单元的产出、节奏边界的产出、韵律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对应关系上以及节奏的时域层级与句法层级的对应关系上的差异。最后,立足于英语的节奏支点—一重音,讨论以学习者与母语者在重音落点、各级重音的语音实现手段及重音分布上的差异。本课题基于AESOP-CASS中国吴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料库,选择时长超过1分钟的篇章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使得本研究在同类语音学研究中属于较大规模的研究。同时将学习者的母语方言限定在同一方言区内,且事先对学习者的朗读水平分项目进行评测,使得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并且将主观评测与客观实验结果联系在一起。从方法论上讲,本课题尽量采用国外先进的语音分析工具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避免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人为因素的干扰,尤其是笔者参与研发的新型节奏分析工具——TGA(Time Group Analyzer)对于分析学习者与母语者在节奏线性时长模式及层级时长模式方面贡献重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音学研究,而是试图将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节奏模式在语音学层面的不同实现方式与潜在的语言范畴相对应,寻求语音、语法、语义叁个层面之间的对应关系。本文认为中国学习者有效习得英语节奏的关键在于：正确掌握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中元音间隔时长的变化；加强运用语用标准作为韵律节奏单元划分的主要依据；有效地掌握韵律节奏边界处的两种作用力——“排斥力”与“吸引力”；以及从语言信息的角度出发,正确地、适量地产出重音。
殷治纲[8]2011年在《汉语普通话朗读语篇节奏研究》文中指出语言节奏是语音韵律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汉语普通话朗读语篇的节奏特性。我们认为节奏概念的两大要素是“轻重”和“时间”。1)“轻重”要素即语言单元重音级别问题;2)“时间”要素主要指节奏单元在时间域内的组织模式。我们认为节奏在语言微观领域(如一个语句)更多表现为线性序列;在宏观领域(语篇以上),主要表现为层级模式。下面是我们在重音级别方面、节奏层级方面,以及二者交叉领域,得到的一些结果。一、重音级别方面:我们认为影响轻重感知的有两类因素,一类是语音单元的“固有”强度因素,包括音节的音色、声调以及它的韵律位置等因素;二是音节的“可变”强度因素,主要包括音高、时长、音强等声学参数。二者比较起来,后者的影响力更大些。1.“固定”因素之音色研究——声、韵母音色对轻重感知影响遵循音节响度顺序原则(SSP)。音节响度顺序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影响:1)实际音量越大的语音更“响”;2)实际音量接近时,哪个音的声音能量更多处于人耳听觉敏感频率区域内,哪个音更“响”。2.“固定”因素之声调研究——声调重读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阴平、去声、阳平、上声、轻声。我们认为声调是语调的“微缩版”,所以声调轻重感知符合语调重音理论,即:声调“重”、“轻”必须依赖于音高对比关系。声调内部或外部形成F0高低对比是形成重音的充要条件。3.“可变”因素之声门震动次数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衡量音节轻重的声学量——声门震动次数。它的数学表达式是音高曲线在时间轴上的积分,与音高、时长都有关系,所以和重音级别的相关性最好。我们对各声学指标与重音相关性进行了排序,发现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声门震动次数、时长、音高上限、音高范围、音强、能量。此外,我们发现语言单元所含音节个数与其平均(音节)声门震动次数呈现倒数关系。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我们提出了“语言声学量守恒”原则。该原则可以表述为:“发音人在平衡发音状态下,其发音的音节个数和音节平均声门震动次数的乘积趋向于一个稳定值。”其公式为: PULSE=K+T*(1/ N) (公式中N为单元内音节数,PULSE为单元内音节的声门震动次数均值,T为斜率,K为截距)由此假设引申推论出的假说是:“由若干音节组成的某个语言单元在总体声学量上也会趋向于一个稳定值”。我们认为该假说在解释如焦点重音等现象时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另外,它可解释语言单元内音节个数与音节平均时长及平均重音级别呈现负相关的现象。二、韵律层级方面本研究沿用了语音研究主流的“音节——韵律词——韵律短语——语调短语——语调组(语句)”的层级结构模式。每一层级内的研究对象是其直接下辖单元。1.各韵律层级内时长规律——在韵律词内和韵律短语内层面,相应内部语言单元存在较为明显的“开始加速—中间高速运行—末尾减速”的语速变化规律;到了语调短语和语句内,单元语速变化趋向于平均(或轻微变化)。2.各韵律层级内音高规律——各层面都存在对应规模的音高下倾规律。但到了语句层面,各语调短语单元的音高下倾显着变缓,经分析是由于语调短语间有能量补充(呼吸换气)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能量消耗是造成音高下倾的生理原因。3.各韵律层级的边界规律——在韵律单元边界处存在一对平衡力——排斥力和吸引力。他们分别起“隔断作用”和“联结作用”。具体说来:(1)排斥力有强排斥和弱排斥两种。末尾延长效应体现为一种“弱排斥力”;停顿现象表现为一种“强排斥力”(隔断效应)。两种排斥力形成补偿关系。(2)吸引力表现为边界前单元的较高音高。由以上概念,从低到高的各级韵律边界结合关系表现为从“吸引”到“排斥”的一个连续统。叁、重音级别与韵律层级的交叉方面1.各级韵律单元重音级别的确定——(1)韵律词内层面,对音节建立了0(轻读)、1(正常)、2(略重)、3(很重)四级绝对重音标注。(2)对于韵律词、韵律短语单元来说,可以用单元内的最重音节的重音级代表该单元的整体重音级别;(3)对于语调短语以上的大韵律单元,计算其整体重音级别除了要偏重最重音节外,还需兼顾总体平均轻重状况。2.各韵律层级轻重趋势——韵律词内层面“左重”趋势,韵律短语内“中重”趋势,语调短语内“右重”趋势。3.各级韵律单元重音级别的声学表现1——各层级内单元的韵律位置、重音级别和音高上限、时长、声门震动次数之间都有显着相关性。具体说来,又发现:(1)各层级内单元的音高上限、时长、声门震动次数都和重音级别呈正相关;但重音级别到达中高层后,这些声学量会出现“见顶”迹象。(2)在韵律词内层面,部分发音人数据显示时长和音高上限在表现重音级别时有补偿效应,时长延长在表现低重音级别时贡献大,音高升高在表现高重音级别时贡献大。声门震动次数由于融合了两者特征,其数据随重音级别升高而呈线性增长。4.各级韵律单元重音级别的声学表现2——对中小级别语言单元(韵律词、韵律短语)重音听感来说,单元内部的音节凸现度贡献较大;到了大级别语言单元(语调短语以上)后,单元之间的外部对比对重音感知重要性开始显现。5.韵律位置信息对反映全局特征的均值数据影响力大,重音级别对于反映局部特征的极值数据(如最大值)影响力大。此外,发音人的发音风格会适度改变相应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四、其他结论1.各影响因素对语言韵律的影响力存在迭加特性,他们不会因其他影响因素存在而改变,但各影响力的“权重”会发生变化。2.各种语言都存在多韵律层级结构,但语言特点决定了不同韵律层级的地位不同。占优势地位的韵律层级的节奏模式将成为该语言的显着节奏特征。
韩维新[9]2013年在《香港粤语语调初探》文中认为本研究以语调格局理论为基础,从最基本的声学参数音高、时长入手,通过起伏度和停延率,对香港粤语四位发音人叁种句型五种语气,共540个样品句的语句、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根据石锋[32]语调层级的理论,本文对香港粤语不同的语调层级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本文以语调格局为主线,以语调层级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以陈述句(自然焦点句)作为基本模式,无标记疑问句及焦点句等为变化模式。从叁个层面进行考察分析,并与普通话相应句型的语调进行对比。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香港粤语陈述句、无标记疑问句和焦点句的语调格局与普通话语调格局的共性和差别。主要创新点如下：a)陈述句句末音节的音高是表现全句语气信息的焦点。由于音高下倾和降阶的作用,语句整体呈现音高下倾趋势。句末末字通过边界调的降低,调域的扩展表现出陈述句的韵律节奏和语气。数据表明,普通话语句调域、词调域、字调域均比香港粤语跨度大,二者调域的最大值均在句末词调域和末字的字调域。b)舒声调的陈述句四位发音人平均停延率的排序：句末>句首>句中(1.30>1.06>1.00)。句末词调域、句首词调域末字的停延率分别比平均停延率提高了30%和6%,句中词调域末字没有提高。男性,女性发音人停延率的排序为：句末>句首>句中,男性句末,句首停延率分别比平均停延率提高了24%和6%，句中没有提高。女性句末,句首停延率分别比平均停延率提高了36%和6%,句中没有提高。句末词调域末字音高的显着提高和调域的扩展,时长的延长是香港粤语陈述句语调格局的重要特征。c)香港粤语无标记疑问句以句末末字音高的提高,调域的扩展,时长的延长来表达疑问语气。正像赵元任论及的上升的结尾调并不影响整个结构的语调型式,只影响最后一个音节里的浊音部分。其本身并无音位,要寄生在最后一个语位上。疑问语调先把降调或平调单字调的音高和调形进行调节,以疑问语调的音高和调型输出。如果原来是升调的末字,前段重合迭加,后段声调的斜率上升。最后一个音节的字调和语调完全融为一体。从10个音节音高的起伏曲线来看,发现句首收敛准备,逐渐缓慢上升,从第8和第9个音节的音高开始上升,末字不是孤立地突然上升。这也是符合生理及能量释放规律的。不同的声调,疑问语调提高的幅度不同。男性舒声调末字比左边相邻音节的音高提高了43%,女性提高了49.5%。低调值的末字提高的较多,高调值的末字提高的较少。句末末字时长的延长是疑问语气的重要标志,6个舒声调末字的停延率从1.36到1.69均有显着延长。舒声调句末末字停延率比左侧相邻音节的停延率延长了0.54,绝对时长平均延长了132毫秒,比相应陈述句平均绝对时长延长了57毫秒。d)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均以自然焦点句(陈述句),句首、句中和句末不同位置的焦点句作为对比标量。香港粤语舒声调四种焦点句焦点词调域音高百分比的排序：句末焦点>句首焦点>自然焦点>句中焦点(84>75>71>66)。普通话四种焦点句词调域的排序：句首焦点>句中焦点>句末焦点>自然焦点(94>89>77>61)。普通话句首焦点词调域最宽,自然焦点句句末词调域最窄。香港粤语则是句末焦点句句末词调域最宽,句中焦点词调域最窄,二者焦点词调域的表现完全不同。从对比中发现,粤语句末词调域比普通话宽7个百分点。普通话句首焦点句的句首词调域比香港粤语句首词调域宽19个百分点。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四种焦点句词调域音高的对比有两点差别：(1)香港粤语句末焦点句的词调域最宽,普通话句首焦点句的词调域最宽。香港粤语自然焦点句、句末焦点句的句末词调域比普通话宽。(2)普通话句首焦点句、句中焦点句所在的焦点词调域发生了最大化扩展,焦点后音高骤降,调域大幅度压缩。香港粤语没有这些特征。这一特点与Chen,S.W.,Wang,B.,＆Xu,Y.和王玲、王蓓等研究的结论一致。即汉语普通话及印欧语系中大部分语言焦点词调域最大化扩展,焦点后音高骤降,调域压缩。这与普通话长期与满语蒙语接触受阿尔泰语系的影响有关。台湾的国语、闽南话,德昂语布雷方言,香港粤语均无这些特点,可能与语言类型有关。香港粤语和普通话的时长均以自然焦点句(陈述句),句首、句中和句末不同位置的焦点为对比参量。香港粤语舒声调四位发音人四种焦点句焦点词调域停延率的排序为：句末焦点>句首焦点>句中焦点>自然焦点(1.14>1.11>1.10>1.06)。普通话10位发音人四种焦点词停延率的排序为：句末焦点>句首焦点>句中焦点>自然焦点(1.10>1.08>1.04>1.03)。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四种焦点句焦点词时长的顺序相同,证明同类型焦点句具有相同的韵律特征。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强调焦点句焦点词都发生了延长,同类焦点句焦点词延长的百分比顺序相同。
熊子瑜, 林茂灿[10]2003年在《“啊”的韵律特征及其话语交际功能》文中研究说明在自然会话过程中,话语的韵律特征与其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话语的韵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交际功能制约,话语的交际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韵律特征来实现。本文从功能上将“啊”区分为叹词、助词和话语标记词叁种类型,研究自然会话中“啊”的韵律表现与其话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比较这叁类“啊”在韵律表现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话语交际功能的“啊”在韵律表现上具有很大差异,“啊”在语流中的实际韵律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话语交际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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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罗斯留学生汉语朗读的韵律边界特征研究[J]. 何享, 韩子青.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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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粤语语调初探[D]. 韩维新. 南开大学. 2013
[10]. “啊”的韵律特征及其话语交际功能[C]. 熊子瑜, 林茂灿. 第六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上）. 2003